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中國挑頭辦這場大會，真不是心血來潮_風聞

剛舉辦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的北京，又迎來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

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主要聚焦經貿不同，這次對話大會的主題是“文明”，持續的時間也更長些，不光是一次大會，還有很多體現不同文明特色的文物展覽、美食節、文藝表演等等，給普通老百姓都提供了參與體驗的機會。 

不過，如果你把這次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看做是吃吃喝喝、唱唱跳跳的國家“大趴體”，就有點想簡單了。

 

一

上午的開幕式，習近平有一個主旨演講，有句話點出了舉辦這次大會的背景：“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挑戰更加嚴峻，需要世界各國齊心協力、共同應對。” 

人類面臨共同挑戰自不用説，但問題是怎麼辦？習近平説：“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就是給不同文明提供一個平等對話、交流互鑑、相互啓迪的平台。 

但為什麼是中國挑這個頭？

二

讀過世界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國家因為工業革命迅速崛起，開始大舉對外擴張，亞洲、非洲、美洲等很多國家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

要知道，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前都擁有輝煌的古代文明，但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不堪一擊。這崩塌的不僅是大清帝國、莫卧兒帝國、奧斯曼帝國還有無數大大小小國家的城牆，還有數千年以來的這些民族引以為傲的文明信心。 

之後的事我們都知道了，這些國家都開始了救亡圖存和民族解放的歷史。

所有這些從輝煌的古文明中跌落塵埃的國家和人民，無不遭受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世界近現代史，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歷史敍事中，西方文明代表着“先進”，而自己的文明代表着“落後”。要想跟上時代，必須勇敢地捨棄“落後”，奔向“先進”。

同時，在西方文明塑造的敍事模板中，非西方文明等同於野蠻、專制、獨裁，而西方文明則是民主、自由、現代。 

這種標籤當然是有很大問題的，因為它本身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場上俯視其他非西方文明，帶有徵服者的傲慢。而其他非西方文明因為實力不濟，也難以提出反駁，反而認同這種定性，逐漸失去了主體性。

這就是薩義德講的“東方主義”。

在這些非西方文明中，亞洲文明的落差感更強。要知道在工業革命前，東方代表着文明和財富，幾次航海大發現，啓程的目標都是奔着東方而去，但就在百年間，天翻地覆。 

三 

好在文明是有記憶的，也是深入民族基因的。所以，一旦物質實力有所增長，這種文明的自覺意識就會冒出來。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也是亞洲第一個用戰爭打敗了一個西式大國（俄國）的東方國家。當日本在中國的土地上贏得日俄戰爭的時候，不少亞洲國家為之雀躍，因為這代表着東方世界對西方世界的一次勝利。

日本向西方學習制度的成功，也給了很多亞洲國家擺脱落後的信心。這其中就包括晚清的中國。不過，日本後來走上了西方帝國主義的道路，越陷越深，反而給亞洲國家帶來了巨大災難。 

日本當時為自己的侵略“描金”，叫“大東亞共榮圈”，號召亞洲人民服從日本的統治，共同抵禦歐美西方國家。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打“亞洲”牌，可惜是歪門邪道。 

二戰後，日本開始從戰後崛起，繼而出現了“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這五個經濟體在土地稀缺、自然資源匱乏的狀態下，依靠外向型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經濟上的成功，促使了這些地方文化自信的復甦，很多人開始重新思考亞洲價值和亞洲文明。 

當時有個爭論：儒家文明到底能不能促進現代化？擱在以前，儒家文明是落後的，是前現代的，但這五個經濟體恰好都是在儒家文明圈裏。所以，當時很多亞洲學者、政治家，包括很多西方學者、政治家都在討論經濟增長背後的文化因素，為日本和“四小龍”經濟增長到底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吃苦耐勞還是西方價值觀的作用爭論不休。 

但好景不長，1997年亞洲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遭受重創，有關亞洲價值、亞洲文明的討論很快中斷了。再加上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宣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很多人再次相信，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亞洲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四 

不過，正是在那個時候，一個國家因為進一步開放駛上了發展快車道，這就是中國。 

中國的崛起完全不同於日本和“四小龍”。中國不僅領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規模等極其龐大，這是日本在內的很多亞洲經濟體所不能比擬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國。 

雖然我們近現代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但中國從來沒有因為學習西方就改變了自己的文明主體性。亞洲一些國家的文化被西方文明肢解得“支離破碎”，中國文明仍然具有整體性，而且還發展出了一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麼是中國特色？最根本的不就是沒有拋棄中華文明的底色嘛。 

所以，中國的崛起——也可以説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給世界的震動是超級巨大的。中國的發展沒有重複西方的路徑，也很難説是西方文明在中國土地上的成功。也就是説，中國的崛起沒有按照西方提供給很多落後國家的台本去演繹。

中國的大象進了瓷器店！這自然引發了西方的困惑，甚至恐慌。

要知道，西方文化是“一神教”基礎上的使命性文化，它的使命是要全世界都接受西方文化、西方路徑，全世界的經濟體系都成為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全世界的政治體制都成為西方那樣的自由民主。

“一神教”的思維是排他的，其他都是“異教徒”，這種思維主導下的文明觀，必然會導向“文明衝突論”。 

西方的緊張也是因為自身的不爭氣。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暴露出西方國家經濟秩序方面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過度消費，政府舉債度日；美國濫用鑄幣權，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動搖；全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不斷增高，熱錢到處流竄導致全球資產泡沫；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逐步侵蝕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等等。 

政治上，片面強調“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導致民粹主義橫行，競選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福利政策的“拍賣會”。高福利正是當代歐洲危機的根源。本意為互相制約平衡的多黨制蜕變為否決型制度，“為反對而反對”，民眾訴求變成互相攻訐的武器，卻少有人能幹成事等等。即使鼓吹“歷史終結論”的學者福山，都在新書中開始反思西方的政治衰敗。

當然，這不是説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治理的失敗，但至少説明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出了大問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無缺的，更不是歷史的終結。這一點上，很多西方學者、政治家都有批評反思，我們無需迴避。 

西方要走出困境，何嘗不需要制度的反思和改革呢？可惜，我們看到除了到處“甩鍋”、找“外國替罪羊”外，西方的政客鮮有政治家格局和改革家魄力。

其實，中國的崛起不是要取代西方，相反，為世界提供了新的機會和發展路徑。要知道，從人類產生以來，制度都是多元的，文明也是多元的，從來沒有一個制度、一個文明可以一統天下。西方文明不行，中國文明也不可能。因為，這是歷史的常態，也是歷史的規律。

正像習近平今天講的：

“每一種文明都紮根於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奼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