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法與孔子之禮_風聞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政治動盪的時代，因而也是一個文化大發展的時代。在百家爭鳴之中，老子所在的道家，可謂是不偏不倚，與世無爭，所以也不成功，也沒失敗。而商鞅所在的法家，是成功於一時，卻譭譽於一世，真正是“遺臭萬年”。相反，孔子所在的儒家，在當時是到哪兒就在哪兒被人趕，惶惶如喪家之犬，可到後世，卻被奉為國學正宗，萬世師表。 但是，儘管商鞅“遺臭萬年”，卻仍然是百代皆行秦法，他所開創的法家路線，在實質上仍然是後世歷代王朝的執政路線，只不過，在輿論宣傳上，歷朝歷代是更推崇孔子的“克己復禮”而已。 那麼，為什麼歷朝歷代都要説一套做一套，明明踐行秦法，卻又要大罵秦始皇商鞅，明明不待見儒家學説，卻又要奉之為圭臬，號稱“大聖人孔丘一人而已”呢？ 這其實就在於法與禮的同一本質與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 法與禮，本質上都是秩序，都是維護某種秩序的工具。只不過，法，是憑實力打造秩序；禮，是以情感來潤滑秩序。 好比兩家公司做生意。生意能夠做成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是雙方各自的實力。然而，僅僅靠實力就能夠做成生意嗎？在實力過硬的前提下，還要雙方良好的人際關係，雙方要邊吃邊談，生意才能夠做得好。這裏面，就有法與禮在其中。雙方的實力，決定了雙方的基本決策，這就是法。而雙方吃吃喝喝，聯絡感情，這就是禮。 法，是基礎，決定了大體的方向；禮，是潤滑劑和催化劑，能夠將事情圓滿地辦成。 所以，商鞅之法與孔子之禮，原本並不矛盾，而是應該相互配合的。只是，由於世界觀與價值觀不同，商鞅與孔子，並不屬於同一政治陣營。商鞅代表的是新興的地主階級，他憑實力所打造的法，是地主階級的法。而孔子代表的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他以仁義維護的，是奴隸主階級的禮。所以，商鞅與孔子的矛盾，是階級矛盾，而不是法與禮的矛盾。實際上，商鞅有法，就必定有其禮；孔子有禮，也必定有其法。只是，由於歷史的過程性，商鞅的禮，沒有等到他來制定；孔子的法，到他所在的時代，也是早已被雨打風吹去。 所以，後來的歷朝歷代推崇孔子之禮，實際上是在替商鞅完成其未竟事業。可惜，由於地主階級上升到了過去奴隸主階級的位置，他們要維護他們的法，而不希望別人又來效仿商鞅變法，所以，他們就數典忘祖，過河拆橋，將他們的恩人商鞅，當成仇人，而予以仇視。 歷史走向了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代表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等於是又完成了一次商鞅變法。 變法是一場摧枯拉朽的質變運動，所以，她必然地是驚天地泣鬼神的。然而，變法之後，質變就要轉變為量變。這時候，我們就必須承認對立統一，必須要講禮。也就是要講和諧。 誰與誰講禮呢？誰與誰講和諧呢？ 工人與工人要講和諧，農民與農民要講和諧。除了背叛祖國的壞人，所有的人與人之間，都要講和諧。 而這其中，最大的和諧，應該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和諧。 就像夫妻一樣，丈夫與妻子各有各的利益與訴求，在利益分配方面，各人都想多得一些，但前提是，雙方必須合作，創造出共同的價值。有了創造，才能有分配。不創造出價值來，拿什麼分配呢？ 在這裏，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一個企業，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個的場。場與場之間，是有競爭性的。所以，場之內的對立統一的雙方，必須要有大局意識，必須要首先確保自己所在的場，在與其他之場的競爭中勝出，才能談得上雙方之間的分配。否則，你這個場被別的場給打散了，你們都被別的場給吸收了，你們還有什麼分配呢？ 在一個場內“克己復禮”，和和諧諧，大家都是主體，都是主人。場子散了，淪落到其他場去任人擺佈，你還是主體，還是主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