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一流的以色列國寶——一批出土的中國瓷器_風聞

　　作為地處西亞的現代國家，以色列位於地中海的東南岸及紅海亞喀巴灣北岸。位於亞洲的西端，向北進發可至歐洲，西南又與非洲大陸相連。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無論在陸上還是海上貿易之路上都佔據有一席之地。由於猶太人國土歷史的複雜性，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歷史文獻中，現代以色列擁有過不同領土區域和名稱。而一個特殊的地理性名稱“黎凡特南部”，一般作為學術界對於不同時期古代以色列的代稱。

　　20世紀30年代，尚未建國的以色列就有關於發掘出中國瓷器碎片的記錄，如今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館的地下檔案室裏還貯藏着美國和英國考古遠征隊發掘出的中國青花瓷碎片。時至今日，近一百年的時光過去了，在以色列進行了無數次規模不同的考古發掘，也有越來越多的瓷片被鑑定為來自古老東方的中國瓷片。

結合我們所掌握的已經發表和一部分未發佈的資料來看，至少有17個遺址出土過中國瓷片。而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目前收藏於以色列國家文物局、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館、希伯來大學、雅法考古博物館、拉姆拉博物館及一部分考古挖掘者手中。

阿薩夫·戈爾德施密特自1999年起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東亞系執教，2014至2015年任特大東亞系主任，2015年至今任特拉維夫大學孔子學院以方院長，對中醫史、中醫哲學與社會學史、中國科技史、宋代社會政治史等有深入研究。

　　在以色列的考古遺址中所發現的中國瓷片數量雖然不多，但對於以色列學者來説，這些瓷片意義重大，價值連城。這些中國瓷器跨越千山萬水來到黎凡特南部，成為當地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佐證。雖然中國瓷片的出土量有限，但我們從中仍然可以發現其品種的多樣化和歷史文化信息的豐厚。

雖然無法確定是誰將這些中國陶瓷運到了黎凡特南部，它們又經歷了多少磨難和艱辛，但是通過分析這些瓷片與中國港口遺址瓷片對比，結合文獻證據，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大部分在以色列被發現的中國瓷器是海上貿易的貨物。

　　根據中國瓷器類型學的時代特徵，在以色列出土的中國瓷片大致可以區分出晚唐至五代、北宋和南宋三個歷史階段。所有可劃分到第一階段的碎片，以越窯為主，應該在不早於9世紀到達黎凡特南部地區。根據中國挖掘出土的文物實物、中國窯口遺址土層的劃分、西亞地區的中國瓷片文物的對比等多方面數據，中國陶瓷大規模出口直到9世紀才開始。

從相鄰國家區域出土的瓷片分析來看，埃及的福斯塔特和約旦的亞喀巴遺址中的中國瓷器的年代最早都不早於9世紀。第二階段的中國陶瓷大致斷代於北宋時期。

11世紀初的陶瓷，在瓷片質量方面沒有特別顯著的發展，然而在11世紀下半葉，景德鎮的瓷器生產開始發展。耀州窯和定窯也於這一時期開始從中國出口。這一階段發現的瓷片品種的多樣性和數量不斷增加，這符合宋代制瓷業本身的發展。第三階段大致斷代於南宋時期，主要以龍泉青瓷和青白瓷為主。龍泉窯青瓷的發現也對應着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中同時期的龍泉青瓷發現。與前期相比，這一時期中國出口瓷器產品的質量有了顯著提高。

　　出口至當時黎凡特南部地區的中國瓷器的功能，可以通過同時代的阿拉伯歷史文獻資料來一探究竟。文獻資料中，這些中國的瓷器定義頗為廣泛，除了作為權貴階層享用的奢侈品，或是外交禮品，有時可作為特定儀式的禮器用品，破損的瓷器研磨成粉也可以入藥，甚至作為檢驗毒性的工具。此外，陶瓷不僅因其功能性還因其獨特的質地、形狀和裝飾而被流轉。看來，當時的西亞地區同樣讚賞中國陶瓷的藝術特色。

　　以色列出土的所有中國陶瓷碎片的器型在中國都能找到同樣的對比。在以色列發現的所有瓷片根據其釉面和弧度，都是開放式器型，以碗和盤為主。

除此之外，一件來自阿卡古城的瓷片通過對弧壁的觀察更像是中國的洗或筆洗。還有一件也同樣來自阿卡古城內的遺址，是在以色列迄今發現的唯一完整器。它是一個小盞，主要用於飲茶的小杯。其大小通常小於盛裝米飯的小碗，又大於白酒的小杯。由於唐宋時代飲茶之風的盛行，盞也是中國瓷器中較為常見的器型。

圖為以色列洛克菲勒博物館。圖片來自作者

　　一些瓷片上包含了本地陶瓷非常不同的紋樣設計，無論對古時生活在黎凡特的居民來説還是現代以色列考古學家，這背後都有着充滿異域氣息而又十分迷人的文化象徵意義。比如在阿卡出土的龍泉青瓷蓮瓣碗，蓮花與中國佛教意義的相關始於南北朝時期。然而，伴隨着佛教的本土化，陶瓷中的蓮花形狀開始脱離宗教，在宋代逐漸成為高貴品格的象徵。

出土於阿卡古城的耀州窯瓷片上有着清晰可辨的纏枝團菊團，這種纏枝團借鑑了金銀花、捲曲草等波紋圖案，又融合了漢代陶器和漆器的中國傳統雲紋，是一種中國獨特的交錯圖案，這種紋樣是耀州窯，特別是北宋中期到晚期產品的一個主要紋樣特徵。

還有拉姆拉出土的一片白瓷上可以隱約看見菱花口盤的邊沿，花卉圖案是以一個花瓣兩側為中心兩個對稱弧形，形成菱花的形狀，始見於唐代並在明清時期變得更加流行，豐富了器型邊沿的多樣性。另一片出土於拉姆拉的瓷片保持了荷葉碗大氣的邊緣。在唐代，金銀產品運用了這種優雅荷葉邊的形狀，逐漸為越窯、邢窯、長沙窯等許多窯口所效仿，成為唐代至五代十國時期，瓷器最具標誌性的器型之一。

　　與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被夏鼐先生介紹到中國並引發討論的來自埃及福斯塔特的中國瓷片不同，以色列出土的中國瓷片對於中國大眾乃至學術界至今仍然比較陌生。而這些中國瓷片的出土能夠引起關於絲綢之路貿易及當時黎凡特南部所扮演的角色等多方面問題的討論。

​從公元九世紀到公元十三世紀，無論是作為出口地的中國還是商品行銷地的黎凡特南部地區都經歷過政治和社會動盪，但瓷器的進出口卻並未完全中斷，反映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從地理特徵上，以色列發掘出的中國瓷片主要分佈在港口城市和內陸定居點。而這些遺址依據功能又分為：農村（各種規模的村莊和農莊）；城市和半城市（城鎮，城市及相關綜合體）和軍事據點。阿卡古城挖掘負責人認為，“至少在阿卡發現的中國商品不僅僅是運輸中的產品，而且還被當地居民使用和保存”。

同時中國瓷器的出現也可以作為判斷一些居民的富裕程度或該遺址位於主要商業道路沿線的依據。而在軍事堡壘遺址中發現的中國陶瓷，可以推斷為當地軍事人員或高級成員的私人財產。而同樣作為公元十世紀埃及法蒂瑪政權在黎凡特南部的地區首府，拉姆拉發現的中國瓷片數量在兩個地區首府之間明顯多於提比利亞，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拉姆拉更加靠近埃及的地緣優勢。

圖為以色列出土的部分中國瓷器。圖片來自作者

　　阿拉伯作家的著作和伊斯蘭世界的歷史文獻記錄表明，瓷器是極其珍貴的異域商品。根據中國古代文獻記錄，隋唐時期的大多數瓷器都被贈送給出訪使者，從嚴格意義上説它們並不是貿易商品。然而，在公元九世紀後的晚唐之後，幾乎所有的出口陶瓷都具有貿易商品性質。顯然，在以色列挖掘出土的這些中國瓷器屬於後者。

　　一些學者認為，僅僅發現中國瓷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甚至有學者認為“擁有中國瓷器的社會就是一個懂得並能精緻劃分高級進口商品的社會”。長期以來，圍繞伊斯蘭陶瓷仿製中國陶瓷學界一直有着大量的探討和研究。

　　大批量的中國瓷器多半出土於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和埃及等待伊斯蘭權力中心地區。黎凡特南部地區由於歷史上一直作為不在權利最中心的行省身份，使得以色列出土的這些瓷片可能只是絲綢之路上貿易流通的模糊迴響。

儘管只能以殘片的形式存在，但它們仍然是對貿易研究具有相當重要價值的文化材料。與此同時，這種稀缺性和較為廣泛的分佈也表明了來自遙遠中國的瓷器在當時帶有的奢侈品屬性。作為連接東西方的貿易商品，中國瓷器早已被證明是討論國際貿易及歷史發展的有效工具。

對於以色列來説，對進口瓷器的研究也是瞭解商貿與其所出土地點關係的基礎。（作者：阿薩夫·戈爾德施密特（Asaf Goldschmidt），拉維夫大學考古系中國博士留學生陳之夏參與了本文的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