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樓賭局：甲午戰爭的財政密碼_風聞

春帆樓賭局：甲午戰爭的財政密碼

作者：李墨天

編輯：戴老闆/楚團長

素材&數據支持：遠川研究

日本下關，春帆樓，這座木製建築的歷史在1895年被硬生生地分割成了兩部分：在這之前，它只是個以烹飪河豚出名的小餐廳，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親自為它題名；在這之後，它變成一個古老帝國恥辱地標，也變成了大清宰相政治生涯的折戟之地。

在那場被稱作“百年大計在一戰”的戰爭中，聯合艦隊踩着北洋水師的殘骸為日本拿到了一張列強俱樂部的入場券。自此，春帆樓留給歷史的便不再是雕樑畫棟和港口小鎮的恬適美景，正如它門前的那座石碑所云，“今日國威之隆盛，實濫觴於甲午之役，此地亦儼為一史蹟。”

日後的著作不厭其煩的還原着談判場景：意氣風發的日本首相如何要挾與訛詐，既縝密又凌厲，大清國裱糊匠如何苦撐與妥協，既辛酸又恥辱。談判的每一個來回，彷彿都是那段歷史的縮影，尤其是那段國人耳熟能詳的對話：

“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

“尚未下嚥，飢甚！”

如同歷史蓋棺定論的那般，甲午年的那場戰爭是大清國支離破碎前的最後一聲悶響，但日本人也絕非早早成竹在胸，對他們來説，春帆樓的29天，也是一次與時間賽跑的賭博。

決定這場戰爭輸贏的，不單是海軍的噸位、吉野號的艦速和北洋水師拙劣的迎戰陣型，更加是兩個東亞國家在財政機制和籌款動員等方面上演的幕後硝煙。

後來居上

對李鴻章來説，去下關談判是個不得不應的差事。

原本負責談判的全權大臣是户部左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卻被日本認為級別不夠。清政府自然也知道，對方想讓更顯赫大臣去談，但和談這等屈辱之事，貴為皇親的奕忻自然不能去，差事就落在了因為戰敗剛剛被摘了黃馬褂的李鴻章頭上。

載着李鴻章一行的德國商船在下關進港的時候，戰鬥還在繼續，北國寒冬並沒有擋住日軍的攻勢。一個月前，北洋水師在威海衞全軍覆沒，攻佔了旅順的日本陸軍摩拳擦掌期待着“直隸決戰”，聯合海軍則等待着大本營的命令，隨時準備向台灣挺進。

紫禁城做好了賠錢的準備，但李鴻章還是提出在議和之前，先進行停戰談判，以解除日本對北京城的威脅。只是除了拿歐洲列強來做擋箭牌，他手上也沒什麼別的牌可以打。

他和伊藤博文算的上老相識，十年前在天津，兩人一起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再度相聚，免不了一番寒暄。李鴻章索性藉機説起中日兩國互為近鄰、同文同種，理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攜手抵禦歐洲列強。看起來是閒談，也是在暗示伊藤博文，不要提太過分的要求。

伊藤博文卻沒跟年長自己18歲的李鴻章客氣，耐着性子説完了外交辭令後，首相還是沒忍住出言諷刺的慾望，“十年前與中堂在天津會面時，中國就已經開始效法歐美革新，怎麼到今天也沒什麼變化呢？”

作為洋務運動的先驅，李鴻章聽了自然心裏不是滋味。但他自知理虧，只好順着對方的話，把日本的“日新月盛”讚揚了一番，又説中國“地廣人眾”、“囿於習俗”，改革只能慢慢來。

剛剛露出眉目的刀光劍影又暗了下去，兩人默契的開始討論雙方的施政和相關人員，算是禮節性的閒聊。只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都清楚，衝突的種子早在十年前會面時就已埋下，在那次爆發於朝鮮的“甲申政變”中，清軍武力掃除了朝鮮的親日派，連日本公使館都被大火焚燬。

第二年，北洋水師出訪日本長崎，提督丁汝昌特意率領艦隊繞着瀨户內海與東京擦肩而過，接着才在目的地長崎靠岸。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曾拊膺長嘆，“丁汝昌是在向我們示威呢，説日本的內海就是北洋水師的妓院。”

伊東祐亨斷然不會想到，九年之後，自己會在威海衞親手埋葬這隻海軍。當時，北洋水師的主力艦定遠號與鎮遠號，稱得上東亞最強戰艦，這讓日本軍方第一次看到了與中國海軍切切實實的差距，也讓伊藤博文這個主和派變成了擴充戰備的支持者。

伴隨伊藤博文在1885年升任日本首相，他與後來的大藏大臣（財政部長）松方正義、兩任外相（外交部長）井上馨和陸奧宗光形成了軍備鐵三角。外交部門一邊與列強修好，一邊向清廷放低姿態，以便為軍備擴張謀求時間。松方正義則改變了一貫的財政緊縮策略，通過提高釀酒税、煙草税，滿足軍隊的新增支出。

由於税收的擴大，海軍獲得了每年300萬日元的“軍艦製造費”，但這不足以滿足他們野心勃勃的造艦計劃。作為權宜之計，軍方聘請了法國人白勞逸出任造艦顧問，並採納他的“防禦型”思路，建造了三艘相對廉價的四千噸級海防艦“三景號”。

1891年，北洋水師開始了第二次秀肌肉式的出訪，相比中國六艘威風凜凜的鐵甲艦，聯合艦隊只有還掛着帆纜的“扶桑”號能出來撐撐場面。昭然若揭的差距讓日本媒體有些看不下去，《每日新聞》就在那篇《沮喪的海軍》中頗為憤慨的寫道，“大清國的海軍就停在眼前，人們居然還默不作聲。”

第二年8月，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成立，海陸軍閥悉數被請入。在三個月後的第四次帝國議會上，新一屆政府提出了一個相當激進的海軍增兵方案：用6000萬日元建造包括四艘鐵甲艦在內的共計73600噸的艦隊，並據此要求增税。

儘管提議沒有被在野黨認可，但伊藤博文得到了明治天皇的支持。天皇在那年頒佈的詔書中宣佈，今後六年間，每年將拿出皇室經費的1/10用以支持海軍擴充，並命令官員將10%的薪水上繳國庫，補貼軍艦建造。

眾議院則通過了一個六年共計2000萬日元的預算草案，開始向英國訂購戰艦。這也標誌着聯合艦隊從白勞逸的“防禦型”思路，轉向了針對北洋水師的“進攻型”思路。

李鴻章並非不清楚聯合艦隊的種種動作，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帝國宰相秉承着“避戰求和”的外交哲學。正如他與伊藤博文在1885年“甲申政變”後的談判，李鴻章本可以藉着清軍的勝利向日本施壓，但他卻主動承認了兩國對朝鮮的出兵權，為甲午年的禍端埋下了隱患。

哪怕到了1894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日本發兵的檔口，清廷依然沒有統一的口徑。李鴻章和慈禧太后依然想通過外交手段，藉助英俄勢力從中調停來解決。一方面，這是“避戰求和”方針的延續，另一方面，李鴻章也清楚，自1888年起就再未添置新戰艦的北洋水師，已經有些落伍了。

直到夏天來臨，意識到戰爭迫近的清政府終於開始敦促李鴻章整頓戰備，後者則稱需要户部籌措“二、三百萬兩”白銀。這並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執掌户部的恰恰是自己的死對頭，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除了一張“該衙門知道”的空頭支票，李鴻章什麼都沒有拿到。

日本人的侵略被翁同龢看作是扳倒李鴻章的絕佳機會，他希望北洋水師能夠跟聯合艦隊拼個你死我活。年輕的光緒皇帝也站在了老師這邊，頻頻催促李鴻章積極迎戰。在紫禁城的政治鬥爭中，左右為難的李鴻章做出了一個戰略上最拙劣的決定：向朝鮮派出小規模的增援軍隊。

這恰好是伊藤博文最希望看到的情況：中國派出一支力量有限的部隊，沒有什麼戰鬥力，卻讓日本有了足夠的開戰藉口。他們的目標從來就不是朝鮮，但清政府卻一直舉棋不定。戰爭期間，翁同龢的黨羽對北洋水師的責難從未停歇，在持續的內耗中，中國失去了所有機會。

當雙方坐在談判桌前，李鴻章能拿出手的也就只有“人種文物相同，利害關係尤切”這樣的“大道理”。只是日本人並不領情，參與談判的外相陸奧宗光就這樣評價：“他如此高談闊論，不過想引起我國同情，間用冷嘲熱諷掩蓋戰敗者的屈辱地位，狡猾卻也可愛。”

當時的新聞記載，第一天的會談結束，李鴻章步出會場時還帶着笑容，這天的談判像是例行公事的會晤，一點沒顯露出什麼劍拔弩張的氛圍。

但很快，李鴻章就笑不出來了。

獅子開口

對於日本可能開出的價碼，李鴻章自然有過心理準備，但事實證明，他還是低估了伊藤博文的胃口。

伊藤博文提出的停戰條款包括由日軍暫時接管大沽、天津、山海關三地，清軍則將三地的軍火與補給留給日軍。同時，在停戰期間，日本還要接管天津到山海關之間的鐵路。這意味着清政府要把北京城周邊最後的關隘，拱手交給日本人。

這樣的停戰條件讓李鴻章大驚失色，連連呼喊“過苛過苛”——一旦條件被接受，伊藤博文就可以仗着日軍控制了京畿門户，在接下來的議和談判中漫天要價。

日本人則有自己的算盤，按照陸奧宗光的説法，日本軍隊在中國節節勝利，他和伊藤博文自始至終就沒想過停戰，而是打算直接開啓議和談判，一邊打一邊施壓。但李鴻章提出先進行停戰談判，出於不違背國際外交準則的原因，他們只能開出苛刻條件，好讓李鴻章撤回停戰要求。

面對張開嘴的獅子，李鴻章又説了一番 “中日切近鄰邦”的大道理，接着講起了和伊藤博文的私交，表示這樣的條款“萬難應允”。伊藤博文也乾脆換上了鐵面孔，稱“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停戰條款“萬難再減”。

無奈之下，李鴻章提出先擱置停戰條款，轉而讓伊藤博文先開出議和條件，但後者顯然不可能亮出自己全部的底牌，堅決要求先對停戰條件做出回覆。李鴻章知道這次不能再拒絕，只好表示自己無法立即決定，需要和紫禁城商量之後，“遲數日再復”。

“幾日？”伊藤博文追問。

“一禮拜後。”

“太久！”伊藤博文並不滿意，“貴大臣究竟幾日答覆？”

“四日後答覆。”李鴻章改口。

“三日須復，愈速愈妙。”

伊藤博文的焦急並非沒有原因，誰都知道夜長夢多的道理——自戰爭打響，歐洲列強就緊盯着渤海灣的風吹草動。春帆樓的談判開始前，英國也曾應清政府的請求，從中進行調停。對東亞虎視眈眈的歐洲人始終是個難以規避的風險，他們必須儘可能快的清政府就範。

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從1894年7月兩國正式宣戰算起，戰爭打了不到一年，日本已經花掉了一億日元的軍費。就在談判開始前一個月，政府又剛剛向議會提交了新一輪1億日元的軍費預算增加方案。

身為首相的伊藤博文比誰都清楚，日本政府為了籌措軍費，已經加滿了槓桿，國內緊張的財政就快拖不下去了。

1894年8月初，甲午戰爭全面爆發時，大藏省（財政部）便向議會提出了一個假定戰爭進行一年半，總計1.5億日元的預算方案。當時日本全年的財政收入只有8500萬日元，更何況上一年2600萬日元的國庫結餘都已經撥付給了軍隊，1.5億日元是個名副其實的天文數字。

伊藤博文最先想到的是號召民眾與富商捐款，這種想法在當時籠罩日本的戰爭狂熱中確實有一定民意基礎，他相信只要募集1500萬日元，加上國庫撥付的2600萬日元，就能至少先滿足當年的戰爭開銷。

但提議遭到了剛剛從大藏省退休、熟悉日本財政體系的松方正義的反對，他覺得首相過分高估了民眾的愛國熱情，同時，他堅信與清王朝的戰爭開銷絕對不會低於一億日元。在松方正義的遊説之下，日本政府依照他的“國債籌集思路”，在8月15日發行了一筆3000萬日元的軍事公債——不過，這也只能支撐半年的戰爭。

9月的國會會議上，伊藤博文又提出了借外債的方案，為未來的持久戰做準備。當時，英國曾提議向日本提供一筆兩億日元、利率僅有4%的貸款，但松方正義又一次投了反對票，他對“向歐洲人借錢”這件事深感牴觸，堅持通過國內市場籌措資金。

最終，松方正義聯合日本央行總裁川田小一郎，説服國會以發行國債方式籌措軍費。那年10月，天皇裁準了大藏省提出的1.5億日元的戰爭預算，松方正義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確保戰爭機器順利開動的財政指揮官——而這是一場比戰爭更加大膽的冒險。

11月，第二次總額5000萬日元的戰爭公債正式發行，為了確保國債順利募集，日本央行承諾民間金融機構可以用國債做擔保，向日本銀行貸款，以打消金融業對市場資金流動性的擔憂。

兩次國債的發行還算順利，一共募集了9030萬日元。不過，大藏省考慮到國內經濟體系的承載力，沒有將募集資金一次性撥付給軍方，而是把兩筆國債分成8次及7次分期撥款，軍隊每月獲得的預算只有500萬日元出頭，但維持戰爭卻要花掉1000萬日元。

難題並沒有解決，為了填上資金缺口，松方正義選擇了向日本央行短期借款的方式填補超支軍費，同時利用央行管理國庫的便利條件，直接挪用了存於國庫的政府收入，實現“預支”國債收入的效果。等到戰爭結束，再用後續的國債填上貸款和挪用的窟窿。

藉助這種用短期資金為週期較長的國債贏得時間的辦法，松方正義在閃轉騰挪間保障了戰爭的開支，又儘可能的維繫了國內經濟與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戰爭並沒有他料想的那般一帆風順，軍隊的開銷也不如伊藤博文所承諾的那樣平穩。

到1895年初，原定的澎湖與台灣作戰還沒開始，錢就已經快花完了。這一年2月，政府再次向議會提交了1億日元的軍費追加方案，此時，松方正義已經沒有什麼空間在央行與國庫間周旋了——那麼多出來的錢，就只能讓讓清政府來報銷了。

壓力轉而落在了伊藤博文肩上，他不能讓蟄伏了十年的日本打一場虧本的戰爭。對他來説，下關的談判從一開始就是場賭博，他需要趕在國內財政失控與列強插手前，讓清政府接受苛刻的議和條款，實現利益最大化。

日本首相走了一招險棋：這天的談判結束後，駐紮在澎湖的聯合艦隊收到了攻擊命令。李鴻章並不知道日本對澎湖的作戰部署，他只是在電文中根據日方的停戰條件，建議山海關與天津的清軍嚴密防備。紫禁城則傳來指示，只同意支付日方軍費，停戰條件中的其他條款概不接受。

1895年3月24日下午，李鴻章第三次走進春帆樓的會場，正式拒絕了停戰條件，並要求伊藤博文亮明議和條件。日本首相併沒有正面回應，反而談起了各地的風土民情，像是有意緩和會談的氣氛。但説到台灣，鋒芒還是亮了出來，“我國之兵現攻往台灣，不知台灣之民如何？”

李鴻章臉色一變，立刻就意識到日本很有可能會在議和中要求割讓台灣，便旁敲側擊的提醒伊藤博文，稱台灣與香港臨近，英國勢必會出面干涉。接着又含蓄的暗示，歐洲列強不會坐視日本宰割中國。

伊藤博文也知道，一旦條件公佈，歐洲必然會有所反應。不過向台灣進軍是他用來威脅李鴻章的最後一張王牌，他相信再無退路的清政府，無論如何都會接受自己的議和條件。

但那天下午的一聲槍響，打亂了所有的安排。

波瀾頓起

談判在下午四點結束，李鴻章照舊乘轎返回寓所。轎子行進至引接寺門口那段蜿蜒的山路時，路邊的一個年輕人突然從人羣中竄出來，掏出一把手槍，朝着轎子裏開了一槍。

子彈打碎了李鴻章的鏡片，擊中了左眼下方。負責護衞的日本警察旋即拔刀驅散行人，將轎子送入引接寺，兇手小山豐太郎則在逃跑途中，被在場的憲兵抓獲。

現場頓時一片慌亂，反倒是李鴻章並沒有太驚慌，按照當時目擊者的回憶，遇刺後的李鴻章“用右手的長袖掩住傷口，並無震驚的神色，態度泰然自若”。

真正着急的是陸奧宗光和伊藤博文，前者正與李鴻章的養子李經方商議第二天的談判，刺殺的消息傳來，他馬上讓李經方回去照顧父親，自己則前去給伊藤博文報訊。

國外使節在本國遇刺，無疑是個天大的外交醜聞，在日後的回憶錄中，陸奧宗光曾沮喪的表示，“這次事件，比起一兩個師團被打敗更讓人難堪。”

伊藤博文則在公文中解釋的更加清楚：他原本就擔心歐洲列強出面干涉，如今的刺殺事件更是給了他們借題發揮的機會。另一方面，一旦李鴻章藉此事來博得歐洲的同情，也會讓日本的處境急轉直下。

最為諷刺的是，行刺發生的地點恰好在日本為了保護李鴻章安全設立的憲兵支部門前，旁邊還有一個警察局。

為了謀求補救，伊藤博文在第二天就請來了日本陸軍的兩名軍醫總監負責治療工作，接着，東京帝國大學的德國教授斯庫裏巴也加入了治療團隊，他們都收到了首相的指令：堅決不能讓李鴻章使團的隨行醫生在媒體面前露臉。

這只是危機公關的第一步，明治天皇與昭憲皇后的使者先後趕到下關，送上禮品與慰問函。有了皇室的帶頭，各路人士紛至沓來，幽靜的寺廟一時車水馬龍。大大小小的報紙也相繼造勢，《時事新報》就曾發表過一篇用力過猛的評論，大罵小山豐太郎“乃我等日本國民不共戴天之國賊，雖千百年亦不能忘也。”

兇手的審判相當迅速，不到一週時間，打着“忠君愛國”旗號行刺的小山豐太郎就以殺人未遂被判處無期徒刑。伊藤博文曾先後兩次找到主審法官鶴岡琢郎，要求將兇手處死，並允諾為其在皇室謀一份美差，但後者以司法獨立為由，拒絕了伊藤博文。

老辣如李鴻章，自然能看出日本人百出花樣背後的目的只有一個：不能讓這起事件影響了戰爭的果實。他在送往紫禁城的電文中冷冷的評論，“該國上下禮儀周至，不過敷衍外面。”

伊藤博文當然也清楚，慰問也好、逞兇也罷，都是安撫輿論的表面工作。他此刻最擔心的，是紫禁城將受傷的李鴻章召回國內，這意味着之前所有的威脅和訛詐都將付諸東流。若想把主動權繼續抓在自己手裏，就必須要在談判桌上做出讓步。

在李鴻章治療期間，伊藤博文趕往廣島，在御前會議上提出了停戰三週的建議。留在下關的陸奧宗光緊盯着李鴻章的傷情，假使其傷勢不能支撐談判繼續，他得催促清政府快點另派他人來談判——戰爭確實不能再拖了。

不過伊藤博文在停戰條件中還是留了一手：他將台灣放在了停戰範圍之外，剛剛開始的澎湖作戰依然可以繼續。這份停戰條款在四天後送到了李鴻章手上，半邊臉還纏着繃帶的帝國宰相依然力爭將台灣納入停戰範圍，但陸奧宗光以“澎湖艦隊收不到電報”為由拒絕了他。

最終，陸奧宗光只是按照李鴻章的意思，將“除台灣、澎湖外均停戰”的描述改成了“奉天、直隸、山東地方停戰”，顯得清政府面子上好看些。

紫禁城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堪稱業餘：當李鴻章遇刺的消息傳來，光緒皇帝和翁同龢只是“為之不怡良久”，滿朝文武也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從天而降的外交籌碼。沒有人藉機做出任何行動，就這樣錯過了唯一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

這是清政府在談判中犯下的最愚蠢的錯誤。

圖窮匕見

與議和條件的文本一起送到李鴻章面前的，還有澎湖陷落的消息——日本人終於迫不及待的亮出了匕首。

還在病榻上的李鴻章清楚，這把匕首會刺向自己的政治生命與身後名節。無論再怎麼討價還價，以一份屈辱的條約為後人所唾罵，已然在劫難逃。

在那份2000多字的《媾和條約》裏，除了放棄與朝鮮的藩屬關係、開放通商口岸和林林總總的商業條例，就是清廷早已料想到的割地和賠款。

李鴻章第二次小瞧了伊藤博文的胃口：日本想要一口吃掉遼東半島、澎湖和他們尚未佔領的台灣。同時，清政府需要拿出三億兩白銀作為賠償軍費，除了第一次交付的一億兩，其餘五次付款都需要按5%的利率支付利息。

兩天後，他在給日方的回覆信函中陳述，清政府願意有條件的接受其他條款，但賠款要求明顯超過了日軍迄今為止的軍費，割讓清王朝的“龍興之地”則是最難以接受的要求。

回覆信函發送的當天，北京的諸國公使也收到了《媾和條約》全文，以及清政府的求助。為了在列強面前保持主動，同樣的內容也從日本駐外大使館陸續發出，只不過日本人的目的是利用列強的矛盾，挑起他們對中國領土的貪慾，進而換取對割地條款認可。

正如日本駐德公使青木周藏向德國外交部暗示的：英國覬覦着舟山羣島，所以德國“完全有權在東南要求一省”。他把英國描述為中國的庇護者，並默許“德國可以做日本的庇護者”，在亞洲對抗英國。

陸奧宗光沒有理會李鴻章的回覆信函，他對中堂大人的“大道理“已經失去了耐心：”他儘量躲開實際問題，一味概述遠東大局的危機，讚揚日本之國運、羅列中國內政之困難，一面取悦於人，一面又向人乞憐。“

列強的干預是清政府最後的希望，他們無論如何都負擔不起如此昂貴的和平。戰爭期間，清廷分兩次向滙豐銀行借了2800萬兩白銀作為軍費，這些錢要到1914年才能還清。國庫早就掏不出錢來了，倘若答應日本的賠款要求，意味着剛剛從鴉片戰爭的外債漩渦中走出來的清政府，扭頭就會掉進一個更大的漩渦裏。

紫禁城並非沒有想過像日本那樣，通過在國內募集公債的方式解決軍費。1894年9月，戰爭全面開打，翁同龢知道自己沒辦法再拿空頭支票糊弄李鴻章，便命户部加緊籌措軍費。

焦頭爛額的户部大員思來想去，最終還是決定從商人身上開刀，但他們也清楚商人們早已對打着愛國旗號的“捐款”深惡痛絕，索性效法日本發行公債，名曰“息借華商”，期限為兩年半，年利率7釐，至於發行規模——戰事吃緊、財政窘迫，自然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頂了。

為了杜絕募資中的腐敗，户部還專門規定收繳款項絕對沒有什麼手續雜費，並派出司員到各地監察。但事實證明，種種剋扣、威逼和腐敗依然層出不窮，艱難搜刮出1100萬兩白銀後，“息借華商”就進行不下去了。

就連伊藤博文都無法理解，他覺得“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按理説應當“財源甚廣，開源尚易。”事實也是如此，在戰爭開打前的十年間，清政府平均每年都有400多萬的盈餘。1891年的國庫盈餘甚至多達1000餘萬。

鴉片戰爭後，隨着通商口岸陸續打開，貿易額的直線上升讓海關關税成為了財政收入的大宗，民族工商業的崛起也讓商業税的徵收成為了可能，這段時間，清政府的財政運轉一度非常健康。

但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一直秉承“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即收多少税就辦多少事，中央的財政管理部門一直沒有編制年度收支預案的傳統。政府的税收並沒有放在紫禁城，而是分存於幾個省，等待户部調撥。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遭遇突發情況，短時間內需要大規模的支出，掌管財政的户部便習慣性的捉襟見肘，只能從民間強行搜刮。

之後的太平天國則給了財政系統最沉重的一擊，戰爭期間，清廷軍費開支急劇膨脹，不得已之下，紫禁城只能將財政權力下放，並讓各省自行籌款。

手握財政權的地方大員有了平叛的動力，但放權也給地方截留、虛報税收提供了方便。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就只列釐捐、鹽釐等收入，其他收入一概藏匿。

隨着地方財政日趨獨立，沒有了中央的節制，任户部三番五次籌款，地方各省都有足夠的理由不認真辦理。

清政府也嘗試過奪回全國財政的控制權，但一層一層往上追查，到了李鴻章和翁同龢頭上便戛然而止——一個是太后的左膀，一個是皇帝的右臂，奪權也就無疾而終。所謂的“財源甚廣，開源尚易”，也就不過是賬目綽有富餘，國庫空空如也。

到甲午戰爭打響時，清政府的財政已經完全依賴於地方，籌款自然舉步維艱。整場戰爭中，清軍實際的軍費支出只有5000多萬輛白銀，不到日軍的三分之一，而這之中60%都是籌資無路之下借來的外債。

戰爭期間，朝鮮的總指揮葉志超頻頻致電李鴻章，請求朝廷撥款撥糧。等日軍攻破平壤時，卻從葉志超的駐地搜出了價值1000萬兩白銀的金磚與金錠，繳獲的糧食夠朝鮮的日軍吃上一個半月。

哪怕慈禧太后不辦那個隆重氣派的六十大壽，省下來的錢，恐怕也不過杯水車薪。

事已至此，朝中的爭論就只剩下了賠多少錢、割幾塊地。翁同龢主張“棄遼保台”，畢竟日本還沒有打下台灣島，皇族們大多以“龍興之地”為由希望留下遼寧，這與李鴻章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原本的底線是“賠款一萬萬，割地為台、澎”。

英國拒絕調停的消息讓清政府雪上加霜，日不落帝國覺得自己更青睞中國東南部的利益，對遼東半島的易手沒有什麼干涉的興趣。反而是俄羅斯表達了一些興趣，他們不希望日本來妨礙自己在遠東的影響力。

這是伊藤博文最不願意聽到的消息，把賠款從三億降到兩億是他最後的讓步。現在，歐洲列強都看到了雙方的價碼，此時的伊藤博文，就只能靠威脅來保護嘴邊的這塊肉了。

在4月10日的第四次談判上，禮貌的詢問李鴻章的身體狀況後，伊藤博文便迫不及待的換上了強硬的面孔。

“今天會談，中堂只用説‘行’與‘不行’就好。（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難道不許分辨？”

“只管辯論，但不能減少。”

大道理也好，舊交情也罷，在亮出獠牙的獅子面前不過是蚍蜉撼樹。清廷用盡了所有方法，日本也亮出了所有的底牌。

伊藤博文不會再留下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了。

無力迴天

儘管對方撂下了狠話，但李鴻章還是沒有放棄爭辯，他極力陳述中國的困難，大概是想爭取伊藤博文的同情。但幾番來回，又不過是“還請再減”與“萬難再減”的一問一答。

也許是情急之下，又或者是太想讓對方體諒體諒自己的難處，深諳外交禮儀的李鴻章也説了句不太得體的話，“要不你來中國當首相試試？（中國讓你為首相何如）”

“當奏皇上，甚願前往。”

伊藤博文“當仁不讓”的表態反倒把李鴻章搞得更加難堪，他又忍不住向對方訴苦，如果按條約賠款，清廷就得再次向列強借高息貸款，“到時付不起賠款，兩國又將開戰，首相何苦如此相逼？（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太甚！）”

“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

“不能還，則如之何？”

“已深知貴國情形為難，故減至此數；萬難再減。”

“總請再減！”

“無可再減！”

在賠款數額上無計可施後，李鴻章又把話題轉向利息。按照條約規定，清政府的賠款都以歐洲金融機構的貸款來支付，但李鴻章提出的減息、先息後本、延長付款週期三個請求都被伊藤博文拒絕。

割地條款也沒有什麼突破口，李鴻章本希望將營口排除在割地範圍之外，並以“日軍尚未佔領”為由拒絕割讓台灣。但翻來覆去了幾個回合，也沒徵求到半點讓步。

“日本還沒佔領台灣島，為何要中國割讓？（台灣全島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強讓？）”

“那我們佔領了山東省，山東就可以割讓咯？（如所讓之地必須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東各省，將如之何？）”

直到這一天的談判結束，兩人互相告別時，心有不甘的李鴻章還在要求伊藤博文儘量讓步，“賠款還須請再減五千萬，台灣不能相讓！”

“如此，當即遣兵至台灣！”

“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

“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

伊藤博文並非單純的威脅，會談的同一天，三萬五千名日軍從廣島登船，駛向大連灣，準備着一旦談判破裂，便向北京城發動進攻。清政府也在嘗試着最後的外交努力，但歐洲列強依舊不為所動。

陸軍和海軍都在焦急等待着春帆樓的勝利消息，儘管日本的索求比起兩次鴉片戰爭中的歐洲國家貪婪了無數倍，但始終有來自不諳政治的日本國民的聲音，認為伊藤博文對待清政府太過温和，迫使首相必須開出瞠目結舌的和平條件。

財政指揮官松方正義已經為戰爭負擔了2億日元的支出，其中包括1.55億日元的軍事國債。他們押下的賭注不單單是三倍於戰前軍費的預算——松方正義對“不借外債”的堅持使得自己受到了本國實業界的不少批評，後者普遍擔心，因為鉅額資金不斷從市場中抽離，民營經濟會遭到擠壓。

戰爭後期，公債的籌集也開始逐漸力不從心，日本不得不開始通過行政渠道強制性的付諸實施。福島縣曾依照軍事公債的募集成果來衡量政府官員的政績，日本央行也曾頗為無奈的表示，國債募集“恰如封建時代收取軍用資金的套路。”

在日本媒體、國民，還有那些散發着戰爭狂熱的軍官眼裏，他們的犧牲都需要伊藤博文在談判桌上拿回來，首相不願意、也沒有什麼可以讓步的餘地。

李鴻章照舊向北京發送電文匯報談判進展，但紫禁城似乎已經放棄了抵抗。在回覆的電文中，紫禁城只是大篇幅的責罵日本人的貪婪與無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建議。當然，他們也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更沒有什麼背水一戰的資本。

4月20日下午兩點半，李鴻章又一次坐上了春帆樓的談判桌。這天的談判一直拖到了晚上七點半。陸奧宗光描述説，“李鴻章在下關這麼多天裏，從沒有像今天這樣，不惜費盡唇舌的爭辯。”

這也是帝國宰相日本之行中最屈辱與悲涼的一天，儘管伊藤博文已經下達了最後通牒，但沒能阻止李鴻章做最後的掙扎。

“上次談判結束，曾請首相把賠款再減少五千萬，如能應允，現在就可以簽字。（前臨別時請讓五千萬，當時貴大臣似有欲讓之意；如能讓此，全約可定）”

“如果能讓，我們早就讓了。（如能少讓，不必再提，業已讓矣！）”

“五千萬不能讓，讓兩千萬總行吧？（五千萬不能，讓二千萬可乎？）”説罷，李鴻章拿出一張日文報紙，新聞中稱日軍軍費只用了8000萬，但伊藤博文並不認可，“此新聞所説，全是與國家作對；萬不可聽！”

“不管它對不對，賠款還請多少再減一點！（不必深論，但望減去若干亦好！）”宰相的語氣已經變成了懇求。

“如可稍讓，盡已讓出。”

“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兩件皆不能稍減；履次言朋，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

李鴻章爭取到的唯一進展，僅僅是日方同意如果清政府三年之內還清賠款，可以將利息免除，以及五十萬兩白銀的日本駐軍軍費。

一切似乎都塵埃落定了——走出春帆樓的李鴻章當即向紫禁城發電報告談判結果並請求訓示。收到電文的翁同龢知道大局已定，索性藉口時間太晚，第二天再向李鴻章回復。

後者不會不清楚這又是政敵藉機耍的小手段，在4月23日最後一次走進春帆樓的談判桌時，李鴻章自嘲自己沒收到北京的電旨，只能自行簽約，也算是正兒八經的“全權大臣”。

這一天的會面，沒有什麼峯迴路轉、柳暗花明，李鴻章與李經方代表清政府，和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在《講和條約》上分別簽下了名字——也就是後世所稱《馬關條約》。

李鴻章在當天下午三點便乘船返回了中國，日後餘生中，他再沒踏上過這片土地。

中日雙方在《馬關條約》上的簽名，1895

帝國斜陽

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在第二天返回廣島覆命，據説碼頭上擠滿了為他們送行的人羣，棧橋都不堪重負塌了下去，搞得陸奧宗光險些掉進海里，把原本要呈給天皇瀏覽的條約原件也打濕了。

這是一次典型的日本式的勝利：落後時隱忍、追趕時務實、競爭時謙卑，待到有機可乘，便猛地露出獠牙，火中取栗、釜底抽薪。

算上清政府日後支付的3000萬兩“贖遼費”，日本通過甲午戰爭一共獲得了2.3億兩白銀（約合3.56億日元）的賠款。其中，7895.7萬日元被作為軍費收入，用來填補戰爭期間從央行的借款，以及挪用的國庫款。

松方正義——這位戰爭期間的財政指揮官在戰後重回大藏大臣之位，作為日本明治維新期間近代財政系統的締造者，松方正義一手推動了日本的土地私有化和貨幣發行，並在1882年主導建立了日本央行，順勢打擊了因為濫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的民間金融機構，讓中央政府牢牢掌握了財政主動。

按照歷史學家估算，甲午戰前日本的財政收入佔到國民總收入的20%，而清政府的數據還不到3%，在戰爭結束兩年後，清廷才着手組建了第一家銀行。

重掌財政後，松方正義希望利用鉅額賠款來完善日本的鐵路、通信網等基礎設施，但被勝利衝昏頭腦的軍方卻提出了一個接近3億日元的新擴軍計劃，最終導致了松方正義的辭職。

他的繼任者渡邊國武依照軍方要求，制定了2.77億日元的軍費預算，這意味着清廷的賠款幾乎都都被用來實施擴軍。原本主張“休養民力”的民選政府也被軍方的戰爭熱情感染，批准了新的增税方案與公債發行，這些錢都瞄準了他們下一個假想敵——俄羅斯帝國。

清廷的財政系統則在戰後開始徹底崩潰，鉅額的外債以及後來的庚子賠款最終拖垮了這個潰爛的封建帝國。而在真正的戰火打響之前，中日兩國財政上的博弈就早已分出了勝負。談判桌前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一番對話，恰似這場幕後硝煙的概括：

“日本開戰以來，未借洋債；中國已借數次，此日本富於中國之明證。”“此非日本富於中國，日本稍知理財之法。”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通過“國家信用”這個現代財政工具，在戰爭中最大化利用了金融槓桿，這背後，則是一個強勢、穩定的中央政府。而戰場另一邊，中央與地方長久的分裂也拖垮了帝國的財政系統，與其説日清戰爭，倒不如説是日本與直隸省的戰爭，與李鴻章的戰爭。

下關的一個月也是李鴻章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他成了紫禁城的眾矢之的，在唾罵聲中度過數月，最終借病遁隱津門。

下關談判的五十年後，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隊在中國與太平洋戰場全面潰敗，伴隨兩顆結束戰爭的原子彈與天皇的《終戰詔書》，台灣也終於迴歸中國。

當時，欣喜若狂的台灣民眾馬上提筆寫信給對岸的朋友和親人，但經過五十年的日文教育，許多人早就忘了中文字詞語法，日文反倒信手拈來，只能憑着僅存的記憶，硬寫出幾個還沒忘記的中文詞。

保存到今天的書信裏，規範的日文和歪歪扭扭的漢字擠在一起，混雜着橫跨半個世紀的辛酸與喜悦。

在慶祝勝利的狂歡中，歷史學家陳寅恪也難掩興奮，寫下了一首《春帆樓》：

取快恩仇誠太淺，指言果報亦茫然。當年儀叟傷心處，依舊風光海接天。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閲讀。如果覺得好看，請順手點個"在看"吧~

注1：日本下關古稱赤間關，因“間”與漢語中“馬”發音相似，也被中國稱作“馬關”，日本官方地名中並不存在“馬關”。二戰後，日本將條約統一稱為“下關條約”，中國照舊稱之為“馬關條約”。

注2：關於甲午戰爭中日軍軍費數額、財政規模等具體細節，一直有很多種説法，本文參考的是崔金柱《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軍費籌支》及大谷正《日清戰爭》中所引述經濟史學家石井寬治的研究。

參考資料：

[1].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編，2008

[2]. 蹇蹇錄，陸奧宗光，2007

[3]. 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吉辰，2014

[4]. 日清戰爭，大谷正，2019

[5]. 春帆依舊在，王孝廉，1980

[6]. 春帆樓的迷夢，周源，1993

[7]. 浩瀚大洋是賭場，俞天任，2019

[8]. 刀鋒下的外交：李鴻章在1870-1901，董叢林，2012

[9]. 戰爭債券與戰爭融資，謝昌旭，2012

[10]. 1890-1912年間日本軍費政策研究，孫濤，2017

[11].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軍費籌支，崔金柱，2015

[12]. 甲午戰爭與清廷財政，梁義羣，1988

[13]. 清後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財政，齊海鵬，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