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自殺的少女：他們用投票結束了她的生命 | 人為何會在網絡上集體作惡？_風聞

上週二，馬來西亞一位16歲少女自殺身亡。警方發現，她生前曾在Instagram上發起投票：“非常重要：請幫我選擇D（死亡）還是L（活下來）”：

少女Ins截圖

令人震驚的是，竟然有69%的網友選擇了“D”，即支持她自殺。這些網友與她素未謀面，卻在生死抉擇面前將她推向了死亡。

《衞報》相關報道

事件在網上引發熱議。當地議員、律師Ramkarpal Singh表示，女孩輕生背後的原因很複雜，但最終決意自殺，與網友投票的結果不無關聯。“如果當時Instagram上大多數網友不鼓勵這個女孩結束自己的生命，如今她會不會還活着？如果網友當時建議她去尋求專業幫助，她會不會聽從他們的建議？”

像這樣因網絡投票導致悲劇的網絡暴力事件，讓我們聯想起英劇《黑鏡》第一集《國歌》中的劇情：社交媒體寵兒蘇珊娜公主遭綁匪綁架，贖回公主的條件是讓首相卡羅與一頭豬發生性關係，並全網直播全過程。

一開始，多數民眾表示，綁匪提出的要求太過殘忍，他們不希望首相這樣做，也不會去觀看。

截圖自英劇《黑鏡》

但隨着綁匪威脅的升級，最終，選擇“會看”的民眾比例飆升至86%。

截圖自英劇《黑鏡》

民眾的態度也從一開始的不忍轉為看熱鬧不嫌事大的興奮。

截圖自英劇《黑鏡》

羣體在網絡上實施暴力，最終釀下慘劇。無論是真實事件還是演繹的故事，都令人細思恐極。羣體網絡暴力是如何發生的？面對屏幕另一端的陌生人，人們為什麼會集體為惡？人性真的本惡嗎？今天我們來探討這些問題。

網絡暴力（cyber violence），指的是個體或羣體做出某些線上行為，對其他個體或羣體的福祉（well-being）構成攻擊，導致他人在身體、心理或情緒等各方面受到傷害（Herring, 2002）。網絡暴力涵蓋非常廣泛。我們今天主要探討的，是基於社交媒體及社交網絡的羣體網絡暴力，即施暴者是羣體而非個人，且暴力事件發生在公開網絡媒介上，例如微博、朋友圈、知乎，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羣體網絡暴力並不罕見。我們大致可以將發生在社交媒體上的羣體網絡暴力分為三類：

**線上騷擾或欺凌。**比如，在社交網絡上發起或參與罵戰，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辱罵和誹謗，公開與傳播他人私照，等等；

**線上攻擊導致線下暴力。**比如，網友對一些熱點事件相關人物進行“起底”或“人肉”，進而發展為在線下場所對受害者施暴；

**線下暴力伴隨線上發酵。**比如，我們曾在過往文章中探討過的王晶晶遭受校園欺凌事件。在這次事件當中，眾人在貼吧造謠、傳謠和對謠言的演繹，對受害者造成了持續的創傷。

羣體網絡暴力的發生過程複雜而多變。它同時受到個體選擇和羣體關係的影響（Huang et al., 2016）。以馬來西亞女孩發起Instagram投票事件為例，個體做出的投票選擇通過實時網絡傳播，我們很難準確描述，惡意是從哪一刻開始演變為暴力的。

- 是從第一個人投給“D”選項開始的嗎？

- 是從那些讓“D”選項超過半數的人開始的嗎？

- 是從帖子被轉發出去、導致圍觀羣眾當作玩笑投下“D”的選項開始的嗎？

我們無從得知。

這使得羣體網絡暴力顯得尤為失控。**在網絡環境下，人們的惡意似乎被放大了。**從每個參與施暴的個體的角度來看，那些構成暴力的惡意行為可能都是非常微小的舉動：一次點擊投票、一句留言、一個表情符號……有些舉動本身甚至不會直接對受害者造成傷害。

然而，受害者接收到的惡意，卻被網絡環境賦予了雙重含義：

a. **實際來自羣體的惡意。**包括投票的結果、負面的留言內容等；

b. **被泛化的惡意。**匿名的投票、留言因具有一定的人羣代表性而有了不同的意義。例如，在那位馬來西亞女孩眼裏，69%可能不僅僅是“看到帖子的人當中的多半數”，也是“代表了所有人中的多半數”。在被泛化惡意的影響下，受害者可能會陷入自我懷疑，認為真的是自己有什麼錯處，才被羣體攻擊。

面對這樣的雙重惡意，羣體網絡暴力的受害者幾乎是無法反抗的。Ta既無從分辨攻擊的來源，也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來自網友的惡意鋪天蓋地，受害者只會感到自己無處可躲、有口難言。

1. 網絡促生了“烏合之眾”，使人的惡意彰顯。

人們在網絡上集體為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網絡與社交媒體使得羣體成為社會心理學意義上的“烏合之眾”（crowd）。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人羣都會成為烏合之眾；只有當人們同時因為某樣新奇事物產生共同的興趣和焦點，並表現出該羣體的獨特行為時，羣眾才有了集體為惡的前提。

社會心理學家Gustave Le Bon認為，烏合之眾的形成要經過三個階段：潛入（submergence）、蔓延（contagion）和暗示（suggestion）。雖然網民實際上不在同一個空間，但網絡的介入，使得個體足不出户就形成了Le Bon所描述的烏合之眾。

a. 潛入（Submergence）

在這一階段，由於人羣的匿名性（anonymity），個體在人羣中失去了對自我的意識，也喪失了對個人行為的責任感。

**互聯網讓世界“變平”的同時，製造了無數互不相識的、流動的匿名羣體。**當人們因為網絡熱點或事件而暫時聚集起來，發表評論或圍觀參與時，每個人的實際身份都被隱去了。我們不知道網絡另一端的賬號對應的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只能夠看到Ta公之於眾的言論，和作為數字出現的投票或點贊。

**在線上匿名羣體中，個人的自我意識很容易被淡化。**個人的聲音或是成為某個統一意見的一部分，或是成為少數的“其它意見”，卻偏偏不再“僅代表個人觀點”。當輸出的觀點和實際的自我相割裂，個體可能會認為，説出去任何話也不會被發現是自己，從而失去了對自我行為的責任感。

b. 蔓延（Contagion）

Le Bon認為，在這一階段，個體會追隨羣體中佔主導的想法和情緒。這種想法和情緒就像傳染病一樣，在羣體成員之間擴散開來。

社交媒體在方便人際交流的同時，也使得情緒的蔓延變得更加容易。Hallett（2003）關於社會交互（social interaction）的理論指出，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會為人們提供刺激，喚起聽者的情緒反應；另一方面，這種交互也會為人們原本的情緒提供反饋，使其進一步放大。而網絡鑄成了虛擬的多米諾骨牌，使得人們的社會交互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不斷有人的情緒被喚起、被放大，參與羣體的規模隨之持續擴張。

c. 暗示（Suggestion）

在這一階段，個體心理會服從於羣體的“集體心智（collective mentality）”。而集體心智是由羣體的底線——即羣體中道德與認知能力最低的成員所決定的。Le Bon認為，當這樣矇昧的（uncivilized）集體心智佔據主導，羣體就有可能實施破壞性行為。

**在網絡羣體中，底線是看不見的。**我們作為旁觀者，會認為投票讓女孩去死是殘忍的，認為《黑鏡》中的民眾喪盡天良，是因為在清醒時，我們可以做出符合社會準則的道德評判。**但假使我們身處於輿論之中，**刷着微博、朋友圈或知乎，**我們所聽到、所看到的，可能是羣體中最充滿惡意的聲音；我們對於事態和前情後果的判斷，也受到這些聲音的影響。**此時，我們以為自己做出了合理甚至“正義”的選擇，卻有可能在無形中成為了施暴羣體的一員。

2. 網絡致使受害者非人化，提高暴力行為的風險。

在羣體網絡暴力中，施害羣體對受害者的瞭解，僅僅侷限於Ta的公共身份。他們不知道Ta正在經歷怎樣的人生，不清楚Ta的脾氣秉性、過往經歷。在人們的議論和講述中，受害者彷彿變成了某個標誌或符號（e.g.“博主”“首相”“神女”……）**，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這一過程，在心理學上被稱為“非人化（dehumanization）”。

研究表明，對他者的非人化，是人們實施暴行的主要原因之一（Haslam & Loughnan, 2014）。當施暴者將受害者視為異類，他們會更傾向於合理化自己為對方造成的傷害，更少為實施暴行感到羞恥。特別是在羣體當中，對受害者的非人化會助長施暴羣體的冷漠。人們會認為，對方遭受的苦難與自己無關；而一旦出現其他的誘因、需要“犧牲”受害者時，原本沒有暴力意圖的人羣，可能會做出施暴的行為（Rai et al., 2017）。

截圖自英劇《黑鏡》

羣體網絡暴力，也引發了我們對於人性本質的思考：因為受環境和他人影響，而在羣體中對陌生人無端施暴，人性真的本惡嗎？事實是，人性或許真的比我們想象的要“邪惡”得多。

**首先，成年人的道德發展可能是普遍有限的。**心理學家Lawrence Kohlberg將人類的道德發展（moral development）分為三個層級：

(1)前習俗水平（Pre-conventional morality）。在這一層級，個人的道德準則完全依賴於外界的標準，看待事情也完全從逃避懲罰、自私利己的角度出發。

(2)習俗水平（Conventional morality）。在這一層級，我們開始內化外在的道德標準，希望成為他人眼中的“好人”，會遵紀守法，在違法時也會產生罪責感。

(3)後習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在這一層級，個人開始持有自己的道德觀念和主張，能夠辯證地思考道德和正義。可以説，發展到後習俗道德水平的人，才具有真正的良知。

**Kohlberg認為，人羣中只有約10%~15%的個體在成年後發展出了足夠的良知。**而尚未到達後習俗道德水平的人，對道德的理解與兒童無異，依然停留在“會因為違法而感到負罪”的階段。當受到羣體和環境影響時，大多數人可能都缺乏自覺的道德意識，去覺察那些微小、間接的施暴行為。

**其次，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也存在着自戀、冷血等黑暗人格特質（dark triads）。**心理學家Delroy Paulhus發現，人們有時做出那些“損人不利己”的惡行，給別人施加痛苦，僅僅是因為自己會從中獲得快感。

Paulhus指出，人們平時在生活中只是很好地管理着自己邪惡的部分，不希望給自己找麻煩。而當真正有機會對自己誠實的時候，他們也會承認自己內心的陰暗面：“我就是喜歡欺負那些好欺負的人”、“你如果告訴我你的秘密我一定會説出去”。

**另外，無端作惡可能是人類獨有的一種潛能。**精神分析家Eric Fromm認為，人們會在沒有明顯利益衝突下實施暴力行為，背後其實存在深層的心理機制。特別是，當人們受困於自身的無能或無聊，想要尋求存在感和對生命的掌控力時，本性中作惡的潛能就可能會被激發。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圍繞羣體網絡暴力事件，深度剖析了人性本質中陰暗的一面。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做出某種道德評判，也並非想讓大家對人性徹底失去信心。我們認為，只有充分了解人性的複雜和矛盾，個體才能夠對自身及羣體的惡意有更多覺察。

在社交媒體日益革新的時代，在羣體影響打破時空的環境中，如果你我都時刻對自己的想法、情緒和行為保持警醒，阻止自己參與哪怕微小的施暴，或許就能讓這世上再少一樁悲劇。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