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解決台灣問題以及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1951年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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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失之交臂的和平機會

1950年12月，在紐約成功湖，聯合國安理會就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撤軍問題發表決議，時任蘇聯代表雅各布·馬立克（舉手者）投了唯一的反對票。

    1953年7月27日，經過三年多的艱難戰鬥與談判，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終於在板門店簽訂。其實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13個亞非國家和聯合國曾先後兩次提議停戰，都遭到了中國的拒絕。　　

    近年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當初如果答應了亞非13國和聯合國的停戰提議，不但可以以勝利者的身份結束戰爭，而且還有可能順便解決台灣問題以及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但中國錯失了這一良機，不但使我們在戰爭中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甚至對之後國內經濟建設、國際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台灣問題的解決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這兩次停戰提議是否真的能給朝鮮戰爭帶來和平？歷史無從假設，我們還是重回當時的歷史語境。　　杜魯門：“迄今我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勢”　　1950年10月19日，中國志願軍入朝。10月25日，在雲山地區發動首次戰役，迫使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撤退至清川江。11月中旬，麥克阿瑟又發起新一輪“結束戰爭”的攻勢。彭德懷命令志願軍各部隊後撤30公里，佔據有利地勢，等待最好時機殲滅來犯之敵。11月25日，志願軍開始了強有力的反擊。聯合國軍遭到沉重打擊，被迫退回到三八線以南。到1950年12月24日為止，中朝聯軍收復了北朝鮮三八線以北除襄陽以外的全部領土。　　面對接二連三從前線傳來的壞消息，華盛頓陷入混亂之中。杜魯門説這是“迄今我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勢”。為了保持美國在朝鮮半島和整個遠東的地位，杜魯門在11月30日記者招待會上聲稱，“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來應付目前的軍事形勢”，當被記者追問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彈時，他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個消息嚇壞了追隨美國的盟友。雖然艾奇遜在當天就代表白宮發表了一項聲明表示，有關核武器的情況絕不會因為總統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而改變，但還是受到了英、法等國的抗議，他們擔心美國人正在“一個不可思議的時間和可能出現最困難的戰略條件下，把他們拖入亞洲戰爭的深潭”。英國首相艾德禮在12月4日飛往華盛頓與杜魯門面談，他們重申決不撤離朝鮮半島，但表示“準備遵循談判途徑，設法終止敵對行為”，“通過和平手段，來達到聯合國在朝鮮的目的”。　

　就在艾德禮飛往華盛頓的同一天，志願軍接到了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發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見：朝鮮戰爭有可能迅速解決，但也可能拖長，我們準備至少打一年。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但是，美國必須承認將其軍隊撤出朝鮮，而首先撤到“三八線”以南，才能談判停戰。同時，毛澤東還指出，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一樣，諾言、協定都是不可靠的，故應從最壞方面着想。　中國拒絕亞非13國停火提議　　杜魯門“不排除使用原子彈”的言論也讓許多亞非國家深感不安。　　1950年12月7日，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轉交了一份載有13個亞非國家提出的倡議條文的備忘錄，建議先在三八線停火，並舉行一個與朝鮮問題有直接關係的各大國參加的會議，以便能進行協商。潘尼迦告訴章漢夫，“這是所有非歐美國家第一次聯合起來提出的建議，這一建議不能被認為是支持美國的。因此，如果中國宣佈不越過三八線的話，將得到這些國家的歡迎和道義上的支持。”　　中國向來重視與亞非國家的友誼，把加強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作為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但13國此次提出的“和平倡議”卻引起了中國的不滿。12月8日，周恩來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陳家康約見了印度大使館參贊，向他提出了四個問題：為什麼13國不反對美國對中國、對朝鮮的侵略？為什麼13國不宣言從朝鮮撤退外國軍隊？為什麼在美國打過三八線的時候，13國不講話？為什麼13國中還有菲律賓（當時菲律賓是向朝鮮出兵的國家之一）？　　而此時，剛剛回國參加盟國領導人最後一次會議的柯林斯認為，聯合國部隊不大可能被趕出朝鮮，隨着第10軍與第8集團軍會合一處，這支聯合部隊就有可能無限期地守住釜山的環形防線。柯林斯帶回的消息使美國及其盟國沮喪的情緒開始有所緩和。在這次會議上，美英同意按過去的分界線——三八線來結束戰爭。　　於是，13國提案被一分為二，第一案由13國提出，要求交戰雙方在朝鮮停戰，第二案由12國提出（菲律賓後來退出）召開國際會議商談停戰，劃分非軍事區，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遠東問題。12月14日，第五屆聯合國大會以五十一票的多數通過了第一個提案，而對第二個提案予以擱置。為了能夠“確定可以在朝鮮議定滿意的停火基礎”，會上還通過了成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決議。　　先停火後談判的主張在中國看來是敵人退守三八線以後，為了爭取喘息時間而玩弄的陰謀，美國停戰的誠意值得懷疑。中國對美國的懷疑不是沒有根據的，美國一面在聯合國大會上同意先停火後談判，一面在軍事上整軍再戰。12月16日，杜魯門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要求美國人民為朝鮮戰爭作出“任何必要的犧牲”，同時決定設立國防動員局，擴大徵兵計劃和軍火生產，要求將美國軍隊從現有的250萬人增加到350萬人，在一年之內將飛機、坦克的生產能力分別提高五倍和四倍。在朝鮮戰場上，聯合國軍仍在積極構築工事，建立縱深防線和整頓部隊，準備恢復攻勢。

　　此時，中國在志願軍是否越過三八線的問題上也進行了再三的考慮。彭德懷電告毛澤東建議第三次戰役暫不越過三八線，以便充分準備來年開春再戰。　　但志願軍止步於三八線將給政治上帶來不利。如果接受聯合國決議，就等於接受了聯合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事實。周恩來在後來的聲明中説，“凡是沒有中國的合法代表參加和同意而被通過的聯合國的一切重大決議，首先是有關亞洲的重大決議，中國政府都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而決議主張沿三八線停戰也是中國不能接受的。正如周恩來所説，美軍既已越過了三八線，因此三八線已被麥克阿瑟破壞而不復存在。　　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示中明確指出，如從12月初到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營各國亦有些人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如我軍……於1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南朝鮮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然後休整兩個月，準備春季攻勢，則對民主陣營及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大眾影響甚好，對帝國主義則給以新的一擊，加重其悲觀失敗情緒。

　　12月22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説，“我們堅持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解決為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談判基礎，美國侵略軍必須退出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必須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朝鮮問題和亞洲重要問題的和平解決，離開這幾點是不可能的”。 而在前一天，毛澤東已經命令彭德懷“發動另一次戰役”並“跨過三八線”。　　1951年停戰提議　　第三次戰役於1950年12月31日開始，中朝軍隊出其不意地全線發起進攻，迅速突破了臨津江、漢灘川以及聯合國軍在三八線上預設的防禦陣地，聯合國軍退至三七線附近地區。　　第三次戰役之後，聯合國政治委員會於1月11日通過了“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提出有關解決朝鮮及其他遠東問題的五項原則意見的報告：在朝鮮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實現以後，一切非朝鮮軍隊將分階段撤出朝鮮，並以各種措施實現“聯合國”在朝鮮建立統一的“政府”的決議；由英、美、蘇、中四國代表討論解決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此時，朝鮮戰場上的失利加深了美國與盟國之間的矛盾，美國政府在政治外交上承受着各種要求停戰談判的壓力。英國於1951年1月上旬舉行英聯邦總理會議提出“不應使美國的政策把聯邦牽累太深”，主張同中國進行談判。但是，美國不甘心讓朝鮮戰爭以失敗告終，希望把朝鮮戰爭體面地維持下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決定，除非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由於軍事原因被驅逐，絕不自動撤軍，並且認為，這對聯合國和北約組織的將來極為重要。從這一決定可以看出，除了停火以外的其他內容，美國並不想談，特別是討論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這一方案是在提交聯合國的前幾個小時才通知美國政府的，美國政府在選擇是否支持這個方案的問題上表現出了它只想停戰不想談判的矛盾心理，如果同意則將“失去朝鮮人的信任，並引起國會和輿論界的憤怒”，而不同意則會“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支持”。　　艾奇遜根據中國1950年12月曾拒絕聯合國提出的停火議案，認為中國領導人態度強硬，“政治上尚不成熟”，推斷中國政府有可能再次拒絕這一方案。他建議杜魯門同意這項方案。“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熱切地希望並且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從而我們的盟國會回到比較清醒的立場，並追隨我們把中國人作為侵略者進行譴責”。　　結果正如美國所願，周恩來在1951年1月17日覆電聯合國時拒絕了這項不包括政治談判的停火方案，認為這“只便利於美國維持侵略和擴張侵略，決不能導致真正的和平”。同時周恩來還提出建議：在中國舉行包括中、蘇、美、英、法、印度、埃及的七國會議，在同意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基礎上舉行談判，談判的內容必須包括美國武裝力量從台灣及台灣海峽撤退和遠東有關問題。1月27日周恩來與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談話時指出，我們主張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但美國侵略朝鮮的同時侵略台灣，這就破壞了和平；美軍越過三八線，就更破壞了和平。等到美軍逼近鴨綠江，再加上美機轟炸我國人民，美艦炮轟我國商船，這就更破壞了和平。我們要爭取和平，就必須去掉這些對和平的威脅。　　事實上，中國政府此次拒絕的只是先停火後談判的原則，而不是拒絕整個以五步方案為基礎的停戰提議。但美國只關心最終的結果。只要中國拒絕了停火方案，美國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戰爭責任就可以完全甩到中國政府的頭上。1月20日，奧斯汀特使向聯合國第一委員會提交了一項提案，公開宣稱中國為侵略者。2月1日，這項提案在聯大獲得通過。　　是機會還是陰謀？　　對於中國兩次拒絕停戰提議，一些學者認為，中國錯失了一次良機，甚至把中國此後在內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困難都歸於中國對停戰提議的拒絕。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個層面的考慮：第一，當美國軍隊被趕過三八線時，毛澤東賴以決定介入戰爭的考慮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現實，毛澤東對中國安全和主權受到威脅的擔憂被解除，北朝鮮政權得以完整地保留，中國也已經盡到了其為社會主義陣營所承擔的責任和國際主義義務。如果中國此時接受停戰提議，則可以以勝利者的身份結束這場戰爭，不僅中國安全和主權受到威脅的擔憂化為烏有，甚至台灣問題和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較為有利的解決。第二，退一步講，即便停火失敗，至少中國軍隊還可以藉此機會獲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力量。　　但是，從中國出兵的戰略預期以及國際形勢來看，中國在當時是不可能接受這兩次停戰提議的。

　　經過志願軍第一、二次戰役的打擊，聯合國軍隊被迫退回到三八線以南，朝鮮戰場上的形勢讓中蘇及朝鮮的領導人都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到了第三次戰役，志願軍攻佔漢城，將戰線推至三七線附近。從戰場形勢來看，中國出兵朝鮮的部分目標已經達到，但毛澤東最初制定的“消滅敵軍，把美國人趕出朝鮮半島”的目標依然沒有實現。而毛澤東希望達到的，不僅僅是要解除軍事上的威脅，還有台灣問題、中國加入聯合國等問題，這一點考慮可以從1950年12月22日、1951年1月17日周恩來兩次提出的停戰建議中看出來。所以，毛澤東才在面對這兩次停戰提議時認為，美方在主力未受損、而志願軍正處在勝利進攻的形勢下玩弄停火，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爭取喘息之機，整軍再戰。同時他還認為，美國政策的改變只會出現在幾個美國師被殲滅之後，“只要我軍多打幾個勝仗，殲滅幾萬敵軍，整個國際局勢就會改觀”。　　中國拒絕停火提議與蘇聯和朝鮮的態度也有關。陳兼也認為，毛澤東此時的不妥協態度是因為中國需要同北朝鮮保持團結，而金日成等北朝鮮領導人都希望能使朝鮮半島得到統一，他們不相信彭德懷關於中朝聯軍已無力繼續進攻的看法，並向毛澤東和斯大林抱怨彭德懷。1951年1月14日毛澤東致電金日成，表明了中國的官方立場，強調立即停火在共產黨一方是不能接受的。只有當美國對諸如從朝鮮撤出全部外國軍隊、解決台灣問題、把其他遠東重要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等重要條件表示同意之後，北京才能同意進行談判。北朝鮮對這一反饋感到滿意，並於1月16日覆電表示同意。第二天，周恩來正式拒絕了13國建議。　　中國第二次拒絕停火建議之後，準備休整兩個月之後再發動春季攻勢的志願軍，在1月25日被迫轉入防禦作戰，結果使志願軍遭到入朝以來的第一次挫折，不僅損失了5萬多人，被迫放棄了剛剛佔領不久的仁川和漢城，全線後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線以北。　　但是，如果中國接受這次新的停火建議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休整的時間，延遲下一次戰役的到來是值得商榷的。在聯合國軍退至平澤、忠州、堤川、甯越、三陟一線之後，迅速從美國本土及駐紮在歐洲、日本的軍隊中，抽調了大批老兵補充其在朝部隊，並將美第10軍調至三十七度線附近地區，加入了第一線的作戰序列。而按照李奇微的設想，一旦時機成熟便馬上恢復攻勢。也就是説，第四次戰役打響的時間並不受制於雙方是否就停火的建議進行談判，而更多地取決於美方軍力何時得到恢復。1月15日，也就是中國拒絕談判的前兩天，聯合國軍就開始採用“磁性戰術”在水原至利川間實施試探性的進攻。再加上此前杜魯門簽署了增撥200億美元國防費的法案等種種跡象，都表明美國當時並不想真的進行停戰談判，只是想通過玩弄停戰陰謀轉嫁戰爭責任而已，即便中方在第三次戰役後同意了停戰談判，美方也仍然會找藉口把戰爭繼續下去，更別提讓中國順利解決台灣問題和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問題了。　　從1951年1月中國拒絕停火建議開始，直到停火協議的最終簽訂，又經過了第四次、第五次戰役，在雙方實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中方軍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美國卻因此達到了目的，一方面利用中國的強硬態度和軍事上的勝利從外部向各盟國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在政策上與自己一致；另一方面，中國的拒絕讓美國抓住時機，大肆渲染中國的戰爭狂熱，並迅速操縱聯合國通過了中國是侵略者的提案，把延長戰爭的責任轉嫁到了中朝政府的頭上，擺脱了其外交上所處的尷尬境地。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確實錯失了一個良機，因為從此時開始，無論在外交還是戰場上，中國都由主動變為被動了。　　參考資料：《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沈志華著，《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貝文·亞歷山大著，中國社會出版社；《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軍事出版社；《板門店談判》，柴成文、趙勇田著，解放軍出版社

來源：《文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