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媽媽，都會遭遇“寶寶懲罰”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5-20 10:02
**撰文 |**Lyman Stone（經濟學家）
****譯者 |****hgyu
來源：思想庫報告
對孩子的成長來説，父母的養育都很重要，不過還是媽媽更重要一點！媽媽的學歷對孩子的影響更大~ 媽媽的收入會因為生孩子下降，但這可能是值得的——媽媽也能從孩子這裏得到更多的回報。“寶寶懲罰”真是一種奇怪的甜蜜呀~
媽媽真的很重要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過於明顯：媽媽當然很重要！但父母或育兒對孩子的影響程度究竟有多大是有激烈爭議的，一些研究人員認為，父母對孩子成長的影響其實不大，但新的研究認為父母很重要。
利用上世紀80、90年代數以萬計以色列學生的數據，一個研究團隊為“父母影響孩子”的觀點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新證據。他們的理論非常簡單：孩子與特定家長一起度過時間的長短有客觀差異——如果父母中有一方過世，那麼孩子與剩下一方一起度過的時間將會增加；如果父母離婚，那麼取得監護權的一方將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如果父母有一方更多在外工作，那麼其陪伴孩子的時間會更少。根據學生與父母特定一方共度時間長短的自然分化，研究表明，與父母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方呆的時間越長，該學生的考試成績就越好。
假設一個學生的父親擁有博士學位，而母親只有高中學歷，之前父母雙方都有陪伴他，但如果父母離婚並且母親取得了監護權，那麼這個學生的最終測試成績可能比父親獲得監護權的情況下要更差。至關重要的是，這與遺傳無關。研究顯示，父母一方對孩子考試成績的影響程度，取決於類似離婚或一方死亡等關鍵事件距離測試的時間長短。如果一個學生是在17歲做的該項測試，那麼他父母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方在其14歲時過世對這名學生成績的影響，要比該事件發生在其6歲時小得多。但父母離世的年份與孩子的遺傳特質基本是隨機的，換句話説，真正起作用的是父母的養育。
研究者們還發現，在這個過程中，媽媽們更為重要，也許是因為媽媽們與孩子的互動更多。也就是説，如果父母雙方同樣擁有碩士學位，但媽媽對孩子成績的影響要比爸爸更大，所以，高學歷媽媽即便選擇做家庭主婦，她們的學歷依然可能帶來非常實際的好處：她們的孩子在學業上做得更好。
鑑於母親的教育可能會對孩子的表現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有必要轉向一項新的研究——即孩子對母親收入的影響有多大。去年，來自丹麥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北歐的高福利國家，女性的收入也會遭遇巨大的“寶寶懲罰”（baby penalty）**：生孩子會降低她們的收入。**從那時起，其他研究顯示美國、英國、德國、奧地利和瑞典也在上演類似趨勢。上述丹麥研究的作者，在NBER刊發的最新論文裏糅合了上述現象，揭示了“寶寶懲罰”的國別差異。事實證明，北歐國家的“寶寶懲罰”確實最小：相比沒有孩子的女性，丹麥的媽媽收入最終會減少21％，瑞典的媽媽收入減少27％，美國減少31％，英國則為44％，但在奧地利，這一比例為51％，在德國則為61％！
研究人員認為，這些“寶寶懲罰”的國別差異，不能歸咎於各國的政策差別，否則，德國與丹麥，難道真有存在足以解釋如此懸殊的“寶寶懲罰”的社會政策鴻溝？而與美國相對較小的“寶寶懲罰”值相比，又該如何解釋美國與其他國家在事實上差異巨大的政策？
**研究人員指出，**這其中的關鍵因素可能是文化價值觀。他們發現，每個國家裏，秉持“孩子小的時候，媽媽應該在家陪伴”觀念人羣的比例，可以很好地預測“寶寶懲罰”值的大小。這並不意外，因為丹麥的案例至少表明，這種效應的產生，絕大部分是因為大量的女性在生育後選擇留在家中，而不是由於生育後女性與未生育女性之間的工資差異。
大部分的“寶寶懲罰”，基本上都與個人和家庭的偏好有關，可以用家庭文化價值觀以及他們想為孩子做什麼來解釋。在奧地利這樣的國家，15-50歲女性中，高達**44％的認為孩子小的時候媽媽不應該工作，於是更多的媽媽待在家裏，因此“寶寶懲罰”更大；而在丹麥，只有不到5％**的同年齡段女性認為媽媽應該待在家裏，所以，更多的媽媽會重返工作崗位，“寶寶懲罰”也就只有21％。
另外，去年丹麥的那篇論文同時也指出，“寶寶懲罰”解釋了男女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
這也使政策制定變得複雜化。如果“寶寶懲罰”是導致男女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同時“寶寶懲罰”又主要是基於女性自己的選擇偏好，那麼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彌補男女收入差距尚不清楚。如果媽媽想呆在家裏照顧寶寶，決策者能説她錯了嗎？如果家庭經濟條件允許、媽媽也願意留在家裏，政策又何需激勵她們出去工作？
上週發表的第三篇論文清楚地指出了通過政策改變家庭偏好的風險。20世紀90年代的福利改革，確實大幅減少了福利案件和支出，促進了女性的勞動參與，但是，讓這些媽媽進入勞動力市場對她們的孩子產生了什麼影響？受福利改革影響家庭的孩子，他們的逃學、藥物濫用和犯罪行為都增加了。也就是説，當福利准入受到限制、並且媽媽外出工作的激勵提高時，孩子的情況就會更糟。但應該要警惕的一點是：這種影響的渠道不明確，它似乎並不是由媽媽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家庭直接驅動。這一事實的特殊性足以對這項研究採取保留態度。
然而，談到特定育兒模式對兒童產生影響的案例，另一項新研究檢驗了傳統的性別規範（gender norms）（也稱性別角色，是一種社會角色，包括人們基於一切生物性別與性別表達的感知或態度，而且被認為是適當、合宜或可接受的。性別角色通常集中在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的概念上）如何影響年輕女孩的數學成績。總的來説，美國並沒有太多的重男輕女，反而一些羣體有女兒偏好！但是，一些美國家庭確實擁有可度量的“兒子偏好”，利用這些測度指標可以獲知哪些家庭有更傳統的性別價值觀，研究人員使用了佛羅里達州數萬名學生的數據，他們發現，一個在更偏向兒子的家庭中長大的女孩，她的數學成績要低3％。
作者對這一發現做了大量研究：傳統的性別規範降低了女孩的數學成績！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相比於媽媽沒有高中學歷和只有高中學歷對孩子造成的差異，家庭性別價值觀造成的差異只有其四分之一，也就是説，家庭間社會階層的差距，即便很小，對孩子學習成績的影響，還遠大於家庭間懸殊性別價值觀的影響。
總體而言，這些新論文描繪的是一幅連貫的畫面：父母，尤其是與孩子一起待在家裏的父母一方，對孩子有顯著影響；好的父母對孩子成長為人至關重要；許多父母在工作上做出的犧牲，特別是媽媽，會從孩子那獲得回報。
**作者簡介：**Lyman Stone，經濟學家，專注於區域發展和人口學，擔任統計機構Demographic Intelligence的顧問，同時也是《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的高級供稿人，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研究員。
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每年會刊出數百份工作論文，都是經濟學領域前沿的研究，本文是作者根據NBER相關工作論文撰寫的近期研究成果簡介。本文選自《E21早報》。
參考文獻
[1] Matthias Doepke, Giuseppe Sorrenti, Fabrizio Zilibotti,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33
[2] 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akob Egholt Søgaard,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219
[3] 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ohanna Posch, Andreas Steinhauer, Josef Zweimüller, Child Penalties Across Countries: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24
[4] 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akob Egholt Søgaard,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219
[5] Dhaval M. Dave, Hope Corman, Ariel Kalil, Ofira Schwartz-Soicher, Nancy Reichman, Effects of Maternal Work Incentives on Adolescent Social Behavi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27
[6] Gaia Dossi, David N. Figlio, Paola Giuliano, Paola Sapienza, Born in the Family: Preferences for Boys and the Gender Gap in Ma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35
版權聲明：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思想庫報告”，原標題為《媽媽至關重要：來自性別工資差距、父母影響和福利改革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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