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後的美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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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觀點

二戰結束至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就成為了指導世界政治的制度、規則和規範。

然而，自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人民常常哀嘆這一秩序的命運，許多專家指責特朗普顛覆了美國大戰略。

也因此，專家們希望，特朗普離任之後，美國能夠恢復它自蘇聯解體以來所佔據的地位，正如無可爭議的霸權主義者在一個自由化的世界中所做的那樣。

但這是不可能的。

美國那時的統治地位是一種歷史性的特殊現象，依賴於一種罕見的有利條件，包括在國內相對統一的公眾以及國外缺乏任何嚴重的競爭對手等條件。

然而，這些條件現在不再具備。 美國領導人必須認識到這一事實並相應地調整其戰略。

The Open World 

 What America can Achieve after Trump

文 | Mira Rapp-Hooper, RebeccaFriedman Lissner

來源 | 《Foreign Affairs》V.98

譯者 | 楊晶瀅

雖然冷戰後的秩序沒有絕對的單一準則，但自由主義的普世形式確實是主流渴望的。也因此，美國領導人逐漸認為，世界其他國家將漸漸接受自由秩序的基本前提，包括民主、自由貿易和法治。

美國在人類歷史上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使其可以尋求一種旨在排除大國競爭對手崛起的外交政策。

然而到了2008年，美國卻屢屢受挫。美國先是在中東出現失誤，隨後又面臨全球金融危機，這一切都標誌着美國不再無懈可擊。

今天，中國和俄羅斯等競爭對手積極參與自由主義秩序，甚至公開挑戰美國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地位。

計算和人工智能（AI）的技術進步使較弱的參與者能夠直接與美國競爭，而且，國內分工和全球競爭使得國際合作難以維持。

普世自由主義不再是人們談論的焦點。

相反，美國應該將維持開放性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首要目標。這將意味着美國要防止出現封閉的區域勢力範圍，保持自由進入海洋和太空的全球公域，捍衞政治獨立，實行更加温和的民主戰略。 

華盛頓應繼續通過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全球機構以及巴黎氣候協議中規定的監管制度，儘可能繼續開展大國合作。

但是，在尚未受國際規則管轄的領域，如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網絡空間領域，它必須準備與其競爭對手競爭，同時與盟友合作制定新的規則。

以開放為基礎的戰略明顯偏離了自冷戰結束以來引導美國戰略的普世自由主義原則。 

它不是假定自由主義的最終勝利，而是表明美國願意與不自由的國家一起生活，甚至接受他們可能在國際機構中發揮主導作用。

這種戰略將保留自由秩序的現有結構，同時承認它們存在不足；這時就會呼籲美國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制定新的規則和制度，即使這些規則和制度缺乏普遍吸引力。

在對地緣政治現實不抱任何幻想的情況下，國家間合作無法達成時，開放型戰略將有助於維護美國的利益。 

但美國會有選擇地界定這些利益，加強對國家利益的關注，避免普世自由主義無休止的“十字軍東征”式擴張。

美國現今仍有一定的實力優勢，但比起不切實際地專注於維持已經崩潰的自由秩序，美國更應該注重那些切實可實現的目標上，例如保持國際體系的開放性和自由性。

迴歸的競爭

在蘇聯解體後的近三十年裏，美國沒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對手。但如今，這樣的競爭對手不止一個。

一個是代表復仇主義力量的俄羅斯，然而其低迷的經濟實力使其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破壞者而非挑戰者。

由於對石油的嚴重依賴，以及萎靡不振的經濟增長率，在未來十年內，俄羅斯國際力量回升的可能並不大。

但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俄羅斯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穩定程度遠遠超過了20世紀90年代，使其影響力能夠遠遠超出國界。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表現不錯。在其執政任期內，他將俄羅斯重要的“混合型”戰爭、網絡戰和核能力整合到一個非對稱的防禦戰略中，讓這個國家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它的實力。

莫斯科永遠不會真正挑戰美國的統治地位，但它將破壞歐盟和北約成員國的民主進程，並在可預見的未來裏威脅前蘇聯國家。

而中國，或將有望成為美國唯一真正的競爭對手。 

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這20年裏，中國領導人關注於經濟增長和內部社會穩定，因此對地緣政治權力略有忽視，而美國從中受益不少。

但自從2012年習近平主席擔任最高領導人以來，北京方面對其關注領域有所調整。

就GDP而言，到203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技術部門在研發支出和市場規模方面已經接近美國。

到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將與美國相媲美，儘管美國軍隊將保留相當大的全球優勢。

由於科技的發展與升級，過去對各國力量的評價體系不再具有全面的適用性。人工智能可能會迅速蔓延，但也可能因此帶來不穩定。人工智能將會降低軍隊對人力的依賴，並提升打擊目標的精準度，因此可能會反過來激化衝突。

儘管美國技術部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部門，但有跡象表明美國政府可能無法利用它。硅谷的超國家自我形象和全球商業利益，使商人對與政府的合作持懷疑態度 。

去年年底，谷歌以道德擔憂為由撤回了與五角大樓達成的100億美元雲計算合同。與此同時，華盛頓並沒有足夠的經驗支撐其高效管理硅谷。

美國政府和美國技術部門之間的緊張局勢是一個問題，但國內兩極分化是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

驢象兩黨爭議不斷，中立者大量流失意味着幾乎任何問題（包括曾經兩黨都認同的外交政策倡議）都可能被立法者、媒體和公眾政治化。

這不僅會使得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例如美軍出兵的時間地點等，在決策時產生重大分歧，更有可能隨着總統的變化而產生戲劇性的外交政策波動，使美國成為一個持續不可預測的全球行動者。

並且，幾乎所有問題會因為黨派分歧而演變成國內社會裂痕，給外國勢力介入創造了條件，正如俄羅斯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所做的那樣。

總而言之，這些國內趨勢將使美國更難以維持一致的全球戰略。

雖然戰爭仍然是一種威脅，但新的大國競爭更有可能在持續的低水平衝突中體現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法禁止侵略性的常規戰爭和核戰爭，但沒有提到低於軍事力量門檻的脅迫。 

各國一直試圖通過非戰爭的強制手段來追求自己的利益，例如近年來，國家間的競爭集中於網絡空間等新領域，這些領域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國際法的範圍。 

中國和俄羅斯都具有挑戰美國的能力，但兩者都希望避免全面的戰爭。因此，各國間的競爭或將集中於虛假信息，政治干預等非戰爭領域。

隨着新形式的衝突出現，傳統的合作形式不太可能跟上步伐。 美國正式簽署的國際協議越來越少， 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每年批准的條約數量比自1945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少。

在2012年這一整年裏，美國自二戰來第一次沒有達成任何的國際條約，並在之後2013年和2015年保持了這一勢頭。

國際社會正在努力制定新的多邊協定，但諸如數字商務和網絡衝突等問題仍然沒有規範化，而且它們的複雜性新的國際規則很難在短期內達成。

開放的道路

新興世界秩序是美國將面臨的重大秩序挑戰。 

新興國家將繼續保持強大勢頭，繼續主導國際金融體系，並保持歷史上少數國家享有的軍事和經濟力量。

美國的能力將更加有限，它面臨的挑戰也將更加分散。 因此，精明的戰略必須界定其優先次序，並以明確的原則為指導。

華盛頓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保持全球開放，而不是傳播自由的經濟和政治價值觀。也就是説，美國應該把重點放在一個更為温和的目標上，即確保所有國家都可以自由獨立地作出政治、經濟和軍事決策。 

在地緣政治上，美國對開放性的承諾意味着它不得不阻止地區霸權的出現。如果競爭對手以排斥美國的方式主導部分或全部歐亞大陸，它將對美國的繁榮和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開放秩序的最大挑戰出現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中國將越來越多地擔任區域主導者。但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一個在過去四十年中實力迅速增長的國家來説，這是很正常的。

為了保持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開放，美國應保持其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並捍衞其在該地區的條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賓和韓國。

它還必須通過重新承擔區域外交和與多邊聯盟合作來支持區域國家的政治自治，以確保北京尋求制定的任何規則都是透明和非強制性的。

在歐洲，威脅相對沒那麼嚴重。 俄羅斯無法主導歐洲，也無法與美國進行持續的區域競爭。 

然而，莫斯科仍然具有強大的軍事能力，特別是其核武庫。該國與東歐的實際距離使其能夠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 

俄羅斯反對以美國為首的歐洲安全秩序，並且敢於為追求其核心利益而承受高風險。然而，俄羅斯缺乏建立封閉勢力範圍的能力。 

因此，美國的利益在於阻止俄羅斯企圖發揮破壞性作用，華盛頓自2016年以來未能做到這一點，因為特朗普政府對莫斯科的“病態温情”以及與美國歐洲盟友的緊張關係。

華盛頓也應該優先考慮全球公域的開放性，特別是海洋和太空。海上開放，或船舶不受限制地通過國際水域的能力，對全球貿易和商業以及美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

在太空中，由於大量的衞星技術已成為公地的一部分，保持開放性要求航天器不受阻礙地運行。

然而，在諸如網絡空間等新領域，沒有與管理海洋和太空那樣的現有法律或規範性機制，美國也不能指望其他國際建立反映其單方面偏好的全球安排。管控這些領域的威脅將比多邊協議更具威懾力。

促進開放需要美國在其外交戰略中強調政治獨立，國際機構也應將其列為重要的組織原則。

那麼，美國將不得不放棄在推動政權更迭方面的努力，例如2003年在伊拉克和2011年在利比亞的行為，並停止在海外積極推動民主，例如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伊朗政策。

美國應該繼續支持民主，但應該通過向民主國家提供必要的援助，與盟友合作幫助它們維護主權等方式。

然而，即使美國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變得更具對抗性，零和博弈也是不可取的。

世界並沒有進入自由民主國家反對專制政權的新冷戰時期：中國和俄羅斯是現有國際秩序中的修正主義者，而不是站在其外的敵人。

他們在恐怖主義、疾病和氣候變化等國際挑戰中與美國一起努力，華盛頓必須利用這些大國合作的機會。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在促成這種合作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北京和莫斯科都對這些機構投入了大量資金，各方在某些地緣政治問題上暫時無法達成共識。但當各國利益衝突時，國際機構可以提供有效的協調機制。

貿易提供了另一種潛在的合作途徑。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都是WTO的成員。他們的成員資格至少意味着一致同意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互惠和非歧視等原則。

未來的秩序

在這種新環境中，美國推動冷戰後國際秩序的普世自由主義已不再有意義。

美國不需要在地球的每個角落占主導地位，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其戰略應該認識到，不同意識形態的大國也將對世界事務產生一些影響。 

華盛頓必須避免讓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相信他們改善國際地位的唯一機會就是災難性戰爭。雙方的目標都應是開放，而不是支配。

自由派國際關係學者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認為，美國及其民主盟國應該採取“三重遏制”戰略應對其三個競爭對手：中國、伊朗和俄羅斯。

保守派分析師德里克·斯克羅斯（Derek Scissors）和丹尼爾·布魯門撒爾（Daniel Blumenthal）則勸告華盛頓要“開始削減與中國的一些經濟聯繫”以實現脱鈎。

表面上看，這些努力旨在防止形成新的、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勢力範圍，但事實上，美國的一系列舉動將會反過來推動這些勢力的形成。

華盛頓不應試圖阻止其競爭對手獲得任何正式的影響，而應該敦促他們接受開放和獨立的原則，繼續在自由秩序的現有制度內運作。

維護舊機構，包括通過改革安全理事會和世貿組織，加強這些機構的國際合法性，對於保持大國合作至關重要。

接受美國競爭對手的影響力並不等於將這一領域轉讓給他們。為了抵禦傳統的侵略形式，美國必須保留軍事力量，以阻止中國佔據亞洲，或者俄羅斯強行顛覆歐洲現狀。

華盛頓應該準備好阻止非軍事侵略，尤其是在國際法很弱或無法管控的新領域，如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網絡空間。 

聯合國或其他全球機構不太可能達成共識，通過新的、具有約束力的契約來管理這些領域。 在沒有國際法的情況下，美國及其盟國的行動將界定國家行為的合法界限。 

華盛頓將不得不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制定其競爭對手不一定支持的規範準則，例如依賴公私合作而不是國家權力來治理互聯網。 

但是，通過形成部分國際共識，美國可以使反對共識的行為更難具體化。維持首要地位還將要求美國使其聯盟現代化，並採取多元化的方式來建立國際夥伴關係。 

目前，美國聯盟主要是為了抵禦國家間軍事衝突。 華盛頓應該開始關注盟國可以為集體防禦做出的全方位戰略貢獻，包括技術專長、情報共享、復原計劃和經濟治理等領域。 

美國也可以與民主和非民主國家建立短暫但有利的夥伴關係，特別是那些擔心其地區力量占主導地位的國家。

蘇聯解體後的單極時刻給予美國巨大的行動自由，並且很少做出讓步。 對於那些懷念冷戰後美國統治地位的人來説，試圖重新獲得這種地位是很誘人的。

不幸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將無法實現這一願望。 美國必須承認，雖然它的絕對權力依然強大，但它的相對權力卻降低了，美國已經不能單方面確立世界規則。

這並不是説一定要接受可能出現的封閉勢力範圍。 美國應該優先考慮開放和政治獨立，而不是試圖沿着自由主義的方向改變世界。 

這一戰略將在為二十一世紀做準備的同時保留自由國際秩序的基本要素，有限的合作將與新的激烈競爭和衝突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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