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美關係的沿革看中國的道路（補充稿）_風聞

補充稿文前語

   前文《從中美關係的沿革看中國的道路》昨日發佈後再思索了一下認為有些問題涉及的不夠或沒涉及到，故在此做一補充。

本人去年初就估計到，不管中美兩國領導人會面的場景多麼愜意和温馨，中美之間的矛盾很難達成可以付諸實施的成果。儘管美國國會兩黨鬧得多麼兇，但在遏制中國的思路上是一致的：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產業規模在哪裏擺着，美國遲早會對中國發起全面貿易制裁。中美之間以及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何時爆發，那就要看雙方利益衝突的“時辰”。儘管產業的“國際化分工”是理論界的共識，但在如今這世界的格局下不可避免的被政治化左右。

一 “世界綠林”槍打出頭鳥

   蘇聯的消亡之後，俄羅斯不再能擔當“東方天國”體系的大任。加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頗受世界關注，這無形中使中國被推到了西方瞄準的目標。隨着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縮小，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巴統”對中國的陰影增大了，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憂慮和恐懼接撞而來。所以再多及世界格局沒有完全連立起來的時候，中國不能對“國際分工合作”抱有過多的期望——虎眼、狼眼和賊眼都盯着中國。只要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差距呈縮小的態勢，這種盯梢、遏制的態勢就不會消失。這一點從美國兩黨政客和特朗普的嘴臉和造次表露的一展無餘。美國政客不是那文明説事嗎？恰好我們也有個鮮活的“文明干涉的事例”那就是從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到香港的“佔中人士”鼓譟的“文明”，其出處無一例外的都來自英倫三島的“殖民文化”。儘管“日不落文明”早已經“日薄西山”，但“殖民文化”的劣根性依然還在。説到底，美國的文明不過是用“五月花”帶來的舶來品，只不過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發了戰爭財——身子骨壯了“村霸”意識也就跟着強烈了。

   因此就核心技術和產業鏈的完整性而言，必須特別關注。以芯片技術為例，不僅要加大設計投入，也要確保流片技術的跟進。如果HUAWEI的海思設計達到一流，但流片技術卡脖子，那麼商業化還是要受制於人，即使在台灣流片那也不安全，必須內地有自己的廠商能接單。此外，特種材料和關鍵部件、製造和檢測裝備、生產工藝和質量管理以及包括軟件的基礎理論都需要立項攻關，這是一項很大很複雜的系統工程。一個課題組如果能解決項目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前進一大步，由此，中國的創新發展中如果能按照錢學森主張的“設立總體部”的模式來組織項目的科技攻關，那麼“中國經驗”就會有一片新天地。錢學森主張的“設立總體部”背後有着深邃的系統思想。中國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經驗，這是中國的長處，也是中國發展的獨有的稟賦和內生動力。只要放開思路，優化組合，集中資源，做好規劃，各個擊破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 美國政客的心態

   美國文化沒有“中庸”一説，只有“是與非”，非此即彼。從特朗普發飆到國會兩院的咆哮，不難看出，美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你關上門，他從窗户裏窺測你；你打電話，他從電纜裏偷聽你；你進入互聯網，他想控制你；你下地幹活，他拿槍對着你；你鎖上門，他敲打臉盆騷擾你，你不跟他拜把子，他就威脅你。在“地球村”裏，美國要當村長，在聯合國這個祠堂裏，他是村霸；美國的“家法”就是“村規”美國的的門簾就總是掛着“上帝只能與我同在”。

   實際上，美國長期以來“既唯恐天下不亂，又怕天下大亂”。從智利到委內瑞拉，從古巴到朝鮮、從伊拉克到利比亞，從敍利亞到伊朗，從塞爾維亞到巴拿馬不論哪個國家，只要你發展了或是有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了美國就難過，心神不定；就會變着法找你的麻煩。美國政客們其實祖宗八代就是“望人窮”的心態。集中表現在美國對西太平洋，尤其是對東北亞防禦圈和南海的戰略態勢的關注。俄羅斯看得比較清楚：從美國實現“薩德”在韓國的落地，再次表明“俄美關係只能是在對立與溝通中保持一定的平衡。因此這次對於“中美對朝實施新的制裁達成一致”，俄羅斯延緩表態大概不是沒有道理。所以中國人只能丟掉幻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總之，特朗普的商人心態和葛朗台老頭一樣：“冥冥之中看到手裏的金幣還會放出異樣的光彩”。

三 從錢學森之問到任正非的教育話題

   1、早先，在閲讀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書時，書中有托馬斯•弗裏德曼與埃及大使談其子女的教育問題。大使解釋了他為什麼送子女去美國讀書而不是去法國求學的原因，埃及大使説：法國的教育是教你怎樣管人，而美國的教育是教你怎樣生存。於是有感托馬斯•弗裏德曼與埃及大使談教育我所想到的：

     窮國的教育是讓你儘早醒悟；     

     法國的教育是教你怎樣管人；     

     中國的教育是教你怎樣考試；     

     美國的教育是教你怎樣生存。

   楊振寧和李政道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參加在中國召開的離子會議時就談到中國的高等教育是“挖深井”——知識面太窄，李國傑先生也有同感。陳省身、李政道和楊振寧先生都多次提出“興趣是第一位的”，而現今像陳景潤那樣追求純知性，痴迷於科學研究的人還有多少？“錢學森之問”誰能完整的解答？

   2、我們的高校有幾個能與“西南聯大”之“大”相提並論？上世紀50——60年代的高校院系調整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211和985的劃分則是高等教育的一次非理性人為切割。説實在的，211和985院校不是什麼學科什麼專業都是領先或者強項，反過來“二本”院校也不是什麼學科和專業都不“入流”。梅貽琦和田長霖兩位先生一直強調：大學不是大而化之，大學要有大師，要能培養大師。君不見，“一本”裏的“心靈雞湯”和先生口無遮攔的“雷人之語”和惡鬥不乏其人。還有那個連誤差理論的基本常識都講不通，受到到計量學界恥笑的“傳感器外加避孕套”的“科研成果”居然是來自211/985的屋檐下,由此可以想到，我國的教育科研的“費效比”究竟是怎樣的大概很難説清楚。

   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要摒棄“大而化之”的浮躁之氣，緊緊圍繞培養一流人才這個大方向。不要再搞211和985之類的非理性切割。就是要緊緊圍繞學科，建設創建一流的專業。不管你是“一本”還是“二本”或是“三本”，也不管你是“大學”還是“學院”，只要你的學科和專業是一流的，那麼科研的資源就向你傾斜。這裏借用日本發展的一個經驗就是“不宜大而不強，不以小而不精”。關鍵看你的水平如何，解決了什麼問題，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才。我們鋪天蓋地的學術論文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強調引用量就表明水平高嗎？最近我看過一些有關碳纖維材料的畢業論文，研究的方向雷同，引用出處幾乎一樣，研究的範式和數據不往下看也能猜到，就好像麪包房出爐的麪包——只是上面的“芝麻粒”略有多寡。所以李國傑先生講，你培養的學生只學了那幾門課不行的。比如機械專業教師過分強調CAD製圖是遠不夠的，CAD製圖只是用來把你的機械專業知識表達在圖紙上而已，如果你對材料和工藝不懂，那麼CAD也幫不了你的忙。這樣的教師大多沒有機械製造的實際經驗。我把他們稱之為“佛堂先生”。最近國家提出職業高校擴招100萬，這是好事，但也要注意職業高校不僅需要理論課教師，更需要技能大師。在工程行業有這樣一句話很有道理：聽了三節課不如師傅現場支個招。所以“學以致用”對每個學子都是座右銘。

   説實在的我們現在分成幹部和職工，分成工程師和技工，分成體制內和體制外等等各種“兩股道”有必要嗎？職業院校就不能有本科嗎？熊慶來能發現輔佐只有初中學歷的華羅庚，而華羅庚能接納“不善教書”的陳景潤。按照目前的體制，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國家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像古人所言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按照現在的條件，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培養一批具有本科經歷的大國工匠從事職業教育的實踐教學。

   3、長期以來，中國的科研狀況是低水平的重複；忽視基礎性研究；科研規劃的“地攤散户”居多——重複研究、條件差、人才分散、資金不足。進而的結果就是研究既沒有深度也沒有廣度。科技投入的攤大餅——真有點像1958年的“城鄉盡是小高爐”，最終的結局就是優勢科研被稀釋了。參加過幾次成果推介會中我還發現二個問題：一是不重視成果的“中試”，頂多就是一個原理性的東西。二是研究者標準化意識缺乏——從設計一開始就不注意標準化、互換性和冗餘度，整機結構的散亂和隨意性比較嚴重。這樣的成果其實離批量生產或者説商品化還比較遠。

   過分強調“短平快”、“彎道超車”，既有一定的急功近利情緒，也不乏浮躁之風，另外也與體制機制的不合理有關。科學的道路上只有厚積薄發，不可能投機取巧。田長霖先生曾經有這樣的允諾：“十年無需寫論文，只求安心做研究”。一個人才的學業成就不能只看有多少論文，而是要看他的學術功底以及對客觀事物的洞察力和思維辨識能力。大師的基本特質有二，一是知人善任，二是把握正確的方向和最可行的解決途徑。

   那麼中國科研有沒有好的經驗？肯定地説有！從“兩彈一星”到“青蒿素”的科學實踐來看，在現有的條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驗都説明中國“一盤棋”的範式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屠呦呦在諾獎講台上再三強調她的研究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523項目充分體現出毛澤東提出的“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辦法仍然適用於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創新”和“補短板”的戰略。既然日本的石川馨能把中國的經驗和實踐帶回日本“發揚光大”助力“日本製造”享譽世界，為什麼中國人就想不到這就是中國自己發展的稟賦和內生動力呢？

   4、任正非不愧是具有戰略眼光的少數企業家，他看問題具有非常強的定力。（注：本小節摘自央視董倩對任正非的訪談）

   關於教育，任正非説：中央黨校有一個權威性，我們調查了全世界的教育，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一個國家的強盛，是在小學講台上完成的！一個國家強大的基礎是什麼？有硬件基礎，比如説鐵路、公路、交通設施、城市建設、自來水各種環節的硬件設施，硬件設施沒有靈魂的，靈魂在於文化、哲學、教育，在於人類文化素質。

     從一個都不能少到一個喬布斯都不能少

   當然，這些年國家七十年代巨大進步，三十年來也有巨大改善，教師的生活也有巨大的進步，但是要看到（孩子）是祖國的未來、國家的未來，而教師們擔負着給花朵澆水。我們都不給花朵澆水，沒有使命感，少澆水花朵蔫了，不就少了一個喬布斯嗎？

   從今天抓起，如果農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後很多都是博士、碩士，就會為國家在新的創新領域搏擊，爭取國家新的前途和命運，這才是未來。如果二三十年以後還是沒有多少文化，仍舊是一個打工仔，打什麼工，全是自動化了。

     職業教育應更受關注

   在工業革命時代，只要有中學文化程度、中專文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工作了。但是在智能化社會時，這個文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而且不完全是精英教育，國家重視的都是綜合性的精英教育，對職業教育不夠的。德國70%是高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也是很偉大的。

中美貿易根本的問題是教育水平

   中美貿易根本的問題是教育水平，國家一定要開放才有未來，開放一定要強身健體，強身健體要有文化素質。

  人工智能的背後有座統計學的大山

統計學！我們往往不重視統計學。我們國家哪些學校非常重視統計學？國外計算機統計學就是人工智能，什麼學後面都跟統計學，統計學很重要，我們有些人把它當成小兒科扔到一邊，也沒有大師。（注：這裏所説的統計學一般是指數理統計學）

     5G****的背後有一位不談戀愛的小夥子

   俄羅斯有一個科學家小夥子不會談戀愛，只會做數學，到我們公司來十幾年天天在玩電腦，不知道在幹什麼，管研究的人去看他，打一個招呼就完了。我給他發院士牌時，他“嗯、嗯、嗯”就完了。他不善於打交道，十幾年幹什麼不知道，之後突然告訴我，把2G到3G突破了，馬上上海進行實驗，我們就證明了，無線電上領先愛立信，然後大規模佔領歐洲，用了4G、5G，我們現在很厲害，與這個小夥子的突破有關。

不怕琢磨看上去無聊的事

   董倩：我還記得上次曾經説過一句話，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力。

   任正非：Google有一個阿爾法公司，做的全部是無聊的事，也可能是人類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社會責任，不要覺得拿錢給窮人就是社會責任，探索人類文明中消耗大量的錢財可能沒有結果，產生幾篇論文（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因為後人可以踩在肩膀上前進，我們也是在這樣做。

四 對國內媒體輿論的一個忠告

   自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一股躁動情緒在國內外驟然升起。首先，國內人士一向熱衷於排各種各樣的名次。比如，就好像在奧運會多拿了幾塊金牌就成為體育強國一樣：“泱泱大國，無所不及，吾之天下之大，必有萬方朝拜。”似乎乾隆皇帝的這般底氣到了1840年倭寇犯我的教訓後人並未真真切切記在心底，只是到了某個時辰會從病榻上醒來大吼一聲：“我醒了”。這與日本國大和民族心底始終縈繞不去危機感大相徑庭。日本的島國文化中很早就有一種危機感，這當然與其生存環境和發展空間的侷限有關。從 “四處張望，晝夜難眠”憂慮演進到“開疆破土”的“雄心大略”；從明治維新全盤接受西方“炮艦文明”繼而堅定 “脱亞入歐”的信念，“大日本夢”終得以實現，日本真正成為“列強”。戴季陶先生早就告誡國人：“日本不知把中國放在手術枱上解剖幾千遍了，我等國民渾然不知”（戴季陶《論日本》）。似乎中國人是很喜歡“過年別説晦氣話”，再窮也要講體面。對此，魯迅先生似乎總是“不識相”：一句“這孩子總歸是要死的”話討打，其實在場的賀生賓客哪個不曉得“這孩子總歸是要死的”道理呢？倒是那些奉承“這孩子天庭飽滿一臉福相，將來一定會做官的”鬼話卻博得滿堂喝彩。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一種面子心理。再看那些出神入化的“抗日神劇”，武工隊一個跟頭轉過身伸手一頓盒子炮，幾百鬼子兵連炮帶人就滾東瀛老家了；手榴彈一扔鬼子飛機就打了下來的荒唐劇居然熱播不止。須知，這些“神劇”大都是官方欽定看眼的，可見乾隆“泱泱大國，無所不及”的豪情壯志不僅僅只是大國小民有之，官家和“風雅一族”也樂此不疲。

   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存在一種盲目的“大國情懷”，當承接“解放全人類光榮使命”的文化大革命來臨時，“扛着紅纓槍，支援亞非拉”的歷史場景破天荒的出現在大街小巷，乃至到了鄰國。儘管國家治理到了這種地步，但中國似乎一直在“興奮劑”的作用下——得了喜歡出人頭地“充大頭”的嗜好。 比如那個歐洲彈丸小國阿爾巴尼亞簡直就把中國當做自家的倉庫來“獲得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

情景歷史上 國人的“國家安危”意識其實大多時候只是少數明眼人放在心上，庶民得聊暢快，官老爺則中了“皇上聖明”的精神分裂症而已。 只是到了“五四”，讀書人才有了一種激憤。前幾年有個《厲害了，我的國》  在內地熱播，媒體就像打了雞血：“壯麗詩篇”般的報道由此“蔚然成風”。似乎“立於民主之林”乃至“世界頂峯”的時刻已經到來。

2018年夏，科技日報總編的演講《是什麼卡了我們的脖子•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引起了一些網民的質疑。劉總編的文章總的來講是一種提醒：“我的國”也有不“厲害”的地方”。

   對於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發達國家都在“審時度勢”表示關切。特朗普當然以自己的商業眼光更加關注。對現在的中國而言這無疑是隱含着一種“壁壘的危險”。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技術優勢的產業”，特朗普們當然會拿來做文章：一是限制出口，二是限制進口，三是不允許收購或入股。美國的政治霸權、經濟霸權和軍事霸權在歷屆政治精英中都是主流思維。即使是特朗普打算改善俄美關係，在國會和參眾兩院的阻力也會很大。所以中國要學會鄧小平説的“韜光養晦”，要理解中興事件發生後業界專家的提醒——“低調行事，做好自己的事情”。劉總編的文章提醒我們一是要有危機感，而是要找準自己的短板，三是輿論要有理性，過頭話只會招來西方輿論界神經過敏進而影響政治精英的選票，這對中國發展需要一個寬鬆的國際環境不利。從發達國家的發展史來看沒有一個國家的輿論象中國媒體那樣“打了雞血般的浮躁”。媒體搞個新聞噱頭只是為了吸引眼球多拿一些點擊量而已。但是西方媒體或者輿論界就可能誤讀而發神經。這恰恰就幫了“蓬佩奧、麥考恩們的忙”——大肆渲染中國威脅：美國的輿情和中國的新聞媒體已經説了可以威脅到美國！對此澳大利亞和德國防長也不甘落後，大放厥詞。

   從中國自身來講，往往喜歡“造勢”搞噱頭。比如刻意組織6000多人團體旅遊本身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商業行為，而是有計劃有目的的“造勢”。藉此邀請目的國官方和媒體到場並舉行“下船儀式“。儘管接待方有興奮之情——提振本國旅遊市場，但私下裏並不歡迎這種”聚眾出行“：接待、出行都會對當地造成很大的影響——100多輛大巴，幾十家旅館被包租，加上邀請和不請自來的媒體，完全打亂了城市的秩序。無奈中方的要求就是如此，所以硬着頭皮也要應對。不瞭解情況的外國人還以為中國全是富人。這也給那些對中國不懷好意的政客以口實。其實特朗普和彭斯以及麥凱恩之流的“中國威脅論”正等着這些“證據”。即便是已經有了類似“6000多人團體旅遊”的噱頭，內地媒體也該冷靜地報道才是，忙不迭的“湊熱鬧”不過是為了自個吸引眼球而已，但這種煽情的負面效應可真是“後患無窮。

   對於上述現象，恰恰是劉總編的文章和人民日報發文批判浮誇自大文風所擔憂的 （觀察者網轉載題目是《天下第一的錯覺百害而無一利！人民網再批浮誇文風》）。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特別指出：“用浮誇文風講荒誕故事，反過來會自食其果。全球一體化時代，信息傳播也早已全球化了。這邊寫下《中國放的這句狠話，美國再聽不懂就要出大事了》，那邊就引來人們警惕，實際上是可笑的無稽之談；這邊推送《別怕，中國科技實力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那邊就有了無數猜想，事實卻是斷章取義、妄下結論。顯然，這不是“中國威脅”，而是“威脅中國”了，國際傳播、形象傳播在不經意間被“抹黑”了、“異化”了。”可以説，毫無分寸的《厲害了我的國》、《中國放的這句狠話，美國再聽不懂就要出大事了》之類文章除了添亂之外，對中國未來發展和走出去的“一帶一路戰略”沒有任何好處。尤其是學術界的少數人也習慣於煽情。據此，龍永圖提醒學術界：作為經濟學家的誤導，隨意開口防空炮，實在有悖於學術道德。

   2018年，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的一份研究成果稱，中國現今的六大實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文化軟實力）發展，已進入全面趕超、主體超越美國時期——其中前三大實力早已超越美國。

   對此，龍永圖認為，這種觀點是誤導。“在國內其誤導作用，在國外起更大的誤導作用”。龍永圖稱，中國從來就沒有把經濟實力超越美國作為處理美國關係的前提。“中國不管在發展實力、個人素質還是綜合國力和美國相比還有很長的距離，我們需要緊迫感和危機感來不斷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不是沾沾自喜。”

   龍永圖表示，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已經超越了美國而沾沾自喜，就會抹平我們整個國家艱苦奮鬥的鬥志。如果沒有對自己國家國情的基本瞭解，沒有對自己和全球在力量對比上的一個準確把握，是不可能產生這種危急感和緊迫感的。

   前一段時間，“發力”是一個熱門詞。大大小小的人，媒體和上上下下的部門似乎異口同聲的“發力”。發什麼力？為什麼發力？怎樣發力？等等都莫名其妙的不被提及或闡述。其實這種莫名其妙的用詞以前也有：諸如“正在向縱深發展”、“抓住機遇深化改革”、“跨越式發展”、“縱橫佈局”、“東方不亮西方亮”等等。其實，這種豪言壯語的大手筆背後，人們並不清楚這些發力的戲文究竟説的是什麼，或者不知道要做什麼。幾十年前的蔣委員長也犯過這毛病：新生活運動給世人看到的景象不過是官員吃上一頓簡約的午餐，上街拄着一根文明棍，説話之前先作揖。富人官員如廁當然用的起手紙，至於那些災民連解大便都很困難了，更別説買手紙了講文明。所以新生活只不過是大佬們的專享生活表演。故而，發力先要搞清：的發什麼力，為什麼發力，怎樣發力，千萬不能變成戲文。力是有方，向有強度的，沒有度的衡量，發力就會適得其反。“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情景在我們的工作中不就是個常態例子嗎？“摸着石頭過河”那是憑感覺，發力憑什麼？難道就是憑想象嗎？

近代中國歷史的慘痛教訓已經以鐵的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總要有點知理的精神，這是大家的共識。但如果這種精神缺乏理性，那麼這種精神不要也罷。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時期，中國排名第幾並不重要，怎樣解決自己的問題才是要做的功課，因此中國人的理性似乎應該比精神更重要。

五  結束語：特朗普東亞戰略實質是 形成免費的遏制中國包圍圈

1**、**中國和世界都應把“一帶一路”戰略看作是國際間“合作共贏”的經濟行為，因為中國不具有“開倉放糧”的經濟實力，不能成為“吃大户”的目標。須知，人家誇你是為了吃你，故自己不能頭腦發熱忘乎所以。減免貧困國家的債務需要有條件，這就是政治穩定，經濟有起碼的自我恢復和發展的條件。否則這種無常的減免面臨的就是填不滿的“無底洞”。走出去不僅僅是產品和產能走出去，而是合作的機制、國家的整體形象和影響力與產能和產品以及經濟技術管理技術和模式的整體走出去（例如日本的海外投資模式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產能和產品走出去）。

中國自身的問題還很多，尤其是那些基本面上的矛盾至今也看不到有更好的解決途徑。中國不是“救世主”，也沒有能力解放全人類。過去那種狂熱的宗教式“援外”不過是基於“烏托邦”思想的衝動，所以中國不要再充大頭“引領世界潮流”。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內也不要這樣妄想——中國沒那個能力和必要，更不能拿自己的銀子替別人擦屁股。看清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認清世界——仍然要繼續堅持韜光養晦戰略，同時要恰當的有所作為。

儘管如此，中國道路仍將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2**、** 2016年9月，留美學人陳力簡在觀察者網發文《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意味着什麼》，提出警告，認為特朗普上台中國經濟將會面臨巨大挑戰。這幾天特朗普在中國問題上做出不合規舉動，繼續發表激進言論，已經在印證作者此前的判斷。

   離特朗普正式任職還有40多天時，作者賜稿觀察者網，再談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意味着什麼。作者認為，特朗普東亞戰略的實質應當就是，利用現有的資源，形成一個免費的遏制中國包圍圈。一句話，特朗普看上了東亞各國的錢包。應對新的中美關係，中國不應忘記這句話：“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

   特朗普還沒有就職，就已經做了三件讓人驚奇的事情。第一件：和長期的政敵保羅·瑞恩議長，米特·羅姆尼州長，以及民主黨的戈爾前副總統進行了會晤，會後各方都表示將會同心同德建設美國。

   中國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在該文作者看來，已經在毛主席的著作中交代了：“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當時主席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猛攻的時候，告誡全黨，妥協退讓只能丟失更多的利益。這句話放在當下也絕不過時，只有鬥爭才能保持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勝利果實。

   鬥爭不是比勇鬥狠，而是要用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解決問題。實事求是也是中國革命致勝的法寶之一。這個法寶不僅不能丟，而且要發揚光大。中國歷史上以萬里長城為標誌的國防“防守戰略”，實際上從沒有給中國帶來安寧。包括中國在內的歷史上，疆域的擴大也都離不開“征戰”的影子。南海局勢靠隔空喊話、幾點建議式的“韜光養晦”換不來和平，倒是普京的“抓住機遇”，卻把克里米亞內平安的“拿回俄羅斯”，世界輿論怎樣？普京全當是“了當蚊蟲嗡嗡叫，幾聲泣瀝，幾聲哭泣。”

   中國文化講“安分敬致”，倭寇則全有“開江破土”的緊迫感。如果中國決策者仍舊認為特朗普不過是另一個美國總統的話，最壞的情況就是，中國國家利益將會受到重大損失。

  本章第2小節原文請參考

http://www.guancha.cn/Chenlijian/2016_12_08_383354_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