關鍵時刻，全國政協開了一次大尺度會議_風聞

在中美同時亮劍的關鍵時刻，5月14日，全國政協在京召開專題協商會，聚焦“創新驅動發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

對於此次會議，坊間人稱：會議發言的尺度大到讓人懷疑這個會不是全國政協開的，敢於直面問題。

另外，《人民日報》還用整版報道了本次專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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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幾位院士在會上的發言：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

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掌握在自己手裏的核心關鍵技術有限，在諸多領域面臨着“卡脖子”問題。某些產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現，更深層次的根源是，我們在創新的環境和機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響了創新能力。

對關鍵領域的長遠規劃和頂層設計不足。比如芯片這一領域，世界發達國家的芯片產業，依賴於從相關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再到產業化的全鏈條順暢發展、長期積累而形成的優勢。

就我國而言，由於聚焦長遠的系統性佈局有所缺乏，基礎研究總體上得到的支持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停留在論文上；對於若干技術突破，即使在指標上已滿足應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於整體工業水平，往往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到了產業化階段，企業長期抱有“能買就買”的心態，片面追求儘快獲利，研發的動力和能力都不足。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關鍵領域的創新能力就會受到影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院長吳一戎：

當前我國的科技創新研究鏈條不完整、相互分離，鏈條不長，已成為我國科技工作最為突出的問題。例如許多基礎研究止於論文，中國的論文數量已居於全球第二，國際科技論文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居世界第一，有效發明專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一，而國家創新能力排名卻只是第十七位，科技創新研究鏈條短。

再如，2007年起實施的16個重大科技專項，大多是工程目標，雖然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但也存在這些工程建築在他人的理論、方法、材料和器件之上的問題，創新鏈條不完整，有些技術仍受制於人，當前不斷出現的卡脖子問題正是產生於此。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　

近年來，我國科學技術的重大研究成果大多都集中在技術方面而不是科學方面，即使是在科學方面的重大成就也往往和大科學裝置有關。在基礎科學領域純自由探索、不依賴大設備、大裝置的原創性創新研究方面，我國與科技強國之間仍有較大差距。其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國對技術的重視遠遠大於對科學的重視。即使是關於科學，國家以及相關部委真正關心的往往是應用基礎研究而不是純基礎研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鐵道學會理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盧春房：

不論國企還是民企，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創新能力不強，鮮有創新成果。　　

創新動力不足是原因之一。有些企業，特別是有的國有企業認為創新是國家的事，本企業能把別人的成果用好，把產品質量管好就行，懶得去費那麼大勁；有的認為創新是長遠任務，花了錢也收不到成效，才不給別人做嫁衣裳；有的認為創不創新都能活。總之是不想創新，不願擔當。這既有企業領導的思想認識問題，也有政府部門引導不力、政策層面向企業傳遞壓力不夠有關，使得一些企業沒有創新壓力和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左寧：

涉及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的核心技術，不可能依靠簡單的買他人現成技術或與他人合作一蹴而就，要堅持走自主創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我們在評價技術成果指標上，有時忽視自主可控，片面強調市場效益和技術先進性；有的對開源資源奉行“拿來主義”，把“共享”演變為“依賴”；有的用“國產化”“自主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授權”來表徵產品的自主可控，但這些產品仍可能包含受制於人的技術“命門”。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會上説，創新驅動發展這一主題非常重要。科學技術對於任何國家、民族來説都是不二選擇，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科技的作用更為突出。

結合當下語境，院士們和科技部部長的話值得細細品味。

 2 

就本次會議聚焦主題來看，看似老調重彈，實則頗有深意。

其一、這是近百名院士委員首次受邀參加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

汪洋指出，近百名院士出席本次專題協商會，彰顯了科學家在專門協商機構中的重要作用，體現了在科教興國中的影響力。

《人民政協報》刊文稱，十三屆全國政協共有兩院院士委員105名，這次會上有79名院士委員分別作了大會發言和分組發言，會前，很多院士委員提交了書面發言，並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台”參與討論，形成了“百名院士委員議創新”的生動局面。

其二、《人民日報》透露，本次專題協商會有257位全國政協委員參加。

2015年5月14日，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十九次主席會議通過的政協全國委員會專題協商會工作辦法規定專題協商會的出席人員規模約150人。

顯然，這次專題協商會參會人數遠遠超過規定的150人，達257人。

其三，據一見君瞭解，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一般每年召開2次，會期1天，分別安排在第二、三季度。

一年只召開兩次，而這次專題協商會是今年第一次，分量之重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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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專題協商會關注的議題，不是隨隨便便定的。要理解這種選題策略，還得從制度安排入手。

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其中對政協專題協商有着詳細的規定。

先説程序。

協商計劃的制定，也有着嚴格的程序，起碼要經歷以下步驟：黨委要會同政府、政協制定協商計劃；然後政協在廣泛徵求意見後，形成年度計劃草案；黨委會同政府、政協再次完善修改；政協主席會議審議；黨委常委會議確定。

再説內容。

《意見》規定，協商內容，應當是“國家大政方針和地方的重要舉措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各黨派參加人民政協工作的共同性事務，政協內部的重要事務，以及有關愛國統一戰線的其他重要問題等。”

而在專題協商會上及會後，則“應充分反映政協專門委員會專題調研、委員視察、界別調研和民主黨派調研等成果。會後，相關意見建議以政協黨組報告、政協信息等形式報送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

可以看出，這是一條清晰的邏輯線——要提出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在協商過程中，充分體現提出問題、調查問題、解決問題的整套流程。

這也意味着，全國政協聯組會的討論，並不是走形式、走過場，而是能夠提出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現實問題的。而在聯組會後，委員們也確實帶着交流中提出的問題，在充分思考、研究，最終才得以在專題協商會上以發言的形式反饋。上述這些有分量的發言，也註定會被職能部門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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