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婚禮上的失蹤新郎與他奮鬥半生的燕京大學 | 紀念燕大創辦100週年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5-18 09:13
撰文 | 王敬獻
作為民國時期的著名教育家，周學章先生的名字如今已很少被人提起。但他教育救國的理想，和在燕京大學奮鬥大半生的艱苦努力讀來令人動容。以燕京大學於1919年定名算，今年是該校創辦的百年紀念。我們謹以此文紀念在那個疲敝、動盪年代裏，為振興中華民族真誠奮鬥的民國教育家和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的燕京大學。
1923年11月21日下午，紐約第五大道的第一長老會教堂洋溢着喜氣洋洋的氣氛。教堂裏坐滿了衣裝整嚴的客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紐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許芹 （Huie Kin 1854-1934）。原來，許芹的第五個女兒許淑文女士（Ruth Huie 1901-1990） 即將與周學章先生（Henry Chou 1894-1945）在此結婚。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at the 5th Avenue and 11th St., New York City,
第一長老會教堂, 紐約第五大道/11街，周學章與許淑文在此結婚
此時，婚禮儀式的時間已經到了，許芹牧師的親戚朋友全部到齊。按正常基督教婚禮程序，新娘在教堂後邊的休息室穿好婚紗，新郎與伴郎伴娘站在教堂前方的牧師左右兩側，等候風琴音樂的啓奏和美麗新娘的出現。婚禮儀式就這樣即將開始了。
但是今天婚禮現場缺少了一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新郎周學章先生。10分鐘過去了，半小時過去，新郎的身影一直沒有出現。“難道男方變心了？” 家人開始懷疑和擔心，但新娘許淑文並沒有發慌。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也過去了，新郎仍然沒有出現。1923年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到哪兒去打聽消息呢！但新娘毫不慌張，反而面含微笑輕輕安撫賓客説：“咱們再等等，Henry會來的，我瞭解他。”
果然，不久之後，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健壯男生衝進了教堂。他身穿合身的燕尾服和皮鞋，但從頭到腳被濃濃的黑煤煙灰覆蓋，唯有那黑糊糊的臉上露出興奮的眼神。周學章對大家抱歉地解釋他本來坐了紐約的地鐵來教堂結婚，還多預留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但沒想到地鐵在隧道內發生故障，為了不耽誤婚禮，他才決定在一片漆黑之中摸到地鐵出口，步行趕到婚禮現場。俗話説得好：“遲到總比沒到好！”
周學章與許淑文結婚照，1923年
美國紐約時報，周學章與許淑文婚禮公告 ，1923年11月22日
周學章是誰
周學章1894年生於天津市郊區新城縣，周家總共有五個兄弟姐妹，他最小。周先生自幼勤奮好學，自學能力強。早年就讀於天津省立師範學院和保定高等師範學院，成績優秀，由於學行卓越獲得了省政府公費留學美國的資格，後於1919年獲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學士學位，畢業後又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於1923年獲博士學位。
周學章先生（Henry Chou 1894-1945）
周學章在美國讀書期間結識了著名的許芹牧師，與其家庭也來往密切。許芹牧師經常以主日學（Sunday School）方式在華人工人階層傳播福音，並在華人中從事宣教和牧養工作。當時華埠工人階層大多以苦力為生，文化水平較低，不識字，語言不通，備受侮辱和蹂躪。許芹決意改善華人的慘況。於是，許芹夫婦首先創立了華人英語訓練班、圖書館、華人幼兒園，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同時，他們為爭取華人的權利做了大量工作，並在紐約成立了第一個華人自立教會。訪問留學生來往於教會和許芹家甚多，周學章也在學習期間結識了許芹第五個女兒許淑文，並與之相愛，常來往於許芹家。在許芹為提高華人文化水平、加強自信和人身地位而奮鬥的精神影響下，周學章致力於回國服務，研究和提升中國農村教育乃至整體教育水平。
婚後第二天，周學章便帶着自己的新娘一起回了國。他先開始擔任廈門大學教授，一年後又分別擔任河北大學教授、教務長、代理河北大學校長、國立師範大學研究院導師等職務。1926年，他被聘為燕京大學教育系教授，主講教育學概論。
1929年，燕京大學修改管理體系，從傳統的藝術與科學學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改為文學院（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和理學院（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第一屆文學院長由陸志韋擔任，文學院建立後第二年（1930年），周學章出任文學院院長，一直到1933年卸任。1938-1942年，他再次出任文學院院長。當時的文學院包括中文系、英語系、歐洲語言系、哲學系、教育系、新聞系和音樂系。
其中的教育系自1926年籌備建系，是學校最早設立的幾個系之一。當時燕大校園還在建設之中，男生宿舍樓和博雅塔也只蓋了一半。首屆系主任為高厚徳（Howard Spillane Galt）。周學章就是在1926年受高先生的邀請來到了燕京大學，成為教育系極需的新鮮血液。1935-1941年，周學章連任教育系主任。在此期間，教育系經歷了重大發展與改革，在傳統教育概論、教育史與教育哲學的課程基礎上，周學章進一步增加了更多類型的教育課程，比如兒童教育和鄉村教育，最終將教育系發展出了三個內容更豐富的正式專業。周學章還大力擴建和提升燕大教育系的教學課程與學術研究，充分利用他從歐洲考察所收集的豐富教材，增強教育實用功效水平。到1941年，教育系的總課程數量從原來的18門增加到了36門，比如在保留了普通教育專業的基礎上，增設了“教育心理”和“教育統計與測驗”等新課程。
30年代初，燕大教育系與教室設在穆樓（現為外文樓）。穆樓位於燕大西門內的草坪北邊。該樓興建時，門前還是水窪一片。
燕京大學西門草坪，穆樓在其左側，1937年
周學章在從事擴展提升燕大教育系的教學課程與學術研究中，充實了幼兒教育課程，調整兩年制幼兒教育專修班為四年制幼兒教育專業 。幼兒專業新課程包括了“兒童心理”“兒童繪畫”“兒童音樂”“教學法”等豐富內容。燕京大學幼兒園和附屬學校則是其很重要的教學基地。
燕大附屬學校隸屬於燕大教育系，是該系的實驗學校。她的地位比普通學校略有特殊，因為除教學外她還肩負着研究、實驗、示範和教育系學生的任務。1923年燕大與匯文大學合辦了附屬小學，從而開始了附屬學校的序幕。1929年，附小從成府蔣家衚衕搬到燕大適樓的東南。周學章十分注重教學實驗，在燕京大學幼兒園、附小、附中，他會親自對教學實驗工作進行設計和指導。周先生自己的五個兒女也都是在這裏受教育。
燕京大學幼兒園，1938年
後兩排左起：戴克範、梁思荘、方貺予、倪逢吉（梅貽寶夫人）、周學章、許淑文（周學章夫人）、冰心、梅貽寶、吳紹鴻（張東蓀夫人）
周學章對如何提高正常學校教學效率的研究非常重視。我們從他的著作標題《繁簡字體在學習效率上之再試》《兩種小數乘法之教學的實驗》《疲勞與學校日程之關係》《珠算與筆算在學習効率上之比較》就可以看出他所關注的焦點。周學章的另一學術成就在於教育測驗，他帶領教育系學生在天津和北京各校開展教育測驗，使學生了解測驗的方法和意義，分析和討論教育改革問題。他曾發表過不少這方面的著作，如《燕大中學智力測驗》《中等學校會考方法上之商榷》《測驗時間長短與心的疲勞之關係》《作文測驗之TBC量表》《小學測驗試卷印刷字體大小的研究》等。除了教學方法與教學效率方面的改革外，周學章一生還在教學理論、鄉村教育等多個方面有所建樹，發表了近30篇學術論文。
燕園生活
1920年，司徒校長親赴西安在李同軒等人的協助下從陝西督軍陳樹藩處得到淑春園/勺園；他從載濤貝勒那裏先租後買到朗潤園的時候，澱北園（今鏡春園+鳴鶴園）還在北洋政府前大總統徐世昌的手裏。彼時該園基本閒置，但已被徐大總統拆了一部分，木料等建材也被偷運回其河南老家，成為民國初年的醜聞之一，燕大與徐世昌商談購買之事也就長期未妥。
當時燕京大學教職員工最主要的居住區是：1. 朗潤園（#1 - #20A），2. 東大地（燕東園，#21 — #42），3. 南大地（燕南園，女性單身教師宿舍，#50—#66）；還有一些年輕/單身教職員住在西校門外的蔚秀園、達園等處。比如侯仁之先生初留校任教時住在蔚秀園，錢穆先生住達園。
周學章與許淑文共育有五名兒女（周乃文、周懿貞、周懿芬、周懿嫺、周乃揚）。據周學章的二女兒、現已九十高齡的周懿芬教授回憶，自她出生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寇憲兵佔領並強行關閉燕京大學，她們全家一直都住在燕園內的朗潤園10號。
周學章與家人，朗潤園10號，1938年
左起: 周懿芬、周懿嫺、許淑文、周乃文、周學章、周乃揚、周懿貞
朗潤園，1945年之前環境優雅安靜，共有住户十幾家
周懿芬回憶説，那時燕大的朗潤園和徐世昌的澱北園之間有一堵隔離牆，從校園內沿未名湖北側向西到校友門是無法穿行到朗潤園的教師宿舍的，必須要先出東西兩側校門而後繞行進出朗潤園。如果是從一體進出朗潤園，必須先要從對着成府街的東校門出去左拐，沿着校牆向北，然後左轉進朗潤園的東門。（一進朗潤園大門，左手邊就是周學章院長家住的十號院）。
燕京大學朗潤園10號前門，1940年左右
左起：周懿芬、周乃文、周懿貞
那麼，這堵阻斷燕園的牆是什麼時候拆除的，澱北園/鏡春園又是什麼時候與燕園合為一體的呢？迄今為止，似乎所有的版本都是道聽途説。所謂的“澱北園是在北大遷入後才歸屬燕園”的説法就是以訛傳訛。其實，我們近日在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發現了一份1940年7月5日由校長司徒雷登簽署的公告，宣佈燕大已經買下了澱北園，並恢復使用原名“鏡春園”：
「本校社區同人公鑒：
查一般所稱之澱北園，本校已經收買，諒大家均已聞悉。惟澱北園之名稱，無任何意義，似應廢除而代以適當之名稱。經詢謀各方意見，及縝密考慮之後，覺該園「 鏡春園」之舊名，殊雅緻妥切，已決定採用。希望大家今後一致稱用。
司徒雷登 7月5日」
1940年，由校長司徒雷登簽署的公告，宣佈燕大已經買下了澱北園
據《朗潤園的回憶》一書的作者段大亮博士分析 ，“徐世昌1939年去世，所以可能才在1940年有那機會。”陳毓賢女士在《洪業傳》中有關於洪煨蓮先生1940年赴美為燕大剛買的那塊地籌建十餘座教師宿舍籌款的記述，也可以作為我們新找到的司徒校長公告的佐證。
在家裏，周學章是一個性格活躍、熱情的好丈夫和好父親。在繁忙的工作中，周學章晚上和週末會抽出時間與家人坐在一起，關心孩子和妻子的當天生活。據家人回憶，周先生經常和孩子一起做有意義的遊戲。如“買賣市場”，由孩子自己選擇售賣物件，周先生與妻子裝扮成顧客角色。通過買賣交易，一家人其樂融融而且還練習算術加減法。每年一到聖誕節，周先生總是身穿聖誕老人的全身套裝，身背裝禮物的大口袋，扮演聖誕老人的角色，為孩子們的快樂而奔忙。
周學章對自己的學生不止在學業教育上十分認真，而且經常在家召開全系或部分學生聯誼聚會。每到節日，他就邀請學生到朗潤園十號的住宅做客，八仙桌一擺就是6～8張，院子裏支起四個北京烤肉的架子吃烤肉共慶佳節。周學章會鼓勵同學互相討論問題，使學生們學到不少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擴大了視野。聚會時，周學章還會請有才藝的學生用長廊當舞台做文藝表演，後來的著名演員孫道臨、黃宗江等都在此演出過。
周學章（後排中間高個）與燕京大學學生教育研究會在姊妹樓前合影，約1928年
姊妹樓（現南閣、北閣）在建之中，1926年
燕大校園內温暖的氣氛在聖誕夜（Christmas Eve，12月24日）表現得格外突出。北平冬天很冷，師生穿着大棉袍跟在由一個用人力拉的大木板車後，車上面放着一架風琴，音樂系主任範天祥教授坐在車上彈風琴，師生每人手裏拿着一個點燃的蠟燭就在車後面唱聖誕歌曲，小孩子們也圍在車周圍，和大家一起唱歌。風琴大車在校園裏轉，每到南大地、東大地、朗潤園時挨門挨户地在各家門囗高聲唱歌報佳音。主人們也都打開大門，熱情地請大家進去吃點心糖果。
40年代期後期，司徒雷登（前排右二）與周學章夫人許淑文（前排右一）等
投身鄉村教育
1935年，以晏陽初為主席的“農村重建中央合作委員會”開始計劃在北京開展工作。該計劃提議燕京大學、北平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校為主要合作機構。
周學章在燕大託事會（美國紐約）的支持下全力以赴投入鄉村教育研究與培訓工作。他與燕大的“農村建設訓練課程委員會”共同計劃與設立了一整套新課程，為鄉村教育事業培養了大量人才。周學章大力開拓鄉村教育專業（Rural Reconstruction Program）。該專業於1935年成立，1936年開始招生，除本科生之外，還增招研究生。鄉村教育專業必修課內容包括“鄉村教育”“鄉村經費”“教育社會學”“農村經濟學”“鄉村合作社”“農村運動比較”“地方政府”“鄉村問題討論” 等。除了學校學習理論外，教育系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實踐指導。學生在四年學習期間有一定的實習與實際工作的學分要求。該專業要求學生到試驗區蹲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學生的實踐能力，也更有利於畢業後的工作。
晏陽初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人員深入農村
1937年，周學章教授帶領六名職工與學生在燕京大學附近的貧困鄉村開始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宏偉計劃是創辦一個鄉村建設實驗區，藉以實現其“以學校為中心推進鄉村建設”達到其教育救國的理想。其創辦經費來源於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由周學章先生負責。他們首先在燕園東門外的城孚（成府）辦了一個初級師範學校，培訓鄉建人材。之後，又在北平西郊藍靛廠附近的西冉村開辦鄉建實驗區。該實驗區囊括了以西冉村為中心的四、五個村莊。在籌備過程中，周學章專門在1935-1936年期間派廖泰初（1910-1989）去河北多個縣做教育經費的實地考察，併到山東省汶上縣做專題研究。周學章主張積極推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衞生教育與生計教育等四大教育來實現“去貧致富”的教育救國目標 。
當時實驗區新辦的小學只有一間教室，採用單級複式教學。小小的學校白天為二、三年級學生上課，晚上為掃盲而辦成人識字班。此外，學校還裝備了幾個巡迴圖書箱，購置些通俗易懂農民喜讀的各類圖書。學校重視向農民廣泛宣傳衞生常識，定期在區內巡迴展覽、講解，增進農民的衞生知識，改變農民的衞生壯況。學校同時協助村民脱貧致富，幫助村民選擇各類優良種子，並且推廣優良雞種、豬種，發展副業。
城孚初級師範學校雖然小，但仍然包括三年制師範一班和小學教育班。著名作家冰心就在這附屬城孚師範學校參加師範培訓。在她的回憶中，這些熱心的老師、精選的教材和獨特風格的授課方式都令她難以忘懷。另外，小小的校園裏還附設了花生醬工場、小型醫務室等，周先生常叫他的幾個孩子放學後騎自行車去小工場幫忙。花生醬在燕京校園內非常受歡迎，為學生和農民雙雙提供了福利。正如周學章在他1940年發表的《以學校為中心而推動鄉村建設》的文章中所説的，城孚實驗區以學校為中心，辦教育，搞活動，提高農村文化水平，創辦適合當地情況的副業，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也為教育系中有志於農村教育的學生提供了實驗場所，增進他們的感性認識，培養農村建設人材。由於成就出色，國民河北省政府譽周學章、李建勳、陳寶泉為河北教育界的“三傑”。
家國淪陷後的艱難歲月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立大學紛紛南遷。當年9月3日，日軍進駐北平城裏的沙灘紅樓。沙灘大院一度成為日本憲兵的駐地，紅樓地下室被用作憲兵隊的拘留所。此時燕京大學仍堅持原來的辦學原則和宗旨，以保持中立並以掛美國國旗的方式把日軍關在校門外，大遭日寇之忌。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導致美國與日本開戰，日冦隨即佔領並關閉了燕京大學，繼而對燕大師生進行殘酷鎮壓。12月9日左右，日軍開始逮捕燕京大學師生，周學章也末能倖免。當天三名日軍憲兵手持帶刺刀的長槍闖進燕京大學朗潤園10號的周家，在周學章的妻女面前將他押上了囚車。
後經多方打聽才得知，他被關押於北平城裏的沙灘紅樓。其它一起被關在紅樓的燕京大學教授和院領導還有陸志韋、張東蓀、鄧之誠、趙紫宸、洪業、劉豁軒、蔡一卾、林嘉通、陳其田和侯仁之等。日本憲兵對他們反覆逼供審訊，並嚴刑拷打。冬天沒有暖氣，毎天只有難以下嚥的兩餐還常常不給水喝，條件極其惡劣，但幾十名燕京師生在日本人的監獄中，面對日寇的威脅利誘、凌辱毒打，堅持了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周學章和鄧之誠雖患重病，離不開藥物治療，但仍被不斷地用囚車押往鐵獅子衚衕的日軍司令部司法課受審。據周學章女兒回憶，有時她可以去紅樓門口送換洗衣服，每次衣服拿回家都需要用開水煮很久以去除蝨子。
國民政府於1946年1月明令褒揚抗戰忠貞，嘉獎周學章以及另外四位資深教授 （陸志韋、王伯沆、高陽和鍾榮光）
大約半年之後，周學章出獄，此時他的體重掉了近50斤。日後生活雖堅苦，但他堅決不為日偽所利誘。據家人回憶，周學章被釋放後，日偽派人幾次對他威脅利誘，要求他為日偽任職，但都被他拒絕。由於經常被日偽跟蹤，周先生迫於巨大壓力，不得不離開北平到天津尋找臨時工作，以減輕家庭經濟困難。周學章先生境益艱苦，忠貞自持，不幸於1945年1月25日在北平大佛寺東街甲2號家中病逝，終年51歲。周先生逝世後七個月，日寇投降。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於1946年1月明令褒揚抗戰忠貞，嘉獎周學章以及另外四位資深教授（陸志韋、王伯沆、高陽和鍾榮光）。
周學章先生終究沒能見證抗日戰爭的勝利，更沒有機會對後人講述他在監獄中的經歷。雖然1946年國民政府明令嘉獎周學章以及另外四位資深教授 ，周先生家人亦未能得知。而1945年轟轟烈烈的燕大覆校運動，周學章先生也沒有機會再參與了。1952年，燕京大學與教育系在院系調整時被分割轉校。在現代歷史文獻中，很少有人再提起周學章。然而，2019年是燕京大學100週年紀念，回過頭來看看燕京大學文學院的歷史，教育系的發展歷程，成功建立的鄉村建設實驗區運動，近30篇學術論文以及教育救國的理想，周學章先生作為一位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為中華民族的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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