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印度民族主義：暴力與去殖民之後_風聞

大部分人對於泰戈爾的印象都停留在“印度詩人”和被選入語文課本的若干作品上。不過認真分析起來，他能夠被冠以“印度的”詩人而不是“孟加拉”[1]詩人，本身就是他的貢獻之一，至少是後人指出的，屬於他的貢獻。印度能夠以一個具有固定疆界的民族國家出現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上，就足以説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其鏡像同構的民族主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國族身份認同的性質與範圍。而在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思想譜系中，泰戈爾無疑和甘地是具有相等的地位的，而被尼赫魯看作是自己的“兩位導師”[2]。甚至印度國歌《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的歌詞，就使由泰戈爾用孟加拉語創作而成的。

可是正是泰戈爾本人，卻在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中成為“異議分子中的異議分子”[3]。且看他在1917年出版的一本叫《民族主義》的小冊子中的評論：

我確信，在那些日子裏，確實有令我們極其不悦之事。但我們知道，當我們光腳走在佈滿石子的路上，我們的腳會逐漸適應惡劣地面的崎嶇。然而，假若其中最小的一粒石子試圖寄宿在我們的鞋裏，我們將永遠無法忘記和原諒它的入侵。這雙鞋就是“民族”主宰的政府——它是緊的，用封閉的系統規範我們的腳步，我們的腳步在其中只有極小的自由能進行自我調整。因此，當你統計我們的腳過去遭受過的石子數量，並拿它與現行制度下石子數量之少進行比較時，這些資料幾乎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西方民族打造了組織的鐵鏈，它是整個人類史上最冷酷，最無法打破的鐵鏈[4]。

泰戈爾和甘地一樣都深切地關注到民族主義運動中的暴力，小説是泰戈爾表達自己理論的工具，在《家與世界》（Ghare-Baire）中，女主角比馬拉的丈夫尼基爾是一位思想開明，立志改良當地人生活的貴族地主，但是在抵制英貨的時代，比馬拉卻被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桑迪普吸引，她甚至偷家中的錢來贊助桑迪普的排斥英貨運單，可是激進排斥英貨的策略激起了貧苦穆斯林的抵抗，後者的暴亂導致了尼基爾的死亡，並摧毀了比馬拉的家。在另一部小説《四章》（Char Adbyay）中，破落的貴族少爺阿廷愛上了少女艾拉，也因此結識了孟加拉革命者因德拉納特，後者是一個類似“傅滿洲”的天才，但是卻因為對民族主義的狂熱追求而獻身於對死亡毫不在乎的工具理性之中：不帶感情地、完全科學地、訓練阿廷如何為了民族主義而展開恐怖活動。當艾拉逐漸成為革命的累贅後，阿廷被派去親手殺掉艾拉，而在對峙中，艾拉最終決定出於對阿廷的愛而自我犧牲。這種決定，尤其是因為私人的愛而不是民族大義的犧牲，和因德拉納特所灌輸意識形態是背道而馳的，阿廷才深切的體味到自己是如何地被如同提線木偶一般操控着[5]。

泰戈爾在這兩部政治色彩濃厚小説中表達了對於民族主義與暴力之間的緊密關聯的思考。即：暴力在西方世界中逐漸地轉化為一種被“淨化”了的模式，在其中“殖民主義扮演了特別的角色，它既是這種暴力的源頭，又是一個體系，該體系鼓勵受害者模仿其壓迫者所實施的暴力方式”[6]。桑迪普不顧貧苦穆斯林對於便宜英國貨的依賴而要求統一的行動，事實上是資產階級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去追求自己的民族共和國，這一點在印度被偽裝在宗教衝突的面具之下，當本質確是民族主義運動為階級壓迫提供了合法的藉口[7]。而因德拉納特的“民族主義工具理性”更是將暴力的合法性史無前例的提高，並將對每一個人生命權的控制納入進全新的集權體系之中，正如福柯所觀察的：

戰爭不再以必然受保護的君主的名義而是以每個人的生存的名義發動，全體民眾都被動員起來，以生活所迫的名義進行大規模屠殺……圍繞死亡的壯觀場面也是政治典禮的一部分。而正是依靠生命，通過生命的展現，權力才確立了它的統治，死亡卻是權力的極限，是擺脱權力的時刻，死亡成為生存最隱秘的一面，是最“私下的”……通過解剖和生物學，古典時代建立的權力體現出，權力的最高功能也許不是殺生而是徹底地佔有生命…… 肉體的佔有，對其價格的規定，及其力量分配的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人類生命特有的現象進入了知識和權力秩序，進入了政治技藝的領域……當人類的生命作為賭注壓在自己的政治戰略上時，我們便來到了所謂一個社會的現代性的門檻。而性……就位於生命政治技術發展所沿循的兩軸的座標原點[8]。

也正是如此，泰戈爾才能和甘地的“非暴力”運動產生某種形式的共鳴，共同對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產生了至為深刻的影響。

然而去殖民化運動真的能夠排除暴力嗎？至少在法農看來“暴力的解毒作用，使被殖民者擺脱自卑情結，擺脱絕望和無力的狀態”[9]。這句話常常被引用來辯護民族主義中的暴力活動。但是法農這裏針對的目標是“去殖民”運動，這常常被不假思索的等同於民族主義運動。可是這個等式在印度，或者説在整個亞非拉世界都很難説完全成立。並且，暴力也不是法農的全部論點，他所關注的還有去殖民之後的社會問題，也就是如果重新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承認帝國主義所規劃出的領土、自覺的佔領它，並宣稱“自古以來”，那麼帝國主義的文化滲透就已經被確立起來並被打入這些民族主義者的腦海中，為了維持新的邊疆，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改良運動[10]遭到壓制，進而產生出全新的壓迫階級，在民族國家的境內推行次級的殖民和帝國主義[11]。這就是民族主義運動的悲劇所在。

因此，在總結泰戈爾的民族主義思想時，南地非常有見地的指出：

民族主義，作為西方歷史的一個直接產物同時也是一個外來範疇，陷在這內在緊張之中。它在文化層面上強化了西方的存在，在政治層面上扶持了對西方的反抗，這種分裂導致了更多的衝突。在極少數人之中，民族主義觸發了對它自身的反抗，這些少數人把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愛國主義區別開來，他們認為，民族主義強加於人，試圖依據標準化的西方範疇之要求，打造印度的公共領域概念。他們感覺到，印度的民族主義不僅意味着內化一個異族的歷史，同時也外化着殖民政治經濟導致的內在衝突[12]。

將民族主義和去殖民化分開思考，並在社會進步主義的基礎上重新樹立民族主義的合法性，如此，與去殖民化緊密相連的暴力才不會轉而被新的內部帝國主義者掌握，才不會使民族主義和暴力成為新時代的鴉片與九尾鞭。

[1] 泰戈爾家是加爾各答的孟加拉族婆羅門。

[2] 阿席斯·南地，《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泰戈爾與自我的政治》，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4，頁29。

[3] 南地，《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18。

[4] Rabindranath Tagore, Nationalis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8.

[5] 南地，《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39-86。

[6] 南地，《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58-59.

[7] 誠然，殖民者的壓迫是階級壓迫，那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就是合法的嗎？即便是本國的革命者自己冠上“無產階級”的頭銜，他們就真的致力於造福於真正無產階級的社會改良運動了嗎？後者常常給出的理論是先“做大蛋糕”，再利用“制度優勢”來更“公平地”分配蛋糕，可是這種激進的超現代化工程所釀成的悲劇實在罄竹難書。縱使回過神來重新開放了自由主義經濟，然而最後的結果無非是重建了一套被民族主義所美化過的本國資產階級統治，那這與殖民者的本質差距在哪？

[8] 福柯，《性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頁131-139。

[9] 弗朗茨·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頁124。

[10] 顯然，工人運動已經不再可靠，受到社會主義收編的工人已經成為政治保守主義的堡壘。

[11]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299-311。

[12] 南地，《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179-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