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O沒收好《權遊》的尾，但拍好了《切爾諾貝利》的頭_風聞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在重拍《權遊》最終季的討伐聲中，HBO發佈了迷你劇《切爾諾貝利》。該劇採取倒敍的方式，以眾多小人物的視角真實再現當年的慘劇。雖非恐怖片，卻切實地讓人不寒而慄。

儘管硬糖君做好了心理建設，但《切爾諾貝利》還是太沉重，太直白，太真實。要不是演員們都説的是英文而非俄語，這簡直是一部“紀實電影”。

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釀成了人類和平利用核能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災難。白俄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受到核輻射的人口將近840萬人，相當於廣島原子彈400倍以上的輻射被釋放。

很難想象吧？你本來只是平凡的人，和所有人一樣——每天上班、回家，薪水不多也不少。突然有一天，你變成了切爾諾貝利人，變成某種特殊生物，大家都對你感興趣，卻沒有人真正瞭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樣，可你再也做不到。

它不是一場“尋找原因”的求證劇，而是一部“探尋苦難”的懺悔錄。《切爾諾貝利》忠實還原了“小人物”的故事：他們身體的損傷，對事故起因的困惑，對生活的迷茫和對體制的反思。

每個國家都有不能揭開的瘡疤：骯髒的政治，一羣所謂的專家各懷鬼胎的分析，利用專制工具埋藏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故。可是，遺忘解決不了事情，我們所逃避的，終會以赤裸裸，更糟糕的形態呈現在我們面前。

正如《聖經》裏的預言，“世界上會有一段時間，萬物都欣欣向榮、開花結果。河裏有很多魚，森林有很多動物，但是人類無法使用那些資源，無法繁衍後代”。這是看不到的戰爭，人類用時間放逐了自己巨大的疼痛。

消防員的妻子

夜晚，一對新婚夫婦準備歇下，爆炸聲驟然響起，丈夫瓦西里安慰妻子繼續上牀休息，他去核電站執行任務後馬上就回。然而，米拉再次見到瓦西里時，卻是第二天在醫院隔離病房裏。

瓦西里不知道，他去救的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爆炸火災。事故發生後，所有實驗員稍作分析，立即部署勘測問題所在。當地官員隨即召開會議，認為輻射在安全範圍內，向上報告情況已得到控制。

**民族榮耀凌駕於真相之上，這是總工程師都信奉的原則。**實驗員布卡諾夫報告，現在探測到的倫琴值有一千多，而測量表的最大值只有兩百。測量表爆表了，這一切根本不再可控。總工程師還想為結果辯解，但他話未出口，便因輻射倒在地上。

《切爾諾貝利》用白描的視角，展現了事故發生時的眾生相，更將矛頭直指蘇聯對核事故的處理不當。當時，蘇聯為維護國家形象全力隱瞞。直到事故發生3天后，才採取補救行動。更加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在爆炸發生兩天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戈爾巴喬夫後來檢討説，“核動力工程的封閉性和神秘性”使得無論領導層和公眾，都對核知識知之甚少。此前，蘇聯的一位核專家還告訴戈爾巴喬夫，反應堆絕對安全，“甚至可以裝置在紅場，過程跟煮茶沒兩樣，就像在紅場擺個茶壺”。

於是，在劇中我們看到官員謝比納和專家列加索夫去視察現場，直升飛機上謝比納才“現場補課”核電站知識，但他已經比大部分傲慢尊大的官僚要謙卑很多了。謝比納讓飛行員開到堆芯爆炸上方看個清楚，列加索夫嚴詞警告飛行員，才阻止了這道“飛蛾撲火”的命令。

核事故由一場單純的環境災難，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無論在國際還是內部，蘇聯的信用遭到嚴重質疑。應該説，《切爾諾貝利》不僅是災難史，更是蘇聯劇變前的社會剪影。劇中，農民失去家園的痛苦，核物理學家向高層領導人反映實情所遭受的冷遇，普通民眾缺乏科學素養和官員的愚昧與無知，以及記者眼中的災區，都有頗為傳神的展露。

時代苦難中的真相

當一切無法挽回，蘇聯人的奉獻之魂照亮了黑夜。儘管HBO難免帶着歐美視角，但《切爾諾貝利》中的人不都是蠢蛋或壞佬。他們之中，還有東正教傳統與彌賽亞精神，使他們往往能與神同在，並以愛對人性保持聖徒般的高道德感。

人或有一死，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千萬不要覺得這句話“假大空”，當三名工人明知活不過一週，卻仍然站起來大聲喊出自己名字慷慨赴死的時候，每個人都應該明白，他們在為整個民族“負重前行”。

穿着防護服，深入輻射指數最高的區域，在淹水的機房摸索，誰又能知道三人此時正在想些什麼？《切爾諾貝利》的第2集，就在這樣永夜似的黑暗裏戛然而止，留下奉獻者最苦澀的背影。

對於消防員瓦西里，對於三名英雄阿納年科、別斯帕羅夫、巴拉諾夫，以及那些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之地的白俄羅斯人來説，苦難即是他們身體內部攜帶的哀慼的地方文化基因。

他們説：“我們最主要的資本即苦難。不是石油和天然氣，而是苦難。這是我們不斷開採的唯一資源”。而《切爾諾貝利》始終在尋求一個答案，那就是：“他們的苦難為何最終未能熔鑄成自由，難道所有的苦難全都付諸東流了”？

**《切爾諾貝利》在苦難基礎上批評與反省，是拯救人類嚴重健忘症的一次努力。**該劇用一種火熱的痛苦將謊言焚燬，揭開邪惡的面孔，挖出深深堵在俄羅斯嗓子眼的嘶吼，以呈現一個“不容退回的過去、難以接受的現在、沒有指望的未來”的醒世寓言。

劇中，那些小人物因苦難而變成了大人物。妻子尋找着丈夫，老人眷戀着故土，孩童被迫離開樂園。他們在劇中講述自己悲哀的小歷史，同時也在構建人類苦難的大歷史。

在這孤寂獨白與眾聲合唱中，觀眾看到了切爾諾貝利的苦難真相併不是天然的金塊，它是碎屑，是粉塵，甚至是漂浮在受害者意識深處的帶毒的空氣。鏡頭從粉塵中穿過，將那些哀傷、絕望、恐懼的碎屑與氣息捏合在一起，並用悲憫之爐火持續提煉其中的苦味。

從本劇的效果來看，硬糖君認為觀照苦難、實現道德批判與價值重建的目的達到了。如果説切爾諾貝利事件是一顆核彈，瓦解了一種烏托邦迷信和它龐然而虛弱的價值觀，炸出了一個個富有個體意識的新的切爾諾貝利人。那麼，《切爾諾貝利》，就是與核彈綁在一起橫空出世的運載火箭，讓這種瓦解與持續裂變式的效果擴散到了全球，並無限深廣地放射到視覺記憶中。

國產災難片路在何方？

**2019年《切爾諾貝利》的戰慄，喚醒了硬糖君1999年被《一級恐懼》恫嚇的記憶。**幾個農民挖到日軍的細菌武器，引發了村裏人畜大量死亡的疫情。但由於招商引資的原因，地方官員卻試圖掩蓋真相。

這部20年前的小製作，除了“災難片”頭銜以外沒有任何宣傳賣點的電視劇，卻在北京有線台播出之後，創下了13%的收視成績。《一級恐懼》沒有排山倒海的場面，卻通過扣人心絃的情節直擊心靈。

然而《一級恐懼》開了國產災難劇的好頭，卻成了“孤篇橫絕”的獨苗。此後災難題材甚少出現在電視劇中，新世紀八一製片廠以洪災、SARS疫情、汶川地震為背景的“驚字三部曲”均反映平平。

《驚濤駭浪》（2002）《驚心動魄》（2003）《驚天動地》（2009），三部曲的遭遇並非個例，它們代表的正是一種傳統的國產災難片範式，即災難救援片。在救援的過程中集體力量勢必要被突出，個人的情感訴求往往被忽略。

2008年的汶川地震催生了一批災難電影，除《驚天動地》外，還有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為了生命》(2009) 、楊鳳良的《5·12: 汶川不相信眼淚》(2013) 等，而其中得到最高評價的當數趙琦的《殤城》(2011) 。

《殤城》以紀錄片式的手法，講述三個遭受地震打擊的家庭各自的感傷故事。市民們棲居在綿陽九州體育館中，將大大小小的“尋親啓事”貼滿牆壁，使牆壁成為一個碩大的條幅。震後，老母親帶着櫻桃想給女兒掃墓卻被阻攔等情節，都催人淚下。

除了現實題材，部分災難片開始探索虛實結合的敍事。《一九四二》中逃難的老東家一人無疑是虛構的，但是家庭成員在坎途中紛紛凋零的過程，無疑是當年300萬災民遭際的縮影；《太平輪》中的於真是虛構的，但那時的底層女性艱難求存的社會背景卻是真實的。

​早期國產災難片終結於人對災難的戰勝，而當代國產災難片則傾向於將觀眾引向另一個感受方向——即災難終將為人類所修復，但是心靈創傷卻有可能終身無法消化。

這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唐山大地震》。電影用於表現地震的天崩地裂景象的時長僅有5分鐘，但從此以後，李元妮、方登、方達等人就生活在了痛苦不堪的“精神餘震”之中。

韓國的災難電影，或許也可以成為國產片的鏡鑑。《釜山行》中的金常務，頗有一種“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意藴。而在國產災難片中，官員都是以紅臉形象出現，如《超強颱風》中的市長，《驚天動地》中的副省長。他們文武雙全，機智果敢，臉譜化的人物形象使戲劇張力大大降低。

為何我們不缺乏史詩級的題材，卻拍不出史詩級的災難片？《切爾諾貝利》的成功提醒我們，就算不走《流浪地球》科幻災難的道路，仍然可以有很多現實發揮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