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偉江：如何理解中國的超大規模性？_風聞

【導讀】關於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以往的研究多從“超大”、“不正常”導致國家治理的複雜性和挑戰的視角來思考。本文則超越了這種“約束性”視角，從人口、地區的密切聯結帶來經濟體量釋放和社會結構演化來正視規模與社會複雜性、風險性的關係。盧曼理論在導致複雜性的諸要素之間的區分，尤其對我們理解當下溝通網絡下的超大規模性及其變化有所啓發。文章原載《讀書》2019年第5期，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幾乎不會有人否認規模對理解中國問題的重要性。無論在日常生活還是理論分析中，中國超級巨大的規模，都可以被觀察者和談論者直觀地感受到，並在相關的觀察和思考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在圍繞中國問題的研究中，規模又是一個經常被過於忽略的概念。當觀察中國的國家治理與社會演化時，規模的含義究竟是什麼，規模因素究竟發揮了何種作用？規模的要素是否可以被充分地概念化與理論化，從而變成分析中國國家治理與社會演化的基本概念框架與分析工具？在通常關於中國巨大規模或超大規模的諸種流行説法的背後，隱含着何種觀察的視角？是否有可能再做二階層次的觀察，從而揭示出這些觀察的洞察力與盲點之所在？上述問題引導了我圍繞中國的超大規模性的觀察與沉思。

 一

在西方的思想傳統中，柏拉圖關於城邦規模的討論一直是很知名的。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將城邦規模的擴大看作城邦內部貧富分化與黨爭的根源。在柏拉圖看來，城邦適宜建立在一個離港口不太近，同時又不太遠的地方，人口規模維持在兩萬人左右為宜。亞里士多德也同意柏拉圖的看法，認為城邦規模不宜過大。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説法，人正是通過城邦才得以“成人”，是城邦賦予了人之為人的本質。因此，當城邦規模過大時，就要通過某種程序，排解出一部分人另立城邦，從而使得城邦的規模始終保持適當。隱含在此種理論和實踐背後的觀念是：城邦必須保持適當的規模，“以確保不多不少地能好好地過有德性的生活”。

當然，正如盧曼所揭示的，在此種關於城邦規模問題的理解背後，還隱含着一種更為深層和普遍的觀念，即將世界“看作是一個聚集性的軀體（aggregation corporum），一個將所有其他生物體都包含於其中的巨大的、可見的生物體”。在這個生命體之中，“存在着有朽和不朽的生命體，人類和動物，城市和農村……”

 正是此種隱含的將城邦或國家看作某種“生物體”的觀念，定義了歐洲人關於城邦或國家的“正常規模”的理解。這一點在伽利略於一六三八年出版的《關於兩種新科學的對話與數學證明》的著作中，得到了清晰的顯示。伽利略根據幾何學的原理指出一個常識，即當物體的體積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它就因為無法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崩解。即，任何物體的規模都有其天然的限度。由於社會或者國家也被理解成某種物體甚至是生物體，因此它也有其自身的限度。

 帶着此種社會生物體及其限度的觀念，歐洲人在遭遇並觀察中國時，就顯得有些不太適應。對他們來説，一個幾乎相當於整個歐洲面積的社會文明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經實現了統一，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儘管有所伸縮，但基本上保持瞭如此規模的統一狀態，這已經構成了對上述常識的挑戰。

黃仁宇與周雪光在分析中國傳統社會與治理問題時，也有類似的觀察與描述。例如，黃仁宇一再地指出，由於十五英寸等雨線和黃河氾濫兩個基本因素的存在，中國過早地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形態。這當然有助於國防與治水等基本社會公共物品的提供。但同樣由於規模因素，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中央政府的官僚體系在信息的傳遞、税賦的徵收、政令的統一等諸方面都遭遇了艱鉅的挑戰，因此不得不依賴於儒家道德話語和意識形態的輔助，來形成較為抽象的文化與道德層面的自我認同。周雪光也進一步在黃仁宇的基礎上指出，傳統中國的治理體系，受制於超級巨大的規模及其帶來的規模負荷，因此不得不依賴於政治制度與非政治制度之間、中央政令的名與實之間的微妙把控來實現帝國的治理。

 中國社會的超大規模性乃是一個具有直觀屬性的事實，因此具有充分的經驗感受性。就“規模”這個概念而言，人們通常的經驗感受就是“體積或者數量的巨大”。因此，當多數人在觀察和討論中國的超大規模性時，它多數也是指疆域廣闊，人口眾多。然而，空間意義的“體”和人數意義的“量”，二者並非總是一致的。舉個簡單的例子，在空間意義上，從國土面積來看，俄羅斯差不多是日本的45倍，但二者的人口數量卻基本上在一個等級。此外，即便同時在體量方面佔據優勢，也未必就意味着“規模優勢”。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艱難而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一點。如果純粹從體量規模的角度觀察，在制度和實力的較量中，日本應毫無資格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但事實上，以戰爭這種最極端方式所展開的綜合國力的較量中，中國似乎在各個方面都展現出了絕對的劣勢。這促使當時的軍官黃仁宇圍繞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展開了痛苦的反思和再觀察。

 黃仁宇因此更強調規模給國家治理帶來的挑戰與複雜性。許多人在觀察和思考中國的超大規模時，往往也特別受此種觀察視角的影響。例如，他們往往指出，由於中國巨大的規模和體量，因此導致中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種族、宗教、文化、經濟、生活方式、道德等方面差異極大，從而大大地增加了治理的難度。在此種視角中，空間規模被類比於動物的體積，而各種組織，尤其是政治組織，則類似於動物的骨骼結構。因此關於規模對治理的挑戰所形成的“規模負荷”，就類似於動物之骨架所承受的“身體負荷”。所以，通過此種視角的觀察所形成的結論，首先是“規模的不可能性”，但是如果當“超大規模”已經變成不容否認的事實時，則不得不將其理解成某種“不正常”的“病態”。此時，規模的發生並非基於內部發展的正常需要，而是迫於外部環境壓力與情勢下不得不然的被迫接受。因此，此種研究的基本範式，就是用“正常組織社會學”的各種既定標準來勘測“超大規模”在正常組織的正常承受能力和功能發揮方面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和困難。大量的中國特殊論，基本上也都是在此種思考範式的基礎上的各種發揮和延伸。 

二

此種關於中國超大規模性的理解，尤其適合組織社會學層次的分析。它對於我們觀察和分析傳統中國國家與社會治理時面臨的諸多內外部約束和挑戰，特別具有啓發性。但它也有自己的缺陷。因為在此種分析框架中，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基本上是被作為約束性的“規模負荷 ”而發揮作用，因此它就解釋不了中國超大規模性的另一面，即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帶來的並非僅僅是“規模負荷 ”，同時它也是造就中國之 “世界工廠 ”地位的重要因素，並且恰恰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為中國龐大的消費人羣和市場規模的優勢提供了基礎。

 通過中國龐大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所帶來的規模優勢來解釋中國晚近四十多年經濟增長的奧秘，這當然沒有錯，但失之於寬泛。因為，即便是十九世紀的中國，其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也已經遠遠超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但這並沒有在中西競爭中帶來比較優勢。因此，光靠統計數量仍然解釋不了中國發展的奧秘。數據本身並不能自動帶來信息。隱含在數據之中，甚至逃逸於數字之外的結構問題，才是解釋的關鍵之所在。

 在這方面，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的於向東對中國八十年代經濟增長的一個觀察和解釋就特別有意思。當我們觀察和解釋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合法化等重大政治決策的做出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此之外，於向東還觀察到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八十年代中國縣鄉級公路網絡的建設和完善。他指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是這一條條鄉村土路的開闢與互聯，像毛細血管一樣，使得當時鄉鎮的剩餘勞動力與剩餘農產品能夠以初級農產品和初級工業品的方式連接到更大的經濟網絡之中。

 這個解釋富有啓發性。如果人口與人口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不能夠較為緊密地聯繫起來，並且進一步連接到更大的經濟網絡之中，則由這些人口和地區所並列組合而成的數字的龐大就沒有經濟的意義和重要性。恰恰是此種人口與人口之間的連接可能性與連接的形式，對我們觀察和理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成長更為關鍵。因此，可以進一步説，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正是由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口、地區性資源等生產力要素被更快和更好地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全國性、多層次的互相作用的經濟網絡，中國的體量規模的潛力才真正被釋放出來。

 於向東的觀察特別着重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經濟面向，但中國社會四十多年的演變，並不侷限於經濟面向，而是全面的社會變革與演化。因此，該觀察的意義並不僅僅侷限於解釋經濟發展，更可以啓發我們觀察中國近四十多年來社會整體的演化。由於傳統中國交通和通信技術的侷限，以及編户齊民等户籍制度的作用，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口的流動性並不強。這就意味着，在傳統中國，大量的溝通都是本地化的溝通，那種跨地域的、遠距離的溝通，往往侷限於官僚系統、宗教系統、文人系統等狹隘的範圍之內，由此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演化的諸種特徵與侷限性。

 晚近四十多年，此種狀況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如果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初級鄉村公路系統的建設，在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鄉村經濟的振興中發揮了非常關鍵而重要的作用的話，那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鐵路運輸系統（包括一般鐵路運輸和高速鐵路運輸系統的不斷擴展與升級）、航空運輸系統、高速公路系統、電子通信系統（手機、互聯網、智能手機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已經進一步地將中國社會不同地區和個人關聯起來了。

 這不禁讓人想起加拿大著名的經濟史家和媒介理論家哈羅德·伊尼斯早期的一項研究。哈羅德·伊尼斯在研究加拿大鐵路網的歷史時，並不僅僅將鐵路系統的建立和完善放到經濟的意義上進行理解，將其看作是某種運送人口和貨物的方式，同時也將鐵路網看作是傳播信息的溝通媒介。因此，在哈羅德·伊尼斯的視野中，鐵路網的建立和完善，也有着遠超出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哈羅德·伊尼斯啓發了後續學者對媒介的理解和研究，讓許多學者都看到了諸如鐵路等交通運輸系統對社會演化的結構的潛在巨大影響。

 三

那麼，鐵路、公路、航運、通信、互聯網等演化成就的湧現，除了在經濟層面釋放中國的規模潛力，形成中國在經濟上的比較優勢之外，還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演化究竟有何重要作用呢？

 答案當然是複雜的，因為社會演化的複雜性超出了任何個人的觀察，也遠遠超出本文的容量。我嘗試給出的一個大為簡化的答案也許是：它們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複雜性的提升。

 超大規模本身並不必然帶來複雜性的提升。英國控制論專家艾什比（Ross Ashby）在一九五六年寫作的名著《控制論引論》中就曾經舉過一個例子説明為什麼規模與複雜性並非一回事。艾什比的例子是太陽系行星。如果純粹從規模的意義上講，誰也不會否認太陽系的規模。但艾什比卻指出，由太陽和九大行星組成的太陽系其實是一個低度複雜的系統，雖然每個要素的規模巨大，但要素數量稀少，相互的關係也比較簡單和穩定。因此，規模與複雜性並非一回事，規模大也並不意味着複雜性就高。

 那麼，規模和複雜性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呢？盧曼在《社會的社會》中關於複雜性的闡述，很富有啓發性。盧曼在最抽象的層面將複雜性理解成諸要素之間的關係（連接）可能性。最複雜的狀態當然是毫無秩序的混沌狀態：存在着無數的和各種不同類型的要素，其中任一要素都與其他要素之間存在着連接的可能性。人類一定忍受不了此種混沌狀態。因為人類的生存以秩序為前提。穩定秩序給人類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本體論安全感”。所謂的秩序，就是結構化了的複雜性，也就是在某些要素之間建立比較穩定的聯繫。

對於任何秩序來説，複雜性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如下幾個條件：首先就是要素的數量。在同等條件下，要素數量越大，秩序範圍內的複雜性程度就越高。許多人將規模理解成複雜性，基本上就是以此為基礎。但複雜性程度的高低並不僅僅取決於這一個條件，它同時也取決於另外兩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要素的異質性。如果要素的規模雖然很大，但是要素之間高度同質，那麼由要素組成的秩序系統內部的複雜性也不會很大。與此相反，儘管要素的數量不是太多，但是要素之間是異質性很強的，那麼也可以提升秩序的複雜性。第三個條件就是要素之間的連接。假設要素數量很多，同時大量要素之間也是異質的，但如果諸要素之間是相互隔離的，或者説相互並不發生關聯性，那麼系統內部秩序的複雜性也不會提升。

 藉助於盧曼的這個理論框架來觀察中國的規模與複雜性問題，便可以發現，傳統中國是一個規模巨大，但低度複雜的社會。而當下中國則是一個超大規模的複雜社會。如果將鐵路系統、公路系統、移動通信、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都看作傳播媒介的話，則各種新型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和迅速普及，是中國社會邁向超大規模複雜社會的重要條件和誘因。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目前正在發生的這個轉變過程，不妨將其稱作“從超大規模社會向超大規模複雜社會”的轉變過程。

 要素與要素之間發生聯繫之後，要素就有可能被“賦能”，因為通過整個溝通網絡或交易網絡的衡量，它的價值和效用就得以被重估，從而擁有了全新的價值與能量。這就進一步激勵了更多仍未被連接的要素尋求接入網絡。變化不僅在於要素與要素之間從“無連接可能性”到“有連接可能性”，並因此增加要素連接的各種全新可能性和機會，更大的變化還在於，溝通的類型因此變得更加豐富和多元。尤其是，這使得在場者之間的互動型溝通之外，各種非在場者之間的更為抽象的溝通類型大量湧現出來。而在此前的中國，除了發生在政治中心之上層結構的貴族和官僚階層中的溝通之外，廣大邊緣和基層地區所出現的溝通，基本上都是在場者之間的“互動型溝通”。

 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的一件事情是，各種不在場者之間的溝通往往是隨着文字、印刷、交通、互聯網等各種新型傳播媒介的湧現而蓬勃發展起來的。在場者互動與不在場者互動之間存在着許多本質性的差別。例如，在場者互動中更多地依賴於情境化的互相感知與預期，因此拒絕溝通的機會往往被嚴重地限制，很多時候拒絕溝通就意味着強烈的衝突。而當不在場者藉助於文字等遠距離溝通媒介的幫助進行溝通時，因為時空的分隔與距離的存在，非在場溝通者就有了冷靜反省的機會，各種懷疑和拒絕的可能性也大為增強。拒絕的能力和手段都因此不斷豐富和發展起來。在主流社會之外，各種各樣的亞文化和非主流就有了更多的容身之所。這就給社會的演化儲存了更多的可能性。

 由於各種原因，在中國社會的演化中，印刷術並未發揮出其在西方社會演化中發揮的作用。但最近四十年間迅速普及的各種新媒介，尤其是互聯網媒介，也許將發揮當年印刷術在西方社會演化中發揮過的作用。全國性溝通網絡的湧現，不但帶來諸多經濟和發展紅利，以及各種“規模優勢”，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風險和挑戰。例如，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系統對個體的賦能同時伴隨着對個體施加各種規範性束縛的神聖傳統的消解，這就意味着，個體正不斷地走向“自我化”，從而越來越成為進行理性計算、自我決策的“個體”。更抽象地説，當要素之間聯繫起來之後，由於各要素都是自我決定的，這就大大增加了社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此，超大規模複雜的社會，也是一個超大規模的風險社會。

 這樣一個分佈式計算的超大規模的風險社會，同時也是一個“非一目瞭然”的社會。無論任何人，無論他身處社會的何種位置，他都很難真正做到居高臨下地俯瞰整個社會，並將整個社會一眼看透。社會的高度複雜性導致了社會的各種不透明性的出現。這對於傳統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來説，當然是一個無比巨大的挑戰。

 反過來説，這也意味着個人日益從各種各樣的傳統共同體中“脱嵌”出來，從而越來越面臨着孤獨地面對整個抽象的現代世界的生存處境，孤獨和競爭性焦慮變成了中國人普遍的生存狀態。在這樣一種處境中，如何可能發展出一套適合中國人的個體倫理學，從而實現當代中國人的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就成了一個非常艱鉅而又重要的問題。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雖然溝通媒介，尤其是各種傳播性的溝通媒介對於這個正在出現的超大規模的複雜社會具有重要作用，但這並不意味着，傳播性媒介乃是這個社會出現的根本原因或唯一原因。社會演化的複雜性往往遠遠超過我們的觀察和估計，多數時候，社會的演化和變遷往往是多種原因、多個因素、不同面向的事實非共謀地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例如，居民身份證制度對於中國內部人口流動的意義顯然並不弱於交通媒介的作用。而新中國建立後我國義務教育系統的建立和成功，由此導致我國人口基本素質大幅度提升這一因素也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