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煥星：魯迅與女師大風潮_風聞

內容提要

女師大風潮最初只是一個普通的校內學潮，魯迅採取了默然旁觀的態度，後來因為支持許廣平等被開除學生而積極介入。此後風潮在李石曾、易培基等國民黨人的推動下，從“驅楊”學潮轉向了“反章”政潮，成為革命黨對抗北洋政府的一個工具，而魯迅也在參與的過程中，開始將思想革命和政治實踐結合起來，並不斷反思知識分子和啓蒙的侷限，逐漸成為了國民革命的同路人。魯迅的這種社會政治參與，展現了1920年代政治革命崛起的必然，以及由此而來的思想革命的弱化。

本文原刊於《魯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感謝作者邱煥星老師授權文藝批評轉載！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邱煥星

魯迅與女師大風潮

關於學潮的評價，一向是左右對立、針鋒相對：自由主義者認為學潮是錯的，因為破壞了既有秩序；激進主義者則認為學潮是對的，原因同樣是破壞了既有秩序。[①]不難看出，二者立場雖然迥異，但認識邏輯其實相同，都存在着倒果為因的傾向：一方看到了革命之惡果，以此逆推出惡因，所以學潮中充滿了陰謀和“私怨”；另一方看到歷史最終選擇了革命，以此逆推出合理性，所以學潮的發動者只存在正義和“公仇”。

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門

以今視古地看問題，只會陷入先驗循環論證，以己意取捨歷史，從而意識不到真相其實是公仇私怨、正義陰謀皆有。而更關鍵的是，學術研究不能將重大問題私人化、道德化，要超越就事論事、動輒道德評判的認識模式，從更高的思想史視野來看問題。所以，本文試圖系統完整地還原“魯迅與女師大風潮”的事件始末，進而超越後觀價值判斷，從思想革命和國民革命的視野，進行具體地、歷史地評判。

一

“驅楊”學潮

1. 最初的“默然”與學潮的“色彩”

1925年1月18日，六年之內六易校長的女師大再度爆發學潮，此次原因是學生自治會認為楊蔭榆處分戰爭誤期返校的學生過於嚴厲，且偏袒同鄉、標準不一。這本是一個普通的校內衝突，不難解決，但楊蔭榆態度強硬，她認為開除學生是校長的權限，學生自治會無權干涉。真正原因其實是楊蔭榆對學生頻繁挑戰校長權威、動輒煽動學潮不滿，她的前任許壽裳就是在“迎楊驅許”風潮中下的台，而她1924年2月接任不久，就因為分俄國庚款一事引發教潮，學校自此陷入了動盪。[1]

魯迅是1923年7月被許壽裳聘為女師大的國文系小説史科兼任教員，他和楊蔭榆既無私交也無衝突。1924年暑假，周氏兄弟先後寄還女師大聘書，表示下學期不再續聘，楊蔭榆對此非常重視，不但親自登門勸説，還請出他們的“老大哥”馬幼漁出面挽留續聘，所以周作人覺得他們一直“頗被校長所優容”，他對於楊蔭榆“個人並無什麼芥蒂”，“一直到今年四月，並無什麼反對的意思”[2]。而魯迅“在學校風潮起來時，他作為一個講師，沒有很多時間在校，本取默然態度”[3]，然而1925年3月11日，他收到了國文系三年級學生許廣平的一封來信，信中她請求老師不要“潔身遠引”、“立地成佛”，而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許壽裳

楊蔭榆

魯迅

其實許廣平最初對於學潮，本也持一種默然旁觀的態度，她起初對楊蔭榆成為第一個女子大學的校長很讚賞，更關鍵的是，她發現學潮有幕後的推手，她後來對魯迅坦言：“我校風潮，寒假時的確不敢説辦事的人沒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過袖手旁觀。”[4]事實也的確像她發現的那樣，“女師大先有校長之候補者，而後有反楊之運動，是有人利用”[5]，據周作人回憶，學潮發生不久，就有女師大學生委託他給代理教育總長馬敍倫打電話，要求讓易培基接任校長，結果被馬拒絕。[6]

易培基“十三年由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先生委託，奉國父大本營委任狀，為庚款分配事到北京，並持有汪精衞介紹信，向國民黨人士多方接洽”[7]，不久他結識了李石曾，同年11月10日由其推薦，出任黃郛攝政內閣的教育總長。李石曾當時在北大任教，國民黨元老、中央監察委員，他積極參與了馮玉祥的首都革命，以及黃郛的攝政內閣安排，段祺瑞上台後，他主管清室善後委員和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由其管理之教育機關不下五六十處。反對之者至有學界帝國主義者之諡”[8]。

易培基隨攝政內閣辭職後，李石曾試圖讓他當女師大校長，一是打擊教育界的英美派勢力，二是在學生中推行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將北京培育成國民革命的策源地。因為蔡元培、胡適等人一直反對干預政治，倡導“教育獨立論”，並利用王寵惠組閣的機會改革學制，使教育領導權逐漸被英美派控制，導致了五四後學運的沉寂。為此李石曾採用了一些手段，“他專搶北京的各專科學校，搶的方法就是把原來的校長罵倒，或利用學生要求‘改大’，而後他介紹新校長給政府，這個學校就成了他的了”[9]。所以女師大風潮的背後，不但關涉教育領導權的爭奪，更有明顯的政治鬥爭色彩。

當時的輿論對風潮也有感知，意識到參與的“不過是極少數的學生”，“校內校外尚別有人在那裏主使”。[10]不過楊蔭榆的背景也並不簡單，她是哥大教育碩士，背後有英美派的支持，在“迎楊驅許”風潮中，支持者宣稱她“是一位與最新教育潮流接近的教育家”，而“讓現在當局（指許壽裳）辦下去，充其量，也不過能辦到十四五年前日本高師那個模樣罷了”[11]，她能成為第一個國立大學女校長，實際是法日派和英美派角力的結果。後來風潮擴大後，許廣平也一直強調：“其實《現代評論》執筆的人物，他的背景是英美派，……我也聽見人説某大那一派的人很替她出力”[12]。在談到章士釗和楊蔭榆的關係時，許廣平又指出“新任的總長，聽説和研究系大有淵源——楊是得研究系捧出來的”[13]。

正是對這些內幕有所瞭解，許廣平不但擔心自己被人利用，還偷偷地提醒了舍友林卓鳳，於是倆人就保持了旁觀的態度。但是，由於附中主任歐陽曉瀾暗中支持楊蔭榆，策動那些附中畢業的女師大成員退出學潮，並寫信痛斥其他自治會成員，身為總幹事的許廣平因此大怒，決定挺身而出領導學潮，但同學呂雲章回憶説：“全體到教育部請願，由許廣平致詞，她的廣東話也不得好感，加上我的反對，所以全班只有三分之一參加請願。”[14]在這種情況下，就由許廣平動筆、林卓鳳審核，給魯迅寫了一封請教信。

許廣平

魯迅回憶錄（手稿本）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0年版

魯迅自然知道許廣平的真實意圖，但此事和他沒有實際的關係，所以他覆信表示“沒有法子”，實際是婉言拒絕，不僅如此，他還提醒“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所以只能進行“壕塹戰”。許廣平對此當然不認同，她覆信説中國社會是個大染缸，只有用大石頭來打破，魯迅回信稱讚許的決絕，但表示自己無拳無勇，只會寫文章辦雜誌，他甚至對許廣平説：“你如果也要發牢騷，請來幫我們，倘曰‘馬前卒’，則吾豈敢。”總之，魯迅就是不鬆口，他反覆強調自己不瞭解女師大的內幕，同時批評許廣平太性急，缺乏韌的戰鬥精神。不過，兩人的關係隨着通信時間的延長在不斷的深化，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內通信20封，許廣平的自稱也從“小學生”變成了“小鬼”，而且倆人在現實生活中也開始頻頻接觸，此時的女師大風潮也開始轉向激烈。5月7日國恥紀念日十週年，學生在禮堂舉行紀念大會，楊蔭榆試圖入場主持，卻被學生轟出，她大怒之下開除了許廣平等六名學生自治會成員。許廣平要求大家趕緊請老師們出來主持正義，一些有政黨背景的同學就試圖“依靠外面的政治力量，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幫助下”繼續對抗，其中“張平江是國民黨是四川人，她去和張繼、李石曾、易培基等聯繫”，“有一個姓鄭的同學鄭一紅（？）當時是共產黨員。大概通過黨的關係也去找過李大釗同志”。[15]而許廣平自己則寫信給魯迅，告知了被開除一事。

2．“衝冠一怒”與“挑剔風潮”

當時學潮的通常情況，是學生只要羣起反對，多數校長都會辭職而去，譬如當初許壽裳收到學生自治會的請退函，三個月後即三次呈文要求辭職，但楊蔭榆“素極強硬”，“教育當局逼辭數次，楊以奉職毫無貽誤，置之不理”[16]，她一直堅持“開除學生，本在校長職權以內”[17]。但在學生看來，“久不承認之校長，竊發此種亂命，自當誓死反對”[18]。

學生敢單方面否認校長和評議會的合法性，這是五四後的新現象，“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裏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19]。楊蔭榆自己就説“北京近年來學潮無論是非，學生終佔勝利”[20]，章士釗也指出“京師各校，以革除學生而謀逐校長，已非一次，其後因緣事變，藉口調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長去，勝負之數，伏於事先”[21]，這點也為學術研究所證實，呂芳上分析了20年代的學潮後發現，“出以愛國主義反對列強的實際只佔百分之六·八五，最多的是反對新舊校長，佔了百分之三九·九一”[22]。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今日學風之應加整頓，殆成普通之輿論”[23]，所以4月14日章士釗兼任教育總長後，隨即發出了“整飭學風令”。

章士釗

楊蔭榆藉助章士釗的支持和五·七風潮主動出擊，開除六名首要分子，既讓學潮失去領導者，又對其他學生提出了警告，不過她低估了這些學生的能量。5月11日，學生自治會“在風雨操場開會，議決援照已被解散之美專學生鬧風潮的辦法，進而封鎖校長辦公室，寢室，秘書室，防守校門，拒楊到校”[24]，另一方面學生四出求援，請老師出來為自己撐腰，這其實也是學潮的慣用辦法，“學生運動自從民國八年開始以來，背後一直有教員在支持。就是滿清時代的首次學潮，也是有教員支持的”[25]。

魯迅在5月10日下午得到消息後，當即寫了《忽然想到（七）》痛斥楊蔭榆依靠校長的權勢壓迫學生，他還向學生們保證一定會起而反抗。對於魯迅從“默然”到“反抗”的轉變，許廣平又驚又喜，她問魯迅：“這句話是為對小鬼而説的麼？”魯迅的答覆是：“這些話，確是‘為對小鬼而説的’。”[26]不難看出，魯迅參與女師大風潮的起因，就是由於許廣平的被開除，這真可謂“衝冠一怒為紅顏”。

5月11日下午，學生自治會發出《懇請本校教員維持校務函》，但5月12日到場參加師生聯席會議的教職員只有二十餘人，不少是以馬幼漁為首的“某藉某系”成員，這些人基本都是太炎門生、浙江籍、北大國文系、日本留學出身，過從甚密、相互援引，自許壽裳長校後都受聘於女高師國文系，也正是依靠了“某藉某系”的羣體力量，魯迅才能全面介入女師大風潮。在5月12日的會上，魯迅代擬了教育部呈文，以全體學生的名義要求撤換校長，但是，此舉遭到了其他同學的反對，因為驅楊最積極的只是預科和文科，不久其他系學生先後登載啓事，聲明“嚴守中立”、“矢不與聞”，反對“每次宣言，均用自治會全體名義”[27]。而楊蔭榆5月20日也在《晨報》上發表宣言，向社會各界交代鬧事學生的“暴烈”，使她們處於極為被動的地位。

感到不妙的許廣平當即給魯迅寫信，指出“羣眾之不足恃，聰明人太多”，魯迅也對教員們“只見暗中活動之鬼，而竟沒有站出來説話的人”表示不滿，於是他親自擬稿，並邀請馬幼漁、沈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簽名，在5月27日的《京報》上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抨擊楊蔭榆，併力證學生“平素尤絕無懲戒記過之跡”。

此時的女師大風潮，已經變成了北大兼職教員和學生自治會聯手對抗楊蔭榆的局面，而魯迅處於重要的居中策劃地位，其作用正如女師大學生劉亞雄總結的：

教授和學生中對楊不滿的人很多，但運動初期能挺身而出的並不多。在鬥爭中，真正大力支持我們的教員只有魯迅，他自始至終地幫助了我們。運動剛爆發時，魯迅就積極為學生出主意，介紹學生跟“語絲派”的人和其他進步人士接觸；女師大學生會的六名骨幹被楊蔭榆無理開除後，魯迅聯合其他進步教員在《京報》發表宣言，為學生伸張正義；……可以説，如果沒有魯迅，單靠學生力量，女師大學生運動是搞不起來的，更不可能搞得這樣聲勢浩大。[28]

楊蔭榆看到七教授的《宣言》後極為憤怒，5月30日她致函領銜者馬幼漁，逐條批駁宣言中的指責：“考察所及，六生中學績多有考試不及格者”，而開除學生“全體一致，並無異議”。[29]而陳西瀅在看到《宣言》後，也在《現代評論》批評女師大“鬧得太不像樣了”，在他看來，女師大“好像一個臭毛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他同時指出《宣言》“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平允”，這是“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30]這篇《閒話》的發表，預示着女師大風潮已從校內逐漸轉向了校外，開始向整個教育界、思想界的派系鬥爭方向發展，而陳西瀅揭露了“某藉某系”在背後“挑剔風潮”，更使魯迅等人公開處在與教育部對立的不利位置上。

二

“反章”政潮

1. “反章”背後的政潮

然而就在《宣言》發表後的第三天，震驚全國的五卅運動爆發了，所有人關注的重心，迅速轉向了反帝愛國運動，許廣平苦悶地説：“小問題（校長）還未解決，大問題——上海事件——又起來！平時最顧忌的提前放假，現在自動的罷課起來了！”[31]魯迅同樣也很憤懣，他表示“上海的風潮，也出於意料之外”，“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飛來的‘公理’”。[32]

《兩地書全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五卅運動反過來卻給了楊蔭榆以反擊的機會，由於北洋政府急於與列強重開關税會議，作為妥協，他們開始對羣眾運動從支持轉向壓制，7月28日，段祺瑞調任章士釗為教育總長，開始整頓學風，壓制青年愛國運動。在教育部的支持下，7月29日楊蔭榆貼出佈告，藉口修理校舍，強令學生搬出學校，並解散學生自治會，學生方面則撕碎了佈告，並發表通電痛陳楊的罪惡。楊蔭榆沒有辦法，請示章士釗後，決定解散鬧學潮的四個班級。8月1日，楊蔭榆和警察到校，但被拿着棍棒磚石的學生趕跑，她一怒之下停水、斷電、封閉校門。

這時有學生設法逃出求助，呂雲章回憶説：“張邦珍等發起消息，我和張平江負責交際，就坐着汽車到有關各顯要家或教授家去通知，不到晚就跑遍了四城，這個風潮就鬧大啦。”[33]學生聯合會和各校代表紛紛前來慰問支援，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同時發佈《緊急啓事》，宣稱同學被打受傷，並有意強調楊蔭榆解散“滬案後援會”、破壞愛國運動。而為防止出現“男女混雜”的不利流言，“魯迅先生在這個時候毅然住到女師大來，李石曾夫人、顧孟餘夫人她們住在裏面學生宿舍一起，魯迅先生住在外面的教員休息室內”[34]。

8月1日，學生聯合會召集各校開會，“發表宣言傳單，反對章楊”[35]，有意識地將“驅楊”和“反章”聯繫起來，試圖將學潮轉化為政潮。8月2日，中共控制下的全國學聯總會“通電各地同學、羣起驅章、以為聲援”[36]，全國各地51個團體共同發出援電來支持女師大學生。而國民黨方面的李石曾，當天聯合女師大自治會及北京各校代表在中央公園開會，強調“軍警壓迫女校，關係是很重大的，不單獨是女師大一校問題，且是章士釗前次長教，即干涉五七愛國運動”[37]。隨着國共兩黨的積極參與，女師大風潮從一個學校的問題，變成了全國性的事件。

“反章”口號的提出，標誌着學潮向政潮的轉變，這也讓幕後推動者走到了台前，而魯迅也隨着事件的發展，對他們有了一定了解。許廣平、呂雲章由於在風潮中表現突出，而被吸收加入國民黨，她們都曾商之於魯迅，魯迅的答覆分別是：“入國民黨我不反對，可是你得記住一個黨有時是同志殺同志”[38]，“要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如能犧牲若干自己的意見，就可以”[39]。由此可見，魯迅對當時的政黨活動有一定認識，他不反對學生入黨，但自己不願介入其中。

但是，政治勢力卻不是魯迅所能避開的，各方都想加以聯絡利用。李大釗看到《長明燈》後，以為魯迅有“滅神燈、要放火的表示”，他對劉弄潮説：“你可以去看看他，請他當仁不讓，把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直接領導起來幹呵！”事實上，“魯迅在北京期間與很多黨員都有個人聯繫，北京學聯和女師大的黨員常拜訪他”，不過這些活動更多是以私人名義進行的，魯迅本人其實並未參與中共行動。[40]

李大釗

蔡元培

而魯迅和國民黨也一直保持距離，他曾是光復會和共和黨成員，它們先後都和同盟會、國民黨發生過沖突，而且自己的朋友陶成章就是被同盟會刺殺的，魯迅對此極為痛恨，所以他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一直諱言自己的光復會身份。不過，魯迅和不少國民黨黨員保持着私交，尤其是蔡元培一直是他的主要庇護人。而隨着1923年蔡元培抗議教長彭允彝而離職出國，失去庇護的“某藉某系”就在沈尹默的帶領下，轉而依附李石曾，形成頗具勢力的“法日派”，並獲得了不少實際的利益，而當時國民黨又“意欲多延北大教授入黨”[41]，所以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徐旭生等紛紛加入了國民黨。

不過，魯迅雖然“一向佩服”“石曾先生”，説過“石曾先生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的話，但並未跟隨其加入國民黨。[42]儘管李石曾“很會撥弄人，使人在不知不覺間給他利用了”，但顧頡剛也認為“魯迅、周作人，我相信他們絕不會幫李氏搶地盤的，只因他們會寫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動他們，使他們自己覺得發於正義感而攻擊楊蔭榆了”[43]。事實上，魯迅挺身參與學潮，除了私人原因之外，更多是以此傳達他自身的理念，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和風潮背後的政治力量有共同的追求，不過，魯迅對風潮的內幕並不完全知悉。

李石曾

而國共兩黨雖然是女師大風潮的背後推動者，但也存在着爭奪，由此導致女師大學生分成了兩個團體，一部分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北京學聯”，劉亞雄回憶説“蒲振聲、鄭德音、雷瑜和我是參加學聯的代表”[44]，另一部分則參加了“北京各校滬案後援會”，其中許廣平是“女師大師生滬案後援會”的四名簡章起草成員之一，而李石曾當時是滬案後援會的主要領導者。雙方在對抗北洋政府方面一致行動，但總的來看，女師大一直控制在李石曾派手中。

許廣平後來曾説：“一個女學校的風潮事件實很普遍，何至鬧出若大問題，牽連許多人物？”[45]從上面的分析看，問題就在於女師大風潮的背後的複雜“色彩”，它最初只是學生和校長的矛盾，隨着幕後勢力的進入，逐漸演變成法日派和英美派的教育領導權爭奪，而五卅運動之後，風潮又在革命黨的介入下變成了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行為。

2．“免職”與“反抗政府”

8月2日，李石曾代理校長的中法大學倡導成立“女師大教育維持會”，易培基出任會長。8月3日晚李石曾、馬敍倫、易培基等宴請章士釗，向他施加壓力，8月4日章士釗偕同部員前往女師大調查，學生提出希望易培基長校，在看到國民黨勢力的全面介入後，章士釗8月6日向內閣提議停辦女師大，8月8日教育部批准楊蔭榆辭職，8月10日停辦令正式頒佈，同一天女師大發布啓事，宣佈“若章士釗在部，敝校與教育部完全脱離關係”[46]。

魯迅此時開始積極參與女師大的校務活動：8月7日參加校務維持會的成立，8月8日校務維持會選舉魯迅為總務主任，8月13日他又被推舉為校務維持會委員。魯迅本月前後十多次參加了校務維持會，成為其中的重要人物，“周樹人”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端，對於魯迅的這些行為，章士釗自然瞭解，他“派人向魯迅説，你不要鬧，將來給你做校長”[47]，但被魯迅拒絕。於是8月12日章士釗呈請段祺瑞將魯迅免職，原因是魯迅“於本部下令停辦該校以後，結合黨徒，附和女生，倡設校務維持會，充任委員。似此違法抗令，殊屬不合”[48]，14日免職令正式發表，這樣雙方的矛盾就迅速公開化了。

《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三輯）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月17日，教育部決定將女師大改為國立女子大學，女師大校務維持會隨後在8月18日開會，不承認改辦女子大學，決定從25日起招考新生，同日李石曾策動北京大學評議會，通過北京大學脱離教部案，來向教育部施加壓力。由於女師大學生對抗教部接收，8月22日劉百昭帶領警察和女傭，強行將二十餘名學生遷出，8月26日教育部任命胡敦復為女子大學校長。8月27日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和自治會在報子街設立臨時辦事處，不久開始招收學生、舉行考試，9月21日在宗帽衚衕新校址正式開學。

此時的情況正如劉百昭所説的，“公然宣言獨立，直接雖雲反抗教部，間接確係反抗政府”[49]，這種情況的出現，自然是國共兩黨背後推動所致，而他們積極介入的原因，是段祺瑞對五卅運動態度的轉變。“執政府在滬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識地利用民眾運動，迫使外人讓步，並挾民意對抗強勢軍人，以便保持其地位”[50]，作為在野黨的國共兩黨利用這種機會，在五卅運動中得到了充分發展。但不久之後，西方列強試圖以關税會議問題上的讓步，來換取政府鎮壓羣眾運動，於是段祺瑞便開始對民眾運動進行嚴厲抑止，8月20日下令取締罷工，8月26日發佈《整飭學風令》，9月19日禁止一切集會。在這種情況下，“女師大事件，就是當時北京的革命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賣國的軍閥政府之間鬥爭的一個環節”[51]。

魯迅雖然在文章裏從來不提風潮背後的政治力量，但他內心應該是比較清楚，因為當時的輿論對此批評甚多：劉百昭指出“惟少數學生，何能如此，實以政客學閥，利用十餘女青年，盤據學校，致使二百餘女子，無求學之地”[52]；向紹軒批評李石曾“干涉女師大事，且強指為外交問題，以圖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53]；譚慕愚也認為“如果沒有人利用學潮以鼓動政潮，頂着女師大為打倒章士釗的工具，則女師大的解散，無機爆發”[54]；而《現代評論》上對學潮背後“色彩”的攻擊文章就更多了。

參與其中的自治會學生黨員，自然也清楚是國民黨的背後操控，呂雲章回憶説“我們雖然僅二、三十人，但是支持我們的後台卻都很重要，八大學的聯合會，輿論界和國民黨”，女師大被解散後，她們“就到于右任先生的公館，請他幫忙。夜深以後回家。那時如鄒魯、李石曾、吳稚暉先生等都曾幫忙”，偏居宗帽衚衕後，“開學那天，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或名教授都到我們這裏上課”。[55]許廣平也回憶説：“宗帽衚衕的地方是張平江想法搞來的。……她是國民黨的活動份子，同張繼有關係。……所有教授都是免費的，付房租，維持學生的費用，則由李石曾負責解決。”[56]

但是，“學運變成政治運動，自主性便會逐步消失，學生組織便會淪為政治黨派的附庸”[57]，學生們逐漸發現了政黨操控的不利一面，其情形正如章士釗批評的，“強令守死不去，以嘗試其征服異己之計；至該女生等之真正利益，恐亦未遑講求”[58]。許廣平親身體會到李石曾的“口惠而實不至” [59]，而江紹模更是要求學生們製造慘案，以此擴大事件的影響，但呂雲章反對説“造血案固然可以把事件擴大，但是死亡的同學也不得不顧及”[60]。而對魯迅來説，雖然他“絕不會幫李氏搶地盤”，但女師大斗爭的現實需要，還是讓魯迅實際上“在不知不覺間給他利用了”。共同的鬥爭需要，將魯迅、學生和政黨勢力緊緊地裹在了一起，不如此他們將在鬥爭中遭遇失敗。

三

國民革命的同路人

1．“首都革命”與覆校之爭

形勢的發展，並未按照李石曾等人的預想走，不但各校沒有響應他對抗教育部的號召，而且“女大收學生共三百餘，內舊女師大生百餘”[61]，女師大學生七十餘名，其中“新招的學生有三十多人，錄取標準主要看政治態度，並不拘泥於考試分數”[62]，雙方人數對比明顯，形勢實際對女師大極為不利。

《魯迅研究資料（2）》

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在這種情況下，魯迅不但堅持義務授課，而且主動提出將課時數增加一倍，作為總務主任，魯迅“不僅僅在校務維持會中操勞，對於校內外的大小事情都很關心和照顧，而且幾乎成為敵人最注目的一位學校的代表”。[63]過度的操勞使魯迅九月初肺病復發，同時受免職的影響，他還得帶病到黎明中學、大中公學、中國大學兼課掙錢，當然這些學校都是有國民黨背景：黎明中學的校長是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大中公學的校董有李石曾、易培基，由鄒魯等人創辦，“廣東政府每月補助經費五百元”[64]；中國大學是孫中山創辦，當時的校長是國民黨高層人物王正廷。魯迅的兼課，應該是他們對其免職導致經濟困難的一種幫助。

女師大的僵局持續了兩個多月，等到了一個機遇。由於浙奉戰爭中奉軍的郭松齡在灤州倒戈，北京陷入了混亂狀態，國民黨左派利用這個有利時機，發動了“首都革命”，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政府閣員紛紛逃往天津，於是11月30日下午，魯迅和許壽裳等人一起護送女師大學生覆校，學生隨即發表《覆校宣言》，12月1日舉行各界聯合會，會上提出“章士釗為賣國奸賊，現彼既倒，凡被彼辭散之學校，應立即恢復，建立之學校，應一律解散，胡某蕭某（指女大校長鬍敦復、教務長蕭純錦）為章氏黨羽，應即日驅逐，一切校務，限即刻簽字移交”，但是女子大學方面強調“國立女子大學，以其為國立之學校，而非章士釗之私有品也”，“女師大佔據我校，不過少數人報復之私見，並未有正式政府之委命，其行為絕對非法”。[65]

由於教育總長逃逸，所以問題遲遲無法解決，而女師大學生先是佔據校舍，後是斷絕女大學生伙食，通過恐嚇手段將其驅逐。為了伸張權利，胡敦復邀請教育界的英美派人士，在12月14日成立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然後發表《致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宣稱女師大覆校“其事不惟大違法律，抑且秩出政治常規”，“否則羣乘政變，自由仇復，弱肉強食，相率而為敗法亂紀，北京學校，將從此多事”。[66]看到此信的魯迅隨即寫了《“公理”的把戲》，批評“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以歌頌功德”，他特別將矛頭指向了參加“教育界公理維持會”的現代評論派，批評這些“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諷刺他們捧章。

陳西瀅

現代評論派則在12月19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54期中，刊發多篇文章批評女師大“非法”覆校，尤其是批評利用學生的“陰謀家”，陳西瀅質問説：“如果章士釗的罪狀在摧殘幾十個女學生的學業，那麼援助女師大者那能反過身來摧殘三百幾十個女學生的學業？”魯迅的反擊，則從對方的自相矛盾着眼：“楊蔭榆時候多數不該‘壓迫’少數，現在是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了”[67]，“劉百昭毆曳女師大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復，陳西瀅鼓動女大學生佔據校舍時，卻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68]魯迅諷刺這種行為是“自己打嘴巴”，並公開指責他們“在章士釗門下暗做走狗”、“勢利”、“騎牆”。

首都革命後，段祺瑞被迫大量任用馮玉祥系和國民黨人，其中易培基成為教育總長，後又兼任女師大校長。1926年1月13日易培基到任，許廣平發言強調：“我們學生，只為求學，並不知道誰是研究系，誰是政學系，誰是國民黨。”[69]魯迅代表校務維持會致歡迎詞，他説：“當恢復之初，即曾公推為校長，而易先生過於謙退，沒有就，但維持仍然不遺餘力。同人又二次敦請，且用公文請政府任命，這才將向來的希望完全達到。”[70]這些話自然都是欲蓋彌彰了。而就任教長後，易培基大量任命國民黨人掌管各校，同時正式下令認可李石曾創辦的中法大學，試圖全面控制北京的高等教育。魯迅由於在女師大風潮中的重要作用，易培基下令將其復職，同時打破兼職教員只任講師的慣例，正式聘他為國文系教授，後來魯迅又進一步當選為教職員會代表和評議會委員。

2．國民革命的“同路人”

正如魯迅在歡迎詞中所言的，女師大風潮的勝利，“幾乎是到現在為止中國別處所沒有希望到的創舉”，這讓他看到了革命政黨的強大力量。首都革命之後，魯迅開始參與國民革命的一些外圍活動，他出任了國民黨北方機關報《國民新報》副刊的乙刊編輯。此前魯迅和國民黨報紙有過不多的聯繫，他曾在《北京民國日報副鐫》上發表過《長明燈》，之後又做過《民報副刊》的特約撰稿人。所以，從一般投稿到親自做編輯，反映了魯迅與國民革命關係的深化，而其接編的理由是“那時北方對於國民黨是很壓迫的。先生認為應予合作，就和幾位朋友一同負起編副刊的職務了”[71]。而在看到雙方的密切關係後，高長虹“問魯迅先生為什麼不加入國民黨”，“他説他想罵的人不一定是國民黨要罵的人，國民黨要罵的人他不一定想罵，所以他不加入國民黨”。[72]

顯然，魯迅更願做一個保持自身獨立和批判性的國民革命“同路人”，而非真正參與現實政治鬥爭的黨員和革命者，這既是他的新突破，也是他的新定位。

《莽原》半月刊第1期

在參與女師大風潮之前，魯迅正創辦《莽原》，試圖重啓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將矛頭指向英美派這些“特殊智識階級”的復古倒退，他説：“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態，實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鬨，大半也就為得想引出些新的這樣的批評者來。”[73]此時的魯迅側重文明批評，還是以思想啓蒙者自居，而女師大風潮作為一個重要的催化劑，逐漸形成了“莽原，語絲，猛進對現代評論；京副，民副對晨副”的界限[74]，在這場論爭中，魯迅批判了英美派的學者“公理”，堅決站在了反抗壓迫的親革命立場上，他的“特殊智識階級”批判和國民革命反對“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也因此在鬥爭中取得了一致性。

也正因此，魯迅逐漸從思想革命的“啓蒙者”變成了國民革命的“同路人”，但“這樣的戰士”已不再是日本時期確立的、以“純文學”來“移人性情”的那個“精神界之戰士”，而更接近廚川白村推崇的“棄了藝術的批評和創作”、“以社會改造論者與世間戰鬥的洛思庚和摩理思”[75]，他以“幫閒文人”為主要批判對象，並展示出不妥協的、徹底的戰鬥精神，這些思想集中表現在魯迅12月29日寫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

在這篇文章裏，魯迅首先提出了“打落水狗”特別是“叭兒狗”的命題，然後主張“犯而必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在他看來，“費厄潑賴”不僅是一種錯誤的知識分子態度，更是認錯批判對象和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周作人、林語堂等《語絲》同人，始終不願放棄思想啓蒙和旁觀批評的立場，這就使他們在面對政治暴力時，無法擺脱“批評有效但有限”的困境，而在親歷了女師大風潮和首都革命之後，魯迅認識到“思想革命”有着先天的缺陷，所以他強調“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最終三·一八慘案的槍聲，印證了落水狗必須痛打的道理，但血腥是由反動的軍閥和利用羣眾的政黨造成的，並非來自現代評論派，魯迅在將其抽象化、類型化的同時，實際抹殺了對手的複雜性，從而表現出一種鮮明的“黨同伐異”傾向。實際上，《現代評論》並非章士釗和段政府的“叭兒狗”，它是親國民黨的，其上登有大量批評北洋政府和章士釗的文字，但他們主張漸進改良，不贊同暴力革命，在激進變革的年代，就容易被視為保守反動。雖然《現代評論》和《語絲》文化同源而且人際交熟，但在政局變動和政黨勢力的推動下，最終被塑造成革命和反革命的對立。而激烈的鬥爭，也將“黨同伐異”從一個被否定的對象，變成了與“公理”相對的合法口號，這背後其實是“革命”立場和“學者”立場的對立。

不僅如此，魯迅在文風上也日趨激烈。女師大風潮之前，魯迅認為“思想革命”的戰士必須“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76]，所以他有意選擇了“潑皮”、“無賴”精神和“罵”的手段，“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77]。但這一時期的“罵”，實際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一種通俗説法，其行文雖然有時激烈，但並無污穢之詞。隨着魯迅介入女師大風潮，尤其是他和現代評論派論爭，他的“罵”逐漸趨於偏激甚至污穢，最典型的特點是“動物上陣”，如鳥導師、鳥公理、鳥趣味、狗屁、蛆蟲、蒼蠅、叭兒狗、山羊、貓等等，以致丁西林批評“罵紳士的臭架子，在中國實在是思想的因襲，不是思想革命”[78]。但在魯迅看來，對現代評論派標舉的公平、理性，用慣常的批評是很難奏效的，“倒不如直捷爽快的罵出來，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79]。正是在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下，這些“罵文”才有了它的“社會意義”。

四

結   語

總的來看，魯迅介入女師大風潮，向我們展示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複雜關係，其效應是雙重性的：

1．政治革命的必然

魯迅的行動看起來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許廣平的原因，他和政治革命似乎不會相遇，但這種看法其實是錯誤的。1920年代中期以後，以國民革命為中心的蘇俄式社會革命興起，它帶來了新的歷史主體（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政黨政治（列寧黨）和革命方式（學生羣眾運動）。五四知識階級面對着曾是自己啓蒙對象的學生和民眾，以及曾深惡痛絕的政黨政治，他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位置，就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而魯迅正是以自身的變化，讓我們看到了“思想革命”邊緣化的不可避免，它要想對社會有所作用，必然對“政治革命”有着一定的依賴性。由於學潮是國民革命在北方的主要鬥爭方式，魯迅發現了舊的身份和作戰方式與之不協調，他開始不斷反思知識分子及啓蒙理念的侷限性，一方面親身參與、充當“放火者”，另一方面利用雜文進行批判動員，由此發現了知識階級及其文學在革命時代的意義，逐漸從注重思想革命的啓蒙者，變成了積極介入現實的“青年叛徒的領袖”，最終成為了政治左翼和國民革命的同路人。魯迅的經歷印證了政治革命時代到來的必然性，其做法正如中國少年衞國團提出的，“努力思想革命；促成民眾勢力的結合，積極的圖政治改造與社會改造！”[80]

但是，政治革命的必然性和合法性之間，存在着明顯的悖論。魯迅對學潮、革命的支持，來自它的變革力量和因政府腐敗賦予的正義性，並非無限的、絕對的，雙方更多是基於共同鬥爭需要而形成的合作關係。魯迅曾自言“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81]，這既表明自己不瞭解革命的運作，也是對革命中正義陰謀、目的手段的混雜矛盾的不滿，這也是多數知識分子在面對革命時的複雜心理。早在五四時期，李大釗就鼓吹過英國式的“無血革命”，然而正如陳獨秀髮現的，“現在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82]，所以他率先轉向了蘇俄式革命，但革命的邏輯是：“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83]關於這一點，魯迅後來在三·一八慘案中有了血淋淋的體會。

陳獨秀

徐志摩

2．思想革命的弱化

在對現代評論派這些“叭兒狗文人”的批判中，魯迅的思想革命和國民革命獲得了交集，他一方面用“化為潑皮，相罵相打”的戰術，實踐了思想革命批判“特殊智識階級”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從革命立場出發，批判了知識分子“公理”追求背後的反動性，在軍閥橫行的時代背景下，它極易變成對革命暴力的批判和對反革命暴力的辯護。所以，陳西瀅認為自己被魯迅攻擊是因前嫌的觀點，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面，他沒有意識到更大的原因，就出在知識階級的責任上，英美派更多看重的是知識階級的理性精神，以及對青年人的“導師”責任，但這些在魯迅看來，“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84]。

但激變的時代形勢，一方面強化了魯迅的現實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導致了簡單化、粗暴化、反思的弱化。事實上，魯迅從思想革命轉向國民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以放棄思想革命的目標和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為代價的，他逐漸表現出激烈的“黨同伐異”的傾向，在批判政府的暴力壓迫和幫閒知識分子的妥協性時，迴避了革命自身的暴力專制以及知識分子獨立性的喪失問題。

魯迅自己的思考是：“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85]稍早時候魯迅還説“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86]，但是自居正義的來源是什麼？誰賦予了上帝一樣的裁判權？目的能否保證手段的正確？這些問題在魯迅那裏都付之闕如，也正因此，他在參與學潮和革命的過程中，出現了批判功能讓位於動員功能的現象，最終在廣州清黨中，痛苦地發現自己排過“人肉的筵宴”、充當了“泡製醉蝦”的幫手。

本文原刊《魯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註釋

[①] 參看陸建德的《故事的結局——女師大學潮新解》（《中華讀書報》，2015年3月4日）、《“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並非神聖的同盟與魯迅的覺悟》（《中華讀書報》，2015年4月22日），陳漱渝的《一篇沙上建塔的文章——評陸建德〈女師大學潮〉新解》（《中華讀書報》，2015年4月15日）、《女師大師生緣何反對楊蔭榆？——對陸建德先生“回應”的回應》（《中華讀書報》，2015年7月8日）。

[1] 許廣平：《我所敬的許壽裳先生》，《許廣平文集（第一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頁。

[2] 周作人：《與友人論章楊書》，《京報副刊》，1925年8月12日。

[3]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

[4] 許廣平：《致魯迅》（三十），《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頁。

[5] 淵泉（陳博生）：《女師大事件平議》，《晨報》，1925年8月25日。

[6]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3頁。

[7] 白瑜：《湖南第一師範與校長易培基》，台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

[8] 政之（胡政之）：《“三一八”案之根本善後》，《國聞週報》第3卷第13期，1926年4月11日。

[9] 顧頡剛：《顧頡剛自述》，《世紀學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頁。

[10] “一個女讀者”：《女師大的學潮》，《現代評論》第1卷第15期，1925年3月21日。

[11]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自治會宣言》，《京報》，1923年7月21、22日。

[12] 許廣平：《致魯迅》（九），《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頁。

[13] 許廣平：《致魯迅》（十三），《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頁。

[14]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頁。

[15] 許廣平：《附錄一》，《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205頁。

[16] 《女師大昨開師生聯席會議》，《晨報》，1925年5月13日。

[17] 楊蔭榆：《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楊蔭榆致馬裕藻教員函》，《文學論文集及魯迅珍藏有關北師大史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頁。

[18] 晚愚：《女師大風潮紀事》，《文學論文集及魯迅珍藏有關北師大史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頁。

[19] 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131頁。

[20] 《楊蔭榆昨晚有辭職説》，《晨報》，1925年8月5日。

[21] 章士釗：《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甲寅週刊》第1卷第4期，1925年8月8日。

[22]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22頁。

[23] 淵泉（陳博生）：《女師大事件平議》，《晨報》，1925年8月25日。

[24] 《京女師大風潮尚在相持中》，《申報》，1925年5月18日。

[25] 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136頁。

[26] 魯迅：《致許廣平》（二十四），《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頁。

[27] 《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預科學生啓事》，《文學論文集及魯迅珍藏有關北師大史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頁。

[28] 《劉亞雄同志談女師大風潮》，《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29] 楊蔭榆：《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楊蔭榆致馬裕藻教員函》，《文學論文集及魯迅珍藏有關北師大史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頁。

[30] 陳西瀅：《閒話》，《現代評論》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30日。

[31] 許廣平：《致魯迅》（二十七），《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頁。

[32] 魯迅：《致許廣平》（二十九），《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頁。

[33]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31頁。

[34] 許廣平：《附錄一》，《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頁。

[35] 《昨日女師大解散四班》，《晨報》，1925年8月2日。

[36] 《學總會援助北京女師大之兩電》，《申報》，1925年8月3日。

[37] 《京女師大解散四班風潮擴大》，《申報》，1925年8月5日。

[38]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84頁。

[39] 魯迅：《致許廣平》（二十四），《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頁。

[40] 劉弄潮：《李大釗和魯迅的戰鬥友誼》，《百科知識》，1977年第2期。

[41] 《汪精衞為北京黨務致戴季陶、廖仲愷函》，《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頁。

[42] 荊有麟：《魯迅的個性》，《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頁。

[43] 顧頡剛：《顧頡剛自述》，《世紀學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頁。

[44] 《劉亞雄同志談女師大風潮》，《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45]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頁。

[46] 《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緊要啓事》，《京報》，1925年8月10日。

[47]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頁。

[48] 《章士釗呈請臨時執政審批的免職文》，《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頁。

[49] 《教育部敦促蔡元培回國》，《申報》，1925年9月8日。

[50] 馮筱才：《滬案交涉、五卅運動與一九二五年的執政府》，《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1] 許廣平：《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慘案》，《許廣平文集（第二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頁。

[52] 《女子大學之籌備忙》，《晨報》，1925年8月31日。

[53] 《向紹軒致章士釗函》，《甲寅》週刊第1卷第7號，1925年8月29日。

[54] 譚慕愚：《關於北京教育界及女師大風潮的一封信》，《醒獅》第50期，1925年9月19日。

[55]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2頁。

[56] 許廣平：《附錄一》，《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頁。

[57]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327頁。

[58] 《時評》，《甲寅》週刊第1卷第5號，1925年8月15日。

[59] 許廣平：《附錄一》，《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頁。

[60]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2頁。

[61] 《教育消息》，《申報》，1925年9月22日。

[62] 《劉亞雄同志談女師大風潮》，《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63] 鄭奠：《魯迅先生在女師大風潮中的鬥爭》，《文匯報》，1956年10月19日。

[64] 鄒明初：《回憶孫中山先生北上及北京〈民國日報〉被查封的經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470頁。

[65] 《女大與女師大仍在相持中》，《晨報》，1925年12月9日。

[66] 《女子大學後援會積極奮鬥》，《晨報》，1925年12月17日。

[67] 魯迅：《這回是“多數”的把戲》，《國民新報副刊》，1925年12月31日。

[68] 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莽原》半月刊第1期，1926年1月10日。

[69] 《學生自治會代表許廣平先生演説辭》，《文學論文集及魯迅珍藏有關北師大史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頁。

[70] 《校務維持會代表周豫才先生歡迎詞》，《文學論文集及魯迅珍藏有關北師大史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頁。

[71] 許廣平：《魯迅和青年們》，《許廣平文集（第二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72] 高長虹：《一點回憶——關於魯迅和我》，《高長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頁。

[73] 魯迅：《致許廣平》（十七），《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頁。

[74] 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上海《狂飆》週刊第5期，1926年11月7日。

[75] 廚川白村：《從藝術到社會改造》，《魯迅著譯編年全集（陸）》，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頁。

[76] 魯迅：《通訊》，《猛進》第5期，1925年4月3日。

[77] 魯迅：《通訊（復呂藴儒）》，《豫報副刊》，1925年5月6日。

[78] 西林（丁西林）：《“臭紳士”與“臭架子”》，《現代評論》第3卷第66期，1926年3月13日。

[79] 魯迅：《致許廣平》（四十一），《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頁。

[80] 《發刊詞》，《新少年旬刊》第1期，1925年7月8日。

[81] 魯迅：《可慘與可笑》，《京報副刊》，1926年3月28日。

[82] 陳獨秀：《革命與作亂》，《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

[83] 徐志摩：《歐遊漫錄》，《徐志摩全集（第3卷）》，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頁。

[84] 魯迅：《這樣的戰士》，《語絲》第58期，1925年12月21日。

[85] 魯迅：《雜憶》，《莽原》週刊第9期，1925年6月19日。

[86] 魯迅：《致許廣平》（十九），《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