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華為戰爭》 作者：特朗普政府是國際法治最大威脅_風聞

來源：公眾號“ 玉淵譚天”

2018年12月，在孟晚舟被加拿大當局扣押之後，美國學者傑弗裏•薩克斯寫了一篇文章《反華為戰爭》，引起了廣泛關注。

薩克斯在《反華為戰爭》（The War on Huawei）一文中指出，美國號稱是出於安全考慮，迫使華為在歐美市場受限，但美國並不能證明採購華為產品是不安全的。

他直言，特朗普政府——而非華為或者中國——才是當今對國際法治乃至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脅。

傑弗裏•薩克斯不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時代》週刊還稱他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曾深度參與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是“休克療法”計劃的制訂者，由此被稱為“休克療法之父”。

今天，薩克斯接受了譚主的獨家採訪，就華為事件做了進一步表態。薩克斯批評了美國政府遏制中國最大通信設備企業華為的企圖越來越露骨，他説，“我認為這是美國企圖削弱中國經濟的危險的升級行為。這是非常危險的舉動！我希望這種行為能夠被挑戰和逆轉。”

▲薩克斯觀點

薩克斯：中國並非敵人

對這一段時間以來的中美貿易爭端，薩克斯表達了他的看法。

遏制中國會被證明是“災難性”的

中國並非敵人。它是一個試圖通過教育、國際貿易、基礎設施投資和技術改進來提高生活水平的國家。簡而言之，它所做的，是任何一個國家面對貧窮和遠遠落後於強國的歷史現實時，應該去做的。然而特朗普政府現在的目標是遏制中國的發展。這會被證明對美國和整個世界都是災難性的。

技術追趕是後發國家發展的正當選擇

中國大致遵循了與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相同的發展戰略。對於一個正在追趕的國家來説，中國並沒有做任何異常的事情，也沒有做什麼不道德的事情。它試圖通過國內創新來複制、購買、模仿，並改進歐美的技術。美國一再重複中國“竊取”技術，是過分簡單化的。技術以多種方式從擁有它們的人，流向尚未擁有它們的人。技術領先者不能通過保護來保持領先地位，而只能通過不斷創新來保持領先地位。

在整個經濟史上，所有落後國家都效仿領先國家。這就是19世紀美國逐步趕上英國的方式。當任何一個國家想要縮小技術差距時，它都會從國外引進專門技術。眾所周知，美國的導彈計劃，是由二戰後被招募到美國的前納粹火箭科學家建立的。

中國有何“錯誤”？

中國唯一的“錯誤”是擁有14億人口。如果是擁有5000萬人口的韓國，它只會被美國稱讚為一個偉大發展的成功故事，事實就是這樣。中國如此龐大，駁斥了美國主導世界的狂妄自大。畢竟，美國僅佔世界人口的4.2%，而中國佔世界人口的18%。事實上，這兩個國家都不可能主宰當今世界，因為科技和專有知識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更深入。

貪婪全面支配華盛頓政策

貿易理論、實踐和政策的最基本的教訓是，不要停止貿易——這是一條通向生活水平下降、經濟危機爆發，乃至衝突白熱化的道路——然而，分享經濟增長的利益，貿易中的贏家會補償輸家。美國政治中充滿貿易之爭“火藥味”的原因是，在美國政治體系中，贏者堅決拒絕與輸者分享勝利。貪婪全面支配着華盛頓的政策。這使得像特朗普這樣的煽動者指責中國導致了美國的問題，而且許多民主黨人也在攻擊中國。

其實，美國真正的戰鬥對象不應該是中國，而是美國本土的大公司，他們已經賺了一大筆錢，卻拒絕與自己的工人分享。美國的商業領袖和超級富豪都在推動減税、更多的壟斷權、離岸經營，以及任何能帶來更大利潤的事情，同時卻拒絕任何使美國社會更加公平的政策。中國使美國總體上更加富裕，但收益卻去到了頂層人士——這不是因為中國的錯誤行為，而是因為美國政治的腐敗。

合作才能共贏

除非有更大的智慧主導，否則美國會在經濟上，進而在地緣政治上，最後在軍事上，與中國發生衝突，造成對各方的徹底災難。在這樣的衝突中，沒有贏家。然而，今天美國政治的極度淺薄和腐敗正是美國走上這樣一條道路的根本原因。

與中國的貿易戰不會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但可支付的醫療保障體系、更好的學校、綠色新政、更高的底線工資以及對企業貪婪的打擊都會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會了解到，與任何冷戰相比，通過與中國的合作，美國能獲得的更多。最重要的是，我們將獲得和平，並有機會與中國和其他國家合作，解決人類面臨的許多重大挑戰。

然而，薩克斯為華為説公道話，卻在美國遭到過網絡“圍攻”，最後不得不刪除了自己的社交賬號。對此，薩克斯表示十分無奈。對此，薩克斯表示十分無奈。在獨家採訪中，他這樣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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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裏•薩克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管。

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被捕事件是特朗普政府與中國衝突加劇過程中的一個危險舉動。如果正如馬克•吐温所説，歷史經常是押韻的，我們這個時代也越來越讓人回想起1914年之前那段時期。正如當年的歐洲大國那樣，一個由試圖維護美國對華統治地位的政府所領導的美國正在推動世界走向一場災難。

這起逮捕的背景非常重要。美國要求加拿大在孟晚舟從香港經温哥華轉機前往墨西哥的途中將其逮捕，然後將她引渡到美國。這一舉動堪稱是向中國商界宣戰，也使美國商人出國並遭其他國家採取類似行動的風險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美國很少因其企業所犯的罪行而逮捕美國或外國高管。公司經理人通常會因個人犯罪（如貪污，賄賂或暴力）而非所屬企業涉嫌非法行為而被捕。這些經理人當然應該為其所屬企業的非法行為負責，包括受到刑事指控；但是首先拿一位中國商界頭面人物——而不是數十名涉嫌瀆職的美國企業CEO和CFO——來開刀，對中國政府、商界和公眾來説簡直就是令人震驚的挑釁。

孟晚舟被指控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但問題在於還有許多（美國或非美國）企業也違反過美國對伊朗和其他國家的制裁。例如2011年摩根大通就因違反美國對古巴、伊朗和蘇丹的制裁而支付了8830萬美元罰款，而其主席傑米•戴蒙可沒被人從飛機上抓走羈押起來。

摩根大通也不是唯一一個違反美國製裁的企業。自2010年以來就有以下主要金融機構因違反美國製裁而被罰款：巴西銀行、美洲銀行、關島銀行、莫斯科銀行、東京三菱銀行、巴克萊銀行、法國巴黎銀行、明訊銀行、德國商業銀行、西班牙外換銀行、法國農業銀行、德意志銀行、滙豐銀行、荷蘭國際集團、意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摩根大通、阿布扎比國家銀行、巴基斯坦國家銀行、PayPal、蘇格蘭皇家銀行（荷蘭銀行）、法國興業銀行、多倫多道明銀行、跨太平洋國家銀行（現更名為燈塔商業銀行）、渣打銀行和富國銀行。

這些違反制裁銀行的CEO或CFO均未因這些違規行為而被逮捕和拘留。在所有這些案例中被追究責任的都是企業——而不是某個高管。這些人也沒有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後的普遍違法行為負責，根據最近的統計數據，銀行合共支付了驚人的2430億美元罰款。照這一記錄來看，孟晚舟的被捕堪稱是實際操作上一個令人震驚的突破。我們當然要讓CEO或CFO負責，但要首先從本國着手以免將虛偽自利偽裝成某種崇高原則，以及煽動新的全球衝突。

很顯然，美國針對孟晚舟的行動實際上是特朗普政府通過徵收關税，對中國高科技出口關閉西方市場以及阻止中國收購美國和歐洲科技企業來削弱中國經濟的更宏大企圖的一部分。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這就是對華經濟戰的一部分，也是一場貿然發起的戰爭。

華為是中國最重要的科技企業之一，因此也是特朗普政府減緩或阻止中國進軍幾大高科技領域的主要目標。美國發動這場經濟戰爭中的動機有部分是商業性的——為了保護和支持那些落後的美國企業——也有部分是地緣政治。這兩點顯然都與維護國際法治毫無關係。

而美國專門針對華為主要是因為該公司在全球推廣尖端5G通訊技術方面成績斐然。美國聲稱該公司通過其硬件和軟件中隱藏的監控功能構成了特定的安全風險，但卻未能提供支持這一説法的證據。

而最近英國《金融時報》針對華為發表的一篇誹謗文章就暴露了這一點。在承認“除非你能足夠幸運地在大海撈針中找到針頭，否則無法獲得相關信息通信技術受到干擾的具體證據”之後，作者只是聲稱“你不會冒險將你的安全放在潛在競爭對手手中。”換句話説，雖然我們無法抓住華為的馬腳，但照樣要將該企業拉進黑名單。

照特朗普的説法，如果全球貿易規則阻礙了他的強盜戰術，那麼規則就該被移除。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Pompeo）上週在布魯塞爾也如數承認了這一點。 “我們的政府，”他説，“正在合法地退出或重新談判那些不符合我們主權利益或盟友利益的過時或有害的條約，貿易協定及其他國際協議。”然而在該政府退出這些協議之前總會通過各類魯莽的單邊行動去大肆破壞。

針對孟晚舟的無先例逮捕則更具挑釁性，因為它是基於美國所發動的區域外製裁，這意味着美國可以命令其他國家停止與古巴或伊朗等第三方進行貿易，而美國顯然無法容忍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去規定美國企業可以或不可以跟誰交易。

針對非國家方的制裁（例如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制裁）不應僅由一個國家執行，而應根據聯合國安理會達成的協議執行。比如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就呼籲所有國家放棄對伊朗的制裁以作為2015年伊朗核協議的部分條件。然而美國——也只有美國——拒絕讓安理會在這些事務上發揮作用。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而非華為或中國——才是當今對國際法治乃至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