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精讀-4_風聞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在馬克思引用這句話給批判哲學做註腳的時候，to be和not to be分別是指現實歷史未完成的著作，也就是指宗教、制度和階級本身的改良，以及觀念歷史的遺著，也就是哲學很顯然，從書報檢查制度反推一些普魯士的政策，不難得出“德國現存制度是英法舊日的殘渣”的結論，但在哲學層面，因為有黑格爾等大師存在，導致德國在思想界其實和英法可以説是分庭抗禮，有些甚至還有超出。理論比制度和現實先進的結果，就是造成了將其作為現實的繼續和補充的“一種幻想”，而理論作為現實歷史“觀念上的延續”又作為“對無情現實的批判”的“鎖鏈”，限制了批判的視野。也就是説，落後的現實和先進的觀念共同構成了現實，而落後現實自不必説，先進觀念導致的民眾對先進觀念描述的現實的一種幻想又使其在面對落後現實的時候自我麻醉（無論是否通過宗教），從而忽略或故意無視了這種“先進國家的先進制度”的未完成部分，也同時忽略了這種未完成部分同樣包含着舊制度的“丑角”，也就是舊制度中糟粕和醜陋部分，從而忽略了現代國家機體中所存在的這個“本身的缺陷”。而且如果這個先進的新制度中吸納舊制度的糟粕和醜陋部分的話，那説明這一部分在新制度下要麼無法排除，要麼在排除過程中存在利益集團的阻礙，但很顯然，歷史法學派等理論人士們在當時發表出來的觀點，無論是否定這種觀念，還是使得這種觀念變成現實，實際上都註定了這種“對塵世的批判”不可能完整和徹底“德國的法哲學和國家哲學是唯一站在正統的當代現實水平上的德國曆史”，這個論述的前提是英法和普魯士互動的結果，而馬克思所提到的批判和革命，也就是在被“當代現實”所同化的“世界歷史”框架下的。馬克思在後面也做出瞭解釋：“他們（普魯士/德國）的未來不能侷限於對他們現實的國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侷限於他們觀念上的國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實現”。而結合前面所説的觀念和現實之間的關聯性，就不難得出這種“觀念上的制度”的直接實現，實際上是建立於之前提到的“先進國家”，也就是鄰近的英法的制度的實現之上的。也就是説，他們的實踐實際上也就是對本國制度的一種直接否定，進而重走一遍英法的老路這一點倒是和我國的河殤派很相似。在改革開放以後，一部分50、60後在應當作為中堅建設力量的青年時代從被迫的閉關鎖國走向了和解與開放的過程中見識到了自己建設的東西和世界水平的差距，在這個水平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認為自己什麼都不如別人，建設是無用的，直接引入別國先進的科技乃至引入別國“之所以能形成該先進科技的原因”，也就是“先進”的制度就好了。再加上中央對文革的否定，導致了他們錯誤的認為這也是對文革批判“造不如買”和“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否定，在這個否定之否定之上，他們也就默認了這種全面投降的路線才應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路線，沒有從別國的歷史，乃至自身被壓迫的歷史上尋找自己應該走的獨立自主的道路，卻反而否定了這種獨立自主的道路，那麼在90年代中美關係遇冷，00年左右的金融危機，10年左右的美國全球布控反恐戰爭對經濟的損害和現在的貿易戰期間會有這些人培養出來的徒子徒孫和他們傳教的信眾的投降論調也就毫不奇怪了這也就像是馬克思所説的，實踐政治派往往否定意識形態對國家道路決定的重要性，無論是中國的還是馬克思時代的普魯士的，他們否定哲學，批判哲學，不過是認為哲學是“無用”的。“認為只要嘟囔幾句陳腐的氣話，對哲學的否定就實現了”，“認為哲學低於實踐和為實踐服務的理論”。但“忘記了現實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們的腦殼裏萌生的”。對英法而言，先發工業國可以不斷的利用殖民地和海外市場試錯，然後將自己的成功經驗帶回本土，進而在經濟上壓榨尚未開始或後發的工業國。而後發工業國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上不如先發的工業國，那麼就必然會在制度層面去尋求解決的辦法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完全引入國外的制度，進而試圖在制度上將本國和先發工業國趨同，而達成生產上也將本國和先發工業國趨同，但這個嘗試是註定會失敗的。為什麼？因為無論在馬克思所處時代的歐洲和殖民地市場，還是現在的全球市場，由於生產力尚未達到極大發展，生產關係也有所束縛，那麼市場這個蛋糕就不可能是無限可分的。而資本家的特性又註定了他們在市場上必然傾向於多吃多佔，甚至不是自己的也要想方設法的佔領。因為他們的眼中只有利益。為了300%或者以上的利益，他們甚至可以出賣絞死自己的絞索，那麼後發工業國引入制度對市場的佔領無疑就是極其危險的。而先發工業國的統治階層裏的布爾喬亞們必然會設計出一種似是而非的制度形態，使得後發工業國獲取了這種制度形態之後，其國內的生產不至於威脅到自身，甚至可以利用這個制度來反向改造這個國家，使其成為自己的原料獲取和產品傾銷的基地。那麼最簡單也最直觀的辦法，就是輸出民主自由。當然，這也是經過了數百年的試錯，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皇冠落地和殖民地獨立之後，資產階級爭取到了自主權，也正視了無產階級的龐大能量之後設計出的最好的制度，阿拉伯之春，東歐劇變，拉美經濟空心化等等，都造就了美國這個經濟體對全世界吸血的現狀。在經歷了這些歷史的教訓之後還不加以吸取，還迷信於民主自由制度的表象，那可就是徹頭徹尾的蠢貨了另一個解決辦法就是設置關税壁壘，乃至閉關鎖國，並以強力的集權體制來尋求本國產業的刺激和促進。馬克思時代拿破崙三世掌權之後的法國，為了迎頭趕上英國的工業化實施的這個政策，雖然因為拿三本身“為伯父報仇”和擴大領土的需求的慾望使其在窮兵黷武中失敗，但拿三執政的18年間，卻是法國自大革命以來發展最迅速，工業基礎打的最紮實的18年。這18年的建設，甚至超過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共和國加起來的成就；將各邦聯的經濟集合在一處，最終在政治上也達到了集權的普魯士，和英國交好以獲取工業化的資源，在國內也同樣設置經濟壁壘，甚至“用鞭子抽那些工廠主們生產”，最後憑藉自己和法國不相上下的工業能力以及更強的動員效率從被拿破崙打的四分五裂的狀態到獲取了長達40年的歐洲霸權這個飛躍式的奇蹟；一戰以後賠款賠掉底褲的魏瑪共和國在被第三帝國終結之後，德國國內採取徹底的計劃經濟，對外則依舊利用英法對社會主義蘇聯和新崛起的美國的忌憚獲取支持和對他們在東歐擴張的綏靖，進而在領土上獲取了工業基地，在資源上獲得了援助，最後開動戰爭機器甚至趟平了法國，而同樣利用美援和島國天然的封閉性進行集權和極度壓榨本國農民以供自身工業體系建設的日本，也在開動戰爭機器的初期甚至壓過了當時已經獲取了全部英國海外殖民地軍港，成為世界老大的美國一頭；而新中國則更不必説，在強敵環伺的狀態下，通過抗美援朝、對印反擊、邊境線和蘇聯對峙等戰役對外將政治、經濟和軍事入侵擋在國門之外，對內利用蘇聯援助和後期被迫閉關鎖國期間的全民生產計劃強行調動起幾億人在三十年內達成了基本建設完成全工業體系的奇蹟，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能加入五常並利用自己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左右逢源浪到現在的根本原因。挺過了幾次大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現在經濟走勢疲軟，但美國又自己送上了關税壁壘這個蛋糕，簡直就是瞌睡遇上枕頭，雖然對外號稱要打，但兔子心裏指不定偷着樂到什麼程度呢——我自己搞關税招人恨，你搞關税我來配合，一方面還能獲取老歐洲對你的忌憚從而給我訂單，這多開心啊跑題了，回頭來説實踐政治派的問題，他們之所以否定哲學是認為哲學對現實無用，但哲學卻往往要在成為現實之後才能被否定，空泛的否定只能成為一種毫無意義的空談。而反過來，馬克思也指出了起源於哲學的理論政治派的錯誤，他們“認為目前的鬥爭只是哲學同本國世界的批判性鬥爭，沒有想過迄今為止的哲學本身就屬於這個世界，而且是這個世界的補充”，這種標準必然會導致他們“停留於哲學提供的結論，或者將別處得來的結論冒充為哲學的直接結論，儘管這些結論只有藉助於對迄今為止的哲學的否定才能得到”，而對自身反省不足。而其中提到的“不消滅哲學，就能使哲學成為現實”，實際上也就是指不將他們這種停滯於哲學本身的思辨進行改造，那麼哲學就永遠只能是空想。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例子，王陽明創立心學之後，和同為儒學分支的理學整日坐而論道，爭吵不休。將這個爭吵帶入朝堂，便是人事傾軋，事情都給耽誤了，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從實際層面出發，使得自己的哲學能現實化，進而修補這個理論在現實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而是停滯於空泛的否定，或者哲學本身的思辨。王陽明提出心學的時候就敏鋭的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知行合一”，在嘉靖年間尚且能夠傳承下去，但到了萬曆年間就已經流於表面。心學門人攻擊理學往往基於對現實的抽象，而這種對現實的抽象卻沒有能帶來他們對自身的反思，反而讓他們在攻擊理學派的過程中也延誤了自身的反思和進步。將“知行合一”原則棄如敝屣的結果，就是為什麼心學門人到最後比理學更廢物，“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託詞水太涼”的緣故。而重新撿起“知行合一”這個批判的武器的毛澤東，結合現實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一方面通過對哲學本身的矛盾進行辨證的分析，進而指出哲學存在的問題，從而消滅停滯在自己本身的哲學思辨，一方面通過對實踐中的哲學應用的理解使得哲學成為現實執行的意識形態總依據，而在執行中，也是完全根據實踐經驗進一步歸納，不是錯誤理解和脱離現實的費爾巴哈，更不是置現實於不管不顧的黑格爾，那麼本土化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支持也就基本完成了，而這個本土化而不是引入外來制度以改造本土，也就必然會獲得成功，進而引發“奇蹟”，這個“奇蹟”也完全是通過對宗教的批判延伸的對現實和哲學的批判帶來的人本身的作為，無需藉助任何“神明的偉力”，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宗教傳統薰陶下的現代國家對無神論中國如此恐懼的根本原因——從君士坦丁開始，他們就已經無法想象人的力量超過神的場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