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現象頻發 拿什麼保護我們出行安全_風聞

(法制日報）拿什麼保護我們的出行安全

　　導讀:近幾年來,危害公共交通工具行駛安全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其中有向飛機投擲錢幣者,有用身體擋住車廂阻止列車運行者,有辱罵毆打公交車駕駛員者,這些行為輕則導致飛機無法按時起飛,列車無法準點發車,重則上演重慶公交車墜江的慘劇。此類嚴重危害公共交通秩序乃至公共安全的現象緣何屢次發生?又該如何避免?本期“聲音版”專訪了交通運輸部幹部管理學院交通運輸法學教授張柱庭,敬請讀者關注。

　　原因何在

　　記者:近段時間以來,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現象緣何頻頻發生?

　　張柱庭:這種現象此前也有報道,但老百姓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認知還不是很充分,去年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發生後,引發了全社會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行為的集體譴責,對這一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也成為了共識,隨後很多新聞事件也進入了公眾視野。這種現象頻發的成因比較複雜,從法律角度看,既有立法的問題,也有執法的問題,同時還有社會文化方面的問題。

　　記者:具體來講,立法上存在哪些問題?

　　張柱庭:從立法上看,現有的立法是對不同交通方式給予了不同的立法態度,比如民航方面有“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這一罪名對震懾此類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刑法中對規制司乘矛盾引發的道路公共交通安全問題,卻沒有清晰的罪名,只能套用“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以其他方法”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釋,但相關司法解釋一直未能出台。直到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發生後,社會各方才對道路交通安全問題重視起來。今年1月“兩高一部”聯合發佈《關於依法懲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後,對此類行為的規制才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這體現出立法對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給予了不同的待遇,可以稱之為“厚天薄地”,但實際上老百姓的公共交通安全權利是平等的。

　　同時,現有交通領域的立法不是按照交通的規律在立法,而是哪出了問題就趕緊起草相關的法律,這就叫作補丁式立法,一旦這個補丁出現問題就會“補丁摞補丁”。因此,從立法的角度看,應該對涉及公共交通領域的安全問題,按照公共交通要素全面梳理一下,將現有的問題進行消化,這才是科學立法。

　　此外,過去交通領域的立法大多側重規範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比如要求司乘人員熱情服務,這本身沒有錯,但很少就乘客行為提出明確要求,這就導致了一個不好的結果,即在大家的認知中,“乘客是上帝,乘客永遠有理”。未來在立法思路上應該進行一些調整,因為公共交通涉及到的是公共安全,乘客不可能是絕對的上帝,也必須有一些義務意識。

　　記者:執法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張柱庭:從目前行政執法組織體系上看,民航、鐵路、港航系統都建有專門的公安隊伍,一旦有人在飛機、火車、船舶上對司乘人員使用暴力,會有專門的公安人員進行處理,追究相關人員責任,這不僅大大提高了案件的處理效率,同時對違法犯罪分子形成了巨大威懾力。但擾亂道路公共交通秩序的行為很少受到治安行政處罰,這與道路公共交通領域沒有專門的公安隊伍有直接關係(交警負責交通執法,不負責治安管理；個別地方雖然也建有公共交通派出所等,但多數任務是“反扒”),因此對此類案件的處理效率和效果也大打折扣。道路公共交通駕駛員經常被打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過去在司法實踐中,對公共交通領域毆打駕駛員、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案件有的定罪、有的不定罪,定罪的多是出現嚴重後果才追究；定罪的罪名一般也不統一；即使定罪的,多數是緩刑且量刑較輕。更多的衝突則被視作為糾紛,而不是公共安全問題。而一定性為糾紛,基本上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從表面看,這似乎是對司乘衝突的一種均衡制衡,實際上卻影響了公共安全,這樣的處置方式也很難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為產生震懾。

　　記者:文化方面的原因有哪些?

　　張柱庭:過去人們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是自行車,隨着出行半徑的擴大,這種非機動車出行方式大幅減少,取而代之以私人小汽車出行,這些都是以個體為主的出行方式。近年來,出於治理交通擁堵和節能減排的考慮,很多城市都對私家車出行進行限制,鼓勵和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這也就意味着社會也要由以私人出行為主的交通文化過渡為公共交通文化。

　　公共交通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公共屬性,需要互諒互讓。因為無論是車廂,還是機艙,都屬於狹小密閉的公共空間,人與人之間難免產生摩擦,這就需要大家有互諒互讓意識。狹小的公共交通空間,其實也是一個小社會,需要形成自己特有的公共文化。但目前來看,公共交通文化還沒有在公眾中間形成和樹立起來。

　　如何解決

　　記者:立法方面應怎樣完善?

　　張柱庭:目前,從立法上看,“兩高一部”《意見》發佈後,讓很多相關案件在審理上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僅有《意見》仍然不夠,一是《意見》屬於司法規範性文件,層級不夠,尚不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釋；二是“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實踐中“其他方法”是彈性條款,是解決應急法律適用的打補丁方法,一般不輕易運用；三是許多人認為這是處理目前城市公交領域發生的案件,不能廣泛適用於各類公共交通之中。由此也體現出“補丁摞補丁”的立法方法不可取,應當予以一攬子解決。

　　未來在立法上,建議把“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改成“暴力危及公共交通安全罪”,這樣就能把鐵路、道路、水路等公共交通納入在內,當然在量刑上可以有所差別,但屬性應當是相同的,應同樣給予司法保護。

　　記者:執法方面應如何作為?

　　張柱庭:從執法角度講,《意見》出台後,多地對一些危害道路公共交通安全的案件予以了處理,比如最近海南一女乘客因掌摑司機獲刑4年；上海浦東一名乘客因搶奪公交車方向盤被批捕,其落户也因此被取消……在航空方面,最近幾名向飛機投擲硬幣的乘客也被處以拘留。這些案件經媒體廣泛報道後,產生的警示作用正在逐漸顯現。其中,考慮到道路交通是國家綜合交通體系中最基礎的運輸方式,人流物流集中、公共安全薄弱,建議建立專門的道路交通公安隊伍,承擔治安安全保護職能。

　　從處罰方式上説,除了法律手段外,還應該有一些其他的懲戒手段,如經濟懲罰、信用懲戒等。目前鐵路方面做的相對好一點,比如説對高鐵上出現的霸座、吸煙、扒車門等影響列車運行秩序,但尚未達到違法犯罪的乘客,鐵路部門會將其納入黑名單,限定其在一段時間內不得乘坐高鐵,其他公共交通領域也可以借鑑。

　　記者:公共交通文化該怎樣培育?

　　張柱庭:政府、媒體以及承擔公共交通運輸職能的企業應加大宣傳,向乘客普及公共交通安全常識,教育乘客認知妨害安全駕駛的後果,促進互諒互讓、文明有序公共交通文化的形成。如向飛機投擲錢幣,很多乘客的解釋是祈福,殊不知此舉會給飛機航行帶來極大安全隱患。而這種所謂的祈福説到底就是迷信思想在作怪,對此一方面要加強執法,對這類行為進行震懾；另一方面,也要多加宣傳引導,讓乘客認識到這一行為的危害性,從而共同維護公共出行安全。

　　(文字採寫整理/本報記者馬樹娟)

　　嚴懲動真格方顯威懾力

　　□　丁家發

　　搶奪方向盤被判刑等多個案例,都具有很強的示範意義,顯示出法律強大的威懾力。這些案例當為一面鏡子,乘客應該照一照,警示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遵紀守法,切莫藐視公共安全,漠視他人生命安全,否則,一旦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極端行為,就有可能被判刑坐牢,付出巨大代價。

　　遏制和打擊搶奪方向盤等不法行為,一方面,國家層面應完善立法,加大執法打擊力度,以避免發生羣死羣傷重大安全事故；另一方面,對乘客出手制止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見義勇為行為,應給予鼓勵和大力提倡,由此造成違法犯罪者受傷或財產損失的,應規定相應的免責條款,以消除見義勇為者的後顧之憂。此外,一旦遇到威脅公共安全的行為,乘客千萬不能做冷漠的看客,要敢於出手伸張正義、制止犯罪。如此,危害公共安全的隱患才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作者系公司職員)

　　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

　　□　鄧海建

　　良法善治,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從某種意義上説,搶奪方向盤被判刑等類似案件,以看得見的正義方式,宣示着法律的底線和公序良俗的邊界。守護公共交通安全,法律就當展示出威懾力來。當然,除了法律發力之外,道德教育與制度設計也要跟上。比如為應對類似搶奪方向盤行為,鄭州有公交車就設計了“壯士座”——在座位張貼宣傳頁,上有“我是公交安全守護員”“當乘客與車長髮生衝突時,請及時勸導或制止”字樣。雷霆作為、合力而治,公共交通工具才會自帶威嚴、自有敬畏。(作者系銀行職員)

　　飛機不是祈福台

　　□　江德斌

　　為孩子、為家人祈福,保佑學習進步、平安健康本是人之常情,都是發自內心的善意,本來是美好的事情,但飛機不是祈福台,不瞭解飛機發動機的精密性和脆弱性,向飛機扔硬幣祈福,不但達不到祈福目的,還會給飛機飛行帶來巨大的安全隱患,同時也會因違反法律給自己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依法對涉事旅客進行拘留,讓其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承擔相應的法律代價,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媒體就相關案件廣泛報道後,此類現象仍不時發生,顯然,有必要考慮加大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以發揮法律的警示效用。

　　同時,機場和航空公司也要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官方網站、微博、公眾號、機場廣播、宣傳手冊、口頭告知等多種方式,向旅客普及正確的乘機流程,告知投擲錢幣的法律後果。在旅客登機時,也可安排適當人手進行巡視。(作者系研究員)

　　精神迷失源於文化墮距

　　□　楊朝清

　　少數乘客對乘坐飛機出行存在緊張、恐懼等負面情緒,試圖通過扔硬幣祈福的方式來舒緩壓力,在他們建構的“意義之網”裏,扔硬幣祈福具有落地為安的符號意義,可謂無畏緣於無知。

　　這種對規則無意識的漠視,固然滿足了少數人畸形的精神訴求,卻讓公共空間變得一地雞毛。仔細梳理,扔硬幣祈福的多是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也有少數年輕人在老人的影響和裹挾下選擇了順從。現代化進程馬不停蹄,社會文明建設也應與時俱進。可是,一些老人的精神家園建設慢了一拍,“身體進入21世紀,腦袋停留在過去”,扔硬幣祈福只是文化墮距的一種產物。事件發生後,對老人網開一面的寬宥固然有人性化的考量,卻難以形成強有力的震懾力與約束力。

　　破解這一現象,既需要提升失範行為的違法成本,也需要消除文化墮距,讓老人們的精神世界更加豐盈,從而壓縮一些認知偏差和錯亂精神訴求的生存空間。(作者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