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的崛起——兼論一戰和二戰_風聞

這是我五、六年前寫的文章，當時我覺得寫的不錯，今天發在這裏，供參考。

最近一段時間，世界媒體和網絡關於一戰和二戰的話題熱了起來，其實説了這麼多，總結起來無非是兩句話：中國是一戰前的德國，俄羅斯是二戰前的德國。關於中國是一戰前德國的説法，來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應該説這一説法，説出了歐美的心聲，只是安倍把日本比作一戰前的英國，太有點不識趣了，今天要比作一戰前的英國，咋説也得是日本的老大哥美國，怎麼會輪到你日本呢？而把俄羅斯比作二戰前的德國，把普京比作希特勒，則是普京在烏克蘭通過街頭暴力更換政府後，把克里米亞迅速收回俄羅斯時的事，網絡上充斥着這種説法。

把普京比作希特勒，其實是西方以及親西方人士妖魔化普京的説辭，很顯然，二戰前，這些西方國家面對的是希特勒的步步緊逼，希望以犧牲小國的利益來換取和平，而今天，普京肢解烏克蘭的舉措是俄羅斯面對西方的步步緊逼而被動做出的反應。希特勒的每一次領土要求都是算計好的，而普京則完全相反。比如説在烏克蘭政府垮台之前曾經和反對派達成了妥協，如果烏克蘭當事雙方遵守妥協協議，根本就不會出現後來的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的事情。普京是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的一種反擊，其實是一種兔子急了也咬人的絕望行為。

烏克蘭對俄羅斯的重要性，已經有很多的分析，這裏就不多説了。蘇聯解體後，北約東擴，顏色革命等西方擠壓俄羅斯的戰略行動，讓俄羅斯大大失去了安全感，因此此次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的行動，與其説像二戰前希特勒的擴展，不如説更像二戰前的自己——蘇聯。在二戰前，面對希特勒的擴張，蘇聯也失去的安全感，當時蘇聯也採取了侵佔別國的領土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的行動，比如入侵波蘭和芬蘭，強迫波羅的海三國加入蘇聯等行為，都是為了建立一個離自己更遠的防線，增加自己心理上的安全感，普京今天採取的行動，無非也是這種需要。不過，今天的俄羅斯和當年的蘇聯，普京和當年的斯大林，各方面都差的太遠，不可同日而語。還有人把此次事件稱為俄羅斯的重新崛起，實在是高看了俄羅斯，一種自保行為，能保全自己就不錯了。

普京的行為還可以和中國當年的抗美援朝做一個簡單的“點”的對比，都是在西方逼到家門口時，為了有更多的對外緩衝區而採取的行動，是為了“保家衞國”。當然，按照今天流行的説法，這是一種過時的思維了。但是這種“過時論”是否可信，不是你西方逼迫別人時這樣説我們就信，而是要等到別人逼到你的家門口你還是這種説法我們才信。就像西方曾經大力鼓吹的“自由貿易”，不是你西方要進入中國市場時這樣説我們就信，而是要等到我們中國產品進入你西方時你還是遵從這個原則我們才信，而西方的表現恰恰證明這是不可信的，當他們要進入中國市場時自由貿易喊得震天響，而中國產品要進入他們的市場，或要收購他們的公司時，什麼“安全”之類的理由都出來了，而中國的傻瓜（或者是聰明的）主流學者們則通過媒體反覆告訴我們“越開放越安全”，顯然這種説法是因為西方的利益而專為中國人量身定做的，因為洋人都根本不信這一套，他們很多時候會因為“安全”而拒絕“開放”的。我們中國的太多的知識分子和媒體顯然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有一種變態的愛，唯恐我們中國普通人對西方有意見，唯恐中國人讓洋人吃虧。

如果説俄羅斯並不是二戰前的德國，那媒體熱炒的中國是一戰前的德國是否合理呢？從表面上看有其合理性，但從本質上看完全是兩回事。

我猜在很多西方人眼裏，中國確實很像一戰前的德國，因為現在的中國和一戰前的德國，都被視為以一種對國際既有狀況的挑戰者的面目出現的。之所以稱為挑戰者，就在於兩者的經濟快速的增長。但兩者又是顯著不同的，不同在於一戰前的德國是一個真的挑戰者，而中國則是一個“假”的挑戰者。

一戰前的德國，工業生產已經超越了老牌強國英國，而且兩者在海外市場激烈競爭。德國人自己聲稱“我們也要為自己要求在陽光下的地盤”，“德國的工業化和海外征服，就像自然法則那樣不可抗拒”等，德國的這些作為，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的確威脅到了老牌霸主英國，而英國對於德國強烈的經濟競爭和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咄咄逼人的姿態，深感恐懼和不能容忍。正是這樣，最後導致了一戰的爆發。

而中國和德國不同，今天中國客觀上是否威脅到了歐美，我們下面另説，但中國主觀上顯然並沒有這個意思。這一點其實很容易看到。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説：“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2009年，《求是》雜誌下屬的《紅旗文稿》雜誌，以答讀者問的形式解釋中國當時的經濟增長為什麼要“保八”： “保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保證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尤其是經歷了長時期的快速增長後，如果增長速度快速下滑，並且較長時間不能上升，就會對生產能力造成很大的破壞。因此，政府需要採取財政、金融等宏觀調控措施，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正是由於長期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我國的綜合國力能夠快速增強，國防、科技、教育、文化、衞生等各項事業能夠不斷推進，人民生活水平能夠不斷提高。因此，保八不僅意味着保經濟增長，而且意味着保障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對於我們這個有着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來説，經濟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那就是保就業、保穩定，就業問題關係到千家萬户的基本生活，也關係到社會的穩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如果就業率在較長一段時間裏比較低，社會不穩定因素就會快速增加。因此，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政府需要採取措施保增長，只有經濟增長保持比較高的水平，才能穩定生產、穩定就業，才能保證社會的基本穩定。”

今年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是説：“我們之所以把經濟增長率定在7.5%左右，考慮的還是保就業、惠民生，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我們更注重的是數字背後的民生、增長背後的就業。”，“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也難以增加社會財富。我在基層曾經訪問過一些“零就業”家庭，一個家庭沒有一個人就業，真是毫無生氣，沒有希望。現在我們全國每年要新增城鎮勞動力就業1000萬人以上，還要給六七百萬新增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留有一定的空間，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

袁劍先生在他的《奇蹟的黃昏》中認為，鄧小平是一個激進的增長論者，後來由鄧時代的“發展=經濟增長”變成了更簡單的“經濟增長=GDP”，之所以會如此，是“政權合法性的需要”，“經濟增長越強勁，政權合法性也就越充分”。

從上面我羅列的一些情況，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中國崛起”的真容了：所謂“中國崛起”，其實是一種被動的崛起，是一種無奈的崛起，是一種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死路一條”的被迫崛起。這也可以解釋我的一個疑惑，那就是根據我的觀察，中國官方對待西方的態度，和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頗為相似，那就是頗有奴性，比如地方官都把本地有世界五百強投資的企業作為自己的政績來炫耀的，越是普通的地方越是如此。長期的韜光養晦的一個副作用就是經過媒體和知識分子對西方“報喜不報憂”的信息和解讀灌輸給中國人，使得不僅官方和知識分子的奴性十足，就是普通中國人崇洋媚外也大有人在。看看網絡，那些普通網友中洋奴何其多也。在這種氛圍下，我們怎能想象中國會崛起？大知識分子不是説中國各方面是比歐美差十萬八千里嗎？別説崛起了，就是想象崛起恐怕也是罪過，也會當做瘋子或走狗吧！我的疑惑是我們明明不敢冒犯西方的虎威，去搞什麼中國崛起了，但的確被認為是崛起了，現在我明白了，這不是主觀的和主動的崛起，而是被動的，是一種副產品。所以我説，中國“和平崛起”的宣示，最相信的是中國人，因為即使現在我們的經濟真的崛起了，但長期的宣傳使我們還是不敢想象我們動武去打歐美洋人，我們是真誠的相信“和平崛起”的。

最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法建交50週年紀念大會上説**：**拿破崙説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習主席的説法很有意思，強調“已經醒了”，説明我黨的歷史功績，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這是黨的統治合法性保證。這頭獅子醒來後呢？是一隻乖乖獅，這是針對西方説的，這就是説，我們崛起了，是和平的崛起，是對西方友好的崛起，不會冒犯西方利益的。

還有一點，在外部看來中國崛起勢頭很猛，但是從內部看，棘手的問題多多，解決起來都不容易。鄧小平就説過：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在2013年《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任仲平文章中則更進一步稱，發展起來以後中國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似乎比之前更尖鋭也更復雜。“任仲平”是“人民日報重要評論”的諧音縮寫，是集體創作的產物，它的文章往往反覆錘鍊。要了解中國和中共，任仲平的文章值得讀讀，而且這些文章往往不是我們所想象的乾癟乏味，滿紙官腔，而是情緒飽滿，文字清新，讀起來並不難受。既然發展起來的中國有如此眾多的問題要解決，我們的官府主要把精力放在國內問題的解決上，現在恐怕還沒有在國際上大幹一番的想法。

中國的確是想和平崛起的，但是你想和平崛起就能和平崛起嗎？西方人能認同你和平崛起的宣示嗎？如果西方不認同，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遏制你，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能堅持和平崛起嗎？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點，只要你崛起，不論何種方式，崛起本身就是對既有秩序的衝擊，就會引起西方的憂慮和恐慌。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説：“如果他們（印度人）突然比從前多吃一頓飯，又如果一億中國人突然開始喝牛奶，當然，我們的奶量必然有所缺減，其他方面（糧食）亦然。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了“澳大利亞電視台”的專訪時説：“如果超過十億的中國居民也像澳大利亞人、美國人現在這樣生活，那麼我們所有人都將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因為那是這個星球所無法承受的。”看到了吧，你是不是和平崛起，都會讓人家感到威脅的，你現在喝奶吃肉了，就會影響西方的生活，他們當然就會有意見的。

其次，西方恐怕很難相信“和平崛起”這一説法。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有很大不同，中國人比較相信“和而不同”，相信“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有一種天下觀念，大同夢想，而西方人則強調博弈，更相信零和遊戲，認同“國強必霸”的理念。所以中國人向西方宣傳的“和平崛起”，中國人自己真誠的相信，而西方人卻不信，西方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以削弱西方為代價的，這真是非常失敗的宣傳。

西方人不信和平崛起，也與歷史有關，在西方崛起並主導世界的歷史過程中，至今和平崛起是沒有先例的。中國央視播放的紀錄片《大國崛起》中，就沒有告訴我們那些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都伴隨着戰爭，往往戰爭的獲勝才能證明你真正的崛起，比如英國消滅西班牙無敵艦隊等。《大國崛起》是一部跟着西方的話語人云亦云的片子，價值不大。

如果你想和平崛起，而列強根本不認同，那和平崛起就真的很難了。因為當你被逼迫，被制約時，很難一直忍的下，而且當這種逼迫和制約越來越多時，西方的貼心人——那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及其粉絲就會越來越多的失去話語權和正當性，當這些人無法替政府壓制真正的民意時，政府就會被迫做出反應，這時候和平崛起可能就沒戲了。很顯然，改革開放後，政府要跟西方接軌，必然討厭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聲音，但是又不便直接壓制，因為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壓制的政府，往往被認為是賣國政府，沒有哪個被認為是賣國的政府具有統治合法性的，因此政府一方面宣示韜光養晦，安撫民眾，一方面藉助親西方知識分子的手和嘴來實現壓制民族主義的目的，這也就是那些洋奴知識分子和公知能夠在他們所聲稱的專制政府嚴控媒體的情況下成為主流，佔據媒體位置，擁有話語權的原因，這恰恰是政府特意的結果，可笑那些知識分子及其粉絲還裝糊塗，宣揚政府擁抱民族主義，壓制自由派知識分子，真是現代社會的指鹿為馬，擁有話語權是指鹿為馬的行為的前提。但是當這些知識分子壓不住陣的時候，政府就不得不出面，做出一些民族主義姿態來安撫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事，2008年已經上演了一次了，當時媒體和知識分子在媒體和網絡拼命壓制和謾罵民眾對西方的抵抗和不滿，但最後反而使知識分子成了被攻擊的對象，政府就出面告訴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愛國”，同時抵制住西方，對拉薩街頭的暴徒施以重刑，要不是當時的民意沸騰，我懷疑政府會搞什麼“兩少一寬”以讓洋人滿意。這也恰恰證明，中國政府真心的想和平崛起的。

所以中國是不是能和平崛起，一方面要看中國會不會自己出事崩潰，一方面要看歐美是不是能夠配合，不去刻意打壓遏制中國，把中國崛起看出共同發展的機遇，這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就不會激起，中國政府也就不必違心的去和洋人叫板，既怕得罪洋人又怕得罪民眾，這樣中國和西方就可能會聯手創造一個和平崛起的先例。

從現實看，中國崛起其實現在只是經濟的崛起，為了經濟的發展，無論是知識分子鼓吹的市場經濟，還是政府官員的發展狂熱（可參考仇和模式），無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低人權優勢，無論是壓低資源成本，還是造成環境污染，無論是血汗工廠，還是勤勞革命，我們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的民眾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卻帶來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説句不合主流的時候，解決這些問題，不是要停止和減緩發展，只能是繼續發展來解決，停止和減緩發展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使問題更大。要知道，有錢才好辦事。所以中國還得被迫無奈的發展，其帶來的“崛起”的副產品，如果西方強力打壓，其實就是打壓中國發展，我很難想象那時還能和平崛起。而中西方如果發生武力衝突，恐怕對所有人都是災難。

我本人是厭惡武力，希望和平崛起的。我們的知識分子應該擔當自己的歷史責任，從整天教育中國人，啓蒙中國人，甚至侮辱中國人中抽出身來，去教育洋人，啓蒙洋人，告訴他們我們的崛起是怎麼回事，大家合作，不是零和遊戲，而是雙贏遊戲，給洋人多講講鄭和之類的。其實就是現在，西方民眾已經從中國發展中獲利，性價比高的中國製造已經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成本，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而衝突，對雙方都是非常不利的，是否發生對抗的決定權其實掌握住西方的手裏，這一點我們的知識分子應該告訴西方人。只不過，去教育和啓蒙洋人，是不是有點超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想象力了？他們能否有這樣的擔當，我是有點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