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顏該死”？在今天，女性做自己仍然很艱難_風聞

來源：新京報

“你是不是生病了？”在韓國，不化妝的女性會得到這樣一句“關心”。

在“外貌至上主義”影響之下，韓國女性幾乎不會素顏出門。“連掃地大媽都比我講究。”初到韓國的留學生髮出這樣的感慨。韓國女性從小學就開始化妝，中學女生下課後為了補妝會扎堆往衞生間跑……

不化妝，就是不禮貌，韓國女性已經接納了這條準則，直到一羣女生開始砸爛化妝品，將長髮剪成蘑菇頭，戴上框架眼鏡，以素顏示人。這就是從去年年底開始在網絡上流行的韓國“脱掉束身衣”（#escapethecorse）行動，我們可以理解為“素顏運動”。

“素顏運動”反映了困擾世界各地的“外貌焦慮”，在娛樂產業發達和父權文化統攝下的韓國，精緻的外形要求，成為女性逃脱不掉的“束身衣”。在“精緻的外表是禮貌還是壓迫”、“化妝是取悦自己還是迎合他人”的矛盾話語之間，約束我們的“束身衣”，到底擁有怎樣一副面孔？

撰文 | 郭佳

（悉尼大學性別與文化研究博士研究生）

拜物教“監獄”：逃離被定義的“美”

圖片來自《衞報》

我們無法想象韓國女性為了化妝，會付出多大的時間成本：早上要犧牲睡眠時間用兩個小時來化妝、卷頭髮、熨衣服，坐月子期間身體再累也要決心塗粉底液，家庭主婦即使不出門也要每天化全妝……

脱離韓國社會，脱離它所隸屬的東亞文化環境，過度美妝背後所隱藏的外貌焦慮，早已經成為了世界級的普遍現象。美妝產品、低齡化的美妝博主、節食與整形手術，在西方國家同樣風靡。然而區別或許在於，當多元化審美已成趨勢，韓國女性的妝容，似乎都出自同一個模板。

韓國小姐姐“撞臉”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美麗精緻的外表，代表的是一種社會文化資本，追求美麗，是人之常情。然而在高度媒介化的當代社會，符號化的“美麗”正逐步侵佔我們的審美旨趣。社交媒體上大量圖片、廣告、短視頻、直播、修圖軟件、迅速“造星”的娛樂產業……在一定程度上，視覺主導的媒介異化了“美”，“美”成為一種標籤，一種符號，一種沒有意義的象徵。大眾對於女性審美的單一化已經被廣泛討論，“白、瘦、幼”似乎正在主宰着很多人的審美標準，流水線化的泛娛產業中越來越相似的面容，這不是在製造虛假的個性，而是在抹殺個性。我們就生活在這個中介化的世界之中，我們的注意力難免會被景觀所吸引，也難免會陷入符號與象徵之中。

在《景觀社會》中居伊·德波闡釋了當代消費文化審美語境中新的拜物教：景觀。景觀社會“偏愛圖像而不信實物，偏愛複製本而忽視原稿，偏愛表現而不顧現實，喜歡錶象甚於存在”。而當代審美景觀的建立，與“消費主義”脱離不了干係。正如美國作家蘇珊·法露迪所説：

“消費主義文化扭曲了女性主義的概念，女性的經濟獨立變成以購買力為標準，女性主義倡導的自我決定被‘追求最完美的自己’所裹挾……”——蘇珊·法露迪《反挫：誰與女人為敵》

追求外表的美麗沒有任何過錯，熱衷於美妝和時尚，無論是為了取悦自己還是為了在他人心中塑造美好的形象，其實都無可非議。然而被消費主義和媒介化的景觀所裹挾的“美”，還存在多少真正的意義？

而被消費定義的“美”，對於女性和男性來説，都是一座“監獄”。

全景監獄中的微觀權力：誰在禁止我們素顏出門？

全景監獄

同處於“審美監獄”之中，韓國女性似乎受着更多的束縛。除了審美單一的限制之外，她們幾乎失去了“不化妝”的自由。

在網絡上引發討論的《不化妝，是韓國女生的一場越獄》一文，寫盡了韓國女性的不自由——22歲砸爛化妝品的金智妍，此前每天要花兩個小時化妝，化妝前要完成12道護膚工序；12歲開始磨練化妝技術的車志元，每個月要花10萬韓元（600元人民幣）購買化妝品……最能體現韓國社會對女性束縛的例子，非韓國美妝博主Lina bae莫屬。

幼時經歷手術和藥物治療後，Lina bae身體迅速發胖，她開始像其他韓國女生一樣，用美妝來改變自己的外形。然而不管化妝沒化妝，惡意永遠緊隨其身後，尤其當Lina bae決定放棄美妝、以真實面目示人，惡毒的網友，向她發出了“死亡警告”——

“你的眼睛不對稱。”

“肥婆化什麼妝？”

“我要長成你這樣，我就去自殺。”

“我要找到你，然後殺了你。”

韓國美妝博主Lina bae在網絡上發佈卸妝視頻：“我不漂亮，但沒關係。”

在“美顏即正義”的時代，“正義”的網友發出了“正義”的呼聲，將一切與大眾審美相悖的真實，踩在腳底。我們不禁想要發問，到底是誰，賦予了他們“殺人”的權力？

站在網友背後的審美權威手中的權力，不是國王的神賦之權，也不是通過契約建立的行政權力，它來自於約定俗成，來自於媽媽和長輩的言傳身教，來自於同輩的互相攀比。在這套規則面前，人們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更重要的是，人們還在監督着自己。女性化妝，無論如何進行解讀，都在這種氛圍之中，完成了對自我的規訓。

這是一種福柯所説的“微觀權力”，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張權力網絡，束縛了我們每一個人。

在“微觀權力”的作用之下，我們被束縛於邊沁所描繪的“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因懷疑自己被監視，而時常監視自己。全景監獄被用於改造犯人、禁閉瘋人、監督工人、強制懶惰者勞動……而如今，它被社會用來給女性穿上“束身衣”。

是誰禁止我們素顏出門？是規則背後的話語權力，是傳統秩序中對女性嚴格要求的“理所應當”。在這種環境下，戴眼鏡出門，都要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今天我素顏”：一場福柯式的反叛

福柯

​苛求個體去做出改變，而不反思社會與文化的結構性問題，往往是不公平也是不明智的。但是，“脱掉束身衣”的韓國女生們，還是用個體的行動完成了一場“福柯式的反抗”——脱離束縛，重歸自我。雖然“潮水的方向沒有改變”，但是她們“激起了些許浪花”。

砸碎的粉餅，既是發泄的產物，也是自由的宣言，吹響了“革命”的號角。它不是傳統“革命”的“你死我活”，而更像一種博弈與協商，去調整和修補不合理的權力關係。

新聞主播林賢珠在鏡頭前戴上了眼鏡，雖然收到了觀眾成堆的投訴，但也受到了職業女性的鼓勵；車至元（音譯）剪短頭髮後，媽媽笑她：“你看，我現在有了一個兒子。”就像中國的女性這不能做那不能做，韓國女性也有着與性別捆綁的行為準則，她們被社會文化馴服，強制以一種符合規範的方式行動，而當規範被打破，傳統的權力結構受到了嘲弄和挑釁。

性別是一種麻煩，唯有將決定權握在自己手中，唯有每個女性都可以自由成為甜美女生或蘑菇頭假小子，性別才能免去“麻煩”。

之所以説這場對權力的挑釁是一場福柯式的反叛，在於它暗合了福柯晚年致力構建的倫理意義上自我關懷的“自我技術”。

“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福柯

“脱掉束身衣”、被媽媽笑稱為兒子的車至元感慨：“我好像重生了……人每天的精力只有這麼多，過去，我把這些時間用來擔心自己是否漂亮，而現在，我可以用來看書或者鍛鍊身體。”這是對於福柯的自我技術的最好的註釋。

或許福柯式的微觀抵抗難以改變結構性的問題，自我關懷的自我技術可能會被解讀為“犬儒主義”，日常生活的情景化抵抗帶着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但是，“主動摘掉眼罩”遠比“視而不見”更加可貴。

巨幅的化妝品廣告仍然閃亮在首爾的街頭，屏幕上仍然有許多相似的美麗臉龐，下一個節日仍然是購物節，然而，那些“脱掉束身衣”的女孩，依然值得擁有最浪漫的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