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羣：五四的另一面，“民主”和“科學”之外_風聞
观学院-观学院官方账号-微信ID：Guanschool-微博：观学院-2019-05-17 09:24
楊念羣****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晚清名人楊度的曾孫，晚清名人梁啓超的曾外孫。中國人民大學傑出人文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主任。
作為解題，説到五四的另一面，首先要談談什麼是“五四的這一面”。
所謂這一面就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一面，一説五四，人們腦子裏馬上就會閃現出民主和科學這四個大字。人們對五四的看法通常有四個方面：
一，五四是一場愛國運動。5月4號這天，學生遊行到了天安門，火燒趙家樓，反對巴黎和會的協議簽訂。
二，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開端。
三，1950年的羅家倫，五四運動的中堅份子，説五四相當於18世紀歐洲的啓蒙運動，是一場新文化運動。
四，大家最熟知的五四的兩個意義民主和科學，也是我們常説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種人格化的提法是陳獨秀在五四時期提出的。
大多數的學者也從這幾個方面來論證五四的意義，五四變成了一個預言、一個符號，民主和科學也變成了承載我們對五四歷史記憶的最重要的兩個方面。
僅僅憑藉民主科學解釋五四的宗旨卻會造成誤解，為什麼這麼説呢？理由如下：民主的確是晚清民國一些知識人的奮鬥目標，到了五四前夕，由於民國政局的混亂，民主的價值已開始受到懷疑。
嚴復當年是英國君主立憲的鼓吹者，在五四前夕卻開始崇拜德皇威廉二世，認為只有集權才是中國的出路。劉師培參加過光復會，搞過暗殺，卻在袁世凱稱帝時加入籌安會，積極擁護。粱濟則在民國建立七年後選擇自殺，以生命表達對“民主”的失望情緒。
科學，則是在洋務運動時就已成為中國人嚮往的目標，只不過那時注重堅船利炮，到民國初更加註重引進社會科學和西方哲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但仍不是五四最有特色的主題。
一戰以後，看到西方自相殘殺，梁任公已經宣告“科學萬能之夢”的破產，表示應該向中國的傳統文化復歸。緊接着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開始質疑科學的權威性，即使在“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中，科學也沒撈到什麼便宜。張君勱説，科學根本解決不了人生問題，這就像詩做的好壞，你能用科學不科學加以衡量嗎？**這些言論恰恰是反科學的，它們才是五四比較強勢的一方。**胡適談“實驗主義”強調“科學”方法的作用也是有影響的，但不一定蓋過這股勢力。
除了民主和科學之外，我們還能從五四遺產中發現什麼呢？
據我的觀察，至少還有兩個關鍵詞被以往忽略了，**一個是社會，一個是道德。道德在當時被五四青年叫做“莫小姐”或“穆姑娘”，和德、賽兩位先生是並列的。**這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講述的“五四的另一面”，也可以説是五四的另一個故事。
要想講清楚這另外的故事，我們需要從兩個節點三個人物入手。其中這兩個節點是：科舉制的崩潰和一戰的爆發。
科舉制曾經被長期妖魔化。
我們長期以來認為科舉制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東西，一談到科舉就想到范進中舉，科舉制是一個充滿了壓抑人、禁錮人們思想的制度。實際上科舉制的廢除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大的一場災難。
廢八股、廢科舉，是清朝滅亡非常直接的原因。廢科舉之後，整個官僚體制上下流通循環的選官機制被徹底破壞掉**，**選官機制原本是一個非常良性互動的網絡。
考中秀才後，可在鄉村裏邊，成為鄉村的文化的根基式的一批人。考中舉人可出任中層幹部，當縣長。進士可以進入翰林院，當大學士，在上層的官僚系統裏具有一官之職。作為一名古代的秀才，考到60歲，都有可能進入中央系統。科舉制破壞之後，整體上下流動機制就沒有了，導致了士紳階層的崩潰。
學堂教育使上下流動的機制失去了它原來的合理性，大家都去學堂唸書，畢業之後都留在城市，沒有人願意回到農村**。**科舉規定了秀才就不能出農村，只能是在本地，而那時大量的城市聚集了很多人才，鄉村空心化，沒有人願意留在鄉村。
**學堂教育也導致人文素養的相對的缺失，**理工男學會科技後基本向城市流動，政法男往往在日本留學一年，速成後回到中國，也是往城市流動，成為政府的官員，軍校學生成為軍閥的最重要的土壤和根基，大量的留學生在歐美留學回來湧向城市。
**新式教育也使軍隊與知識精英、知識階層相脱節。**原來大量的督撫、封疆大吏實際上是從科舉中產生的，基本是文人。文人領軍從宋之後一直就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特點。但在民國初年，大量的軍事學堂所選拔出的學生，往往缺乏與知識人的親近感，成為後來軍閥混戰的大的源頭。
五四的知識階層身份受“後科舉時代”的影響，產生了三代叛逆者。第一代代表人物有蔡元培，第二代是學堂教育如北大和留學生教育的產物，如羅家倫、傅斯年、胡適，此外還有一些邊緣人羣，如地方院校出身的師範生毛澤東。
一戰爆發使得民國初年知識分子開始轉向集權和專制，**西方自相殘殺從外部印證了民初民主憲政嘗試的失敗。**有一大批人覺得民初亂象就是因為缺少一個強人出來收拾局面，他們推崇德皇威廉二世，為袁世凱稱帝制造了輿論土壤，袁氏一度被稱為“東方的威廉二世”，德皇也被袁氏看做“西方的秦始皇”。
早起的君主立憲派代表人物嚴復、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加入籌安會，就是因為對民初憲政的失望，才選擇了中央集權的道路。
一戰爆發引起了對中國文化傳統重新反思的熱潮，**梁啓超的西方文明破產，輪到東方文明拯救西方的論調，影響了一大批五四青年。**一戰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論提供了背景條件，“文化”討論而不是弘揚民主、科學才是五四的一個重要基調。
五四前後有着三種非常重要的思潮：劉師培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胡適代表的自由主義，毛澤東代表的社會主義。
先看劉師培，劉師培身份十分複雜，早年是革命黨，參加光復會，暗殺湖北巡撫王之春，又創辦了無政府主義報紙《天義報》，在報上發表過《共產黨宣言》節譯本。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早期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宗旨上很難區分，以至於一些共產黨人早期都是無政府主義者。
劉師培表示，無論君主專制還是民主立憲都在被打倒之列，可1916年他參加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
再看胡適。一戰爆發後，梁啓超開始質疑西方“啓蒙”的價值，啓蒙是對理性和科學的尊崇，是對宗教的“去魅”，梁任公開始大談感性、情感而不是理性的作用。甚至説歷史的演變出於“緣”而不是什麼因果律。胡適雖然受杜威影響，仍然堅持實驗主義，但也高舉出與德、賽兩先生不一樣的旗幟，那就是“莫小姐”，大力倡導“個人主義”。這與陳獨秀所説的“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就是倫理革命的論調是相互配合的。
《新潮》雜誌雖然慣用洋詞，屬文藝青年和小資情調，傅斯年也主張鼓勵基於各種福利前提的自由地發展個人，科學的效用是有限的。胡適出版《新青年》易卜生專號，鼓勵“一種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都算不得什麼。”純利己主義是真正的利他主義的最高形式。
胡適受杜威實驗主義影響，試圖證明清朝的考據學無徵不信的精神就是一種科學精神，其實胡適思想的精髓不在於其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於其提倡個人主義，這才是自由主義的核心要旨。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胡適雖站在科學派一邊，但他猛烈抨擊中國婦女地位低下和反對虛偽的孝道，強調的卻是張揚個人的一面。
**在五四的大背景下，每個人的思想都經常相互打架。**胡適雖倡個人主義，可過一陣他又説社會不朽，個人應為其負責任，他説：“社會是個人的總壽命，社會解散，個人死後便沒有連續的記憶”，所以應該尊重社會組織和秩序。
毛澤東屬於五四羣體中的第三種類型，具體説是湖南第一師範羣體，與北大精英羣體相比處於邊緣地帶，所以五四知識圈構成了核心—邊緣的態勢。**毛澤東特別強調行動主義，並用政黨政治對無政府主義的鄉村改造構想加以規範，****這就使得其社會主義構想建立在一種具有嚴格紀律性和踐履特徵的基礎上，**比無政府主義者具有更多的實踐意義。而且這種行動主義具有湖湘文化的本土地域特徵，其來源出自鹹同年間湖南曾國藩等人以地方勢力抵抗太平軍的歷史記憶。
兩個節點和三個人物構成了對五四的另一面的解釋框架，它敍述的是另一個五四故事。其實**五四作為一個寓言符號一直不斷被塑造，**我們習慣把它説成是一場廣場政治運動，5月4日這一天大家上街遊行反對巴黎和會。
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往往都傾向於把五四理解為一種民族主義行動，救國是五四的核心意義。蔣介石就曾試圖把五四縮小到學生的愛國示威這個意義，五四作為啓蒙運動的其他要素如白話文學和引入西方思想，都被蔣介石指責為拋棄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則認為五四是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重要分界線。
與政治人物的敍述不同，羅家倫在1950年就認為，**五四不僅是政治運動，還是一場波及中國生活各個方面的思想覺醒運動，代表新文化意識的覺醒，**和十八世紀歐洲的啓蒙運動極為相似。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也延續了這一脈絡，其實這正是當年胡適倡導的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場迴光返照。
圖為 楊教授在觀學院發佈演講
我們説五四是個寓言，五四是一場運動，五四是個符號，五四是承載我們記憶的一個不斷被紀念、不斷被重述的一場事件。**這個事件應該體現它更多元的、更多樣的色彩。**我今天我從另外一個方面講述了五四的另外一段歷史，這段歷史遠遠不能概括五四豐富的意義，但我想能夠對我們所熟悉的五四的這一面有所補充，給大家以啓發。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