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烜：馬丁·沃爾夫對於中國的前景的論述值得商榷_風聞

偶然看到《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的一篇評論。文章以貌似開放、中道卻幾乎是看空的論調談及中國是否能夠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筆者對沃爾夫先生的主觀感受不做具體評價，僅就其文章中若干論據展開討論如下：

首先，沃爾夫認為中國吭哧吭哧幹了40年，迄今也只不過是箇中等收入國家。為了説明這一點，他拿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拿人均購買力平價（PPP）指標説事。按他的意思，若這樣算，中國的排名還不如墨西哥和泰國。

這就頗有意思了。通常人們談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至少普適的窮國富國觀感，其主要依託的定量指標就是人均GDP，而不是人均PPP。也許沃爾夫也曉得，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跨過一萬美元大關，早就超過了他提到的墨西哥，更比泰國高了3000多美元。

此外，自相矛盾的是，在後文提到“西方式自由民主”時，他口中的“發達國家”代表又成了“比如人均GDP達到韓國的水平”。

人均GDP……

好吧，韓國現在確實是發達國家。當然，按這個指標，韓國的數據是不是真那麼高，在韓元對美元的匯率方面是否也得多考慮些權重，仁者見仁吧。

也許沃爾夫先生可以爭論，人均PPP更能説明生活水準。這一點本來就仁者見仁。姑且按他的觀點，我們看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如墨西哥和泰國嗎？

且不論天賦自然環境方面，我看不出墨西哥和泰國比中國優越在哪裏，就看犯罪率（特別是謀殺率、吸毒率），整體社會穩定度、基礎設施、公關配套這些硬指標，我真沒看出這些國家比中國優越在哪裏。

説個極端的場景，假設馬丁·沃爾夫先生由於某種原因不得不移居他國，而且限定在中國、墨西哥、泰國三個國家，或者具體點，北京/上海、墨西哥城/瓜達拉哈拉、曼谷/芭堤雅，他會如何選擇呢？

我能理解沃爾夫先生選擇北京/上海的理由，很顯然這會是很多人的選擇。不過，我也同樣能理解許多人選擇墨西哥城/瓜達拉哈拉的理由，畢竟那些地方，每十萬人吸毒率以及毒品購買方便程度，中國城市是無法超越的。同理，曼谷/芭堤雅這樣西方中老年男性朋友出於某種諧音的偏愛，以及現實的生理實惠，做出選擇也不難想象。

總之，你們開心就好。

接着，馬丁·沃爾夫繼續援引世界銀行的標準和排名，認為中國政府的施政水平也”不怎麼樣“。僅僅是在“行政效率接近意大利的水平”。而“西方式自由民主”這一指標甚至不如俄羅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不能不説是權威機構，讓人想説點什麼，好像還説不出什麼。我們同樣知道，這兩個組織一個把持在歐洲人手裏，一個把持在美國人手裏。順便提一下，伊萬卡·特朗普確實差點成為世界銀行的行長，只不過她婉拒了自己父親的建議。

在剩餘的篇幅裏，馬丁·沃爾夫繼續羅列某些似是而非的內容，例如中國的經濟發展業績被高估、老齡化、貪腐問題等等。這些都令其為中國能否繼續保持增長，並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成為高收入國家而擔憂。

他又拿韓國這樣一個脆弱的經濟體做例子。説他看到的在兩代人的時間裏從貧窮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只有韓國。

説的時候，他似乎又忘記了韓國面臨的少子化、老齡化、貪腐、業績造假問題在東亞地區是怎樣的存在。

同樣想問馬丁·沃爾夫先生，您如果是一家對沖基金的掌門人，您有勇氣在韓國這樣一個地緣環境危機四伏、面臨頗高的終極傾覆風險、國際觀瞻起起伏伏、內部經濟色彩高度單調的經濟體配置任何資產嗎？

總之，拿韓國和中國做比較，只能説”不可比“。至少，我接觸過的中國人似乎沒有羨慕韓國人生活水平的。真沒有。沃爾夫先生對中國人心思的觀察似乎有些浮光掠影。也難怪，他喜歡拿韓國來舉例子。

我們展望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前景 ，不能只關注”定量“的指標，尤其當這樣的指標的堪用性還值得商榷時。定性的諸多元素也得引入思考，難道不是嗎？

當然，也許某些西方學者鍾情行為主義，已經用量子物理學惡狠狠地推導出了中國人的最終命運，也未可知？

要我看，我對中國的信仰和信心可比馬丁·沃爾夫先生強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