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開打了！開打了”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十七）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

——

《印度對華戰爭》

（十七）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

——

　　 考爾在十月十八日到達新德里後並沒有進醫院，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裏。他的病並不嚴重，這可從他沒有放棄第四軍軍長的職務這件事得到證實。他的牀上鋪滿地圖，手邊有幾部電話，繼續對克節朗河地區部隊發佈詳細的調動命令。他雙管齊下，一面直接給在提斯浦爾的第四軍掛長途電話，一面又通過陸軍總部的電訊系統發電報。　　 

       十月十八日晚，考爾下令再派兩個連去加強章勒，其中一個連部署在第五號橋，另一個連派到第五號橋與章勒之間巡邏。當普拉沙德將軍向達爾維(口頭)傳達這個命令時，中國部隊對第七旅陣地的全面攻擊顯然已迫在眉睫。

       達爾維憤怒地表示反對。普拉沙德本人曾經提出過反對意見，不過他還是把達爾維的反對意見轉達給躺在新德里約克路五號卧室裏的考爾。考爾的答覆是，章勒兵力必須加強，同時威脅説，不執行這項命令的軍官將予撤職。普拉沙德把這一警告傳達給達爾維，還説，如果達爾維和他的營長們再對增援章勒的行動表示反對或提出異議，他們將受到軍法審判。　　 

       十月十八日，印度方面看到中國部隊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活動加緊了。連日來他們加速儲存物資，使用了成百匹小馬和民工隊伍。十九日起開始調動部隊，據計算在僧崇有兩千兵力。印度軍隊可以看到中國軍隊的測標小組為準備夜間進軍而在工作。中國部隊並不想隱瞞他們的意圖。

       達爾維把這些明擺着的發動攻擊的準備情況報告給在吉米塘(Zimithang)第四師作戰指揮部的普拉沙德。達爾維説，按照第七旅目前這樣的部署，中國部隊如果發起進攻，他們將抵擋不住，並請求准許他把章勒駐軍及增援部隊撤回來。這樣可以抽調出大約一個營的兵力，把他們重新部署在比過去大大縮短的陣線上，使防線有一定的縱深，這樣防禦也就算加強不少了。

       然而普拉沙德接到的考爾的命令是絕對的，章勒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守住。普拉沙德拒絕承擔不服從命令的責任，他拒絕了達爾維的緊急請求。於是達爾維在多拉哨所附近的旅部裏，當着旅參謀長和其他軍官的面，在電話裏對普拉沙德講，“與其站在一邊，看着部隊被屠殺”，不如提出辭職。

       他説，“這是採取堅決立場的時候了”。達爾維的話被記了下來後由普拉沙德轉報給在提斯浦爾的第四軍軍部。可是在那裏負責的軍官K.K.辛格准將不能承擔違背軍長明確的命令的責任，他答應同在新德里的考爾聯繫。關於這個問題，後來在第七旅沒有聽到下文。第二天拂曉前，廓爾喀聯隊剩下來的兩個連仍按原計劃準備開往章勒。

（塔格拉山脊的戰鬥）

       十月十九至二十日的那個夜間，中國部隊擺開進攻的陣勢；他們等待進攻的時候，燃火取暖，他們完全有把握印度軍隊是不會開槍的。那時水位已經下降，克節朗河已能徒涉，印度最高指揮部關於守住那幾座橋的全部計劃前功盡棄，那些木頭架的橋已不起作用。當晚中國部隊在第四號橋的西面過了河——印度各個陣地之間相隔很遠，有時從一個陣地到另一個陣地要走上幾個鐘頭，因此一旦克節朗河可以徒涉時，就無法阻止中國部隊的這種滲透。

       中國部隊有一路直取通往章多的山脊，其餘部分集合在一起，準備拂曉從側翼進攻沿河的印軍陣地。

       十月二十日清晨五時，中國部隊發射了兩顆照明彈。中國部隊一看到訊號，就不加偽裝地把迫擊炮和大炮拉到塔格拉山脊的前沿斜坡上，向印軍的中央陣地猛烈開炮。

       達爾維回憶道，“第一批炮彈在頭頂上呼嘯而過時，有幾分鐘我們都嚇得目瞪口呆”，“這種場面與迄今為止的沉寂狀態相對照，更令人膽戰心驚。雙方軍隊捱得如此之近，以至看來好象是部隊發生了一場譁變一樣。”　　 

       中國部隊進攻的重點指向印軍沿河的中央陣地，廓爾喀聯隊和拉加普特聯隊首當其衝。他們的陣地已被滲透；有些廓爾喀士兵在開往章勒途中為中國的炮火截住；拉加普特士兵則兩面受敵。印度部隊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猛烈地進行反擊，然而他們的陣地一個接着一個被攻克；在中國最後一次進攻時，印度士兵拚了刺刀。

       到了九點鐘，沿河的廓爾喀和拉加普特士兵全部完蛋。中國部隊接着進攻章多。當時這個要害陣地上只有屬於廓爾喀聯隊的力量單薄的一個連防守，還有兩門傘兵的炮，他們原來是準備開往章勒的。這時他們開炮平射，堅持戰鬥，直到全部官兵被消滅為止。　　 

       第七旅很快就潰不成軍了。旅部通向各營的電話線已被排炮打斷。拉加普特聯隊和廓爾喀聯隊的通訊兵不得不關閉電台，拿起步槍。達爾維的指揮部同部隊一起在河谷裏，在受到兩面包抄的時刻，他請求普拉沙德准許他們撤退。他一直在同第四師保持着聯繫，這時普拉沙德仍然迫切要求增援章勒，即使再派一個排也好，因為這一增援行動是“最高當局”下的命令！後來普拉沙德批准他們撤退，旅部就撤往章多，打算與廓爾喀士兵匯合，進行整編。　　 

       中國的作戰計劃顯然是中央突破，然後佔領章多和哈東山口。這兩處攻克後，沿河殘餘印軍就會被截住，既不能逃脱，也得不到補給，中國部隊就可以從容不迫地對付他們，或者在印軍撤至山口時把他們打垮。這個計劃進行得十分順利——由於中國軍隊的火力和兵力都佔極大優勢，也勢必如此。處於印度陣地右側的旁遮普聯隊和近衞軍聯隊沒有受到強攻，但中國部隊隔河向他們猛烈轟擊。普拉沙德命令他們經由哈東山口往後撤。

       可是中國部隊已先期到達山口，截住了朝着他們而來的印度軍隊。於是該旅的殘部向西敗退，歷盡千辛萬苦，經由不丹走回到印度。達爾維准將一行人落荒而逃，企圖同第四師的殘部匯合，但於十月二十二日被俘。另一支中國部隊在攻下兼則馬尼後，也形成一個鉗形攻勢。普拉沙德將軍和他的作戰指揮部受到這支中國部隊的威脅，就撤向達旺，在十月二十二日傍晚到達那裏。第七旅從此不復存在。　　 

       印度軍隊把章勒看作是政治上、戰略上很重要的陣地，防守這個陣地卻加速了第七旅的毀滅，而中國部隊對之則未予理睬。章勒只是在裏窩那作戰行動中才有其戰術上的重要性；而且中國的地圖大概同印度的一樣，也是把它畫在不丹境內的。　　 

       中國部隊同時在西段發動了進攻，猛烈攻擊奇普恰普河谷、加勒萬河地區以及班公湖地區的印度哨所。從八月份起就被包圍的那個加勒萬的主要哨所曾報告説，中國部隊已開始向它開炮射擊，以後就再無下文。其他一些哨所的士兵盡力作戰，不過很快就被擊潰，小股駐軍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按照西部軍區的命令，有一些在第一天沒有受到攻擊的最小的、最孤立的哨所都撤退了。前進政策終於同裏窩那作戰行動一樣，遭到真正軍人從一開始就預見到的那種下場。

——

二、兩個山口之間

——

       十月十八日晚上，當中國部隊開始為發動進攻作最後的準備時，在新德里印度總理的官邸外面發生了一場騷亂——示威羣眾企圖衝過警察警戒線，以便向尼赫魯面交請願書。結果約二十人受傷，其中包括婦女和警察。這次示威同出現在北部邊境上的戰爭並不相干。示威的組織者認為印度政府“對於窮人的疾苦和要求不聞不問”，示威就是對這種情況的一種抗議。

       由於前面集中地敍述邊界爭端，也許會給人一種印象，認為邊界爭端當時已成為印度政界唯一的或最關心的問題。但情況並非如此。甚至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邊境上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也不是印度報紙連續報道的主題；邊境事態發展有時是頭條新聞，有時刊登在次要版面，但報紙往往根本沒有提到邊境。地方報刊或小型報刊更少登載這類新聞。甚至發行全國的英文報紙有時也不刊登邊境事件。

       《印度教徒報》在十月中旬登過這樣一條標題：“對印度的無端攻擊”。它並不是指邊境事件，而是指在尼泊爾發生的焚燒尼赫魯的模擬像的事件。

       反對英語的運動；喀拉拉邦政府的垮台；印度同巴基斯坦邊境上的射擊事件；旁遮普錫克族政治新動向等——人們對國內政治的興趣還是象以往一樣地廣泛。　　 

       就邊境而論，沒有什麼不祥的徵兆，也不存在任何恐懼，直到最後時刻，印度政界還在期待着印度向塔格拉發動的進攻奏捷。

       十月十九日發表的一篇訪問記報道説，梅農曾重申印度政府決心“要把中國人攆走，直到把一切侵略行為從印度領土上清除掉為止”；他還敍述了克節朗河地區戰鬥的經過。他承認，在那一帶中國部隊的數量超過了印度，而且他們的補給基地比印度的為近。他説，中國部隊企圖在克節朗河南面建立橋頭堡，但已一再被擊退。

       同日，印度《政治家報》刊登着一條標題：據傳印軍大舉推進，指的是印度國防部泄露出來的消息，説塔格拉山下面的印度部隊已經在一條十五英里長的戰線上推進了二英里。

       第二天，印度各報都刊登了官方否認這種消息的聲明。數小時後，克節朗河地區印軍慘敗的新聞開始傳到了新德里。　　 

       梅農驚惶失措。當記者們問到他認為在哪裏可以擋住向前挺進的中國部隊時，他説“他們打得那麼猛，跑得那麼快，要到哪裏就能到那裏。”過去關於東北邊境特區的自然條件對印度有利的種種保證都全盤推翻了，卻成為印度失敗的辯解。

       當天晚上，梅農在一次羣眾集會上解釋説：印度“還沒有使它的後備部隊適應作戰要求”。印度士兵在高原打仗，給養不得不依靠空運，而中國部隊的據點則可以直接從西藏高原得到供應。“我並不是為這件事發牢騷，但是我要你們懂得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着某些困難。”　　 

       印度報界這一次見不到總理了，議會也沒有開會。但是第二天尼赫魯接見了兩位反對黨議員。據他們講，總理表現鎮定、樂觀，而且，如果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話，那就是他傾向於貶低中國部隊這次進攻。

       當天早上，有一家報紙宣佈印度正在作戰中；但尼赫魯告訴這兩位議員説，印度政府不主張同北京斷絕外交關係，也無意尋求軍事援助。議員們問現在是否要“接受友好國家主動提供的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軍火援助”，他回答説，印度能夠在它現行政策的範圍內得到所需的軍火，而它的政策是反對軍事援助的。

       北部邊境上發生的事件引起了首次震動，但還沒有出現責備尼赫魯的傾向；尼赫魯反而被認為是象徵着受損害的、堅決的印度，同情和信任本能地轉到他身上。梅農再一次成了尼赫魯的替罪羊。在中國軍隊進攻後才三天，一些議員就醖釀要採取堅決行動，把梅農趕下台。　　 

       十月二十二日，大約三十名國大黨議員在新德里開會。他們並不是認為議會和全國是上了政府的當，而是認為尼赫魯、議會和全國都上了梅農的當。一家報紙這樣説：“議會曾經一再聽到：拉達克的情況並不是很有利於阻止中國部隊的推進，然而有人卻在國內製造出一種東北邊境特區的形勢是萬事如意的氣氛”；議員們把這些都歸咎於梅農。他們向尼赫魯陳述了他們對梅農的不滿和指責，最初尼赫魯把它岔開了，説現在還不是論列是非功過的時候。

       接着克里帕拉尼和一些其他反對黨議員也參加了對梅農的圍攻，要求尼赫魯親自接管國防部；可是攻擊梅農的主攻力量卻來自——也必須來自——國大黨。由於越來越多的議員湧到新德里，支持攆走梅農的人數也增多了。

       各邦的首席部長(他們都是國大黨員)參加到他們的行列，終於使反梅農的力量佔了上風。印度總統拉達克裏希南博士在促使各邦首席部長聯合一致、提出把梅農趕下台的要求中，也起了一定作用，這就使對梅農攻擊的力量增加到足以罷掉他的官，但是最初也只能罷掉他的國防部長的職務，而且還只是形式上的。　　 

       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宣佈由尼赫魯接管國防部，但梅農仍作為國防生產部部長(一個新職位)留在內閣。事實上幾年前就曾醖釀過這項變動，當時梅農把它説作“那些既得利益的代表反對他”的陰謀詭計；然而在一九六二午十月的政局背景下，這就成為尼赫魯政治作風的典型行動。

       尼赫魯在必須罷免梅農的國防部長這個原則問題上作了讓步，然而他仍把梅農留在內閣，以圖愚弄梅農的——也是尼赫魯的——批評者。因此，尼赫魯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喘息時間，而當時他如果完全同意解除梅農職務的要求，就本來可以取得這種喘息時間的。

       人們懷疑尼赫魯的讓步只不過等於把梅農的官銜改換一下而已——第二天有人引證梅農説過的話：“什麼都沒有變動”；這種懷疑從而得到證實。政治記者們報道説，事實上國防部的工作程序也沒有任何改變。

       為了消除這種疑慮，政府就發佈一項正式通知，説明國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尼赫魯本人負責，而梅農差不多隻管一些軍械方面的事務。但既然宣佈梅農還將負責“總理可能隨時委派他的任何其他事務”，因此，人們就懷疑實際上還是梅農在管國防部。

       十一月七日，尼赫魯面對國大黨議會黨團，拋出了最後一張牌來保梅農。他表示，對梅農的指責其實應該是對整個政府的指責；如果一定要什麼人辭職的話，也許只好由他自己提出辭呈。一名國大黨重要成員反駁他説：(儘管原話傳聞不一，但大意還是一致的)“好嘛，您如果繼續追隨梅農的政策，我們恐怕也只好不要您了。”於是，第二天政府就宣佈梅農辭去內閣的職務。尼赫魯遭到國大黨的公開反抗，這還是第一次。

       他拿辭職相要挾，看起來象是最後的威懾手段，拆穿了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尼赫魯為了保全自己，就必須以梅農的下台作為犧牲品。　　 

       鑽營國防部長位置的大有人在，特別是奧里薩邦(Orissa)的首席部長比·齊·帕特奈克(B.J.Patnaik)。這個人進入國內政治舞台是為了出人頭地。對他來説，如果把國防部長位置搞到手，就可以飛黃騰達。然而尼赫魯雖然對帕特奈克有好感，卻還不想讓他進入內閣，而是分配他去完成一項秘密使命——後來弄清楚，這項使命就是網羅一批西藏的——尤其是康巴族的——難民，組織游擊隊。

       這個計劃的意圖是：派遣這批在印度訓練和武裝的非正規部隊越過邊境去騷擾中國的交通線。在台拉登(Dehra Dun)附近開辦了一個遊擊訓練學校，但不知道它的畢業生是否曾同中國人交過手。一九六二年後，似乎發生過越境進入西藏，進行襲擊的事件。一名同西藏方面有密切聯繫的作家喬治·帕特森聲稱他曾參加過這類襲擊。　　 

       尼赫魯選擇了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長耶·巴·恰範(Y.B.Chavan)接替梅農。恰範非常勉強地接受了這項任命，邊境戰爭結束的那天他才抵達首都。　　 

       印度在邊境戰爭中的失敗，使新德里的政治力量的對比產生了深刻的變化；梅農被攆下台，以及他被攆下台的方式，就是這種變化的第一個表現。在這以前，尼赫魯在道義上的權威幾乎是絕對的，這時候很快地跌落。國大黨議會黨團開始顯露頭角；在其背後，各邦的首席部長在中央的政治鬥爭中第一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印度以外的整個世界，至少在印度看來，也正起着顯著的變化。在西方，中國的進攻被認為是對亞洲主要的民主堡壘的打擊——正如英國《每日電訊報》提到的，這是“亞洲大陸上共產黨巨人同非共產黨巨人爭奪亞洲人心的第一個回合。”也有人呼籲聯合國象在朝鮮那樣的進行干涉。

       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説，“必須抵制那種對於印度目前所處的困境幸災樂禍的念頭。”倫敦《泰晤士報》表示無可奈何，不加評論地在社論中刊登了尼赫魯自我解嘲的話：“我們同現代世界的現實脱離了接觸，而生活在一種自己創造的、虛假的氣氛中。”然而以英美兩國政府為首的西方世界總的反映，是向印度表達迅速和毫不猶豫的同情和支持。

       肯尼迪總統寫信給尼赫魯説：“在這種局面下，我們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國人打交道中已經表現出高度的剋制和耐心。凡是偉大的宗教領袖們所極力提倡的，你都已身體力行，而他們的信徒中能夠做到這樣的卻是寥寥無幾。”

       肯尼迪在頌揚了印度政策的高尚精神之後，緊接着就建議向印度提供物質援助。感恩不盡的印度輿論在感情上擺向美國一邊，這當然使美國駐印度大使約·肯·加爾佈雷思教授感到非常滿意，而他本人也不遺餘力地鼓勵這種傾向。

       於是他就發表聲明。

       説美國政府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一條“為現代慣例所承認的”國際邊界線。

       在這以前，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力求含糊，不願明確表態的；

       甚至到了這個時候，加爾佈雷思教授還不得不首先克服美國國務院的顧慮，然後國務院才授權他表態贊同麥克馬洪線。

       他一得到國務院的批准，就立即發表聲明，唯恐華盛頓在福摩薩的壓力下改變主意。他的聲明發表後，國民黨政府果真提出了“瘋狂的抗議”。英國政府也同美國一樣迅速地、毫無保留地表示同情印度、譴責中國並建議提供援助。　　 

       如果説西方世界是牢牢地站在印度一邊，不結盟國家(過去印度曾指望充當它們的領導)的反應，相形之下，就顯得有保留和謹慎——一句話，是不結盟的。

       印度駐中東的一名記者報道説：“即使在入侵一週以後，還沒有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的政府、黨派、報紙以及知名人士表示過同情印度。”另一名記者從非洲發回的報道説，肯雅塔(Kenyatta) [ 投筆從戎注：肯雅塔Jomo Kenyatta(約1894-1978)，肯尼亞共和國首任總統(1964-1978)。 ] 總統和其他領導人也都態度曖昧。

       加納總統恩克魯瑪走得更遠，他斥責英國迫不及待地表示願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他寫信給英國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説，“不管印度和中國之間的鬥爭是非如何，我肯定，只要我們大家不採取可能使局勢惡化的任何行動，就是最好地為和平事業服務。”

       恩克魯瑪的態度尤其使印度人惱怒，因為尼赫魯訪問過加納才不久。在參加過一九六一年貝爾格萊德的不結盟國家會議的國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亞和塞浦路斯這兩個國家從開始就公開站在印度一邊。其它國家都寧願扮演以往常常是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力勸雙方要有剋制和耐心，並且自願出來調停。

       印度議會復會時，尼赫魯對那些正試圖促進停火的國外的朋友們，對那些“好心腸的國家”表示憤慨。

       他説，“人們勸我們要學好、不要打，好象我們喜歡戰爭的樣子。其實，本院很清楚，要説起來，我們就是沒有好戰心理；因此在進行一場戰爭時我們就有弱點。……所以，人家對我們説，要我們做好孩子，要和解，這些都沒有什麼特殊意義，除非他們親自研究一下有關問題。”

       他説，“這些所謂不結盟國家”(這種措詞出於尼赫魯之口，真有點意外)是糊里糊塗的，也有點怕中國，所以如果“[因為]它們不直截了當地站出來替我們辯護，支持我們的立場，我們就跟它們生氣；那是無濟於事的”。　　 

       同莫斯科在開始的時候採取的息事寧人的路線相比，不結盟世界的反應對印度所造成的損害要少些。莫斯科一度明顯地傾向於中國一邊。

       十月二十日，在中國發動進攻的幾小時以後，尼赫魯在新德里收到赫魯曉夫的一封信，這是莫斯科的態度變化的第一個暗示，信內對印度企圖以武力解決同中國邊界爭端的報道表示關切，並且警告説：“這是一條十分危險的道路。”

       (當然，印度從未隱諱它要在塔格拉山下對中國使用武力的意圖。當裏窩那作戰行動正在準備階段時，俄國大使曾兩次見到梅農。

       梅農無疑地把一切都告訴了他——梅農也許希望莫斯科告訴北京，説印度是説話算數的；使中國人能認識到：在這件事上謹慎是外交的主要手段。)

       赫魯曉夫在信中勸尼赫魯接受中國關於會談的建議。更糟糕的還在後頭。十月二十四日北京重新提出脱離接觸並開始會談的建議。

       次日，《真理報》就讚揚中國方面這一行動是誠懇的、建設性的，為舉行會談提供了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基礎。

       社論寫道：　　 

       中印邊界問題是英殖民主義者統治印度時遺留下來的問題；當時英殖民主義者多次任意塗改亞洲的地圖。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從來也沒有為中國所承認；它是偷偷地塞給中國和印度人民的。帝國主義集團在與這條線有關的邊境衝突問題上進行投機，竭力想借以挑起一場武裝衝突。

       帝國主義者日夜夢想使中印兩個大國火拼，並破壞蘇聯同兄弟般的中國和友好的印度之間的友誼。　　 

       《真理報》接着説“印度國內的反動集團”正煽起衝突，並且警告説，“甚至某些思想進步的人們”在激動的時刻也可能屈從於沙文主義的影響。　　 

       《真理報》這種含蓄的批評和表示支持中國的弦外之音，給印度政府當頭一棒。

       《印度教徒報》的政治記者寫道：　　 

       過去認為俄國人最多不過是繼續採取中立主義的態度。但是當《真理報》發表了一篇全力支持中國立場的社論後，所有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赫魯曉夫致尼赫魯的信和《真理報》的社論唱的完全是同一個調子。　　 

       不僅首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員，而且一部分的印度共產黨人都對此感到沮喪。他們認為蘇聯的態度不僅是不能體貼別人，而且是傷人感情的。　　 

       俄國人為了表示他們態度的轉變不僅是口頭説説而已，而且通知印度駐蘇使館説：他們不能實現繼續向印度提供米格式戰鬥機的諾言。在以後幾周裏，莫斯科繼續喋喋不休地講這個問題。　　 

       當時的情況是：在加勒比海的一場膽量比賽，恰巧同喜馬拉雅山的危機同時發生並達到高潮。

       十月十四日，華盛頓開始偵察到俄國在古巴安置導彈的證據。美國政府有一週之久未動聲色，在此期間內考慮如何應付這個局面，並做出決定。

       十月二十二日，肯尼迪總統宣佈美國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抽查船隻。次日，美國駐印度大使把他的一份聲明交給印度政府。

       在俄美對抗中，對赫魯曉夫來説，盡一切可能彌補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裂縫——或者不如説是向全世界表示雙方的裂縫業已彌補——顯然具有頭等重要意義，因此就在中印爭端中公開站在中國一邊。 

       [ 注：當時以及後來都有人設想，中國發動進攻選擇的時間是為了配合導彈危機。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中國能夠通過同古巴的重要接觸，或者通過它在蘇聯參謀部的同情者，很容易非正式地得到消息。無論如何，難以相信這完全是巧合。”完全肯定或否定這種設想是不可能的。

       但我個人認為，中印邊境爭端的發展以及諸如克節朗河水位等地方性因素，足以説明為什麼要選定十月二十日發動進攻。總而言之，更可信的是這一點，而不是什麼由於中國預見到美國對在古巴安置導彈會作出那種反應，或獲得了有關情報，而精確地選定了進攻的時間。 ] 

       (中國後來説，俄國語調的暫時改變只不過是“出於權宜的考慮，講幾句表面上好聽的話”。)　　 

       尼赫魯最初對俄國的立場大失所望，但他很快就懂得了其中的奧妙。十月底，美國電視記者向他提出有關俄國態度的問題，他答道：“我猜想大概是由於古巴事態發展等原因，使得俄國人認為有必要不同中國人鬧翻。”他説，導彈問題現在已“不是個障礙了”(赫魯曉夫已於十月二十八日同意撤回導彈)，他希望蘇聯將會回到它原先的立場——俄國也果真很快地恢復了原有立場。　　 

       對於敗退的部隊來説，它必須作出的第一個、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決定是：在什麼地方進行抵抗？這個問題只能根據時間、地形和後勤等軍事因素得出答案。如果答案錯了，就足以使部隊再次遭受失敗。　　 

       塔帕爾將軍和森將軍最初的想法是試圖守住達旺。森將軍於十月二十二日乘直升飛機來到達旺，並下令要那裏的部隊——兩個步兵營(一個錫克步槍隊和四個高爾瓦爾步槍聯隊)和一些炮兵——不惜任何代價固守達旺，説還有兩個旅很快就會調來增援。森將軍要在達旺過夜，他的直升飛機就空機飛回提斯浦爾。

       第二天早晨，他會見了率領戰術指揮部人員剛從吉米塘來到達旺的普拉沙德將軍。他們兩人事後談到這次會晤時，都説對方已經喪魂落魄——森將軍的地位高一些，當然能夠使自己的説法為人們所接受——雙方對森將軍在十月二十三日飛回提斯浦爾時究竟留下什麼樣的命令也有爭論。然而在陸軍總部和提斯浦爾的第四軍內部，有一些頭腦大概要比這兩位將軍冷靜一些的人強烈地爭辯説，要想固守達旺，必然會帶來一場災難。　　 

       中國部隊已展開三路攻勢。擊潰了印軍第七旅的中國部隊，兵力估計約三個團，轉向東南，經過薩客地(Shakti)，於十月二十三日到達距達旺不到十英里的盧姆拉(Lumla)；這一支部隊已經同經過兼則馬尼、沿娘江河(Nyamjang Chu)而下的第二路部隊匯合。

       二十三日，中國部隊還開闢了第三條推進線，通過棒山口並沿着古時商路直搗達旺。這樣，達旺南北兩面腹背受敵。達旺沒有天然屏障。任何部隊企圖在達旺抵抗敵軍都顯然會象克節朗河地區印軍一樣易於遭受圍殲。

       在新德里，陸軍總部作戰處長帕利特准將極力敦促塔帕爾必須撤出達旺。塔帕爾徵詢尼赫魯的意見。尼赫魯説要在什麼地方打以及怎麼打法，現在必須由軍方自行決定。在提斯浦爾，第四軍參謀長K.K.辛格准將也極力敦促森將軍撤出達旺。考爾這時候又不出頭露面了；在中國部隊進攻的那天早晨，有人説服考爾放下電話筒，放棄對第四軍的指揮。　　 

       結果，十月二十三日第四軍給駐守達旺的部隊下命令，要他們撤退到邦迪拉。邦迪拉距達旺約六十英里，位於通往印度平原的公路上。根據第四軍的估計：印度部隊能夠比中國部隊集結得更快的最靠北面地點就是邦迪拉。一切有關的部隊也都接到在邦迪拉集結的通知。　　 

       然而在陸軍總部，作戰處長帕利特准將，卻極力主張命令部隊據守色拉(達旺後面僅約十五英里處的一座很高的山口)。帕利特在被考爾選拔擔任陸軍總部作戰處長之前，曾指揮過駐東北邊境特區的第七旅。

       他早就認為：如果想不讓入侵者進入印度平原，必須守住色拉，因為色拉是個堅不可摧的天然陣地。帕利特講話有魄力，而且又講得頭頭是道，他鼓吹這種觀點，一定受到梅農，也許還有塔帕爾的歡迎。

       儘管印度總理指示過必須完全根據軍事上的理由作出決定，這班人決不會看不到：丟失給中國部隊的土地越多，克節朗地區的失利看起來一定就越糟。

       不管怎樣，森將軍終於在十月二十三日，收回了退到邦迪拉的命令，並下令堅守色拉。K.K.辛格准將要求通知新德里：要在色拉集結足夠的防禦力量，後勤上根本辦不到。可是森將軍回答説，內閣已經決定必須固守色拉，政府的命令必須執行。　　 

       這個決定是關鍵性的——而且是災難性的。色拉這個地方確實有誘惑力。山口本身高達一萬四千六百英尺，兩側的山峯還要高出一千英尺。從達旺河谷到色拉要攀登五千英尺高山，道路陡峭，並受到山口及其側翼居高臨下的控制。通向印度平原的公路經過色拉，繞過色拉的只有一些小道。色拉是一個牢固的防禦陣地——然而它對印度部隊又是個圈套。

       色拉離印度平原太遠，因而不能很快地把它建成為主要防禦陣地；那條公路至多也只能跑載重一噸的車輛，從山麓地帶到色拉要跑好幾天，跑一趟很累人。山口附近有幾塊良好的可供空投的地段，然而在那種地形條件下，空投不但浪費，而且要冒風險，同時氣候的變化也使得空運根本沒有把握。

       而且色拉太高，守衞色拉就要求部隊在一萬四千至一萬六千英尺之間的地段行動，但守衞部隊只能是直接從印度平原抽調來的部隊拼湊而成。最後，色拉離達旺太近；中國部隊只需稍事重新部署，而不必將後方基地向前移動，就可以向色拉發動進攻。　　 

       決定據守色拉，就要保衞邦迪拉和邦迪拉與色拉之間的公路。中國部隊可以從幾條小路包抄色拉，所以還得保留足夠的後備兵力，使公路暢通，不被中國部隊切斷。決定據守色拉還使印度部隊不得不據守從色拉到邦迪拉之間的廣大縱深地帶；色拉與邦迪拉之間相隔六十英里，連接兩地的公路蜿蜒於崎嶇不平的高山地帶，艱險難行。　　 

       對於這個陣地的空中支援只能限於後勤供應任務。印度政府已作出決定，不能使用轟炸機或對地面攻擊的飛機進行戰術空中支援，怕中國人對印度城市——尤其是加爾各答——進行報復。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人在加爾各答胡亂扔了幾顆炸彈，曾引起全城一片驚慌，其影響所及，遠遠超過這座城市。想到這層，就足以使印度政府下決心不再冒第二次風險。

       考慮到東北邊境特區的地形和印度空軍的侷限性，印度空軍進行戰術干預究竟會有什麼成效，也是大可懷疑的；然而使印度政府把空中戰術支援排除在外的，還不是這些考慮。　　 

       十月二十三日，幾百名文職人員，包括寺院的喇嘛，跟着部隊一起撤出達旺。中國人二十五日佔領了達旺，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印度部隊在讓河(Jang River)地區和讓河後面構築工事；其中從達旺撤出的幾營兵力多少還是完整的，加上從克節朗河潰敗下來的散兵，還有一些非戰鬥人員。

       十月二十四日夜，有一個營，即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突然驚慌失措向後潰走，但在半路上被擋住，給他們打了氣後，又把他們送回防線。後來，這個營打退了中國人從側翼包抄色拉陣地的多次進攻，總算洗刷了自己歷史上的污點。　　 

       中國部隊佔領達旺後稍作停留。十月二十日後，他們向沿着麥克馬洪線的其他印度哨所進攻；這些哨所都在不同程度的壓力下後撤了。在東北邊境特區的東端，他們於十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到達瓦弄，進行了試探性進攻；從那時以後，東北邊境特區暫時處於沉寂狀態。　　 

       與此同時，在西段，中國部隊緊接着第一次進攻之後，向南移動，並集中進攻印度其它前沿哨所。

       十月二十一日，經過激烈戰鬥之後，中國部隊佔領了班公湖北邊的所有哨所，廓爾喀守軍幾乎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二十七日中國部隊對碟穆綽克周圍的哨所發動進攻，取得了類似的戰果。有好幾個哨所，包括鬥拉特別奧裏地哨所在內，在中國部隊進攻之前就根據西線指揮部的命令撤退了——中國部隊並沒有佔領鬥拉特別奧裏地，因為它是在中國主張線以外。

       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將軍從克什米爾調來部隊，有條不紊地，迅速地沿着受到中國部隊威脅的前線集結力量。軍區的後備運輸力量也全部集中起來使用，以增援拉達克前線。於是那裏的印軍力量迅速增加。到了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已經在列城建立起師部，外加一個旅，下轄四個步兵營。十一月十七日，另一個旅也調到列城。　　 

       然而，在東線卻缺乏這樣的堅決果斷和迅速行動。十月二十四日原駐防西姆拉的哈巴克希·辛格中將(Harbaksh Singh)調任第四軍的新指揮官。

       森將軍解除普拉沙德將軍的第四師師長的職務，另派帕塔尼亞少將(Major-General A.S.Pathania)接替，——帕塔尼亞過去曾立過戰功 [ 投筆從戎注：在1947-1948年第一次印巴戰爭，克什米爾，卡基爾(Kargil)戰役，帕塔尼亞時任中校。此外帕塔尼亞在二戰中獲得過軍功十字勳章(M.C.)。 ] ，但是這次他是突然調離新德里的“國家士官團”的領導崗位，從一項最舒服的、坐辦公室的工作調來指揮一個師作戰。

       東部軍區的很多精力是花在這一類的指揮調動上。第六十二旅的指揮官也換了；過去訓練過並且指揮過這個旅的旅長被調走，換來的新手是霍希爾·辛格准將(Hosiar Singh)。

       第六十五旅在邦迪拉等了很久，接不到行動命令，直到新師長要求更換該旅旅長被批准後，才結束了這種狀態。負責瓦弄一段的第五旅旅長也更換了。與指揮官頻繁調動的同時，各部隊也調來調去。最後，在東北邊境特區沒有哪一個旅還轄有原由它指揮的營。　　 

       看來第四軍應該能夠逐漸安定下來了。哈巴克希·辛格將軍在十月二十四日接任軍長後，就開始對他所負責的地段積極進行偵察，並對他所面臨的軍事任務進行了研究。　　 

       這一回輪到北京放出文字煙幕，以掩蓋地面上正在發生的實際情況。

       十月二十日，中國國防部發表了一項聲明，説那天早晨七時印軍不僅在克節朗河地區，而且從他們在西段的奇普恰普河和加勒萬河谷的哨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聲明接着説：“我邊防部隊迫於自衞，也實行了堅決的回擊，並且清除了印軍在我國領土上設立的幾個侵略據點。”這裏，中國把它自己經常——而且不是沒有理由地——指控印度使用的“顛倒是非”的戰術接了過來。

       十月二十日克節朗河地區的印軍並未發動進攻；印軍正在增援章勒，當然這也是一種侵略行動。但是説“[他們]在猛烈炮火掩護下，在克節朗河全線和兼則馬尼地區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則簡直是編造。説西段的印度部隊從他們孤立的小據點“發起了全面進攻”，也是無稽之談。　　 

       中國人犧牲真理，顯然是為了有利於宣傳；他們把事實真相弄模糊了，反而幫了印度的忙。印度軍隊打算在塔格拉山脊下向中國部隊發動進攻，這在當時是盡人皆知的。

       十月十二日尼赫魯在機場談話時又加以證實，這就使那些還沒有風聞裏窩那作戰行動的關心中印關係的國家都知道了印度想幹些什麼。如果北京乾脆説中國不願坐待印度軍隊發動其大肆宣揚的進攻而先下了手，那末，新德里再叫喊“侵略”就很難再令人相信了。

       先發制人的理論現在已如此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所以按照這個理論行事而獲勝的人是不會受到一般譴責的。然而事實既如上述，中國指控印度軍隊“發動了大規模進攻”，結果就適得其反，因為人們普遍懷疑印度是否有力量進攻中國，而且，北京自己宣佈中國“邊防部隊”在其自衞行動中正連續攻克印軍陣地，這就馬上暴露了中國的指控純屬虛構。　　 

       那個虛偽的聲明説是印軍於十月二十日發動進攻，而周恩來最初並沒有這麼説，這也許是意味深長的。他在十一月四日給尼赫魯的信中，只提到克節朗河地區的印度軍隊“積極部署大規模的進攻”。這個提法是完全正確的：按照到那時為止的邊境上衝突的規模來衡量，部署一個旅(四個營)的兵力發動進攻，當然可以説是大規模的。

       然而，周恩來十天後在給各亞非國家政府的信中，也寫道：印度“發動了大規模的全面進攻”。　　 

       中國現在採取的行動的核心是軍事措施與外交措施相結合。中國的下一步外交行動選擇的時機和內容上都是很巧妙的。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發表聲明，扼要追溯了中印爭端的過程，結束時提醒對方説，在以往的三個月內，中國政府三次建議就中印邊界問題進行談判而不附加先決條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絕，尼赫魯還公開下令要印度軍隊“解放印度領土”。

        [ 譯者注：十月二十四日我國政府聲明中的原文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絕了中國的和平建議之後，在十月十二日下令印度軍隊‘清除掉’中國邊境上的中國軍隊。……” ] 

       聲明指出不可能用武力解決邊界問題，指出需要重新進行和平談判，併為此目的提出了三項建議：　　

        (1)雙方確認中印邊界問題必須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雙方尊重實際控制線[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時的狀態]；雙方武裝部隊從這條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　　

        (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這項建議，中國武裝部隊就撤到麥克馬洪線以北。　　

        (3)為了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友好解決，中印兩國總理應該在北京或新德里再一次舉行會談。

        [ 譯者注：建議原文如下：

       (1)雙方確認中印邊界問題必須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在和平解決前，中國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雙方尊重在整個中印邊界上存在於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雙方武裝部隊從這條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脱離接觸。

       (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項建議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願意通過雙方協商，把邊界東段的中國邊防部隊撤回到實際控制線以北；同時，在邊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雙方保證不越過實際控制線，即傳統習慣線。

       (3)中國政府認為，為了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友好解決，中印兩國總理應該再一次舉行會談。在雙方認為適當的時候，中國政府歡迎印度總理前來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國總理願意前往德里，進行會談。(上述建議第(2)項最後還有一段：“有關雙方武裝部隊脱離接觸和停止武裝衝突事宜，由中印兩國政府指派官員談判。”) ]　　 

       周恩來在同日致尼赫魯的信中重複了上述建議。這是兩國總理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分手後的第一次通信。他勸導説：“我們應該向前看，我們應該採取措施，扭轉局勢”，而不要對沖突的起因多費唇舌，並呼籲尼赫魯作出積極響應。　　 

       中國的建議在任何細節上並沒有新的內容；它同周恩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致尼赫魯信中提出的建議完全一樣，只是在某些地方作了些修改，以適應中國部隊那時已到達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情況(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宣佈在東段作戰的中國部隊可以不管麥克馬洪線——當天中國部隊就向中國認為是邊界山口的哈東山口以南移動)。

       事實上，如果接受中國的建議，就可以形成一條沿着“實際控制線”的停火線(北京從一開始就使用“實際控制線”這個名詞，形容一九五九年中印邊界爭端尖鋭化時的局面)；中國部隊將撤至麥克馬洪線以北，據守西段的一些殘存哨所的印度部隊將撤至一九六一年前進政策付諸實施前印度所據守的一線。然後雙方武裝部隊——不包括文職人員——都再後撤二十公里，以便沿着上述那條線建立非軍事區。

       這些建議並沒有含糊不清之處，雖然建議中沒有精確地提出有關地點的細節，例如，建議中沒有提到塔格拉山脊，也沒有提到麥克馬洪線。然而北京一直使用“實際控制線”這個名詞形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時的情況，那時中國部隊還沒有到過麥克馬洪線以南，甚至還沒到過塔格拉山脊以南——雖然當時印度已在兼則馬尼建立了據點。對印度來説，接受這些建議可能引起的領土變動只是：需要撤出它推行前進政策時越過中國主張線在西段建立的哨所——指那些還沒有被消滅的哨所——也不能重建多拉哨所。　　 

       中國人説他們自己的建議是平等、互讓的，是基於互相尊重而不是“武斷專橫”的。如果客觀地去看待這些建議，這些形容詞的確是當之無愧的。但印度自然不能客觀地去看待這些建議。在印度看來，中國部隊在西段出現於印度所主張的領土上本來早已就是侵略，現在又進行了新的、更為粗暴的侵略，中國目前不過是想通過外交手段把他們罪惡地奪取到的東西加以確認。　　 

       新德里立即拒絕了中國的建議——新德里根本沒有等待正式接到上述建議而是根據通訊社所報道的內容就採取了行動。十月二十四日新德里發佈了一項聲明，作為對中國的答覆；在聲明中印度政府首先聲稱它自己是“堅持和平和和平方法，[並]一向謀求通過會談和討論來解決分歧”的。但聲明接着説，“印度不能也不會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軍隊繼續侵入印度領土，佔領印度的大塊土地，並且利用這些土地作為強行按照他們的條件進行解決的討價還價的籌碼。”　　 

       印度提出反建議前就先把中國建議搞混亂：　　 

       中國人提出的從他們所謂“實際控制線”後撤二十公里的建議，是沒有任何意思或意義的。這條“實際控制線”是什麼呢？這是他們通過自從九月初以來的侵略造成的那條線嗎？通過肆無忌憚的軍事侵略前進了四十或六十公里，而建議撤退二十公里，如果雙方都這樣做的話——這是一種騙局，愚弄不了任何人。　　 

       新德里外交部的官員們不會真的不瞭解中國建議的意思。照北京的習慣用法，“實際控制線”的含義一貫是清楚的。然而中國人沒有説得更詳細些，就留下一個漏洞，於是印度就利用了這個漏洞，要求對方澄清——這是印度歷來用以拖延時間的一種外交手段。

       印度接着提出了反建議：　　 

       如果中國人自稱的要和平和和平解決分歧的説法的確是真誠的，那麼讓他們至少後退到他們於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在邊界全線所處的地位上去。然後印度將準備在雙方同意的任何一級上舉行會談和討論，以便達成為了和緩緊張局勢和為了糾正片面用武力改變印中邊界現狀所造成的局勢所應當採取的雙方同意的措施。　　 

       聲明最後説，如果中國接受上述建議，印度就準備歡迎周恩來去新德里。　　 

       如果説中國的立場是前後一貫的，印度的立場也是前後一貫的。事實上，這個反建議就是新德里在十月六日收回了它同意開始會談時所提出來的建議。 [ 注：見本章第一節 ] 這個反建議是要中國人撤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九月八日是指中國部隊最初圍攻多拉哨所的日期)，並放棄他們在西段所佔領的哨所；印度人就可以重返上述各地以及多拉哨所、克節朗河附近另一些地方和兼則馬尼的陣地。

       中國一旦接受並執行了這個建議，印度就準備會談——但只談中國部隊撤出阿克賽欽的問題。十月二十七日尼赫魯致函周恩來，並將印度政府的聲明和建議附在信裏。從當時正處於尼赫魯所説的“中國入侵印度”的局面來看，這封信的語調顯得格外温和。　　 

       在印度，尼赫魯致周恩來的信遭到批評，説是語調温和，反建議軟弱無力。在中國部隊進攻之後，印度的心情是把同意談判與投降等同起來——一名議員説過，誰要是提出印度應該同意會談，就必須按叛國罪論處。因此，中國的建議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拒絕，中國根據印度的要求所作的澄清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周恩來在十一月四日發出的另一封信裏，不厭其煩地解釋了中國政府的建議。他説，中國所指的“實際控制線”基本上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提出的作為雙方後撤起點的那條線。

       “中國政府的這項建議以一九五九年的實際控制線為基礎，而不是以目前雙方武裝部隊的實際接觸線為基礎，這就充分説明，中國方面沒有因為最近在自衞反擊中所取得的進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強加於印度方面。”(着重點是作者加的)

       印度的反建議中規定印度部隊得恢復他們在克節朗河地區的進攻態勢，並重返西段哨所；周恩來把這些比作是“強迫戰敗者”接受的條件。“中國政府怎麼能夠同意恢復這樣的狀況呢？”他呼籲尼赫魯重新考慮中國的建議。　　 

       尼赫魯第二封信的語調有顯著的改變。中國部隊進攻後他所寫的第一封信，調子是低沉而又彬彬有禮的；現在他態度粗暴了，他把中國部隊進攻描繪成是“冷酷的……大規模的侵略”，並宣佈如果印度接受中國的建議，那“便意味着向一個侵略的、驕橫的、擴張主義的鄰國乞憐苟活”。

       他重申印度部隊一定要重返他們在九月八日沿邊界全線佔領過的陣地，並且説中國可將部隊撤至他們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陣地，以表示自己的誠意。這樣一來，印度就將重新佔有他們的一切前沿哨所，而中國人則將撤至為了對付印度前進政策而設立的陣地的後面很遠的地方。　　 

       印度立場的核心是堅持要中國部隊撤到塔格拉山脊後面，印度部隊則回到塔格拉山腳一帶(多拉哨所和兼則馬尼)，並重新佔領印度採取前進政策後在西段設立的各個哨所(當時這些哨所的大部分已被打掉)。這就是堅持恢復九月八日位置的含義。　　 

       在中國人佔領達旺後那一段沉寂時期裏，雙方的外交文件來往表明，新德里對於邊界爭端的態度改變得更加僵硬了。

       印度象以前一樣堅決不肯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他們堅持要回到西段前沿哨所以及克節朗河地帶。這就表明前進政策的計劃和設想並沒有變。

       北京粉碎了印度對塔格拉山下中國陣地的小小威脅，並打掉了西段印軍前沿哨所的半數，而無所得。印度人覺得雖然自己打了一次敗仗，但真正的戰爭還沒有開始；他們比以往更為自信了。

       印度當時的政治氣氛幾乎一致是好戰的。中印邊界已經成為難以癒合的創傷，而印度人又不斷擴大襲擊的規模與決心。

       中國如果把部隊留駐原地不動，那就會招來一場長期的消耗戰。另一方面，如果中國撤到麥克馬洪線以北，又會引起人們的譏笑，他們會説什麼中國軍隊謹慎有餘，威武不足，説什麼中國軍隊如不是靠人多勢眾和突然襲擊就不敢同印度交手。

       不但如此，採取這樣的作法，邊境爭端還是得不到解決。假如北京當初盤算的就是這些，那麼，把軍事行動與外交手腕結合起來，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印邊境爭端的那種嘗試，也可以説是徹底失敗了。　　 

       然而中國方面的意圖並沒有全部貫徹，當時只不過是實施的開端。在十月二十日中國進攻前，有人聽到北京的一位高級的部長説過，中國將不得不向發生局部性爭議的地點以南挺進，然後再撤回來。中國第一次的進攻很象拳擊家向對方閃擊一拳，表面看來只不過是衝擊了對方一下，而實際上是擺好架勢準備最後把對手打翻在地。　　 

       如果説中國的作戰行動在軍事上是按照計劃進行的，那末在政治上它也是按照計劃進行的。由於印度在克節朗河地區遭到慘敗，而且尼赫魯認為印度正開始同中國進行一場長期的雖則是不宣而戰的戰爭，這就使尼赫魯完全放棄了過去拒絕接受軍事援助的想法。

       僅僅在幾個星期以前，他曾再次斷然拒絕尋求軍火援助的建議，説接受這種援助就意味着變成“別人的附庸”；他把接受軍事援助與“加入某個軍事集團”等同起來，並聲稱“即使我們在邊境上遭到災難”，也絕不會同意接受軍援。

       但到了十月二十九日，當美國大使拜會尼赫魯，並表示願向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軍事裝備時，他立即表示接受。那天晚上，我在發給《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中寫道：“印度完全改變了立國以來所維護的政策，在今天的一次內閣會議上正式作出了接受美國軍事援助的決定。尼赫魯的軍事顧問們在此以前已經説服他，只有配備美國在數量上和質量上所能提供的裝備，印度陸軍才有可能打敗中國部隊。”

       當時印度已準備好它所需要的軍事援助物品的清單，並已交給了美國人，使新德里的美國大使館感到驚訝的不僅是印度要求的範圍十分龐大，而且從訂貨單內容之混亂也可以看出印軍組織混亂的程度。五角大樓使用了新式計算機登記物資的辦法，才能夠在五天後很快地把第一批供應品裝上噴氣式運輸機從西德起飛，運往印度。　　 

       周恩來提請亞非各國政府首腦注意這個問題。他説：“印度政府已公開向美國乞求軍事援助。”《人民日報》説，印度長期以來接受美國經濟援助，現在又接受了美國的軍事援助，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標誌”：　　 

       它表明尼赫魯政府不結盟政策的外衣已最後脱落下來了。……尼赫魯越是投靠美帝國主義，就越要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堅持反華；他越是堅持反華，就越要投靠美帝國主義。這是一種惡性的循環。尼赫魯一步一步地丟掉了“不結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國主義和堅持反華的必然結果。　　 

       如果這種發展足以證實北京對尼赫魯政府的本質的分析——同莫斯科爭論中這是個關鍵性論點——這也一定使北京意識到有必要不使這場戰爭拖下去。十一月初，一名在北京的西方記者報道過一位中國官員“厭惡地”對他説：“只要印度人繼續攻擊我們，他們從美國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從這幾次前哨戰，他們就拿到幾百萬美元。大概他們今後還會要繼續搞下去。”　　 

       在印度人看來，亞非國家不肯公開出來站在印度一邊，是忘恩負義、膽小怕事；但在中國人看來，這可能表明這些國家終於對印度關於邊境事件的説法產生了懷疑。十一月中旬周恩來致函亞非國家首腦，解釋中國的立場，並衷心感謝他們“推動中印雙方直接談判的公正努力”，並宣稱中國所要求的就是和平地解決同印度的爭端。　　 

       與此同時，隨着古巴危機的緩和，莫斯科也拋棄了它對於中印爭端所採取的曇花一現的客觀態度。正如尼赫魯所預料到的，俄國人迅速地恢復了中國認為是偏袒一方的中立態度。

       十一月初，莫斯科不顧印度剛剛再一次拒絕了談判的事實，號召雙方實現停火併進行談判。在北京看來，在古巴問題上赫魯曉夫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首先他把俄國導彈安置在古巴，從而造成了美蘇對抗；接着他又在美國壓力下後退，拆除了導彈，從而又犯下了“投降主義”的錯誤。

       中國反擊印度的作戰行動獲勝，向全世界表明了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恐嚇威脅置之不理或予以蔑視，不但無害反而有利，這樣也就格外顯出赫魯曉夫及其“修正主義集團”的虛弱和無能。　　 

       初期軍事上的失利，揭開了雷聲大雨點小的印度對華戰爭的序幕。驚駭的情緒逐步消逝，化為斷然的決心，又進而產生樂觀情緒。人們把戰爭看成是印度的偉大時刻加以欣賞，並認為這場戰爭的結果只能是國家的統一和最後的勝利。　　 

       印度對中國進攻的最初反應是毫不掩飾的驚訝和憤慨。它幾乎忘記了是印度陸軍早就要採取進攻行動，忘記了是印度政府拒絕同中國會談。尼赫魯當時訴苦説，如果中國人“有什麼領土要求的話，他們本來可以提出來討論，拿出來談談，並採取各種不同的和平解決方式的”。

       後來阿索卡·梅達也問道，“在我們的耐心、善意和顯然急於求得解決的態度面前，中國人為什麼還要堅持侵略呢？”印度人民院正式通過決議，重申“印度人民決心把侵略者趕出印度的神聖領土”，“本院深切遺憾地注意到，儘管印度對中國一直多次表示善意和友誼，……中國卻辜負了這番善意和友誼，……並實行侵略，對印度發動了大規模的入侵”。在責備中國使用武力時，倒還沒有完全忘記印度也曾打算使用武力。尼赫魯指出，“我們完全有理由把他們趕走並進攻他們。”　　 

       印度的一些政治階層和某些城市羣眾的反應是十分強烈的。他們舉行公眾集會，每個黨派包括印共 [ 注：然而，這時印度共產黨的內部分歧由於中印邊境爭端的激化已變為難以掩飾的分裂。現在回顧起來，該黨領導集團譴責中國進行邊境戰鬥，保證該黨無保留地支持尼赫魯的行動，可以説是不可避免地使該黨最後公開分裂為兩派。 ] 在內都譴責中國。

       各募兵站擁擠一時。還有一些消極的行動，如學生們焚燒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模擬像，還有的用血書籤名保證忠於祖國事業；新德里和加爾各答的華僑商店，不管是開鞋鋪的還是賣古玩的，都被搗毀一空，華僑店主都捱了打。

       日本外交官員在小汽車上貼上日本的國徽和印地文的國籍證明，以免被手腳太快的暴徒誤認為是中國人。

       印度政府發佈了一項法令，甚至規定把華裔印度公民當作敵國僑民對待，有幾千名華僑被關進拉賈斯坦(Rajasthan)的集中營，後來又被驅逐到中國去。

       印度政府宣佈打算建立國民自衞隊和全國步槍協會，此外，還打算擴大全國士官團，以便讓每個大學生都可以入伍。女學生也參加了軍訓和操練，議員們拿着步槍擺出瞄準的姿態拍照；在旁遮普邦政府的部長們還決定穿軍服出席立法議會。

       龐大的比爾拉工商業財團向國家獻納了一個小型的步槍靶場，以便新德里市民能夠用.22的步槍練習射擊。在首都公園裏挖了許多狹窄的壕溝，政府辦公大樓門口也堆起沙袋。財政部長德賽發起了國防基金運動，要募集現鈔、黃金或首飾——“用首飾換軍備”成了一個流行口號——併發行國防公債。他號召所有的人都要厲行節約。各軍工廠也宣佈將日夜加班。　　 

       羣眾支持同中國作鬥爭的這類表現受到表揚，認為這證明前幾年令人擔憂的不團結和“一盤散沙”實際上只是一些表面現象，而骨子裏卻是舉國上下同仇敵愾。人民院讚揚“印度人民對這次緊急狀態作出令人欽佩的，發自內心的反應……在我國各階層人民當中興起了強大的高潮……”

       尼赫魯更富有詩意地感謝中國的這次行動，他説這次行動“驟然揭開蒙在印度臉上的面紗，使人瞥見印度的沉着的面貌，剛強、鎮定、堅決，雖則是個古老的面貌，但卻永葆青春而又充滿活力”。

       反對派的前排議員有些話也可與此相媲美。一名社會黨議員乞靈於“我們的殉國士兵的鮮血。鮮血凝成種子，正在印度孕育出一代嶄新的、年青力壯的國民。”　　 

       人們帶着明顯的嘉許態度來對待他們自己感到的一場戰爭的來臨，但尼赫魯卻佯作不知，仍然堅持説印度人具有內在的不可動搖的和平主義的思想。

       他説同印度人相比，中國人所受的陶冶使得他們更容易接受戰爭，似乎“認為戰爭是事物的自然狀態”；而印度人則“厭惡戰爭，極端厭惡戰爭的念頭——不只是厭惡戰爭的後果，而是從感情上就厭惡戰爭”。

       他援引甘地的話，提醒印度議會説，“從根本上看，我們是一個温和的民族”，並且表示他擔心戰爭將改變這一切。“如果因為戰爭的迫切需要，我們竟會野蠻化，變成一個野蠻的國家，這使我感到不寒而慄。我想那將意味着印度的整個靈魂和精神的墮落，而那是非常有害的事。我確實希望我們大家將牢記這點。”

       尼赫魯的中心信念是相信印度人民具有內在的、與眾不同的和平主義思想，是温良和順的。他在同中國的爭執過程中，不僅在他的國內演講中，而且在他致周恩來的信件中，以及致北京的外交照會中，都對此大肆宣揚。

       尼赫魯之所以相信這番神話，也許淵源於他同甘地的密切關係。但是實際情況既不是象尼赫魯所講的那樣，説印度人是一個温和的民族，也不是象尼拉特·喬杜裏所講的那樣，説“人類社會中很少有(比印度人)更加好戰和更加喜歡流血”， [ 注：喬杜裏爭辯説，“印度族的軍國主義是一種真正的和強大的力量，影響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他特別舉例説，“和中國的衝突……幾乎完全是由印度族的好戰思想鼓動起來的，印度族的佔有慾作為第二位的潛在因素，也起了作用。”甘地自己有一次也曾提到印度民族“一直是好戰的”。 ] 而是介於這兩種看法之間。　　 

       然而，在這個時刻，尼赫魯對“野蠻化”所表現的惴惴不安卻有點不合時宜。當時，幾乎所有的報刊評論對公眾反應都表示極度滿意；《印度時報》刊載的一幅漫畫就是這種情緒的一個縮影。漫畫的標題是“對中國作戰”，畫出了尼赫魯和他的內閣同僚洋洋得意地瀏覽掛滿牆上的圖表，各圖表上分別寫着同仇敵愾，勞資協調，人民信任政府等字樣。所有的圖表的指示線都是標誌着急劇上升。

       尼赫魯站在旁邊評論説，“我們的日子從來沒有這麼好過。”事實上印度總理也曾用更高雅的辭藻説出了這個論點：“這個挑戰可以轉化為一個機會，使我們得以成長，把籠罩我國邊境的烏雲轉化成為我國的自由和繁榮幸福的燦爛陽光。”　　 

       儘管印度民眾的反應被那些腦袋發熱的印度人誇大了，但人們對所謂對華戰爭的挑戰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