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關係：相愛很難，相處更難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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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風報

在中美關係中，經貿領域曾一度被視為是穩定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但是，2018年3月23日凌晨，特朗普以一紙總統備忘錄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對華貿易戰。“壓艙石”岌岌可危，更不用説中美關係了。

這場貿易戰，不僅覆蓋了幾乎所有經濟產業部門，而且還外溢到政治、軍事等領域，雙方協商難度可想而知。

再者，由於中美是當今世界遙遙領先的經濟大國和貿易大國，這場貿易戰的結果將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堪稱是“史詩級貿易戰”。

一、回顧： 中美經貿關係發展歷程

自中美1979年建交，到2018年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摩擦，雙方的經貿關係經歷了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建構發展期（1979~1989）

在這十年中，中國開始改革進口替代型外貿體制，在政策上進行了一系列有利於產品出口的調整。

1985年，中國開始發揮勞動力優勢，大量出口勞動力密集型製成品湧入國際市場，中國的出口實現了從資源型向輕型化和勞動力密集化的轉變。同時，美國通過拓展中國市場，緩解了關閉黃金兑換窗口後的美元過剩問題。

總的來説，中美關係經歷了戰略上各取所需、經濟上相互補充的十年平穩發展期。

最惠國待遇談判期 (1989~2000)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美國轉而對華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這導致改革開放漸入佳境的中國外貿受冷遇挫，中美經貿關係陷入困境。

美國國會開始就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進行設限制、提條件的年度審議，這進而演變成為冷戰後美國經貿市場對華限制性准入的主要門檻。

自此中美關係開始了就中方是否應該享受最惠國待遇這一問題的十年討價還價期。

最終，中美兩國於1999年11月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困擾中方十年之久的最惠國待遇年審遂被終止。

“入世”摩擦磨合期(2001~2005)

從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6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美中貿易關係全面評估報告，中美經貿關係經歷了摩擦與糾紛不斷的五年過渡期。

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員後，中國在美國市場享受“正常貿易關係”待遇，對美貿易得到大幅提升。這也導致中美之間的摩擦與糾紛日益加劇，美方開始以其外貿法規來應對由此引起的貿易糾紛案件。

但兩國間的貿易在這一階段總體大幅增長，從1210億美元增至2850億美元，中國上升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

戰略與經濟對話期(2006~2016)

從2006年12月14~15日中美兩國在北京舉行首場戰略經濟對話，到2016年6月6~7日中美兩國在北京舉行第八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中美經貿關係經歷了十年戰略與經濟對話階段。

據有關數據顯示，中美貿易規模最大的貨物貿易總額從2006年的約2626.60億美元，增至2016年的約5196.14億美元，十年內增加約97.83%，年均增速約為9.78%。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從2006年的約1442.39億美元，增至2016年的約2507.93億美元，十年內增加約73.87%，年均增速約為7.39%，低於雙方貿易總額的增幅與增速。

2009年起，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強。在十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內，美國除了聚焦於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平衡美中經貿關係、貫徹對華貿易新政策以外，更在戰略層面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利用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發展的疑慮來鞏固美國的戰略地位。

此外，奧巴馬政府還發起並推動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試圖在WTO之外另起“爐灶”以抑制對華貿易赤字問題。

2017年，習近平和特朗普進行了互訪，之後，中美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持續了十年、歷經三屆美國政府的年度性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暫時擱置。 

二、中美經貿關係現狀

上個月10號，美國商務部曾宣佈，將37家中國大陸企業和學校列入美國企業應謹慎對待的“未經核實”實體的危險名單。

名單上既有涉及汽車技術、液晶材料、精密光學、電子、機牀等生產領域的企業，也有廣東工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甚至還包括6家香港、阿聯酋、馬來西亞等地區的一些機構。

可能很多人對這一名單不太熟悉，據分析這不是個“禁令”。但因為麻煩，有時供應商會把它當作禁止來往單位的參考。也就是説，這個名單的實際效果可能遠大於法律效果。這是美國打擊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又一新招。

與此同時，通過限制對中國關鍵設備和技術的出口，美方希望摧毀中國科技進步所需的研發能力和產業鏈條，將中國困在對美依附性的位置上，從而確保美國絕對領先的地位不受挑戰。

這反映出其在高科技領域同中國“脱鈎”的激進主張。一些美國精英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能力主要是通過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公司的合作“偷來的”，並且相信“脱鈎”就能遏制中國接下來的繼續發展。

但如今不是過去，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美貿易早已融入全球經濟之中，相互依存度也不斷提升。

首先，中美貿易存在極大互補性。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在中美貿易中，美國向我們出口的主要是是大豆、棉花和豬肉等大宗農產品，以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物質；而我們對美輸出的是工業製成品。

其次，美國下決心維護本國高科技企業領先的絕對優勢，但現代高科技企業離不開龐大市場的滋養。中國是美國從航空和電子技術的最大海外市場，一旦與中國隔絕，美國的很多技術密集型企業就會失去市場動能，美國農業規模也將萎縮。

最後，若雙方貿易戰升級，受影響更大的還是美國自己的企業和民眾。如今的世界，已沒有第二個國家或經濟體可以代替中國提供如此龐大數額的產品。

三、中美不平衡的貿易結構

美國發起貿易摩擦的藉口是貿易逆差，但實際上，中美貿易不平衡並非中國有意為之，而是兩國的經濟和貿易結構差異所決定的。

**第一，****貿易往來不僅有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存在順差, 但服務貿易卻存在很大逆差。

儘管中國對美保持貨物貿易逆差，但美國卻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地，且近年來逆差額保持快速增長。

據統計，在中美關係發生轉變前的十年戰略對話期（2006—2016年）中美服務貿易總額增長33倍，2016年達到11813億美元。

而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更是猛增337倍，2016年達到5569億美元，佔中國整個對外服務貿易逆差的23.3%。

因此如果考慮統計口徑、轉口貿易、服務貿易的原因，中美貿易的順差實際上只有美方公佈逆差的三分之一。

第二，美國處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高端，而中國處於中低端。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始終存在，這與國際貿易商品的價值鏈分工密切相關。

從細分行業來看，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最嚴重的行業主要集中在通訊設備、辦公室設備、電子設備、紡織服裝和鞋業等，這些最有可能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目標。

第三，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貿易失衡是老問題。

造成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根結底是由兩國經濟結構、產業競爭力和國際分工決定的，也受到現行貿易統計制度、美方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響。

一方面，當前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等，對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無益；另一方面，中國致力於優化產業結構，擴大企業海外投資，在全球尋找新的更大的發展空間亦需要時間。

因而，在中美雙方都沒有太多政策迴旋餘地的情況下，儘管在短期內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可以通過貿易政策調整暫時緩解，但卻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四、解決對策

中美經貿關係合則兩利、鬥則雙輸，它是中美雙邊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 這是由雙方利益融合的客觀現實所決定的。

中美貿易不平衡也並非中國有意為之，中方也在為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積極做出努力。

中美經貿合作前景廣闊、潛力巨大。考慮到造成雙方經貿失衡的原因以及特朗普政府可能推行的激進策略，中國應儘早在以下方面採取措施。

1

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來已久，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結構，與低儲蓄和超前消費的美國經濟結構本就不同，再加之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差異，中美貿易逆差現象產生並不奇怪。

從長期來看，中美雙方需要對自身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等進行調整。

近幾年，中國正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採取“三去一降一補”措施，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從過去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向依靠消費和創新驅動轉型，雖然經濟增速放緩，但增長質量提升。

未來隨着中國持續向以消費、創新、服務業為支撐的經濟結構轉型，對外貿易結構也必然愈加優化。

2

善用國際規則和多邊機制加以規制

任何世貿組織成員採取的貿易措施，都應該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

如果美國濫用國內法對中國發難，中國應在充分了解WTO規則的前提下，採取有理有據的反制措施。例如當年美國啓動“301條款”調查，即相當於以其國內法凌駕於國際規則上。

中國自然不能坐以待斃，有權到WTO爭端解決機構控告美國，來限制美國出口的商品，爭取自己的利益。

除此之外，中國還應繼續堅持全球化戰略，以實際行動支持全球化進程，加強在G20等多邊機制下的貿易投資合作，充分利用多邊機制或平台，積極應對美國“逆全球化”傾向。

3

擴大雙向市場開放, 促進相互投資

經貿合作是兩國經濟合作的重中之重，而投資合作則是經濟合作的主要組成部分。

截至2016年底，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存量約1100億美元，累計為美國創造141萬個直接就業崗位。中國對美投資從東西海岸開始向內陸地區延伸，並在全美50個州和98%的國會眾議員選區出現。

中國可以支持和推動本國企業積極參與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但美國的基礎設施市場外資安全審查、“購買美國貨”等有關規定限制了中國企業的參與, 這不利於降低項目成本和實現雙方優勢互補。

中國應督促美國為中資企業參與其基礎設施建設創造有利條件。在做大利益蛋糕的基礎上，實現貿易投資平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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