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龍 | 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與歐洲文明的戰後重建_風聞

董成龍 | 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院講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雅斯貝爾斯1946年首次提出“世界歷史的軸心”概念，後來在1949年發展為“軸心時代”的術語。學界關於“軸心時代”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史實對比或用以反對歐洲中心論；澄清“軸心時代”的歷史命意，有助於準確定位該術語及雅斯貝爾斯的歷史哲學。通過歷史語境的文本考查可以發現，軸心時代的提出及其伴隨的世界歷史敍事，包含着深刻的時代精神診斷：一是以新的“歐洲精神”對抗納粹的“精神”；二是以軸心時代的文明共振，對抗軸心國的同盟；三是以“世界秩序”對抗納粹的“世界帝國”；四是以世界的歐洲對抗歐洲的世界，以歐洲的德國對抗德國的歐洲。然而，“軸心時代”以戲仿“軸心國”的方式對抗它，卻也可能墮入該詞的思想陷阱，後人應當慎用深思。

雅斯貝爾斯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與墨索里尼（Mussolini，1883—1945）同年出生，終其一生伴隨納粹政治與歐洲文明戰後重建的歷史進程。1937年，雅斯貝爾斯被解職，1946年才重返校園，參與海德堡大學重建。1948年，雅斯貝爾斯遠走他鄉，定居並執教於瑞士巴塞爾，伽達默爾接替他在海德堡大學的教授職位。這位繼任者的解釋學提示讀者要考察作品的“效果歷史”，文本一經問世就脱離了作者的掌控，作者的那個意圖就變成了絡繹不絕的解釋者的諸多意圖。雅斯貝爾斯曾認定中、西、印三大文明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間實現同步突破，這一時期即“軸心時代”（Achsenzeit）。雖然他本人的書信、論文和專著都很少提及“軸心時代”，但在他的“效果歷史”中，該詞無疑是高頻詞。 

在漢語學界，“軸心時代”往往被用以説明歐洲中心論的荒謬，也構成了超乎作者意圖的“效果歷史”。該術語有時被譯為“軸心期”或“樞軸時代”，還有論者認為應當譯為“轉軸時代”，從而與“軸心國”（Achsenm chte）的“軸”相區分，否則大不敬。問題在於，即便在翻譯時做技術處理，如何解釋雅斯貝爾斯選擇與“軸心國”共享同一個“軸心”（Achse）詞根？研討這一問題，或許能夠發現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歷史命意。本文將以雅斯貝爾斯的《論歐洲精神》（1946）為關節，結合《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和《大哲學家》（Die groen Philosophen，1959）等作品，藉助他的自傳及其與海德格爾、阿倫特等人的書信，對照歷史語境加以考察。 

歐洲重建與世界歷史 

雅斯貝爾斯1946年9月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的首次年會，主題是“論歐洲精神”（Vom europ ischen Geist）。納粹當局濫用“精神”（Geist）一詞，致其意識形態化，這不只是德國現象，更是一種國際現象。那麼，二戰結束後一年舉行有關“歐洲精神”的會議，就顯得別有深意了。雅斯貝爾斯在日記中寫道：“那些倖免於難者必然要肩負這樣的使命，為此他應當耗盡他的餘生。”歐洲知識分子組織這次戰後會議，就是要重建精神家園。雅斯貝爾斯指出，中國、印度和歐洲是三個平行發展的偉大精神，源頭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即“世界歷史的軸心”。 

在討論環節，誰都沒再提“軸心”，固然可能因為沒有將其視作術語，甚至雅斯貝爾斯也只是在發言中兩次提及而已。但考慮到他三年後就出版了《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而在書中，“軸心”確切無疑是一個重要術語，所以此時的雅斯貝爾斯使用“軸心”，想必是刻意為之。而與會賢達避而不談，恐怕正是因為二戰的歷史語境迫使他們對“軸心”保持警惕，畢竟當時的迫切訴求和常識是要“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而“軸心”和“元首”一樣，都是被納粹敗壞了的詞。納粹統治時期，許多同事都折服於當局，雅斯貝爾斯卻不為所動，“倘若羅馬人在世，一定會授予他貞固之士的稱號”。既然如此，他為何反倒在納粹終結後使用與納粹術語相近的語詞？ 

1946年9月18日，雅斯貝爾斯致信阿倫特，表露了對這次會議的寄託：“一些人將歐洲精神發展為一種歐洲的民族主義。但理智的人考慮的全部都在這個世界中。”雅斯貝爾斯關心的是整個世界，而不只是歐洲或德國，這涉及他的戰爭罪責判定：“所有人都共同負責，這在於其共同的來源之根與其目標。”因此，在1948年定居巴塞爾之後，他“參與時代任務”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歐洲哲學的終結”之後找到“進入將來的世界哲學之路”。1947—1948年間，雅斯貝爾斯多次致信阿倫特，其中兩次都提到了有關三大文明作為世界歷史起源的研究： 

這學期我還有關於德國的講座——我想是最後一次了。下學期,我打算講古代哲學（中國、印度與希臘）。（引者按：這個計劃）有些傲慢，因為我要依靠對亞洲各個世界的翻譯。在納粹時期，我樂意思考人性的基礎，現在我打算讓它在學説中顯現。 

二戰的“臨界情境”（Grenzsituationen）讓雅斯貝爾斯由戰後德國問題轉入古代哲學問題——換言之，要繞道古典文明，才可能做好戰後歐洲的文明重建。《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頻繁出現“世界史”，顯然是在討論世界史的起源和目標。雅斯貝爾斯劃定了世界史的四個階段：（1）普羅米修斯時代（語言、工具的形成，火的使用），人成為人；（2）古代高度文化的建立；（3）軸心時代，人在精神上成為真正的人，並具有完全的開放性（《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第一部分是“世界史”，而“世界史”的第一章就是“軸心時代”）；（4）科學技術時代。貫穿這四個階段，有過“兩次呼吸”，第一次是從普羅米修斯時代到軸心時代，第二次始於科學技術時代，是“新普羅米修斯時代”或“第二軸心時代”。 

世界史四階段的另一種説法是“世界圖式”三階段：史前時代、歷史和世界史。軸心時代就是歷史的到來，從軸心時代談起，不是談人類學或生物學意義上的“歷史”，而是談屬於人世的歷史。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進入科學技術時代以前的歷史只是局部史，而非真正的世界史。無法否認，在軸心時代到科學技術時代之間的這段時光，東西文明都沒有產生真正的世界史進程。但科學技術時代的來臨則使得世界史成為可能，人類由“歷史”進入“世界史”或“普遍史”，隨之也出現了多種世界圖景。“現在，將要發生的事件是普遍的和包羅一切的，不會再有中國或歐洲或美洲的界限了。重大的事件，由於是整體性的，因此同樣會具有一種後果非常嚴重的特徵。”一個邪惡的世界圖景顯然會帶來世界性的災難。 

納粹政治與百年國故

1936年，墨索里尼談到德國與意大利合作時提到：“柏林-羅馬的垂線並非一種切線，而是一個軸心，可以讓懷着合作與和平意願的所有歐洲國家合作起來。”此後，“柏林-羅馬軸心”一詞開始使用。《布洛克豪斯人民百科》（Volks-Brockhaus，1940）寫道：“柏林-羅馬軸心……表達了民族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在國家觀與世界觀上的親緣性。”1940年，德意日三國簽訂協議，於是出現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和“軸心國以及軸心武裝力量”。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就曾“畫過一個以柏林、東京和羅馬為支點的三角形，代表未來世界結構”。

軸心國的設想是一種世界圖景，與之匹配的現實政治是：墨索里尼要恢復古羅馬帝國的霸業；希特勒最喜歡的德文詞就是“世界觀”（Weltanschauung），他在強調德國軟弱和重振雄風的精神原因時，毫不遲疑地使用了“世界觀”，他認為“一個民族的奮鬥目標就是統治世界”；日本法西斯則要先攫取中國東北，進而佔領中國、稱霸亞太，最終奪取世界霸權。柏林-羅馬軸心要掃蕩歐洲，聯合東京之後就要席捲全球了。 

納粹統治是暴力（槍-肉）與洗腦（筆-心）的結合，納粹極權主義者是現代智術師（武裝的智術師）。他們玩弄言辭，曲意迎合政治訴求。在希特勒之前，“領袖/元首”（Führer）是一個體面的普通詞，卻在戰後德語中消失了。雅斯貝爾斯對納粹政治造成的言辭腐敗深有體悟：“我們的時代是各種各樣的簡化大行於世的時代。標語口號、一切都可解釋的普遍性理論、粗俗的反命題都取得了成功。……詞彙被作為偽幣使用。” 

“既然我們還活着，就應該有意義”；既然有腐敗，就需要反腐敗來“轉變”。1945年的二戰結束時刻，雅斯貝爾斯就與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等人合編《轉變》（Wandlung）雜誌，當時的考慮是：“在當下的危機中，古老的已遭毀滅，而新環境的形態尚未被發現。”“面對虛無我們又振作起來”，他要重拾“歷史的基礎”——“首先是千年的德國曆史，然後是歐洲的歷史，再然後是整個的人類歷史”。 

戰後重建的緊要問題是如何安頓德國，首先就是德歐關係——德國1871年統一後，就出現了“德國的歐洲”（deutschen Europa）還是“歐洲的德國”（europischen Deutschland）這一問題。19世紀歐洲崛起，產自歐洲的現代國際體系正面遭遇東方世界（主要為中國、印度與日本），歐洲與全球意義上的世界的關係問題隨之而來：是歐洲的世界，還是世界的歐洲？這兩層問題貫穿一戰與二戰。 

除此之外，雅斯貝爾斯還有古今之變的歷史考察。他首先回顧軸心時代；進而拉近到1500年以來的世界：“五百年以來，歐洲人將全世界納入了其交通網之中”；又追憶“百年以來”的歐洲大業：“歷史意識由危機意識決定，這一危機意識自百餘年以來在緩慢增長，今天作為幾乎所有人的意識而瀰漫開來。”從軸心時代的古典文明到百年國故，雅斯貝爾斯遊走千年的旅程後聚焦近幾十年來的往事（“全人類的所有古代文化被捲入共同的毀滅或創新的潮流之中，這一事件的重要性直到近幾十年才為人們所意識到”），從中反思歐洲文明的戰後重建。

軸心時代對抗軸心國 

我們所尋求的歷史哲學的整體觀，應當讓我們領悟我們自身在整體歷史中的狀況。歷史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澄清當下時代的意識，它指出了我們自身所在的位置。 

我們和我們的當下處在歷史之中。如果當下在今日的狹隘視域中墮落為單純的當下，那麼它就會喪失其深意。我希望藉助於這部著作提升我們當下的意識。

雅斯貝爾斯有關世界歷史的思考，與對納粹的反思緊密相關。對他而言，“歷史的重要性在於運用它來探索哲理，而不是為了它本身”。所以，他研討世界歷史，不是要寫一部世界史或普世史的歷史作品，而是要寫一部“哲學的世界史”，研討“從中國到歐洲的一個整體，即人性的根源”。換言之，要對歷史做一種非歷史的反思，聚焦於“世界歷史的問題和關於我們自己在世界歷史中的處境問題”。《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世界史”，第二部分為“當下與未來”，第三部分為“歷史的意義”。可見他有關世界歷史的研討是為了當下和未來，追問“歷史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軸心時代”的實際所指（四位“思想範式的創造者”：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構成了《大哲學家》的核心架構。這四位關心一些共同的問題，他們探討“如何逃脱苦難與死亡”，“這同時也是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問題”。軸心時代的“人們看到災難就在眼前”，“哲學家們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他們成為了謀士和導師”。雅斯貝爾斯舉的例子是孔子（魏國）和柏拉圖（敍拉古）。要知道，1934年，海德格爾卸任僅執掌一年的弗萊堡大學校長，返回教席，同事問的就是：“君從敍拉古來？”從中也可看出軸心時代與歐洲現實的某種關聯。 

雅斯貝爾斯在《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軸心時代”這一章徵引了黑格爾的話，但黑格爾的原文是：“世界歷史圍繞這個樞紐（Angel）旋轉。”有論者注意到黑格爾説的是“樞紐”而非“軸心”，卻未作深究。問題是，雅斯貝爾斯可能記錯了原文，但如果記錯原文卻使用了納粹術語，就顯然不是偶然的記憶偏差了。他是特意將追溯的歷史“起源”定名為“軸心時代”。不難發現，既然他認為納粹主義“把哲學看作致命的精神敵人”（政治對抗哲學），他此時就是用“軸心時代”對抗“軸心國”（哲學對抗政治），擔起歐洲文明的戰後重建。 

藉助“戲仿”理論，或許可以更好地把握雅斯貝爾斯的用意。戲仿就是藉助他人的話語，指向相反的意象。智術師用模仿遮蔽本真，引發“歪理正理之爭”。雅斯貝爾斯則入室操戈，用智術師擅長的“模仿”，“戲仿”納粹政治（武裝的智術師）。 

雅斯貝爾斯的歷史解釋是一種危機經驗，也是直接在説歷史的徹底垮台……歷史進程可能通過遺忘而割裂。 

軸心時代的觀念應該解讀為一種應對納粹獨裁創傷的符咒。其全部內容都是為了與一種價值形式聯繫起來。這種價值形式需要理解為一種人道主義的信念。 

雅斯貝爾斯模仿基督教的世界圖景，也提供了他的“創世”和“末日審判”——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並在其中審判納粹。1945年，英法美蘇四大國簽署《關於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通過紐倫堡法庭對軸心國施以國際法審判，此時的雅斯貝爾斯則要通過軸心時代對軸心國施以世界歷史的審判。

世界秩序對抗世界帝國

世界歷史的審判不只要清理歷史，更指向當下和未來。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古代所謂的帝國仍是局部的，而真正進入世界歷史之後，全球意義上的世界圖景才出現。雅斯貝爾斯認為“現在的問題是”：“未來的發展是否是明確的，是否需要通過可怕的苦難、扭曲，通過恐怖的深淵才能通往真正的人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納粹的計劃是通過德意日軸心國同盟，轉動歐洲乃至世界。它的基點是德國的歐洲，而非歐洲的德國，勢必走向歐洲的世界，即軸心國統治的世界帝國，“以聯合起來的歐洲力量征服世界，將世界歐洲化”。而雅斯貝爾斯心心念唸的則是世界的歐洲。 

軸心國的世界圖景是“世界帝國”（Weltimperium），通過壟斷暴力而達到世界和平；雅斯貝爾斯則主張“世界秩序”（Weltordnung），對抗“世界帝國”的世界圖景。在這個世界秩序中，“除了通過協商共同決定而獲得統一之外，沒有使用統一的強權”，“其結果並非是一個世界國家（Weltstaat，這意味着世界帝國），而是在協商和決定之中不斷重建、在法律範圍內自治的國家秩序，是一個廣泛的聯邦制”。 

卡西爾（Ernst Cassirer）曾提及《納粹德語》（Nazi-Deutsch，1944），指出德語中“Siegfriede”（勝利的和平）與“Siegerfriede”（勝利者的和平）有明顯不同，但甚至德國人也不容易聽出區別。二者都是勝利之後的和平，但“勝利者的和平”卻強調一個同盟的征服所支配的和平。“軸心國”的設想就是勝利者的世界帝國，而雅斯貝爾斯則是要用世界秩序對抗世界帝國。 

卡西爾

落實到戰後世界格局的具體判斷，雅斯貝爾斯認定“美國是政治秩序和自由的唯一希望”，又説到“世界歷史目前取決於克里姆林宮的人們”，“歐洲的命運取決於美國和俄國的政策”。他曾經引用托克維爾的驚世大判斷——托克維爾料想的“未來”世界圖景正是雅斯貝爾斯眼下的“現實”世界圖景： 

當今世界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它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 

雖然如此判斷大勢，雅斯貝爾斯的目光卻聚焦於美國和瑞士。列寧幾度去瑞士休假，卻不喜歡瑞士。雅斯貝爾斯為什麼如此看重這塊彈丸之地？在他看來，瑞士狹小，卻以聯邦制實現了政治自由，“看起來似乎是歐洲和世界一體的可能模式”。不禁讓人想到朱熹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一則註解：“滕國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但可以為王者師。”雅斯貝爾斯看待瑞士，亦作如是觀。看好瑞士，以期變革歐洲，加爾文、盧梭都曾如此。雅斯貝爾斯以言行事，以言辭的世界秩序批判現實的世界帝國；又以行明志，戰時不離德國，深愛祖國土地，戰後出奔瑞士，反思歐洲重建。 

美國和瑞士“具有寬容的精神，克服自我，甚至在仇恨之中從理性出發與他人重歸於好”，能夠“在時代的風潮中”找到“和平轉化革命者的道路”。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這和他們的聯邦制有關。如果他熟稔中文的話，或許會直接把“美利堅合眾國”的英文United States翻譯成“協和萬邦”，這不正是他所理解的“聯邦”之義嗎？

世界帝國暴力而獨裁，世界秩序和平而自由，那麼如何改變暴力和獨裁的處境呢？“一旦達成獨裁製，不可能從內部廢止”，“一切從內部反對它的東西都將被消滅”。因此一旦“全部陷入世界獨裁”，那就無法解放了。 

關於這一命題的直接生命體驗是，雅斯貝爾斯夫婦即將在1945年被納粹處決，在等待死亡的最後那幾天，美國解放了海德堡，將這對德國人從德國政權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説，要從外部的開放推動內部的改制，外部是什麼？既是空間的東西文明，又是時間的古今對話。所以他才有上文所説的德歐關係和軸心時代之論，以及百年國故與世界歷史的思考。 

命運與意志 

就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前夕，躊躇滿志的海德格爾於1933年4月3日致信雅斯貝爾斯，説到：“所有一切都取決於，我們是否為哲學準備了適當的執行地點，並且幫助它獲得發言權。”海德格爾的《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1933年5月27日）大談“命運”與“意志”，大學師生要“在德國命運極度艱難的時刻承負它的命運”，“追求德意志民族的歷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而“領導者們自身首先，並且在任何時候都是被領導者”。納粹信條的核心是“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這位哲人顯然是希望像霍布斯用《利維坦》馴化利維坦一般，“領導領袖”（Führer führen）。 

海德格爾

1933年的雅斯貝爾斯同樣關心命運與意志，他也想重建大學。1967年，雅斯貝爾斯為自己“蓋棺定論”，出版《命運與意志》（Schicksal und Wille），仍是在呼應30年前的危機時刻和自己的思考初衷。從1946年重建“軸心”，參與重建海德堡大學，到1967年重建“命運”與“意志”，雅斯貝爾斯的着眼點都是戰後重建問題，正因其表達與戰時納粹用語相似，才更凸顯出取而代之的意圖。墨索里尼要重建羅馬帝國，雅斯貝爾斯也要重建羅馬帝國，但他要開拓的事業是“非凡的共同命運”。在他看來，“由於技術現實，這種統一已如此確鑿無疑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就像當年在地中海沿岸人民面前的羅馬帝國一樣”。 

既然要世界統一，那是否需要黑格爾筆下那種“世界歷史民族”？雅斯貝爾斯認為，參與時代突破的民族是“歷史民族”，沒有參與的則是“自然民族”；軸心時代的擔綱者則是“軸心民族”（Achsenv?lker），它們是“革命的少數的民族”，產生了“人類的歷史性共同起源”。雅斯貝爾斯劍走偏鋒，就是要以接近的話語扭轉被納粹腐敗的“民族”和“國家”。 

“巴塞爾和約（1795年）是康德撰寫《論永久和平》的外界誘因。”兩次世界大戰也迫使雅斯貝爾斯思考世界歷史與永久和平（pax aeterna）的話題。雅斯貝爾斯提到了“所有人和諧一致的未來圖景”：“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這段《舊約·彌迦書》（4:3）的話，很明顯是説要化戰爭為和平，然而在這句話之前還有一句：“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看來，在戰爭轉向和平的時期需要一個審判者。這樣一來，世界歷史的敍事就有可能重回黑格爾的老路，需要一個主導者或中心。 

雅斯貝爾斯曾自信地指出，費希特、黑格爾和謝林等人的問題在於，他們都“把自己的時代解釋為最深刻的歷史轉折點”。與這些先賢的“自我欺騙”不同，他本人深知“當下並非第二軸心時代”。然而，雅斯貝爾斯思考重建時的侷限在於，他不十分了解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看到的更多是歐洲之於亞非拉是先進帶動後進；雖然在軸心時代的敍述中提到了三大文明的齊頭並進，然而歷史的此端最終還是歐洲成為世界歷史的擔綱者。

雅斯貝爾斯要用“全面視角”研討世界歷史，結果還是落入某種“中心視角”；他在戲仿“軸心國”的過程中，也落入其思想圈套。既然軸心國的失敗已經告訴我們“認為一個軸心可以轉動世界的觀點是狂妄的”，那“雅斯貝爾斯用絕對的中心視角審視全人類，今天誰還會相信”？馬克斯·韋伯反思一戰，指出“主宰民族”和“政治成熟”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阿倫特卻覺得他的民族復興方案暗藏殺機，不知她讀到雅斯貝爾斯的《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後又作何感想？ 

餘緒

雅斯貝爾斯深入腐敗的德語，以“軸心時代”戲仿“軸心國”，可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時人卻退避三舍，對此保持沉默。數年之後的《大哲學家》雖然也講人的精神突破，卻不復使用“軸心時代”這一概念，亦足見其命名實乃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權宜之計。 

德意志第三帝國徵引歷史資源服務現實政治，所以戰後德國古典學家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將塔西佗（Tacitus）的《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視作邪惡書單榜首。與這種否定性的視角不同，雅斯貝爾斯重談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要從第一次軸心時代重啓新徵程，是一種肯定性的嘗試。 

雅斯貝爾斯命名“軸心時代”，有其特定歷史情境下的考慮；這一概念產生後，東西方的研究者自然也各有歷史企圖。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側重猶太人問題，他借用這個概念，追問現代世界或資本主義的起源。貝爾研討“技術軸心時代”，實際是接着馬克斯·韋伯研討“軸心原則”和“理性化”。史華慈、羅哲海（Heiner Roetz）等海外漢學家和許多漢語學人關心的則是引入“軸心時代”概念後的中國敍事。 

通過對“軸心時代”的歷史化解讀，可以呈現這一概念在戰後時刻的特殊歷史命意，或許與漢語學界拿來否定歐洲中心論的初衷未必吻合。問題也隨之而來，是否一定需要一個歐美人士有關歐洲中心論的反思？這種訴求本身，怕是仍舊處在歐洲中心論的窠臼之中。 

今日中國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強調國家治理，勢必要理解全球秩序。漢語學界討論軸心時代與中國，首先要仿照雅斯貝爾斯本人的做法，切入自身的百年國故與世界歷史。對於漢語學人而言，如果不首先超脱解釋的“效果歷史”和“層累堆積”，只是單純借用軸心時代的概念描述東西方古典文明，而沒有進入雅斯貝爾斯本人的歷史語境和問題意識，則可能失去晚清以來華夏士子研習西學的根本命意，緣木求魚，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