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澳洲大選——冒險變革還是墨守成規_風聞

距離澳洲大選已經到了以小時計算的時候，兩黨大選的綱領已經相當明確。工黨承若一旦獲得大選的勝利，將向低收入羣體提供更多的減税和更多的社會福利。 

最近工黨又公佈了一系列的這樣的計劃：政府資助癌症患者計劃，退休人員牙科保健計劃，托兒-幼教從業人員的工資增加20%，資助家庭托兒-幼教計劃，鼓勵小企業聘用年輕人和55歲以上人員的税務優惠計劃，新增公共教育開支等等。為了支持這些開支，工黨準備向礦業跨國公司徵收更多的礦產特許權使用費。

工黨的政策受到自由黨和澳洲保守派媒體的反覆質疑。氣候經濟學家Brian Fisher計算，到2030年，工黨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碳排放45％的目標將使澳洲付出至少530億澳元的代價。為此他的家被人丟了雞蛋。 

澳大利亞工商會首席執行官James Pearson擔心由政府向幼托從業人員實行工資補貼的行為將釋放潘多拉魔盒中的精靈，而精靈一旦放出就難以收回，澳洲生產成本只會節節升高。 

自由黨政府根據財政部的估計，指出如果工黨上台，未來十年新增税收將達到3870億澳元。這些税收會抑制澳洲投資，特別是廢除二手房購房抵税計劃和增加賣房資本收益税會對澳洲經濟發生重大影響。自由黨前總理霍華德評論説，這些新税收可能導致房產價格下跌，使得投資者的貸款額大於房產的價格，使他們進入“負資產”狀況。房地產是澳洲經濟一大支柱，房地產萎縮可能對澳洲金融穩定和經濟需求造成重大影響。 

儘管工黨的税收和財政開支政策受到廣泛質疑，然而並沒有明顯影響工黨的選舉形勢。直到選舉前一天工黨對自由黨仍然保持51% 對49% 的微弱優勢。 

為什麼澳洲社會很大一部分人對工黨激進的經濟政策無動於衷？ 

首先這要和大環境聯繫起來。這個大環境就是當今傳統自由資本主義碰到了巨大的溝坎。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今年二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認為：資本主義從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創造性的一種制度，蜕變成了一個具有破壞性和應該被取代的制度。今天，世界史無前例地面臨劃時代的選擇——是整個社會翻天覆地的重組，還是各階級在你爭我奪後走向共同毀滅。 

文章説，全球勞動力儲備比正式就業的勞動力多出70%。全世界就業人口的60%以上，大約20億人，在僅能維持生計的，不具有勞動保護的行業裏工作，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全球無產階級。人均收入和財富差距加速擴大，美國大多數工人的實際工資在四十年中幾乎沒有變化。跨國公司在全球套利，金融財富史無前例的向世界經濟核心國家聚集，目前約有21萬億美元被存放在主要位於加勒比羣島的各個避税天堂，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公平。 

生物學家預計，到本世紀末將有一半的物種滅絕。地球科學專家警告説，地球正無比危險的接近變成“温室地球”。如果碳排放繼續像過去幾十年那樣每年上升2%，人類將承受難以估量的生態，社會和經濟損失。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21世紀的一個關鍵節點：資本的聚集和財富的積累越來越快，代價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和自然條件受到不可逆的破壞。 

不要以為這是某個學者的一家之言。事實上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不斷退縮，伴隨民粹和右翼種族主義勢力的上升，社會主義也在西方洶湧回潮。 

英國工黨的影子財政大臣，一位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毫不掩飾地提出要徵收更高的税收，把鐵路，水，電力和郵政等公用事業重新收回國有，政府要實行價格監管，要使工人獲得大公司的部分股權。美國民主黨多名頭面人物提出要對富人徵收更高的税，他們信奉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實際上就是政府大量印錢，通過投資和税收政策把這些錢派發給弱勢羣體。 

澳洲工黨大選政策無疑是西方社會左傾變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工黨的政策儘管激進但在社會中仍然受到一大部分人的穩定支持。這種支持在年輕人中更為顯著，以至於有人口學家和經濟評論員認為這次大選是千禧一代和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的對決。 

根據YouGov的調查，59%的嬰兒潮一代支持市場經濟。但當今的千禧一代對他們父輩珍視的價值觀和社會規範缺乏體驗。這些規範包括職業晉升，工資穩步增長，加班費，工會力量，福利和養老金，僱主與僱員之間相互信任和忠誠等等。他們對高房價，高學貸，不穩定的工作和貧富差別充滿怨氣，把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市場“看不見的手”。 

澳洲35至44歲人口擁有房屋的比例約為60％，低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75％。45％的25至34歲的人擁有房產。 

澳洲天主教大學高級研究員Kevin Donnelly，《政治正確如何毀滅澳洲》一書的作者更是指出如果自由黨聯合政府大選敗落，澳洲對年輕人的教育是一個主要原因。 

Kevin Donnelly認為澳洲左派自上世紀70-80年代以來在教育系統取得了支配地位，學生們被灌輸西方文明是壓迫性的。除非加以制止，白人至上主義和社會不公正和不平等將越演越烈，世界環境破壞將不可挽回。澳洲智庫Centre of Independent Study 編寫的一份報告指出，58％的千禧一代認為社會主義有利世界的發展，59％的千禧一代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失敗。他們要求政府而不是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 

德勤去年做的“千禧一代調查”發現（Deloitte Millennial Survey）“千禧一代對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前景感到悲觀，對安全，社會平等和環境可持續性擔憂”。 年輕人希望“商界領袖能夠帶頭解決世界問題”，將重點從盈利轉向“關注社會平衡和多元化發展，要採用靈活和慷慨方式對待和培育員工 。 

左傾意識形態不僅在年輕人中廣泛傳播，還在一部分成功人士裏流傳。這一部分人成為綠黨的骨幹或者支持者。澳大利亞人報一篇文章中説： 如果按收入把社會分成ABCDE五檔，在高端的AB兩類中，31%支持綠黨，在中端的C檔裏，24%支持綠黨。這批人在澳洲社會里人數不多但擁有最高的收入，最好的工作和得到最高水準的教育。72%的綠黨支持者居住在各大省會的中心區。綠黨在環保，移民，人權，和社會平等方面遠遠比工黨激進。 

2019大選不是一次平凡的大選。自由黨反覆強調自己更能管理經濟，指控工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預算不能平衡，工黨工資和税務計劃可能對經濟造成破壞。 

工黨的反應是自由黨主導的經濟發展不是為了一般勞動大眾的利益，整個社會經濟需要改變。工黨向人們呼籲“你有能力改變我們的國家”，選舉一個新政府“讓澳大利亞進入一個具有新視野，新目標的新十年”。在這個新澳大利亞里，社會更公平，更環保，更能持續發展。 

真正的區別是工黨發出了大政府，大税收，大財政開支的信號。工黨正在偏離工黨霍克 - 基廷政府（1980-1990初）的擁抱自由資本主義的政治道路。勞資關係是工黨求變的第二個主要方向，工黨承諾引入“生活工資”而不是最低工資，為工會介入工資問題提供條件，目的在於擴大工會力量，擴大對工黨的支持。 

澳洲格里芬大學歷史和政治學教授Ross Fitzgerald認為無論這次選舉的結果如何，澳大利亞過去十年平庸低劣的政治可能還會繼續下去。澳洲目前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國際戰略環境趨向惡化，澳洲兩大政黨的當前政策都不能有效應對，甚至會把形勢搞得更糟。 

霍華德時代結束時，澳大利亞處於一個令人羨慕的地位，但坦率的説那時促成澳洲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並不受澳洲直接控制。那時中美兩國合作大於競爭，良好的國際環境和靠近亞洲新興市場使得澳洲通過出口獲得持續經濟增長。 

澳洲在隨後的十年中繼續增長。但創紀錄的移民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大量移民對工資造成下行壓力，工資增長停滯不前，房價卻不斷上漲，大城市公共交通堵塞，整個社會被過度拉伸。在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上，例如徵收二氧化碳税，政策顛來倒去。因為環保，在是否應該建立新煤礦出口上，城鄉和地區間爭吵不休，遲遲不能決定。

知名評論員Paul Kelly指出自由黨政府一再宣稱能達到預算盈餘，但實際上鐵礦石漲價和税收實際大幅提高是預算盈餘的主要原因。工黨宣稱能同樣達到預算盈餘，但人們普遍擔心工黨的財政開支將擴大財政赤字。

Ross Fitzgerald接着説許多人對澳大利亞表現感到失望和沮喪，傾向於責怪政治家們出於黨派和個人利益違背了國家利益。但也許政客的自私，冷漠和其他所有的負能量是我們這個社會在他們身上的折射，使我們成為為了各自或羣體利益互相爭吵的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