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讀】鄭永年：“文明衝突論”為什麼是錯誤的？_風聞

【俠客島按】

這邊廂的北京，中國主辦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探討了文明交流互鑑之道。而在不久前的大洋彼岸，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的一席話，讓“文明衝突論”又火了起來。

這位女士在華盛頓一論壇上談到與中國的關係時稱：“這是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她説，“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

此言一出，輿論譁然。美國媒體和網民紛紛表示這是**“種族主義”**言論。諷刺的是，斯金納本人是非洲裔美國人，竟然忘記了自己也是“非白人”。

（注：Caucasian意思是“白種人”或“高加索人”）

不同文明之間到底是註定衝突？還是有另一條道路可走？

俠客島剛好見到了在北京參加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島叔請鄭老師吃了頓便飯，轉達了島友的問候。席間的話題很豐富，島叔把涉及“文明衝突論”的文字做了整理，也添加了部分當天下午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對鄭老師的採訪內容。

一起來看。

偽命題

這兩天“文明衝突”話題又熱了起來，其實這是個偽命題。兩個文明從來不會衝突，都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文明的旗號發生衝突。

歐洲大規模的衝突，都是他們自己文明內部的衝突。一戰、二戰不都是西方同一個文明、同一個文化裏的衝突嗎？比不同文明間的戰爭要厲害得多。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説，真正的矛盾是階級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亞洲的例子更為明顯。你看東南亞，不同的文明類型都有（俠客島按：緬甸、柬埔寨、泰國、老撾屬於佛教文化；越南和新加坡主要是儒釋道文化；印尼、馬來西亞、文萊主要是伊斯蘭文化；菲律賓和東帝汶則為天主教文化），但東南亞基本上沒爆發過什麼大的衝突。

即便是二戰時日本的侵略，也不能説是文明的衝突。本質上這些都是很具體的利益衝突，而非所謂的文明衝突，都是具體的既得利益集團“挾持”着文明，與別人發生衝突。

況且，就算亞洲這些文明之間爆發衝突，也沒出現過西方十字軍東征那種大規模的衝突。但十字軍東征也不能説完全就是基督教文明跟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背後還是西方統治集團為了財富、地盤等等利益，打着宗教、文明的旗號發起的戰爭。

十字軍東征發生於1096-1291年，在羅馬天主教教皇的支持下，西歐封建領主和騎士對阿拉伯穆斯林所在的地中海東岸國家發動戰爭，前後共計9次

從這個意義上説，“文明衝突論”當然是錯誤的。實際上當年亨廷頓把這個理論拋出來後，學術上沒多少人認同的。經驗證據證明不了他的結論，反而都是證明他錯的。

但他的理論比較吸引眼球，尤其在“911”發生，中東地區恐怖主義興起之後，文明衝突論更是一下火了。但話説回來，**ISIS（伊斯蘭國）就能代表整個穆斯林人民嗎？能代表整個伊斯蘭文明嗎？**顯然不能。任何一個主義走到原教旨的極端，都會產生衝突，但這不是文明、主義本身的衝突，而是被人利用來製造衝突。

那麼亨廷頓當時提出“文明衝突論”有什麼考量呢？他是擔心西方文明內部的認同和凝聚問題。

這一點不僅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裏有所體現，更明顯的是在其後出版的《我們是誰？》裏，亨廷頓非常擔心美國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白人數量的減少。

非洲裔、西班牙裔、亞裔人口數量不斷增多，使得美國本土的白人要成為少數了。因此他焦慮地問：我們是誰？他發現未來的危機可能不在國與國之間，而在一國之內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間，因此他的問題意識要求他自然把視野提高到了文明的角度。

但亨廷頓所面臨的情況，其實在西方早期的歷史中也出現過。中世紀西方就是一個宗教文明。宗教文明就是以宗教為單元，民族國家並不重要。

我的身份是宗教上的，可能不同教派的不同分支的認同，比民族、國家層面的認同感要強得多。當宗教時代過去後，歐洲進入民族國家時代，國家利益、民族認同才變為最主要的認同。

而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某種意義上是想把分析框架拉回到之前的宗教時代上去。只不過他又包裝了一些不是那麼“宗教”的新成分，比如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因素也加進來了。

而且，如果用宗教文明的範疇來套中國的話，又會出現問題。中國不是一個宗教文明，中國是個世俗文明。中華文明講究和而不同。在中國，有文明產生以後，都是把其他的文明吸收消化進來，和平共處。

優劣？

“文明衝突論”的背後，其實暗含着文明優越性。我這個民族的文明優於你，我的文明是普世的，大家必須接受。你的文明是劣等的、野蠻的，應該被淘汰，這才會起衝突。如果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它根本就不存在衝突。

事實上，只有西方人才有“我是誰”——所謂認同的問題。因為你一講到“我是誰”，就要問“你是誰”。中華文明沒有這個問題，中華文明叫：有教無類。中華文明語境裏，一個人“文明”不“文明”，就看他有沒有受過教育。

中華文明裏從來沒有種族、種性的概念，沒有用嚴格的等級高低區分人，即使“夷夏之辨”也僅是文化教育意義上的區分。人只分為兩類：受過社會教育的人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而且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叫有教無類。

只有蒙古人入主中原後，曾短暫出現過南人、北人、色目人、蒙古人的等級制度，中華文明原來的傳統裏面根本沒有這個東西。這樣的一種人種學上的等級思想，到了近代受達爾文主義影響，又死灰復燃。

等運用到種族學説中去以後，就變成了希特勒所謂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的説辭。而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是難以發生的。

其實西方殖民主義都出現了這種問題，他們跑到東南亞，把人看成動物一樣。西方有奴隸社會，奴隸社會就是不把人當人看，殖民時代的黑奴貿易也是如此。在中國的傳統裏面，有家丁、家僕、家奴，但始終沒有出現西方歷史中的奴隸階層。

1769年，美國一個黑人奴隸拍賣會的廣告

對話

“對話”本來就是文明的起源。你去看古希臘文明，如果沒有像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對話，哪來的文明？中國沒有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哪有中華文明？

所以，對話是文明的起源，也是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文明就像一條河流，你封閉狀態下總有一天要乾枯的，不管你原先怎麼強大。如果你是開放的，跟其他的河流都是打通的，那麼你永遠會生生不息。

對於亞洲來説，亞洲文明對話，我想亞洲各個國家有這種需要已經很多年了。近幾十年來，亞洲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地方。然而長期以來，卻沒有西方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我們亞洲現象。

同時，我們也還沒有形成以亞洲國家為主體的亞洲秩序。這是很危險的，如果沒有亞洲自己主導的秩序，外來國家、外來勢力很容易對亞洲分而治之。

那麼，這種秩序怎麼建立？怎麼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這就需要亞洲國家羣策羣力，達成共識。共識哪來？需要商量、對話，包括文明對話。

這是因為，文明是更深層次的東西。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一定要有它的文明性。

中國這幾年提“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更為重要、更為基礎。制度從哪來，還是從文化演變過來。道路如果偏離自己的文化，不就走偏了嗎？理論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根基還叫理論自信嗎？理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所以文化自信很重要。

不符合本國文明的東西可以從天上掉下來，但是沒有生存能力。很多國家都做過這種試驗，搬一套全新的制度進來，但生存不下去。所以任何的政治經濟都要符合它的文明。因為，文明、文化才是持久性的。

還有一點，亞洲文明之間要對話，也要有全球視野。這次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除了邀請亞洲國家，還請了希臘、俄羅斯、拉美等國家的嘉賓，充分體現了對話的開放性。

亞洲的秩序肯定是開放的秩序。因為亞洲的發展過程，本來就沒有跟世界分開過。西方的發展也沒有同亞洲分開過，希臘總統這次還講他們要向東看、向東方學習。所以，文明交流不是封閉的、不是單向的，要放眼全世界。

5月15日，“亞洲文化嘉年華”在“鳥巢”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