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賽道未必能成資本“香餑餑”_風聞

“托育熱會炒一陣，制訂標準、收加盟費做推廣的公司有機會在短期內獲利，但真正做實體的利潤其實很微薄”。

文∣遲磊

五月初，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為此前處於政策空白的0-3歲托育服務行業，首次提供了國家級發展指導意見。

與此同時，文件及吹風會中“支持和引導社會力量依託社區，提供嬰幼兒照護服務”這一基調，使資本入局大概率上不再“提心吊膽”。

但有一個問題需要廣大教育工作者深度思考：托育賽道，是否真能成為資本下一個追逐的“香餑餑”？

雖已存在多年，但托育賽道的興起是由政策所催生

相比於2015年起即有上市公司和資本方佈局的幼兒園市場，2018年才逐漸受到關注的“托育”賽道，無疑是一個“新生兒”。結合近兩年監管層對托育市場的關注，我們發現“托育”賽道雖已因供需關係存在多年；其真正興起，很大程度上卻是由監管層自2018年起一系列政策精神所推動。

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對兒童托育全過程監管”。

此時“托育”尚未特指該賽道，但兩會時惠州市政府副秘書長黃細花圍繞“建立政府主導的0-3歲托育服務體制，多元共建相關機構”所制訂的提案，無形中為托育行業發展定下基調。

5月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印發關於幼兒托育服務/機構的《指導意見》、《辦法》和《設置標準》。上海成為對托育市場進行政策規範的先行者。該系列政策的發佈，上行銜接社會背景，下行銜接行業現狀。

社會背景是“2017年初上海托育機構能服務的幼兒數量僅能覆蓋總量的2%”，行業現狀則是“賽道魚龍混雜，處於檸檬市場階段”。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體現“市場倒逼監管”的尷尬境地，但終究是一個好的區域性開端。

2018年上半年，托育這一賽道正式進入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資方視野；而下半年至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該賽道真正“火”起來。

2018年6月紅黃藍股價悄然回暖，引發“資本與情感”的媒體討論。之後有媒體報道稱，紅黃藍幼兒園加盟業務“重出江湖”，資本逐利的特性再引輿論關注。

2018年11月15日，“學前教育新政”出台，明確要求遏制過度逐利行為。“逐利型”資方，迎來最嚴監管。中泰證券和中信證券的教育團隊彼時即表示，未來幼教集團發展路徑之一將向早教（0-3歲，培訓類）延伸。12月初，威創公開表明“在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的指導下啓動未來學校項目，涵蓋未來托育中心等”，收購幼兒園的上市公司開始謀求破局之道。

今年2月，教育部等18部門聯合印發《加大力度推動社會領域公共服務補短板強弱項提質量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行動方案》。《方案》中出現“積極引導社會力量舉辦托育服務機構”的資本利好要求。

3月下旬，紅黃藍髮布2018財年年報。報告中明確表示，“未來將形成幼兒園、托育中心等四大事業版圖”。其副總裁張帆也將紅黃藍定性為“0-6歲綜合性早期教育服務提供商”。4月底，威創也發佈了2018年年報。其在財報中披露“將進一步加大在0-3歲兒童托育、早教的投入”——旗下有大量幼兒園的上市公司開始選擇佈局托育領域。

托育需求雖有，但並非絕對剛需

在經營層面上，托育賽道能否像之前的幼教賽道那般適合資本流入？藍鯨教育近期與數位資深教育工作者深入溝通，瞭解他們對這一賽道未來發展的看法。

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何周對藍鯨教育指出，從政策與法規的層面出發，《照護指導意見》出台最大的意義就是分工明確。“這次強調了照護，業務主管部門是衞健委”；且明確各個政府職能部門的分工後，“具體問題也有對口部門監管或負責，有利於行業的規範健康發展”，他説道。

在他看來《指導意見》的出台，部分條例有利於“增加社會資本進入的安全感”，是一種利好。托育賽道有機會充分市場化、受教育政策的影響較小，“但需求雖有，卻也不是絕對剛需，因此資本介入需尊重市場規律”。

多鯨資本創始合夥人姚玉飛則從投資人的角度觀察，發現如今賽道中的玩家主要有四類：一是傳統的託班和“小飯桌”；二是成熟早教機構自己開辦的托育班；三是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開設的企業託兒所，“例如攜程親子園和滬江的託管中心”。

第四類則是近年興起的、陸續拿到融資的一批托育機構，“例如北京的MoreCare；上海的袋鼠媽媽；主打南方市場的紐諾育兒；主打三四線城市的書香園託管，及偏中高端的聖頓等”。

托育階段，在姚玉飛看來本身不屬於國家需承擔撫養義務的階段，因此“有資本進入的空間”。且標的也較易受上市公司青睞，“因為這是教育行業的入口級賽道”。但實際上，據其觀察目前尚未有上市公司收購托育標的，“主要原因還是賽道不成熟、標的稀缺”。

但金色搖籃創始人程躍博士對托育賽道的未來並不非常樂觀，其對藍鯨教育指出，“現在托育市場有點過熱了”。

在他看來，首先從政策角度出發，《照護指導意見》在該賽道剛興起時，就已強調了家庭為主、托育為輔、普惠優先，“管理邏輯已經完善，這是幼兒園賽道剛興起時都沒有的”。因此若社會頻繁出現“入托貴”的呼聲，監管層肯定會出手整治。監管層目前在做幼兒園普惠，“其目標不可能是將3-6歲入園貴的壓力轉嫁到0-3歲去，普惠優先是必然的”，他説道。

其次從家庭需求分析的角度講，如今已到了90後為人父母的時期。對應的老一輩人羣，不少是50歲左右、精力較充沛，“如果托育高收費，他們會計算和考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然成長規律。

程躍博士指出：孩子6個月前幾乎不可能送去托育，因為這一年齡段家長的主流觀念還是在家看護；6個月後會有少量托育需求，但主要是親子活動，送到托育機構的概率並不高；孩子1歲後會走，此時家長若非常忙碌則可能有托育需求，但成本和安全也是相當重要的考量點；“會走穩是家長放心送到托育機構的指標”，但這已是1歲3個月後。

“1歲3個月至2歲這不到一年的時間，可能才是托育需求最高的時間段。但這一年齡跨度太小了，2歲後大部分幼兒園又有小託班，孩子又進了幼兒園系統”，程躍博士分析道。

因此在他看來，“托育熱會炒一陣，制訂標準、收加盟費做推廣的公司有機會在短期內獲利，但真正做實體的利潤其實很微薄”。他認為，“如果做托育不為掙錢，還是可以把機構做大的；但將其當做一個能快速盈利的優質賽道，並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