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怎樣被利用建立以色列的隱藏曆史（第2-5章）_風聞

（中）錫安分子美國聯邦最高法官路易斯.布蘭德斯

第二章    起源

以色列在美國的遊説只是一個更老，更大的被稱作“政治錫安主義”的冰山的頂部，一個始於19世紀末，以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創建一個猶太國家為目標的跨國運動。1897年，這個由歐洲記者西奧多.赫茨爾領導的運動在瑞士巴塞爾召集了“第一屆錫安代表大會”，大會成立了“世界錫安組織”，代表117個團體，次年增加到900個團體。

**猶太復國者（錫安主義者）**考慮過阿根廷，烏干達，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島和德克薩斯，他們最終決定把巴勒斯坦做為提議中的猶太國的地方，儘管巴勒斯坦已經被其中93-96%是非猶太人的人口定居了。據最好的分析，人口中96%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他們擁有99%的土地。

“錫安代表大會”後，維也納的拉比們派了兩個成員去考察巴勒斯坦做為可能的猶太國家。他們意識到巴勒斯坦人是計劃的障礙，寫信給維也納：“新娘漂亮，但她和別的男人結婚了。”猶太復國者最終還是向前推進。無數錫安分子的日記，信件和其他文檔顯示，他們決定如果可能的話，用經濟手段趕走非猶太人；必要的話，使用暴力手段。

政治錫安主義在美國

美國對這個運動的重要性很早就被意識到了，政治錫安主義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瑙道在巴塞爾大會幾年後寫道，“錫安主義的唯一希望是美國猶太人。”

然而，當時和其後幾十年，大多數美國猶太人不是猶太復國者。事實上，他們很多人明確反對錫安主義。因此在以後多年裏，錫安主義者努力地用各種方法爭取他們，達到瑙道所希望的程度最終實現了，傑出的猶太曆史作家內奧米.科恩證實了這點，2003年寫道，“要不是美國猶太人的經濟支持和政治壓力…以色列也許不會在1948年誕生。”

宣揚建立猶太國家的團體最早在美國出現於大約1880年，詩人艾瑪.拉札勒斯，她的詩句裝飾在“自由女神像”上，宣傳了錫安主義整個80年代，以色列國旗的初期形式在1891年于波士頓被創作出。

1887年，因為巴勒斯坦對猶太復國者的重要性，格羅佛.克利夫蘭總統任命了一個猶太人任土耳其大使（奧斯曼帝國所在地，當時統治巴勒斯坦）。猶太曆史學家戴維G.達林報道，美國總統們認為土耳其大使館對“選民中數量增長的猶太復國者。”是重要的。

以後30年，每個共和黨，民主黨總統都遵循這個先例。“在這個時代，駐土耳其大使職位被認為是準猶太人的勢力範圍，”達林寫道。

到1890年代早期，宣傳錫安主義的組織存在於紐約，芝加哥，巴爾的摩，密爾沃基，波士頓，費城和克利夫蘭。

有四個美國人蔘加了巴塞爾“世界錫安代表大會”，他們帶回來的報告給這個運動一個重要激勵，激勵了猶太復國者在有大量猶太人口的美國城市的活動。

1897-98年，猶太復國者在東部和中西部建立了很多社團，1898年7月4日，他們聚集在紐約開了第一屆美國猶太復國者年會，在那裏成立了“美國猶太復國者聯合會”（FAZ)。

到1910年，美國的猶太復國者人數達到20,000人，其中包括律師，教授和商人。即使在它的早期時代，相對弱小和只代表少部分美國猶太人口，錫安主義正成為一個“議員們，尤其在東部城市，開始傾聽。”的運動。

猶太復國運動繼續擴張，到1914年，又有幾個錫安團體成立，包括哈達薩，一個婦女錫安組織。到1918年，美國有20萬猶太復國者，到1948年，增長到一百萬。

從早期開始，錫安分子就積極地在媒體上推行他們的計劃，一個錫安組織者1912年驕傲的宣稱“無數社團開展熱情的，無休止的宣傳”。意第緒語（猶太語）出版物很早就擁護猶太復國事業，到1923年，除了一家以外，所有紐約意第緒語報紙都是錫安分子的。1927年，意第緒語報紙進入535,000家庭。

儘管錫安分子在影響國會和媒體方面取得主要進展，國務院官員們受錫安分子的影響較小，他們覺得錫安分子試圖利用美國政府執行一個傷害美國的計劃。不像政客們，國務院官員不依賴選票和競選捐款，他們負責提出和執行讓所有美國人獲益的政策，而不是一小部分代表外國機構工作的人。

在一年又一年，一份又一份的備忘錄裏，美國外交和軍事專家們指出，猶太復國主義和美國利益和原則有衝突。

1912年，猶太復國者收穫了一個顯著的勝利。它此後對世界和美國都有巨大的影響，並且是延續到今天一種影響模式。

第三章    路易斯.布蘭德斯，錫安主義，和“Parushim”

**1912年，後來成為一名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著名的猶太美國律師路易斯.布蘭德斯成為一名猶太復國者。兩年內，剛從德國搬到美國的他成為國際“猶太復國中心”的領導。**儘管布蘭德斯是個非常著名的最高法官，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顯著角色和他和巴勒斯坦的聯繫。

一些工作是和菲力克斯.法蘭克福特一起做的，他20年後也成為最高法官。

也許布蘭德斯最不為公眾，甚至經常是學者所知的是他的狂熱程度（對錫安主義）和他用秘密手段達到目標的程度。

現在布蘭德斯被幾乎我們所有人敬重，但當時對他在聯邦最高法院的任命受到極大的反對，主要集中在廣泛傳播的不道德行為的指控。一個典型的例子認為布蘭德斯是個“有他想象中的某種崇高的理想的人，但是在實現理想的方法上是徹底的不擇手段。”

今天，對布蘭德斯這樣的批評或者被忽略或者被歸因於政治和/或者“反猶”，有證據表明這種批評觀點也許比布蘭德斯支持者們希望的更準確。

1982年，歷史學家布魯斯.艾倫.墨菲在他獲獎的書中報道，布蘭德斯和法蘭克福特曾經在許多秘密政治活動中合作，猶太復國主義就是其中之一。

“最高法院歷史上最不尋常的安排之一是，布蘭德斯招募了法蘭克福特，當時哈佛法學院的教授，任他的有酬的政治説客和助理，“墨菲在他《布蘭德斯/法蘭克福特的關係：兩個最高法官的秘密政治活動。》書中寫道，“在一起工作的25年，他們把一個追隨者的網絡安置重要崗位上，並努力地實現他們要達到的計劃。”

“熟練地使用有政治技巧的法蘭克福特做為中間人，布蘭德斯可以把他明顯的政治意圖隱藏在公眾視線之外。”墨菲寫道。

布蘭德斯只對一個人説過這個安排，墨菲寫道，“另一個猶太復國者助理-上訴法庭法官朱利安.麥克。”

布蘭德斯和法蘭克福特對“安排”保持秘密的一個原因是，一個最高法官這麼做是被認為非常不道德的。墨菲的書出版後，一篇紐約時報的社論指出，“…布蘭德斯-法蘭克福特安排是錯的，從歷史和道德觀點上都不會對它有好評，…長期持續的，干預的布蘭德斯-法蘭克福特安排違反了道德標準。”

後來，當法蘭克福特自己成為最高法官，他用了相似的方法，“把他自己的追隨者網絡安置到不同的機構，通過這個網絡實現他自己的目標。”這些目標包括錫安主義的目標和“法蘭克福特對FDR計劃的職責-使美國投入對希特勒的戰爭。”

他們的活動，墨菲寫道，是“一個龐大的，精心計劃和安排的政治運動的一部分，由布蘭德斯通過法蘭克福特開始執行,然後由法蘭克福特自己實現法庭管轄權外的政治目標。”

法蘭克福特在1914年31歲的時候進入哈佛學院，得到了一個布蘭德斯發起的，金融家雅各布.希夫捐款給哈佛所創立的一個職位。然後，墨菲寫道，“之後25年，法蘭克福特塑造了這個國家幾代最精英法律學生的頭腦。”

布蘭德斯成為美國錫安運動的領導之後，他“創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他最親密的顧問們的核心集團，他任命了菲力克斯.法蘭克福特為它的成員之一。”

Parushim

更讓這位作家吃驚和更少為公眾與學界所知的是，布蘭德斯是一個在美國和世界推動錫安主義的秘密社團的成員。

以色列教授莎拉.施密特博士於1978年在“美國猶太曆史季刊”關於那個組織的一篇文章裏第一個報道了它，她還在1995年的一本書中花一個章節在那個秘密社團上。作家和前“紐約時報”編輯皮特.格羅斯也在一本書和幾篇文章中報道過。

根據格羅斯報道，布蘭德斯是“一個叫做’Parushim’的精英秘密社團的領導人，希伯來語意思是‘法利賽人’和‘分離’，前身是哈佛的‘光明燈會’”。

施密特寫道：“Parushim展現出來的形象是秘密地下游擊隊力量，決心通過無聲的，無名的方式去影響事情的進展。”（博主評：事情的進展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東的版圖和和平與戰爭。）

格羅斯寫道，布蘭德斯把Parushim當做“一個秘密的智囊核心，一個承擔各種任務的人才庫。”布蘭德斯招募有野心的年輕人，經常是從哈佛學院，從事錫安事業，並在過程中發展他們的職業。

“當哈佛人散佈到全國從事他們的專業，”格羅斯寫道，“他們對錫安主義的興趣通過秘密交流和‘兄弟會’的額外實惠得到延續。每個受邀的新人蔘加一個莊嚴的儀式，宣誓誓詞‘保衞，服從和保守秘密-對團體的法則和工作，它的存在和目標。’”

在秘密的新人加入儀式上，新會員被告知：“你將要邁出把你的一生結合到唯一事業的一步，你將在一年裏服從一項絕對職責，必須隨時，隨地，不計一切地留心職責的召喚。今後，你將是兄弟會的一員，和它的關係強於你生活中的任何其他關係，比和家庭，學校，國家還珍貴。”

布蘭德斯是個“Parushim”的關鍵領導，一個叫賀瑞斯M.卡倫的學者是它的創建者，創建於1913年。卡倫創立“Parushim”時是個威斯康星大學的哲學教授。

在施密特的書中寫道，“一個成員宣誓對Parushim忠誠感受到一些對秘密軍事組織的獻身精神。”

“卡倫只邀請明確保證對錫安事業獻身和決心的人選加入，”施密特寫道，“每個新成員要經過對他資格，忠誠度和願意接受‘命令執委會’命令的嚴格考察。”

‘我們必須默默地工作，通過教育和影響’

Parushim的成員非常清楚保持他們活動秘密的必要性。一個早期的Parushim招募者解釋説：“一個有我們那樣目標的組織必須是無名的，默默地工作，通過教育和影響，而不是力量和噪音。”

格羅斯描述這個組織如何做去達到它的目標：“成員們設計好在不同地方非正式地，出於友誼地接觸有影響的人物，在政府計劃人員們還什麼都沒有提出來很早以前，他們已準備好推進錫安事業的行動建議。”

格羅斯寫道：“比如，早在1915年11月，一個Parushim的領導到處散佈，英國人也許能從正式宣佈支持一個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國家得到一些好處。”

布蘭德斯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密友，並利用這關係宣揚錫安事業，有時候，做為英國錫安分子和總統的聯絡管道。

1916年威爾遜總統任命布蘭德斯進入最高法院，當時，根據標準道德規範要求，布蘭德斯迫於壓力而正式退出所有自己私下的俱樂部和關係，包括他在錫安主義的領導職務。但背後他繼續錫安主義工作，默默地在他最高法院辦公室內接收日常報告和對他忠誠的助手們發佈指令。

當美國錫安組織（ZOA）在1918年重組時，布蘭德斯被列為“榮譽主席”。其實，他不只是個“榮譽的”。

歷史學家唐納德.內夫寫道，“通過他的助理們，他在幕後掌權。”他的助理之一當然是法蘭克福特。

錫安成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快速增長，儘管有猶太反錫安的努力，其中之一是指出錫安運動是個“外國的，非美國的，種族主義，和分裂主義的現象。”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貝爾弗宣言”

美國人一直反對參加這場歐洲國家集團間的戰爭，伍德羅.威爾遜打着“他使我們遠離戰爭。”的口號贏得總統位子。

威爾遜總統在1917年改變了方向使美國投身於那場悲慘的歐洲衝突。大約27萬美國人死傷，1,200多名美國人因反對那場戰爭被逮捕投入監獄，有的被關押多年。

有一些關於威爾遜改變主意的原因被公開出來，很少人知道錫安主義是其中原因之一。

很多文檔證據顯示，猶太復國者推動美國站在英國一方參加戰爭，做為獲得英國支持他們殖民巴勒斯坦的交易的一部分。

從錫安運動一開始，錫安分子就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強國”支持，才能達到在一塊已經被非猶太人定居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國的目的。他們嘗試過當時統治巴勒斯坦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被拒絕了（儘管他們被告知猶太人可以在奧斯曼帝國其他地方定居，成為土耳其公民）。

他們後來找到英國，它開始也不熱心。英國的中東專家們指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而耶路撒冷是三個主要一神宗教的聖地。

未來的英國外交部長喬治.柯曾也指出，巴勒斯坦已經有50萬阿拉伯人定居，他們“不會滿意為了猶太移民被剝奪土地或者只是後者的伐木工和取水者。”

然而當英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尤其在1916年，對同盟國災難性的一年裏英軍一天有6萬人陣亡，錫安者有好牌可打了。他們以前以宗教和理想為理由訴求，現在錫安領導者們可以加上一個尤其強大的驅動：告訴英國政府，美國的猶太復國者將把美國推入支持英國的戰爭，如果英國許諾支持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猶太國家。

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勞德.貝爾弗寫給錫安領導勞德.羅斯柴爾德一封信，被稱為“貝爾弗宣言”，這封信承諾英國將“正面看待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並“盡最大努力協助達到這個目的。”

**這封信雖然由英國外交大臣勞德.貝爾弗正式簽字，它經歷了兩年的醖釀，經過英國和美國錫安分子們的編輯。**錫安領導內厄姆.索科洛後來寫道，“每個倫敦出來的點子都由在美國的錫安組織推敲，每個美國來的建議都會被在倫敦認真聽取。”

索科洛寫道，英國錫安分子受到幫助，“尤其，被美國錫安者。在倫敦，紐約和華盛頓之間有頻繁的聯絡，通過電報或人員來往，結果是兩個半球錫安者的完美團結。”索科洛特別稱讚了“尊敬的最高法官路易斯.布蘭德斯善意的個人影響力。”

儘管“貝爾弗宣言”不是一個響亮的對錫安主義的認可，錫安者認為它是個突破，因為它把一扇門打開個縫，他們以後可以迫使它越開越大。事實上，很多人認為這是以色列創立的關鍵因素。

錫安歷史學家內奧米.科恩稱“貝爾弗宣言”是個戰時措施，寫道“它的直接目的是獲得猶太人對同盟國的同情，尤其在美國，和支持英國在近東的利益。”她寫道，宣言由“英國的主要錫安者和布蘭德斯推動,他影響了威爾遜總統。”

最後，以色列第一任總理大衞.本-古裏安在1939年寫道：“某種程度上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扮演了決定性角色，美國猶太人有意或無意地對達成“貝爾弗宣言”起了顯著作用。”

布蘭德斯和其他美國的錫安分子使得猶太復國者和世界強國之一的英國結成聯盟，對一個非國家組織是個顯著的成就和顯示了那時錫安者的巨大力量。猶太復國運動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力量。（評：猶太復國者從發起到現在的以色列都是有強力保護傘的黑社會。所以黑社會以色列最恨聯合國和國際法庭。）

第五章    1919年巴黎和會：猶太復國者擊敗了民族自決的要求

一戰結束後，戰勝國們召開巴黎和會，達成了針對許多問題的一系列和平協定，其中問題之一是奧斯曼帝國在中東地區領土的歸屬。同盟國剝奪了戰敗帝國的中東土地，把它分給英國和法國，英法分別以“託管”的形式掌管土地，直到當地人民“準備好”自治。英國取得對巴勒斯坦的託管。

錫安分子，包括布蘭德斯,法蘭克福特，世界錫安組織官員們和美國代表團在和會上游説一個在巴勒斯坦土地的猶太“家園”，並推動把貝爾弗的內容加入和平協議，美國官方代表團裏也有一些高級官員是錫安分子。

在中東的“傑出美國基督徒”一貫支持阿拉伯民族自決，去巴黎和會反對錫安分子。無數的美國基督教領袖包括當時兩個最有名的牧師哈瑞.愛默生和亨利.斯隆.考芬，也反對錫安主義。但是他們在數量上不敵錫安分子。

威爾遜總統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去巴勒斯坦面對面地調查情況，花了兩個月時間和所有不同羣體面談後，代表團的建議反對錫安分子無限制的猶太移民使巴勒斯坦成為一個猶太國家的立場。

委員們聲明在巴勒斯坦創立猶太國只能帶來“對巴勒斯坦非猶太社區民權和宗教權力的最嚴重的侵犯，”指出讓巴勒斯坦人承受“持續的經濟和社會壓力而交出土地，將是對民族自決原則和人民權力的嚴重侵犯…”

報告指出，和猶太代表們的會面清楚地表明“猶太復國者的計劃是事實上把非猶太定居者完全驅逐出巴勒斯坦，”，因此必須用武力才能實現，因此敦促和會駁回錫安者的提案。委員會提議放棄把巴勒斯坦變成

猶太國的計劃。

然而錫安分子們通過布蘭德斯掌控了局面，報告被壓下直到和會協定已經通過。通過阻止該報告起作用，錫安主義道路上一個主要障礙被消除了，美國代表團被迫接受錫安者的指導。

最終，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協議支持錫安分子計劃幷包含了貝爾弗宣言內容。根據託管協定，英國將“負責落實‘貝爾弗宣言’…以協助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