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路未盡：中國科創要攢的五顆寶石_風聞

1896年，甲午戰敗後的李鴻章被鋪天蓋地的唾沫淹沒，在清廷權力中樞裏自然也“靠邊站”，被老佛爺打發去了俄國，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儀式道賀，順帶訪問歐洲和北美等七個國家。對封閉守舊千餘年的天國上朝而言，這種高規格的外交訪問可以説是前無古人。

李鴻章帶着兩個兒子和大批幕僚，一行45人從上海租界出發，乘法國郵輪赴俄。船過吳淞口和陸家嘴時，停泊在沿岸的國外軍艦紛紛鳴炮致敬[1]，聲勢震天，俄德法英美更是各派一名外交官貼身陪同，代表團沿途經過的香港、西貢、蘇伊士等殖民地，也都盛情接待，給足面子。

李二先生雖在國內被千夫所指，但在西方眼裏卻是“最受歡迎的中國人”，箇中原因，無非列強想借中堂大人的奏摺，完成各自殖民和商業的小算盤。

6月13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完日後令他後悔不已的《中俄密約》後，便乘火車前往德國柏林。李鴻章是德國軍火的大買家，自然受到德國朝野的高度重視，不僅在皇宮裏享受了威廉二世的國宴款待，還專程去漢堡跟退休賦閒的俾斯麥談笑風生，讓李中堂頗有東西政壇巨頭聚首的幻覺。

除了參加各類宴請外，李鴻章此行的重頭戲是全面考察德國軍事工業。6月28日，他應克虜伯集團主人Friedrich Alfred Krupp的邀請，對克虔伯集團產業連續考察了4天，輾轉多家兵工廠，目睹了舉世聞名的克虜伯大炮從熔鑄、軋鋼、切削，到衝壓、鍛造、裝配的全部製作過程。

為了加深印象，德國人甚至在克虜伯的梅彭射擊場（Kruppscher Schießplazt in Meppen），專門為李鴻章制定了一個射擊表演項目表，拉出加農炮、榴彈炮、快裝炮和速射炮，狂轟80發炮彈，尤其是最新研製的28釐米口徑火炮，單枚炮彈重達700斤，將年邁的李中堂震得頭皮發麻。

火炮是克虜伯公司的拳頭產品，在普法戰爭最關鍵的色當戰役裏，500門克虜伯鋼製後膛火炮像“鐮刀收割麥子”一樣，將拿破崙三世的軍隊轟成碎渣。李鴻章從創辦淮軍開始，就對克虜伯大炮青睞有加，從1871年1895年，中國一共購買了1942門克虜伯重炮[2]，耗資上千萬兩白銀。

在購買克虜伯大炮之初，李鴻章就組織國內仿造，不僅安排翻譯了大量技術資料，還在江南製造局進行模仿嘗試，但克虜伯公司產品迭代很快，火炮結構、材料、口徑、射程、精度等每年都有進步，國內從鋼材到火藥全面落後，甚至直到李鴻章去世，大清也沒仿製成功一台克虜伯大炮。

在工業領域，看得見的差距已然驚人，在科技領域，看不見的差距更是懸隔霄壤。

為了表達殷勤，德國人安排李鴻章接受倫琴剛發明7個月的x光檢測，他左顴骨內的子彈（在馬關被刺客開槍所射）在膠片上“纖毫畢現”，李鴻章感到新奇，稱其為“朗德根之術”（倫琴的姓氏），但x射線在現代醫學和物理學上的劃時代意義，對李鴻章和大清國來説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事物。

李鴻章訪問德國的1896年，正是物理學突飛猛進的年代，X射線於1895年被發現、放射線於1896年被發現、電子於1897年被發現，三大物理學成就代表了現代物理的誕生。當大清國還在為造出一枚合格的炮彈而抓耳撓腮之時，西方科學的研究已經由宏觀時代進入到了微觀時代。

離開德國前，李鴻章在克虜伯莊園揭幕了德國人為其製作的全身銅像。該像頭戴花翎，身披黃馬褂，連同基座一起高達10米。儘管揭幕儀式隆重非凡，但李鴻章還是婉拒了將銅像運往中國的提議，他自己心裏知道，這座輝煌雄偉的銅像，不過是德國人賺了幾千萬兩銀子後附送的贈品而已。

幾十年洋務運動的成果被甲午戰爭盡數抹去，李鴻章在漢堡問了俾斯麥這樣一個問題：用什麼的方式，才能讓中國跟德國一樣強？

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要想追趕上西方已經領先一兩百年的工業和科技，到底缺什麼東西？四處辦廠但功效甚微的晚清洋務派沒有答案，直到100多年後，屢敗屢戰的中國人才把科創需要的五顆寶石給釐清楚，它們分別是：工業政府、籌資系統、市場體系、人才梯隊和保障制度。

這五顆寶石，分別代表了中國在工業和科技領域的五次衝鋒，這是一條艱難的通關打怪之路，在沒有集齊五顆寶石之前，科創的響指再怎麼打，也不會響。

01. 第一顆寶石：工業政府

作為一個農業國，晚清洋務派首先缺乏的，就是一個能夠統籌協調所有工業部門的中央政府。

現代人無法理解的是，即使拿到了所有的設計圖紙，讓晚清工人仿製一門合格的鋼製後膛克虜伯火炮，仍然是難於上青天。因為整個生產過程，需要十幾個工業部門的配合：材料需要採礦工業、製造需要冶金工業、能源需要煤炭工業、炮彈需要化學工業、加工需要機牀工業……

以冶金工業為例，重型武器的製造必須有鋼鐵廠做配套，早在1877年，軍事專家丁日昌就向李鴻章諫言：“蓋外國一切製造皆從鐵務生根，工匠不能鍊鋼，軍事斷無起色。”但現實情況卻是：無論是早期的碳素鋼，還是後期的合金鋼，大清國都煉不出來，工業用鋼幾乎全部需要進口。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冶煉工業的落後就嚴重影響火炮質量，鑄炮時爐温低，鐵水雜質多，生產出來的炮管內含大量氣孔，使用時極易炸裂。1835年，關天培為改善虎門防禦新制大炮40門，在試用時有10門直接炸膛，炮手被當場炸死，以至於打起仗來，兵勇需要軍官拿刀逼着，才肯裝藥放炮。

1860年以來，中國的工業用鋼基本都要進口。直到1886年，洋務派才開始籌備中國第一家鋼鐵冶煉企業貴州青溪廠，耗資27.6萬兩白銀，技術工藝全部購自英國，設備從上海運到青溪，居然花了整整兩年半，結果煉出來的鋼鐵質量完全不達標，銷路受阻，資金耗盡，最後以破產變賣告終。

除了技術落後，晚清交通基礎設施也無法支撐大工業。1870年，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記載了山西潞州的土鐵運輸[3]：一隻運輸隊由108個挑夫和102頭騾子組成，一頭騾子駝200斤，一個挑夫挑75斤，一次能運17.25噸，每300公里的運費跟貨值一樣高，跟跨海而來的洋鐵相比，毫無性價比。

清政府沒有自主權的海關體系，對進口鋼鐵基本形同虛設。1843年，每百斤生鐵關税銀1錢，熟鐵1.5錢，鋼4錢，1858年税率進一步降低，每百斤生鐵關税銀0.75錢，熟鐵1.25錢，鋼2.5錢[4]。這樣低税率，既無法保護羸弱的中國本土鋼鐵產業，也無法為洋務運動積累足夠的工業發展資金。

即使洋務派傾全力打造的江南製造局，在鍊鋼上也折戟沉沙。江南局於1891年建立了中國第一家新式鍊鋼企業，但技術嚴重落後。每次鍊鋼，熔爐需要加熱兩個星期才能達到指定温度，生鐵出爐後，還要花兩個星期的時間來冷卻，車間工人一邊拿着工資，一邊打牌賭博消磨時間。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鋼鐵進口逐年飆升，1867年進口鋼鐵價值26萬海關兩白銀，1879年進口突破100萬兩，1888年突破200萬兩，1891年突破300萬兩。而在洋鐵的衝擊下，1838 年全國在採鐵礦廠數為112家，1851年為90家，1862年為28家，到了1875 年時就只剩下1家了[5]。

工業和科技，是一對孿生兄弟，沒有工業基礎，現代科技便是無本之末。

1878年，江南製造總局的徐壽在翻譯物理學家John Tyndall的著作《聲學》時，寫了一篇《考證律呂説》質疑其理論，經好友翻譯投稿，成為第一個在《Nature》雜誌上發表論文的中國人，但這種成果對沒有工業基礎和科研體系的國家來説毫無意義，徐壽的研究也沒能得到往下傳承。

從勘探、選礦、冶煉這些硬環節，再到交通、關税、研發這些軟環節，洋務派缺乏一個有工業意識的中央政府。

清政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業政府，對工業商業極盡排斥，如雍正所言：“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列強入侵也沒能喚醒工業意識，到1880年，當全球生鐵產量接近2000 萬噸時，中國還沒有一家鍊鐵廠，當全球鐵路已經達到22.8萬英里時，中國還沒有一寸鐵路。

而同樣曾作為落後的農業國，美國在1791年就通過了漢密爾頓提交的《製造業報告》，確立了工業發展三原則：一是對美國工業進行補貼；二是用關税來保護本國企業；三是鼓勵引進人才和技術。在戰勝傑斐遜為代表的農業黨之後，美國工業黨便沿着既定路線狂飆，直至工業產值世界第一。

1993年，前蘇聯航母“瓦良格號”停工，黑海造船廠廠長馬卡洛夫在回答“完工需要什麼”時，這樣講道：“需要蘇聯、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軍事工業委員會和九個國防工業部、600個相關專業、8000家配套廠家，只有偉大的強國才能建造它，但這個強國已不復存在了。”

馬卡洛夫核心觀點卻很正確：一個強大的工業政府（未必以計劃經濟為基礎），是工業和科技的強大保障，尤其是對於落後的追趕型國家來説。

洋務運動作為中國第一次工業化嘗試，先後投入了5000多萬兩白銀，但基本靠幾個洋務大員在各省獨自籌劃，缺乏統一規劃，雖然跟日本同時起步，但成果卻相差萬里。在這之後，工業政府的理念開始在中國萌芽，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新中國政府，工業發展基本上都由中央統一籌劃。

工業政府是科技創新的第一顆寶石，但近代以來，有這種理念的國家不在少數，但能建成工業能力的國家卻寥寥無幾，多數的原因也很直接：缺錢。

02. 第二顆寶石：籌資系統

1911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爆發，中國終於迎來了一個擁有現代意識的政府；二是中國鋼鐵進口創下歷史記錄，達到史無前例的1574萬兩白銀。

民國政府雖能力有限，但卻具備工業意識，知道這種工業逆差帶來的危害。1912年11月1日，民國政府在北京召開了首屆全國工商會議。這是近代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持的產業會議，除了官方和學界的代表外，實業界的頭面人物如榮德生、朱葆三、聶雲台、朱志堯等也前來參會。

在會上，著名實業家張謇（時任北京政府農商總長）首次提出要重點發展紡織和鋼鐵工業，之後便迅速開始頂層設計。1913年12月，農商部成立，專設礦政局，管理採礦和冶煉工業，同時成立地質研究調查所；1914年，《礦業條例》頒佈；1915年，全國範圍內的地質普查開始大規模推進。

有了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一份大工業的藍圖躍然紙上。1914年，張謇建議北洋政府在直隸龍門縣籌設國家第一鐵廠，在江蘇秣陵關設國家第二鐵廠。兩地均有新勘探的鐵礦，儲量豐富，交通便利，等這兩廠成功後，再向全國複製。但可惜的是，想法雖然美好，但首要的難題便是沒錢。

北洋時代，國家財政主要靠借債度日，“民國元、二年，中央絕無收入……維持之道，全恃外債。”以1913年為例，袁世凱政府收入33,700萬，支出64,200萬，向列強借了22,000萬，如此還有8490萬的赤字，根本無力進行工業投資。由於財政匱乏，兩大鐵廠的建設規劃自然不了了之。

無論是搞工業還是搞科技，都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農業國向工業國躍遷，首先要解決的便是籌資問題。

在這方面，西方國家八仙過海，有通過殖民掠奪來攢第一桶金的，有通過出口農產品積累資金艱難起步的，也有通過大量移民和海外投資來獲得啓動資金的。一旦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積累，後續就可以通過銷售工業品來獲得擴大產能、改良設備、研發技術的資金，形成正向循環。

但縱覽整個民國時代，中國始終沒能為工業化建立一套持續有效的籌資渠道，甚至在國民政府“黃金十年”，對工業的投資也杯水車薪，這跟連年的戰亂有關，也跟中央對各省缺乏控制力有關。當時國內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所面臨的困局，就是籌資渠道匱乏的集中體現。

漢冶萍公司於1908年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併而成。到辛亥革命前夕，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佔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以上。但就是這麼一家“國字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資金捉襟見肘，不得已向日本政府多次借款，最後被日本通過債務牢牢控制。

一戰結束之後，鋼鐵和礦石價格暴跌，漢冶萍公司陷入困境，但日債借款卻越積越多，到1920年代，每年光利息就要還一百多萬銀元，從1920年到1921年累計虧損841萬，不堪重負。撐到1925年，漢陽和大冶鐵廠均熄爐停產，只剩鐵礦還能開採，徹底淪為日本鋼鐵行業的原材料供應商。

漢冶萍的悲劇闡述了一個道理：落後的農業國要想擺脱廉價原料供應地和工業產品傾銷地的命運，必須建立自己的籌資體系。小國也許可以靠專攻某幾個領域來富國富民，或者靠地緣政治價值來換取大國的扶持，但國家體量越大，越沒有捷徑可以走。中國需要趟出自己的路來。

籌資渠道是工業和科技的第二顆寶石，只有等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這個問題才第一次得到了解決。

03. 第三顆寶石：市場體系

1949年之後，新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府，擁有強大的社會資源調配能力，這為工業籌資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由於體量原因，中國無法複製日韓的工業崛起路徑，工農剪刀差模式便成為必選。這個概念起源於1920 年代，當時蘇聯為了加快積累工業建設資金，採取“以農補工”的方式，壓低農產品價格，提高工業品價格，通過工農品交換把農業部門的利潤轉移到工業部門，用來支持工業投資。

用大白話説，就是全國人民勒緊腰帶支援工業建設。歷史數據表明，我國農業部門為工業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貢獻。

著名經濟學家嚴瑞珍曾受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委託，主持了“中國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研究”這一課題。通過詳細計算，嚴瑞珍得出結論：從1953年到1985年，全國預算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共7878億元，平均每年240億元左右，大體相當於每年的（工農業）剪刀差絕對額[9]。

他進一步給出結論[9]：可以説，30 多年來國家工業化的投資主要是通過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初步基礎。”

又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業投入” 總課題組估計：在1950-1978 年的29 年中，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 100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税收入為978億元,，財政支農支出1577億元, 政府提取農業剩餘淨額為4500億元，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出的資金淨額達155億元。

剪刀差問題在90年代初掀起了經濟學界的討論高潮，陳錫文、王夢奎、雷錫易、凌志軍等人均做過相關研究，結論大同小異。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國家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剪刀差一度縮小，但絕對額仍然有很大的增長，農業部門仍然源源不斷地為工業化提供資金。

另外一個被長期低估的工業化因素是：蘇聯對新中國工業進行大規模援助的“156工程”，其發揮的意義超過了“第一桶金”的範疇。

蘇聯的援建項目是分5次商談才定下來的：1950年確定了50項，1953年增加到141項，1954年增加到156項，1954年增加到172項，1955年確定了174項。最後經過反覆調整，有的取消，有的增加，最終定為154項，但因為公佈156項在先，所以仍然稱作“156工程”。

156工程宣傳畫，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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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項目涵蓋了能源、冶金、化工、機械、軍工、輕工等幾乎所有核心的工業領域，項目的廣度和深度震撼了基礎薄弱的中國工業界。李富春率領代表團在莫斯科談判時，米高揚曾對他説[7]：“ 我看了你們的請求。你們不要像小孩子一樣，看見什麼東西都覺得新鮮，什麼都想要。”

更重要的是，蘇聯提供了大量文件和圖紙。從1954年-1959年，蘇聯向中國轉讓了1100套工業企業及其他建設項目的資料，3500套製造各種機器的圖紙，950套技術資料和2950個專題的各種技術説明書[8]。這麼多珍貴的技術成果，蘇聯方面只收了一種費用：文件複印費。

156工程在全球技術援助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這等於手把手教你如何搭建一個完備的工業體系。它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奠定了很高起點，省卻了很多自我摸索的階段。儘管中蘇交惡後，蘇聯方面撤去了所有的專家和援助，但這些工程給中國留下了寶貴的工業資產，其意義無法言喻。

至此，中國已經找到了工業和科技的兩顆寶石：強大的工業政府和堅韌的籌資體系。但中國人對工業化的探索，並沒有止步於蘇聯模式，尤其是隨着工業化的深入，蘇聯模式弊端開始暴露，中國也面臨自己的問題：儘管已經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但經濟在1978年前仍然處於崩潰的邊緣。

缺乏市場體系的弊端，早在洋務運動時期便展露無疑：近代軍事工業中累計耗資5000萬兩以上，但產品沒有利潤，無法實現自我循環，給政府造成了嚴重的負擔。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得以解決，用一句話來闡述就是：中國為工業化創造了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改革開放後，家庭聯產承包制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讓中國農村地區在1978-1988年之間完成了原始工業化，帶來兩個好處：一個有購買能力和意願的農村市場；一個能輸送工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羣體。兩個因素給工業體系注入了潤滑油，使其能夠自我運轉、自我輸血、自我激勵。

文一教授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這樣寫道：市場是個昂貴的公共品。市場體系就是發展工業和科技需要攢到的第三顆寶石。

前三顆寶石，為科技創新建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完整、能用、自我循環的工業體系。但隨着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和中國工業化的深入，原始低端的工業已經無法滿足發展需求，也無法讓中國變成強國，這時候科創的重要性就愈發明顯。中國人開始向最後兩顆科技和工業的寶石進軍了。

04. 第四顆寶石：人才梯隊

在李鴻章訪問德國82年之後的1978年，一羣身穿黑色中山裝的中國人也來到了德國。

這個代表團由機械工業部周子健帶隊，一位戴黑框眼鏡能講多國語言的中年人擔任秘書長。他們拎着沉重的箱子，行色匆匆地走出沃爾夫斯堡市火車站，徒步來到德國大眾汽車的工廠門口，領頭的周子健認真地讓翻譯對警衞講到[11]：“我是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想跟你們領導聊一聊。”

門口的警衞一臉震驚，差點兒把他們當成騙子。事實上，代表團的絕大多數人在一天之前都沒聽説過大眾汽車。他們原本來德國考察奔馳公司的汽車工廠，結果發現滿大街跑的汽車都帶着個W標誌，一打聽，才知道原來德國還有一個大眾汽車，於是當機立斷，馬上坐火車去登門拜訪。

大眾高管接到通知後，連忙讓警衞開門放行。一幫中國人進到大眾公司車間後，如同李鴻章第一次見到x光一樣，被洋人的先進技術震撼到。這次陌生的造訪，是中國政府和德國大眾談判的開始，也是日後風靡神州的“桑塔納”轎車的源起，同樣也是“市場換技術”模式的起點。

中國人在攢齊前三顆寶石之後，開始重視縮短與西方的技術差距，這條路比單純的工業化更難。對於“市場換技術”，總設計師後來總結：“搞合資經營，對方就要拿出先進的技術來。儘管它對某些技術有保留權和擁有權，但不管怎麼樣，總在這裏用了，用了我們總會學會一點。”

1993年桑塔納年產量突破10萬輛，1993年突破20萬輛，1998年累計完成100萬輛，合資經營的方式大獲成功。桑塔納的成功被總結為“桑塔納模式”向全國推廣，但到了90年代末期，在桑塔納完全國產化以後，中國人發現利用合資模式來推進自主研發的建設，幾乎不可能。

其根本原因在於無法消化這些引進來的技術（當然，由於合資公司的暴利，車企也普遍沒有動力）。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在2000年前，用於消化技術的費用只相當於技術引進費用的10%，而在汽車行業同樣起步較晚的日韓兩國，這個比例卻高達700%。

同樣的難題發生在技術密集的半導體行業，從80年代開始，為了縮短被越拉越大的差距，國家先後組織了1986年的“531戰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引進大量技術，資金投入了幾百億，但最後基本都以失敗告終，留下來的成果寥寥無幾。

汽車和芯片行業的困局並非孤例，在其他行業中到處都能找到影子，它們面臨共同的問題：沒有人才梯隊。

無論是半導體行業還是汽車行業，研發人才培養週期都非常長，形成真正戰鬥力的年齡要到30-40歲。80-90年代承擔科技攻關重任的，應該是60-70年代的大學畢業的中年技術骨幹，但在六七十年代，高校的教授們都在下牛棚掃廁所，能培養合格的工程師自然數量有限。

1998年10月，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經濟學家的湯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層提交了一份“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建議[12]。湯敏認為和發達國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比，我國僅為5%，存在顯著的提升空間。這一能夠提振內需的提議，受到了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1999年6月，國務院宣佈了高校擴招政策。高考錄取率從1998年的33.8%，直接飆升到了2017年的75%。

在高校擴招的幫助下，儘管中國勞動力人口（15-65歲）在2013年見到了歷史大頂，但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之前的年平均複合增長率達7.8%，2013年以來增速略有回落，但仍一直維持在5%以上的增速水平，大量的科技工程師被流水線一般生產出來。

到了2014年，根據世界銀行和OECD的數據，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到7512萬人，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為3170萬人，而同期美國科學家工程師總量為2110萬人。這些工程師在互聯網、通信、高鐵、電網、船舶、基建等工業和科技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四顆寶石——強大的人才梯隊，在2000年之後逐漸被中國人拿到，工業和科技的漫漫長征，還剩下最後一個難關需要攻克。

05. 第五顆寶石：制度保障

清華大學85級的趙偉國，雖然本科學的是電子，但起家卻是在新疆搞房地產，45歲之前，他恐怕沒想過自己有一天還會幹回老本行。

2012年，他還在福建莆田運作一個地產項目。2013年，他掌舵的紫光集團就併購了芯片巨頭展訊，2014年又併購了鋭迪科，2015年，紫光繼續併購企業網巨頭“新華三”51%的股權，而到了2016年，更是在武漢、南京、成都等地豪擲巨資，開工建設大規模存儲芯片製造工廠。

趙偉國和紫光的異軍突起，背後是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資金支持。更大的背景是，從2014年開始，國有背景的資金開始直接下場支持科技創新，全國各地的產業基金規模從3000億飆漲至2016年的3.5萬億，速度和規模均前所未見。

用財政資金資助科學研究，在世界各國是通用做法，但對短板的產業進行財政補助，屬於東亞國家的秘訣。這種做法在經濟學家屆有不小的爭議，林毅夫和張維迎為此爭論十幾年。本來風電、光伏等領域的挫折讓“財政補技術”的模式陷入低潮，但高鐵的出現改變了一切。

前鐵道部長獨創的高鐵模式，是一種國家主導、集中談判、引進吸收、鉅額投資的模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隨後被總結成了經驗。而這些經驗，挽救了“財政補技術”模式的低潮，給政府參與科技創新打了一針強心劑。在這種背景下，從2013年開始，國有背景的資金直接下場了。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中國的三大AI獨角獸公司：商湯、曠視和寒武紀，股東中均有國有背景的投資公司。

2018年，隨着貿易摩擦的演進，這種模式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想必會低調潛行。但時間不等人。2013年，中國勞動力人口見到了歷史大頂，第二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隨着人口長期拐點來臨，轉型時間窗口並不寬裕，用一句話來説就是：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

這就是為什麼科創板在2018年底橫空出世，上下呵護，一路綠燈，進展神速的原因。

這種進展的神速，還有更深層次的思考。2001年之後，海外VC大量湧入中國市場。拿美元基金的風投，設置VIE架構，赴海外上市，套現後拿美元資產，幾乎成了互聯網公司的標準模板。但在某次會議上，發言人的一句話振聾發聵：中國這麼多互聯網巨頭，有多少錢是被外國人賺走了？

因此，設立註冊製為基礎的科創板，讓民間資本接棒海外和國有資金，讓肥水流回自家良田，儼然成為時代的必選。但除了上市/退市制度外，知識產權、創新補貼、人才福利等方面的短板，也將在未來逐一補齊。這些正在完善的科技創新保障制度，就是工業和科技的第五顆寶石。

中國在工業和科技方面追逐的五顆寶石，背後是中國的五次對工業化和科技力的衝鋒。

第一次衝鋒（1860-1895）五大皆空；第二次衝鋒（1911-1949）有了工業政府，但缺乏籌資渠道；第三次衝鋒（1949-1978）有了籌資渠道，但缺乏市場體系；第四次衝鋒（1978-2000）有了市場體系，但是缺人才梯隊；第五次衝鋒（2001-2019）有了人才梯隊，但還需要完善制度保障。

為了集齊這5顆寶石，中國人已經探索了百年之久。而攢夠所以要素的中國工業和科技，必將對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科創的響指一打，又會有多少高端崗位從發達國家的體系中消失，進而轉移到中國呢？這個過程必然會遭遇遏制和打壓，這是最難的路，但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路。

中國的產業升級之路，已經抵達了最後一站，常將“賭國運”掛在嘴邊的我們，準備好迎接這場時代巨潮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