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不能規避“宏大敍事”_風聞

diewisch-历史唯物观察者-2019-05-22 06:54

2019-05-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原帖：http://news.cssn.cn/zx/bwyc/201905/t20190521_4899424.shtml

前不久錢乘旦老師在觀網發表的《歷史研究離不開“體系”，不信給你舉個美國人乾的反例》，提到研究歷史不能離開體系。從另一方面來説，構建“宏達敍事”就是“體系”的一種表現，是我們對歷史的價值判斷。

　　我們當然不是反對史學中“小敍事”的存在，因為無論是從豐富歷史認識的層面看，還是從整體與個體之間循環解釋的張力看，“小敍事”都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假若我們從歷史的本質來認識，我們就會懷疑：歷史學真的能逃離“宏大敍事”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歷史地看理論的發展，總是大致呈現建構—解構—再建構，否定之否定辯證地向前演進的軌跡。20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行的以解構為旨歸的後現代主義，到21世紀就出現了高擎“後後現代主義”旗幟的“新主義”。這些“新主義”者，反思那些標榜後現代主義論者的理論中存在的種種缺陷，拾掇起曾被後現代主義者解構得一地碎片的“常識”與“觀念”，擺脱限定人們認識過去的“語言的牢籠”，試圖從“本真”與“表現”的關係上重新認識與過去的關係，重新回到實證主義立場，重拾對歷史學的信心，建構新的歷史認識理論。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我們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後現代主義竭力抨擊的“宏大敍事”？

　　應該説，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知識界普遍籠罩的悲觀主義情緒有相當關係。面對世界大戰中暴露出的人性之惡以及工業革命以來愈演愈烈的自然環境的破壞，目睹西方世界日益衰落而心灰意冷的西方知識分子，對於未來，早已沒有了啓蒙運動以來一直洋溢的樂觀主義。於是，懷疑進步、懷疑理性、懷疑科學，也就成為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翳，主宰了他們的問題思考。對歷史學“宏大敍事”的批判，正是這種悲觀主義思潮下的產物。

　　所謂“宏大敍事”，又稱“大敍事”或“元敍事”，是法國哲學家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提出的概念，其原義“確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敍事”。本是從屬利奧塔政治批判而提出的概念，其旨是要通過對知識合法性的批判，反對不公正地運用普遍標準和價值，提醒人們在面對總體化時，要注意到差異的重要性，以差異去消解意識形態支配的知識的同一性和整體性。為此，在抨擊“大敍事”的同時，利奧塔還提出了“小敍事”的概念，認為在普遍適用的宏大敍事失去效用後，只有使有限性的“小敍事”繁榮起來，才能賦予人類新的意義和價值。

　　利奧塔之後，隨着後現代主義思潮在西方世界的瀰漫，利奧塔這種“用一個包含歷史哲學的元敍事來使知識合法化”的觀點，逐漸被一些人當作攻擊、動搖歷史知識的利器。舉凡一切試圖從整體安排歷史的闡釋與寫作，都被視作受意識形態支配的“宏大敍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斯·韋伯主義，還是年鑑學派乃至自由主義等，皆被視為不同理論範式的“宏大敍事”。這些被認為以真理的名義對歷史進行的“宏大敍事”，亦被後現代主義者分析為不同類型的“元敍事”，例如科學帶來進步的故事、英雄主義的故事、民族國家的史詩故事、不斷走向“現代”的故事等。

　　總之，在這些後現代理論鼓吹者看來，一切試圖以某種理論宏觀表達對歷史整體解讀的著述，都屬於應當摒棄的“宏大敍事”。而隨着史學界對“宏大敍事”的聲討，歷史學也開始被無數的“小敍事”肢解得七零八碎，一地雞毛。

　　首先，從存在的立場看，“宏大敍事”的背後是人對意義的思考，而對意義的追求則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思慮，包括回憶與敍述，總要隨時伴隨着對事實意義的梳理、分析與概括。至於史學，本是因人的意義追求而誕生，作為有目的的存在者，人類除了關心自我生存的意義，同時也關懷着走向未來的目的。目的的追求也是追問意義的動力。當面對茫茫未來的未知與種種的敞開可能，人只能轉向曾經走過的道路張望，希冀從過往中領悟到他繼續前行的意義。而回顧張望與領悟，就意味着在混沌中尋找秩序和意義。客觀的過去，當它在沒有被刻意記憶、回憶認識之時，不過是一團無秩序的混沌。然而，一旦我們要將這客觀的過去講出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從混沌中抽取內容、安排秩序、賦予意義之時。究竟是有意義的事件，還是無意義的日常，不過是我們基於當下的立場對過去回望後的解釋與賦義。“人類的心智追求準確性，心靈卻在找尋意義。”也就是説，歷史的敍述，無論大小，都必然地含有它對歷史的解釋和賦義。因為對於過去的解釋和賦義，既是人類賴以獲取生命意義的途徑之一，也是歷史學發展的根本動力。就存在的立場説，作為特殊的存在者，人根本無法逃脱“宏大敍事”的桎梏，因為只要討論過去，人就會不自覺地要從以往的混沌中去凝練出意義。

　　闡釋學告訴我們，儘管認識是從事物的個體開始，但要真正認識這個個體，則又必須將這個個體置於事物的整體當中，而人們認識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對於事物整體的認識。因而從認知心理看，人們總是希望從整體把握事物，建立對事物的整體解釋。只要想一想物理學家們對於建立統一場理論的追求，也就對歷史學家試圖提出某種“宏大敍事”的訴求有了同情的理解。

　　也許有人會提出，“宏大敍事”不過是為了建立自己的歷史解釋而虛構的理論框架。這些帶預設性質的主觀性的理論體系，總要與相應的政治和道德價值連在一起，為特定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然而誰又能將歷史真實性與政治的和道德的價值完全分離開呢？從很早開始，史學家就意識到主觀的政治和道德信念會深刻地影響到對於過去史實的敍述，因為二者有着如此難以分割的天然的聯繫。既然任何歷史的呈現，都是史家對不在場的過去本真的文本替代物、表現物，也就必然是主客觀相互作用之下的認識論的產物，是夾雜着史家個人對於過去本真的理解和解釋的產物了。認識本身就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行為。試想一下，沒有主觀意向性所指向的客觀，又怎會有主觀反思的特定內容？同樣，不經過主觀的反思，又怎會有“表現”出來的、具有因果秩序的清晰的“客觀”？在此意義上，我們有必要為歷史的主觀性而辯。

　　如果我們承認歷史著述中史學家的政治和道德信念與他的歷史事實的敍述聯繫得多麼緊密而無法分割，那我們也必須承認“宏大敍事”存在的合理性。分析總是要藉助某些政治或道德的概念、理論框架才能進行。英國曆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甚至激烈地説：“沒有偏見就沒有著述。”試想一下，從孔子“竊取”其義，以“常事不書”的原則作《春秋》，到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著《史記》，再到今天曆數凡有影響的大史學家，假若其史著沒有帶着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的解讀，是否還可以成為偉大的歷史著作？所以從後現代主義陣營倒戈的荷蘭史學理論家安克斯密特，通過對史學中主觀性的分析，指出：“一部企圖（不管它如何徒勞地）避免一切道德和政治標準的歷史作品，必將最嚴重地削弱我們對過去的洞察，以及身處現在、面向未來的傾向性。” 因為這也是史學自身無法擺脱的悖論：史學的任務雖説是反映客觀之真，但是偉大的史著卻無不是充斥着史家自己的“宏大”的“一家之言”。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敍事”的批判和對“小敍事”的提倡，從本質上説，又未嘗不是一種“宏大敍事”。

　　當然，後現代主義對獨斷的、專制的“宏大敍事”的批判也自有其價值，因為它使我們意識到，對於歷史不能僅有一種解釋的聲音。只有開放平等的和多樣的“宏大敍事”，從不同的視角、不同層面以不同的理論框架去解讀歷史，才能對我們的未來指出更多可能的前進道路。但究其根本來説，歷史學還是無法完全地規避或逃離“宏大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