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後，高考仍是我的噩夢_風聞

張勳從我們這個高考大省“移民”去了新疆，成績不佳的劉森花錢買了別人的學籍，我憑藉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我們都有光明的前程嗎？

​         

一

上午一共4節課，期間有一個大課間。劉森一下課過來，喊張勳一起上廁所，我跟着一起出去，這是大家一個出去聊兩句的暗號。

廁所在校門口附近的角落裏，這給了我們更多在外逗留的時間。回教室的路上我正抱怨模考的事，張勳突然對我們説：“我爸讓我轉到新疆讀書。”

劉森和我同時放緩了腳步，“真的假的？”

其實“高考移民”在我們身邊並不新鮮，我只是沒想到，張勳也會走這一步。他學習成績比我遜色一點，考個二本肯定沒有問題。不過張勳自己肯定不甘心讀二本吧。我常聽他説，他姑姑在南京當大學老師，每逢年節都會給他帶南大的校園紀念品，鼓勵他好男兒志在四方，要讀就得讀南大這樣的名校。

張勳有些不好意思，不過臉上帶着難掩的興奮，説現在還沒確定，不過他爸的朋友説了，這事兒八九不離十。我們都覺得新疆省使用的全國高考III卷比我們簡單，劉森激動起來，“考全國III卷，你不得考680多分！”

“2005年河南省全省高考報名人數72萬，而本科錄取人數只有10.2萬！刨除民辦的三本院校，還能剩多少？同學們，明年考生人數勢必突破80萬，而錄取增幅遠遠達不到！這是個什麼概念？”

班主任在班會上侃侃而談，説着走下台來，“就好比咱們班這96個人，”他揚起手臂在全班畫了個弧線，然後走到第二排，大手朝身後一揮説，“第一排的這幾個同學可以讀一本。然後他又朝後面走了三排，你，你，還有你……我身後的這些是可以上公辦本科的。”

劉森在前面坐，他和其他幾個同學扭頭對着我們後面無聲地笑。班主任沒有在意，他對着第四排之後的同學緩慢地宣佈：“你們這些人，考完試可以聯繫東莞和杭州的電子廠了。”

劇照 | 《中國門》 

全班鬨堂大笑。班主任一臉正色的説：“笑，有你們哭的時候。”

所有人又都不笑了，我鼻子突然有些酸，不得不承認，我現在如此躁動，也和張勳那句話有關係。他的一次策略轉變，讓我突然緊張起來，彷彿那萬人同擠獨木橋的命運突然近在眼前了。如果不能在這麼激烈的競爭中勝出，我該怎麼辦。我憂心忡忡地抬起頭，望着黑板上方貼的紅字：倒計時193天。

午飯的時候，我們三個在食堂裏打了饅頭和菜，走到外面蹲在地上吃。我問張勳，“你爸的這個朋友是專門做這個的吧？花錢多嗎？”

張勳嚼着饅頭口齒不清地説，“一共下來要三萬多塊錢。也還好吧，我爸説，畢竟是一輩子的事。”

是啊，只要能給辦新疆的户口和學籍，花十萬也值得。

張勳突然來了興致，問劉森要不要給他爸説一下，把他辦過去。劉森並沒有動心，“拉倒吧！我在哪兒也考不上。”

“就是你這種成績去新疆的最多。在河南勉強考得上，到了那邊可以衝刺一本啊！”

張勳頗為成熟地分析起來，大概這都是從他爸的朋友那裏聽説的。劉森嚥下了一塊豆腐乾，過半天才慢吞吞地説，“我姨上回也提過這事兒呢。她家在安徽，你們知道不？安徽也比咱們分數線低不少。”

“你説你走了，趙麗莎可怎麼辦？”劉森又問。我也嬉皮笑臉地望着張勳。張勳臉上紅紅的，看不出什麼態度，只冷冷地説，“還能怎麼辦，涼拌唄。”

趙麗莎是我們高二時的同學，高三被分到了奧賽班，張勳暗戀她很久，説她氣質才華俱佳。下了晚自習已經十點多了，他們回宿舍，我去校門口的公共話吧。我每週一次來這兒向爸媽彙報情況，常常會覺得沒話説，像完成某種儀式一樣。今天卻不一樣，因為張勳要“移民”的事情，我和爸爸説了十幾分鍾。

“咱也有親戚在青海啊！”爸爸似乎突然被啓發了，語無倫次地説，“讓你姑奶去派出所打聽下，她那個孫子叫什麼來着，和你是同歲的，都在街道辦參加工作了，可以用他的户口嘛。”

他在話筒那邊問着媽媽，“對，叫王亮亮。你就叫王亮亮也可以，就是姓有些麻煩，不知道好不好改……”

我有些煩躁地將電話線纏在手指上，聽他講着，目光在話吧裏游來蕩去。

二

我知道爸爸只是説説而已，自己依然和其他人一樣，每天早早起來看書，做習題做到深夜。我和劉森會不時地詢問張勳，事情進展怎樣。自從第一次之後，張勳變得有些不願意講這件事情，只是漫不經心地用一兩句話帶過：錢交過去了；發去個人信息，派出所在辦理户籍了；請當地教育局的人吃飯，準備重新做學籍……

我覺得，他説這些的時候神色慌亂，像犯罪一樣。畢竟我們都罵過教育不公平，他現在要去佔便宜，就是在背叛我們。

二模成績下來，我對自己的分數挺滿意，照這個成績，有機會考一本。午飯後我去洗衣服，進宿舍樓時，碰見了慌慌張張跑出來的張勳。我覺得應該安慰他兩句，因為這次他發揮有些失常了。還沒等我張口，他竟然主動對我説：“晚上咱們出去吃，我請客。我替你們給班主任請過假了。”

我問他是不是快走了，他説明天早晨。我沒想到這麼突然，瞬間呆若木雞。他不等我言語，又説，“今晚上叫了趙麗莎，你給我老實着點。”

晚上我們是在學校對面的一家土家菜館吃的。一開始趙麗莎有些意外，她以為會來一桌人，沒想到只有她一個女孩子。見她拘束不已，我開玩笑説，“張勳明天就走了，他想讓劉森和我作證，與你在這裏結拜兄妹。”

趙麗莎一聽哈哈大笑，氣氛這才活躍了一點。張勳笑着説，“人家趙麗莎學習成績那麼好，我做哥哥不夠資格，也就當個跟班的吧。”

我夾着菜，百感交集地想，你小子這是提前奔“211”、“985”去了，她趙麗莎就是學到吐血，將來還不一定有你考得好。

那天晚上我們三個各自躺在宿舍的牀上，也沒聊多少內容。宿舍裏其他同學都知道張勳要走時，接二連三説他命好。劉森鬱鬱寡歡地説：“你走了，以後就是我和猛哥兩個人吃飯了。”張勳嘆了口氣，“咱們以後考一個城市吧。”

我們把南京的學校挨個數了個遍，好像除了“211”和“985”院校，其他院校對河南考生來説也太高不可攀，每個專業只招收1、2個人，如果考了很高的分數讀一個外地的普通二本，真不知是賺了還是賠了。

張勳走了，課間偶爾閒聊的時候説起他，誰也沒有明顯的感傷情緒，所有的高三生都被高考的使命感鍛造得沒有了私人感情。

在緊張的第二輪複習期間，我碰到過一次趙麗莎。下完晚自習去水房打水的路上，我抬頭瞧見了她那件米色的厚棉服，她被包在裏面，提着水壺走得很快。我從後面追上去喊她，問起她們班最近的複習進度。得知奧賽班比我們講的快，第三輪複習已經開始了。我提了一句張勳，“不知道這小子結束二輪複習沒有。”趙麗莎深吸了一口氣，懨懨地説：“有些人就是命好。我要是生在北京……”

她話沒説完，就將開水壺提到了熱水水龍頭底下，報復似的擰到了最大檔。她手上有一塊凍瘡，就在握筆的那個位置，在水房的燈管底下是黑紅色，看起來有些瘮人。

春節期間，我們高三學生放了10天寒假。大年初三的時候，我搬了把凳子坐在門口，掏出《學英語》報在陽光底下讀，房間的電話突然響了，果不其然，是張勳從新疆打來的。

這是他第一次在外面過年，假期只有兩週，學校出於安全考慮，不允許河南學生回家。他説他特別想回來，除夕那天和一羣同去的河南學生在班主任家裏吃了餃子，回到宿舍就哭了，太想家。我聽着他沙啞的嗓音，也有些難過。

他和我東拉西扯了半天，我弄明白他們一共去了120多個學生，新疆的那所中學專門為他們開了兩個“河南班”。授課內容不變，身邊也都是河南人，只是他整天會莫名心慌，有些提心吊膽。

我苦口婆心地勸他：“我覺得你這是心理作用。覺得跑到那裏參加高考像犯罪是嗎？記住你以後就是新疆人，全國III卷、低分錄取，這些都是你應得的……”

掛完電話，我再坐下來讀英語，心頭就多了幾分淒涼感。我想不通，和那麼多人擠獨木橋，難道是我應得的嗎？

三

開學返校不久，我們在操場參加了學校組織的 “誓師大會”。所有學生坐在冬寒未消的草地上，聽副校長語重心長的訓導。副校長送走了二十多屆的畢業班，經驗豐富，他很懂得講話時在哪裏停頓，在哪裏加重語氣。聽到他講起我們的父母，很多人都哭了，我向來多愁善感，更是沒能壓制住內心的情緒。

副校長髮言完畢，所有人都熱烈鼓掌。接着又有一個瘦瘦的男生走上台，李校長介紹説：“這是前年考到北大的學長，寒假回老家過年，我們把他請過來，給學弟學妹們説幾句。”

一聽是北大來的學長，台下立刻人聲鼎沸起來。等底下安靜了，這位學長開始抑揚頓挫地講述自己如何考上了北大，那裏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講到曾經的高中生活時，他大概也被自己感動了，嗓音幾度哽咽：“同學們，當我和其他省份的同學坐在一間教室裏，你們知道我有多感慨嗎？一個北京人讀北大的概率，大約是我們河南人的60倍。我們想要讀一所像樣點的學校，太難了。而如果你不努力爭取考出去，將來你的孩子也還要面對這樣的命運……”

劇照 | 《中國門》 

他的一聲“謝謝”還沒有落下來，下面已經是掌聲雷動。那天晚上，很多人在熄燈後仍點了蠟燭在教室裏看書，我覺得這種短暫的頭腦發熱不可取，畢竟還要保存體力，10點多就和劉森一起出了教室。我們的高三教學樓是“U”型結構，以中間的教研室為分界，對面的20多個教室是複習班。第一年考試不理想的同學，會選擇二戰、三戰。我扭頭看對面，每個窗户都亮着蠟燭。

“沒準裏面就坐着今天那個北大學長的同班同學呢。”劉森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半開玩笑地説。班主任也經常拿對面的“複習班”來教育我們，“你們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就要去對面，不怕苦的就儘管迎接“二戰”吧！你們將有做不完的模考題，吃不完的饃夾豆腐乾。”

“饃夾豆腐乾”是我們學校食堂的特色，有同學嫌吃菜耽誤時間，就匆匆忙忙啃完兩個夾着豆腐乾的饅頭，回教室複習。劉森就曾經説過，他無論如何也不想再啃“饃夾豆腐乾”了。

我雖然常常鼓勵劉森説：“只要再加把勁，今年考上本科絕對沒問題。”但其實我對他並沒有多少信心。他屬於“三分鐘熱度”的人，宿舍的牆上、課桌上都貼着滿滿的計劃，但每次執行起來都會打折扣。在接連的幾次模考中，我的分數在600分左右波動，而他總是過不了400分這個門檻。這讓他和我都很鬱悶：每次公佈成績都會影響我們中午吃飯的心情——他不説話，我也不敢多説，只慚愧地把饅頭掰成片，泡在菜湯裏，慢慢地吃，似乎覺得自己考得比他高很不應該。

距離高考還有40天的時候，劉森發了毒誓，説考不過400分，就把眉毛燒了。那時候，發毒誓在我們中間也很普遍：剃光頭、裸奔、穿女人衣服，為了激勵自己，可以説是無所不用其極。我站在他面前聽着他慷慨陳詞，順手從他課桌上的參考資料中抽出一本，翻了翻，前面幾頁改得很認真，紅筆批閲的痕跡到處都是，再往後就慘淡起來，別説紅筆批閲了，連做都沒做完。

很快，他又一次品嚐到失敗的滋味。過了一週多，數學老師將我們的一次測驗發下來講評，我考得不太理想，抬眼看到劉森將卷子團成一團塞到抽屜裏，開始趴在課桌上睡覺。他面前的課本和資料立在面前，堆成了半包圍結構的小山，將他和這個世界隔絕。

數學老師從他身旁經過，面無表情地繼續講着。全班96個同學，除去提前退學的5個，還剩下那麼多，他根本管不了，也不願意管。按照班主任的話説，該説的都説了，最後這一個月是自由選擇的階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還引用了《聖經》裏的話——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劇照 | 《中國門》 

靈魂層面的“黑暗”和“光”還不能為我們完全理解，但現實生活中的“光”與“黑暗”在我們這裏卻十分清楚。事實證明，我們是更喜歡“黑暗”的。晚上躺在宿舍的牀上，最害怕的就是天亮，天亮了就要起來拼命。有幾次上晚自習的時候，整個教學樓突然停電，所有人立即發出歡呼聲，等過了一會兒燈又亮了，眾人又是齊聲哀嘆。

高考結束的那天晚上也是如此。宿舍樓裏喧聲震天，像過年一樣熱鬧，所有人將臉盆、水壺朝樓下扔，噼裏啪啦的聲響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我也伴隨着“嗷嗷”的叫聲，摔了自己的熱水壺，聽見水銀玻璃的碎響，內心湧動着報復的快感。其實我不明白這一切是為什麼，我們又是在向誰報復。

等待成績和錄取的過程漫長而焦灼，我沒有像之前想的那樣大睡三天，然後坐車郊遊。大部分時間都躺在牀上發呆，不上早晚自習、沒有試卷做的生活很不習慣。偶爾我拿出來高三時做過的模考題，覺得那些公式像夢裏一樣飄渺，甚至不敢確定那些繁複的演算過程是自己寫的。我和劉森通過兩次電話，他也是這種感覺。

成績出來了，我考了591分，比重本線只高了一分，還是被河南大學的俄語專業錄取了。我懷着有些複雜的心情去學校領通知書，心想最終還是沒能夠走出河南省。發放通知書的老師從一堆紅色信封裏找到了我的，仔細檢閲了下，然後説，“你這個分數，擦邊球啊！”

“擦邊球也行，一分都沒浪費。”我笑嘻嘻地接過通知書，接受了他的調侃。

再次走在校園裏，腳步都有些發顫。本來説好和劉森一起領取通知書的，結果他只考了396分，還在家裏等待專科錄取。

又過了兩天，張勳給我打電話，説他拿到通知書準備回河南了，被錄取到了南京某重點大學。我跟着激動了一把，“太棒了！那學校我想都沒敢想過。”我又問他，“你考了多少分？”

他支支吾吾，説600分多一點。我聽得出來，他説自己的分數，是為了照顧我的面子。我告訴他我考到了河南大學，他用很熱烈的語氣説，“那真的不錯啊！老牌學校，絲毫不輸給211。”

他提議我們去縣城聚聚。“等劉森錄取了吧！”我這樣説着，順便把劉森的考試結果告訴了他。

“我都不敢聯繫他。還是等見了面再和他聊吧！”

掛完電話，我有種説不出的酸楚情緒。説不嫉妒是假的，憑什麼人家就能讀985，我卻不能。離開學還有一個月，我在家裏也確實無處可去，於是跟着爸媽來到集市上，坐在攤位前發呆。

一天，我正給顧客裝早點，突然看到初中同學孟金峯遠遠走過來。我大喜過望，總算遇到了一個同學，就拉着他在早點攤後面聊天。高中時他和我同校不同班，説起高考後的百般無聊，也深有同感。聽到我説我被河南大學錄取，他非常驚訝，“我差點和你上一所學校了。”

“啊？你滑檔了？”

“沒有，”他低聲説，“我們班主任幫我把學校賣了，我再考一年。”

這樣的事我以前也聽説過，有些家境不錯的考生自己考不上理想的學校，家裏花錢買了別人的錄取通知書，從此頂替這個名字讀大學。賣了學校的同學會選擇復讀，算是為來年掙一筆學費。

我問他賣了多少錢。他説，“我那個是二本專業，賣了一萬七。人家找關係把户口和學籍重新辦好了，還是用我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該祝賀他，但看他的神情，對這筆交易還是很滿意的。他告訴我，再過幾天，他就要去縣城複習了。

“二戰。”我望着他笑笑。

“哈哈，是。”他想了想，又補充説，“不過咱們學校免了我學費，我是過了二本線的。”

“明年肯定可以衝擊985了。”我對他説。

他沒有接我的話，只是説，“又要吃一年饃夾豆腐乾了。”

四

暑假接近尾聲，我和張勳才終於見了面。劉森在電話裏説他要跟爸爸去無錫一趟，讓我們好好聚。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他不想見面的藉口，也沒有繼續追問他。後來他又説自己要重新復讀了，説的時候語氣淡然，像已經看透了。

張勳和以前比變得白胖了許多，個子也長高了。他把我領到天龍湖公園附近的一家新疆飯館，興沖沖地説，要帶我見識什麼是真正的大盤雞。我們聊得很開心，吃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説，“趙麗莎考到了鄭州大學，你知不知道？”

我眼前又閃過她那件肥大的米色棉服。沒想到我們那麼多人都沒能考出河南，雖然沒有她考得好，我還是覺得有些同情她。

“你們倆還有沒有可能？”我問他。

他一開始説肯定要試一試，準備過幾天就表白。後來他又突然狡黠地笑起來，“還是找個近點的吧。喜歡是喜歡，愛是愛。”

我夾着土豆，覺得挺意外。我沒想到他這一年成長了這麼多。

九月中旬，爸爸送我去河大讀書。新校園比我們的高中要古樸、漂亮很多。我拉着行李，看到那麼多人在校園裏散步，而不是在自習室裏奮戰，忽的有些迷茫。

劇照 | 《中國門》 

入學第二天，我正在宿舍整理衣服，突然收到一個陌生號碼的電話，我接了電話，竟然是劉森。

“你在哪個宿舍？”他開口便問。

我愣了神，“你，不是在高中嗎？”

幾分鐘後，他從樓下爬上來了，氣喘吁吁，一臉得意的笑容。

“你看，你上哪兒，我跟你到哪兒，我夠不夠意思！”

我還處於極度的驚訝之中，拍了拍他胖胖的前胸，一個勁兒問他，“你怎麼會在這兒？”

他朝周圍掃了一眼，宿舍裏除了我和他，還有一個室友。我好像明白了什麼，拉着他走出了房間。快走到樓下時，他才告訴我，他爸媽通過各種找關係，幫他從學校老師那裏買了一個通知書，以後他就在河大讀本科了。

我看他喜不自勝的一張臉，忍不住想損他一句，“死胖子，你這保密工作做那麼好，前幾天還説要去復讀，你咋不去做演員。”

他嘿嘿笑着，又説，“記住以後去我們宿舍玩，要喊我孟金峯，別弄錯了。”

我驚得説不出話來。劉森看我臉上的表情，解釋説，“我就是買的這個人的通知書和檔案。對了，你們還是一個鄉的呢！”

我盯着他，緩緩地説，“這人是我初中同學啊。你當時花了多少錢？”

他一臉錯愕，“四萬多吧。我爸他們還請那老師、派出所的人吃了個飯。”

哎，那他們班主任也太黑了，我心裏這樣想着。實在有點不忍心告訴劉森，孟金峯最後拿到了多少錢。

開學的第二週是新生軍訓。九月的開封還相當炎熱，訓練了一個上午，身上的迷彩服完全被汗水浸透了。就在我發愁吃完飯如何處理這一身濕衣服時，輔導員走到隊伍前頭，從教官手裏接過揚聲器對大家説，“下午一點在二廳集合，帶好紙和筆，有重要的事情通知。”

吃完飯，我們取了紙和筆來到學院二廳。沒過多久，年級長抱着一摞厚厚的試卷走了進來。

“難道要考試嗎？” 有人小聲嘀咕。

卷子發下來，我看了一眼上面的“試題”，心撲通撲通跳了起來：答卷人被要求寫出個人姓名、父母姓名、家庭住址、高考時的作文題目和大致內容。我握筆的手有些顫抖，滿腦子想的都是劉森，他這次完蛋了。

晚上九點，我結束了軍訓就朝劉森的宿舍樓裏跑。他正在收拾被褥，宿舍裏其他同學都怔怔地站在他周圍，不知道能幫什麼忙。

我陪他在操場裏走了幾圈，聽他用各種髒話罵天罵地，罵學校，也罵賣給他學校的那個老師。罵完之後，他開始用男人的方式無聲地哭。我跟在他身邊一言不發，滿腹的困惑。我渴望高考對每個人都公平，可19歲的我們早早便認識到社會的黑暗面並利用它，這該怪誰呢？

劉森最終去了河南一所專科學校。他的家人打聽到這所學校還在補錄，找人疏通關係，很快便安排他重新入學。離開的那天，我幫他拎着一兜衣服，他爸爸和叔叔在前面，我倆走在後面。

走到校門口時，劉森打量了幾眼莊重的正大門，大門上“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幾個金字閃着光。我問他，“要不要在這兒合個影。”

“得了吧，你笑話我呢。”

“別有思想壓力，都是在河南，咱們還經常見面的。”

他的眼神顯得十分疲憊地望着我説，“不一樣了。我一夜從本科變成了專科生，上哪兒再找機會走出河南。”

五

本科畢業後，我去了北京讀研，畢業後應聘到成都的學校工作。到成都不久，我就從別的同學那裏得知，張勳在成都某重點大學讀博。在這之前我們已經五、六年沒見面了。這個消息點燃了我內心的懷舊情緒，我趕緊跑到他的QQ空間裏留言：我在成都了，快出來接駕。他過了兩天才回覆我，説他目前在美國做交換生，等回國了一定喊我出來聚。

這件事過了一年多，我再也沒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後來再看他曬自己在成都的吃喝照片，我胸口就忍不住紮起來。我無法理解，當年無話不談的朋友，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生疏的地步。我看着他的狀態，還會帶着點憤懣不平：如果不是當年去了新疆，他會有今天的一切？這個世上有多少並不光明正大的力量，正改變着潮水流動的方向。

劉森勸我想開點，畢竟人都在成長，時間長了，有些朋友是會走散的。我和劉森還在斷斷續續地聯繫着。他畢業後在鄭州的一家公司做了幾年業務員，後來結了婚，和老婆一起去了湖南開飯店，生意還挺紅火。

但我不相信“高考”在我們心中留下的陰影真正消失了。去年夏天，我與劉森在視頻上侃大山，聊起當年的往事，他突然一副餘恨未消的樣子，又拿出那套説辭，説如果在其他省份考，他不至於讀不了本科，也不至於出那件事兒。最後他一字一頓地説，“人生不能再少年，那是我這輩子永遠的痛。”

我笑話他是不是經常在飯店做酸湯魚，説話這麼酸。他笑着點起了煙。我又説，“倒是沒想到，咱們最後跑得一個比一個遠。你還記不記得，當年那個北大的學長，號召我們走出去……”

“你聽他瞎説呢。我現在就想回老家！做夢都盼着回河南。”

視頻那頭他翹着二郎腿，在他家的飯館裏坐着，大口小口地吐着煙圈。這兩年他更胖了，腦門上的頭髮也越來越少，和他背後的酒櫃、牆上的廣告在一起，十足一箇中年個體户的模樣。

和他聊完，我也有些想家了，想念那個哺育我二十多年的地方。讓人悲哀的是，這麼多年過去，家鄉考生擠獨木橋的狀況依然沒有改變。聽一個畢業後在鄭州做高中老師的同學説，去年他們學校一名女生因為高考作弊被取消考試資格，她想不開，當天晚上在學校跳樓自殺，事後學校及時封鎖了消息。那個女生跳樓時想必非常恐懼，她是半夜裏裹着被子從8樓跳下來的。

那個裹被子的細節，讓我瞬間落下淚來。我腦子裏突然翻滾起那些已經被淡忘的高考記憶，想起十二年前宿舍冰涼的洗臉水、每個人課桌上高高聳立的參考資料。同樣被記起的還有大三時上過的一節文學課，那天，老師讓我們翻開《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頁，思考托爾斯泰在小説開頭引用的一句經文，“伸冤在我，我必報應”。老師説，“從某種角度來説，安娜拋棄自己的孩子，奔向了愛情，她的確是有錯的。可是誰能夠審判安娜、給她定罪，是社會的制度規範嗎？如果規範本身就有問題呢？”                         

-END-

作者張猛，俄羅斯文學譯者

編輯 | 姚璐、盧司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