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美元體系的金融邏輯與權力 ——中美貿易爭端的貨幣金融背景及其思考_風聞

李曉：美元體系的金融邏輯與權力 ——中美貿易爭端的貨幣金融背景及其思考作者：李曉    來源：《國際經濟評論》 

【摘要】必須理性地認識到，中美貿易爭端不過是大國博弈的開始，是一場持久戰的“序幕”，即便一時有所緩和，絕不意味着爭端消弭，而是醖釀着更高層次的衝突。因此，應對中美貿易爭端，不能將全部精力用於計算一城一池的得失，計較眼前的輸贏，而是要風物長宜放眼量，超越貿易戰本身，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順勢而為，以這場空前的外部壓力為契機和動力，促進國內的體制、制度改革，以實現中國的持續崛起。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裏尋找確定性，無疑是一個艱鉅挑戰。

自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以來，以“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為口號，一改美國對外戰略的傳統做法，不僅頻繁“退羣”，引發中美貿易爭端，更是對其傳統盟友肆意敲打，甚至在全球四處點火，挑起爭端，看起來令人困惑不解，以至於有學者認為，特朗普的魯莽之舉是美國衰落的自然表現。

實際上，現階段特朗普到處挑起爭端、四面樹敵並非美國衰落的表現，恰恰是其依舊強大或者説是他憑藉這種強大恣意妄為的結果。總地來看，特朗普如此作為主要有三個目的。第一個是遠期的：搞亂世界，甚至世界大亂、極度動盪不安時再出手，證明這個世界需要美國，美國還是“老大”。第二個是中期的，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全球經濟貿易規則重塑，二是全球產業鏈或價值鏈重構，兩者目標高度集中，即“去中國化”。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對歐日等發達國家的貿易打壓同其發動與中國貿易爭端的目的截然不同，前者是“以打促談”，目的是為了形成對中國的遏制，構建“去中國化”的市場經濟的規則同盟，“毒丸條款”即是如此。因此，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危險的問題不是所謂的“逆全球化”（全球化本質上不可逆），而是主要大國之間有關“全球化共識”的破裂，這種不可彌合的共識破裂，必定導致規則重塑。第三個是近期的：促使美元資金迴流。特朗普一方面通過減税等方式促使實業資本回流，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兑現競選承諾，另一方面則利用全球動盪時期美元的避險功能促使美元資金迴流，試圖以此壓低長期利率，確保國內資金低廉，實現金融市場膨脹，經濟繁榮。總之，他期望實體經濟、虛擬經濟都能夠欣欣向榮，以確保在中期選舉和兩年後的大選中穩操勝券。

顯然，美國現階段與他國特別是與中國貿易爭端的背後，不僅有其強大的政治、經濟、技術和軍事等方面的背景，也有着強大的金融和貨幣優勢支撐。這是我們思考、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時不應忽視的。事實上，無論是特朗普上台，還是其執政後對競選承諾的兑現，尤其是把中國作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即伴隨着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結構的高度金融化，這恰恰是特朗普恣意妄為地採取“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的重要基礎。其中，美元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是20世紀世界經濟最為核心的變化，使得美國構建了一個與以往霸權國家全然不同的世界控制體系，對世界的剝削與控制不僅更加隱秘，更為重要的是，更改了人類長期以來奉行的金融邏輯，這對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與世界格局變化的影響十分巨大，應予以高度重視。

本文擬闡述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美元體系的金融邏輯與運行機制是怎樣的？二是美元體系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全球性權力有哪些？三是對現階段中美貿易爭端及中國經濟的未來有哪些啓示？

美元體系的金融邏輯與運行機制

當今世界，每當一個國家發生重大財政、金融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各種全球性、區域性經濟組織對其實行救助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緊縮，亦即通過節約開支、增強經濟再循環機能，提升償還貸款的能力，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歐豬五國”概莫能外。但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所欠外債屢創新高，達到天文數字，卻可以繼續實現經濟擴張，而且除了該國國會有關於“債務上限”的內部限制外，並無外在的強制性約束。這個國家就是美國。

那麼，美國為什麼可以如此特立獨行？關鍵就在於，美國人偷天換日般地更改了人類的金融邏輯，並通過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建立的美元體系予以實施。在此，需要稍作回顧，捋清美國人對人類金融邏輯的從“債權人邏輯”轉化為“債務人邏輯”篡改過程。

眾所周知，在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7月構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過程中，曾有過一段著名的“懷特計劃”與“凱恩斯計劃”之爭。一般認為，兩者之爭的關鍵在於英國作為衰落帝國試圖保證自身的地位及其利益，而美國作為新興霸權國家需要維護自身的利益，即兩者分歧的焦點在於老牌帝國與新興帝國的利益紛爭。但事實上，兩者之爭的核心問題，是恪守人類傳統的以債權人利益為核心的“債權人邏輯”，還是將人類金融邏輯更改為“債務人邏輯”？當時“凱恩斯計劃”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盈餘國家應該負有調整國際收支的責任，與此相反，“懷特計劃”則堅持赤字國家必須承擔調整國際收支失衡的責任。幸運的是，憑藉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依照“懷特計劃”構建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仍舊秉持了“債權人邏輯”，即以債權人利益為核心要求赤字國家調整國際收支失衡，並做出緊縮等調整措施，進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的穩定、高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

伴隨着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以一國貨幣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流動性與信用之間的矛盾即“特里芬難題”開始逐漸顯露出來。美國人曾經極度擔憂美國國債的過度擴張及其政治後果，但後來的經驗證明，在“債權人邏輯”下如此之大的債務擴張的確是危險的，然而在“債務人邏輯”下這種擔憂則是多餘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根本原因不是由於“特里芬難題”，而是美國不願意像當年英國在一戰後表現的那樣遵守欠債還錢的“債權人邏輯”，即美國人不再遵守規則。伴隨着黃金外流問題日益嚴重，美國政界和學術界開始探討如何擺脱“黃金魔咒”、實現美元無約束擴張的路徑。在肯尼迪政府時期，詹姆斯·託賓已經提出了“為什麼我們要有固定匯率制度？為什麼我們如此重視保持美元的黃金價格？”的問題，而前政府國務卿艾奇遜則與眾不同地提出了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根源不是海外開支，而是國際收支體系存在缺陷；到約翰遜總統時期，“凱森報告”更是提出了讓盈餘國德國使用長期債務工具為美國債務融資的方案，該方案同當年凱恩斯的計劃並無二致。到1967年上半年，美國已經開始推動大部分持有美元的國家實行“事實上的美元本位制”的構想，而1968年3月“黃金總庫”的解體、黃金市場的分割，已經使得世界進入了“事實上的美元本位制”。最後，直至“保羅·沃爾克工作小組報告”的提出和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美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違約行動。可見，美國對金融邏輯的改變並非突然，而是“蓄謀已久”。

美國人對金融邏輯的改變是系統的。一方面，它改變了敦促赤字國家恢復、強化政策約束的原則，使其可以無視債務規模及其合理水平而採取擴張性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於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赤字國為確保貨幣平價需要動用外匯儲備（對美國而言主要是黃金），因而迫使它們必須對國際收支平衡保持嚴格要求（“債權人邏輯”），然而浮動匯率制度則使得赤字國如美國的經常賬户得以持續擴大，且導致無約束政策從赤字國傳播至盈餘國，破壞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與效率。這一切，都是通過美元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實現的。

所謂美元體系，是指在1971年美元與黃金脱鈎以及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後，由不能與黃金兑換的美元發揮關鍵貨幣功能，即美元在國際貿易、投資計價結算中居主導地位、在全球官方儲備和金融資產中居領先地位、在全球信用週轉體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現階段的美元體系主要依靠三個機制來運行。

**商品美元還流機制。**美國向世界各國尤其是出口導向型國家提供開放的商品市場，其鉅額經常項目逆差的彌補主要依靠這些國家美元儲備的“還流”——以購買美國國債或公司債等形式迴流到美國資本市場。這意味着這些國家向美國出口商品與服務賺取美元以後，不得不將其中的相當大一部分借給美國。否則，由於美元是世界清算貨幣、結算貨幣和主要的資本市場交易貨幣，若美元供給增加便意味着美元貶值。這意味着一方面，順差國自身擁有的美元儲備縮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順差國貨幣升值，對其擴大出口不利。所以，美元體系下順差國的悲劇就在於，它們不得不被動地維持着美元匯率的穩定，儘量不讓美元貶值。也就是説，當今世界包括中國、日本、德國等主要債權國要盡力維持世界上最大債務國的幣值穩定，這也是這些順差國家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公司債的主要原因。而與此同時，美國則將來自順差國的美元儲備再次投資於這些國家（約70%用東道國貨幣計價），在賺取各種資本收益的同時更可以賺取美元貶值（財富轉移效應）的紅利。這是美國利用美元體系讓全球為其分攤霸權成本的重要途徑。

**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當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美元與黃金脱鈎之後，美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確保自身的儲備貨幣地位。為此，美國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後迅速找到了石油這種工業血液，於1974－1975年間聯合沙特等國達成了石油交易用美元計價的協議，形成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這意味着其他國家若要進口石油必須用美元支付，因而必須儲備美元，從而使美元在與黃金脱鈎之後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

**美國對外債務的本幣計價機制。**目前，美國80%以上的對外債務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美元計價的。由此可見，美國霸權或者説美元霸權達到怎樣的程度。也就是説，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美國對自身的對外負債是可以通過印刷美元解決的。當然，正是由於美元是美國控制世界的最主要的工具，現實中美聯儲、財政部對確保美元的內外價值格外慎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已經搞了三次量化寬鬆，釋放出大量流動性。由於美元流動性的六成左右在海外流通，這些釋放出來的流動性並未導致美元貶值。更重要的是，迄今為止人們無法看到美元出現貨幣錯配的現象。鑑於所有貨幣危機都是某種貨幣錯配的結果，因而只有當美國對外發債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標價，而是用歐元、英鎊、日元或者人民幣標價的時候，才真的可能出現危機。否則，難言“美元衰落”或“美國衰落”。

與黃金脱鈎的結果，表面上看是使得美元從一種資產貨幣轉變為債務貨幣即純粹的信用紙幣制度，其實質則是不再用黃金來衡量價值即擺脱了“黃金魔咒”的美元，開始以國家信用為基礎開展彈性更大的信用擴張，併成為其他貨幣的主要標價標準和錨定對象。因此，與以往依靠殖民地掠奪世界的帝國主義不同，美元體系的形成及其金融邏輯的變化使得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構建了一個規模更大、控制力更強也更為隱秘的剝削體系，這是一個超級帝國主義體系。在廣度上，從來沒有一個帝國可以如此控制全球規模的貨幣金融運行，以及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方向；就其深度來看，也從來沒有一個帝國可以發明、發展如此具有廣度、深度的金融市場，成為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並具有了橫行無敵的金融權力。這個超帝國主義的美元體系的核心利益就在於，維護一個允許它可以堅守“債務人邏輯”、大量舉債而不受其他任何國家約束的世界貨幣秩序。

美元體系的本質及其權力

可以將美元體系的性質歸納為以下兩點。

**1、它本質上是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秩序的人為擴張。**因而一方面，它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及其結構變化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它也是非合作的、孤立主義的，必定是世界性矛盾、衝突與危機的製造者。

**2、它是一個全球性的資本（源）控制系統。**這個系統的含義在於：一方面，系統內國家無法單獨改變規則，而且這種狀況短期內難以發生根本改變；另一方面，儘管系統內國家面臨着美元匯率波動、貨幣政策與經濟週期的矛盾等日益增大的成本且經常面臨各種貨幣金融風險，但推翻該體系的成本更大，存在着一種集體性的“系統崩潰恐懼”。這種恐懼將所有系統內國家綁定在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實質上成為被美元體系綁架的“人質”。由此美國判定，系統崩潰的壓力或恐怖感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傷害遠遠高於美國（元）的成本，其“綁架”功能使得系統內國家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支撐該體系的運轉。這是美國可以通過顯在或潛在的違約行為打擊、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根本原因，也是當下特朗普總統可以恣意妄為地發動貿易保護主義的深刻背景。

總體上看，美元體系的權力經常表現為這樣一種狀態：該體系在為其成員提供諸如美元流動性、交易和結算便利等“公共產品”的同時，也使得全球經濟對其產生嚴重的不對稱依賴，迫使系統內國家不得不被動地支撐或維繫這一體系，而且由於擺脱了黃金約束，它可以“合法地”放棄其應盡的國際責任與義務，相關政策與行為更加具有自利性。具體而言，美元體系的全球性權力主要地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一是美國控制的全球金融規則的制定權及其協調、實施機構，如IMF、世界銀行等；二是美元全球使用的網絡外部性，計價、結算的習慣與傳統；三是國內發達的具有深度與廣度的金融市場體系，具有全球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最活躍的金融市場，並具備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四是全球性的信用評級機構、居壟斷地位的會計師事務所；五是超強的金融制裁權力；六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及其全球性傳播，等等。歸納起來，就是擁有全面、系統和強大的硬權力與軟權力。

結論與啓示

必須理性地認識到，中美貿易爭端不過是大國博弈的開始，是一場持久戰的“序幕”，即便一時有所緩和，絕不意味着爭端消弭，而是醖釀着更高層次的衝突。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的自由貿易大多是在體制、制度相近的國家間得以長期開展，而在那些規則、體制和制度差異巨大的國家之間，自由貿易的結果往往是衝突甚至是戰爭。這場貿易爭端的本質，是大國間制度的較量。因此，應對中美貿易爭端，不能將全部精力用於計算一城一池的得失，計較眼前的輸贏，而是要風物長宜放眼量，超越貿易戰本身，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順勢而為，以這場空前的外部壓力為契機和動力，促進國內的體制、制度改革，以實現中國的持續崛起。雖然只有半年的時間，中國對這場貿易爭端的應對已經過了三個階段：即從“不惜則一切代價”、“對等的數量報復”到“從數量型過渡到質量型”、“打蛇打七寸”，再到“中國不屑於對美國實施以牙還牙的直接報復”以及國企開啓“規則中性”原則的改革，等等。這是一個迴歸理性的過程，也是中國決心下大力氣啓動改革的良好動向。考慮到目前的中美貿易爭端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崛起，本文有如下幾點結論與啓示。

1、首先，美元體系的可持續性很強，短時期內難以被撼動，因而對中美貿易爭端需要做周全考量，理性應對。具體而言，針對現階段的中美貿易爭端，有三個層面的問題值得關注。

第一，就國內層面而言，有關中美貿易爭端的損益及其度量，不能僅僅侷限於貿易領域。經驗證明，作為一個霸權國家，美國遏制對手的途徑往往是多元、系統和綜合的。這其中，利用貨幣金融手段壓制對手的可能性極大。而且事實上，貿易爭端的持續及其影響也不會侷限在貿易領域，一定會涉及到貨幣、資本、金融市場等領域。迄今為止在美元體系下有關大國間貿易爭端的唯一經驗，來自於美日貿易摩擦。其中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教訓，不是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發展與崩潰，而是美國利用美元體系對對手貨幣的操控或打擊能力，這幕戲劇的高潮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因此，作為美元體系的“系統內國家”，中國應盡全力將中美貿易爭端控制在貿易範圍內，避免“貨幣戰”“金融戰”，即便迫不得已，也應盡力拖延時間，減小衝突規模。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逐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之舉，但在資本項目開放領域仍需謹慎對待。對今天的中國而言，貨幣金融安全面臨着比傳統安全更為嚴峻的挑戰。

與此同時，在應對中美貿易爭端的過程中，針對現行美元體系日益增強的自利性乃至可能的金融制裁壓力，中國有必要在兩個領域中有所作為：一是穩步推進人民幣計價石油期貨市場的發展；二是穩步推進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建設與發展。

第二，在區域層面，中國應在新形勢下積極推進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特別是2012年中日關係因“釣魚島國有化”而急劇惡化後，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便陷入停滯狀態。隨着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行動的擴大，不只是中國，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東亞國家都面臨着巨大的威脅和壓力。一方面，中國應將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心置於東亞地區。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互換更多地是增強雙邊抵禦金融風險的信心，而非增加貿易結算功能，只有在中國處於區域生產網絡中心的東亞地區，人民幣貿易計價與結算功能的提升才真正具有堅實的基礎與巨大潛力。另一方面，中國應有恆久而非善變的地緣戰略意識，高度重視周邊、區域性的地緣政治經濟安排。鑑於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歷來的危機推動型特徵，中國應順勢而為，以中日關係“破冰”為契機，積極推進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和經濟貿易合作走向新的階段，為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奠定堅實的區域合作基礎，這應該是今後中國地緣戰略的重中之重。

第三，在國際層面，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作為美元體系的系統內國家，中國針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總體戰略應該“不是在‘系統外’發起挑戰，而是在‘系統內’促進改革；不是在‘系統內’對現有體制做革命性的顛覆，而是對其做改良性的增量改革”。在現行美元體系內，中國應努力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秉持“債權人邏輯”或者增強對“債務人邏輯”的約束功能。一方面，推進其朝着對美國自利動力與行為能力加強約束的方向進展，另一方面則應高度重視與日本、德國等對美債權國家一道，循序漸進地形成一個“債權人同盟”，共同致力於恢復以“債權人邏輯”為核心的國際貨幣秩序。從這個角度看，“一帶一路”倡議應該圍繞這一核心問題進行更長遠的戰略設計與安排。

2、其次，中國應該關注歷史上大國崛起的貨幣經驗。

第一，大國崛起過程中的貨幣穩定非常重要。1870到1914年間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也是決定其大國崛起的關鍵時期。此間，美國物價水平平穩下降，每單位GNP的貨幣數量減少，而經濟增長速度卻達到3%～4%，這是生產力提升的結果，即通貨緊縮只是導致價格下跌而價值並未改變。所以，美國是在貨幣穩定甚至是緊縮的條件下成為強國的。

第二，大國崛起的過程表明，成功崛起的國家沒有一個是依靠自己的儲蓄或者儲備而實現的，它們都是依靠債務包括外債的可持續性支撐而崛起的。債務、國家信用與大國崛起之間有着必然的聯繫。金融發展中的信用對國家制度安排有着極其苛刻的要求，否則崛起無法持續，極有可能出現“崛起中斷”。無數挑戰國失敗的教訓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歷史上英法兩國發展的不同路徑與結局，值得深思。1500年以來大國崛起的經驗證明，不同時代的現代金融業的發育、發展均嚴重依賴於制度安排的演進與現代化：嚴格的產權保護、權力制衡和信息的公開透明。否則，在信用缺失，加之國家在本幣無法國際化或者順利對外發債的條件下，只能依靠內部税收掠取的強化獲得一時的增長，結果是民怨沸騰，社會動盪，所謂崛起也是曇花一現。西方崛起的關鍵之一，就在於構建了一個所謂的“國家-軍事-金融綜合體”，使得國家在長期、頻繁的戰爭環境中得以獲得民間資本和國外資本的支持，因此，如何通過制度的調整、改革與現代化增強國家信用，構建一個國家化、區域化乃至國際化的資本（貨幣）控制體系，對於大國崛起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