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核心思路_風聞

美軍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核心思路 作者：張洋 

(美《原子科學家公報》統計的美俄核彈頭數量比較)

戰鬥力競爭是軍事戰略競爭的核心，它針對己方面臨的挑戰和對手潛在的弱點，設計並發展非對稱戰鬥力，形成“出敵不意、難以防禦、難以攻破”等預期效果，並竭力使之直接決勝戰局。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軍首先運用其空中力量這一非對稱戰鬥力實施長達38天的空襲，再通過僅4天的地面作戰就取得完勝，即是一個典型案例。

當前，美軍已將建軍重點由應對反恐戰轉向強對抗作戰環境下的高端作戰。在此背景下，美軍依託對我國所謂“威脅”和弱點的分析評估，提出了第三個“抵消戰略”（下稱新“抵消戰略”），出台了“國防創新倡議”這一頂層行動方案，正在高強度落實。該戰略就是主要針對我軍的戰鬥力競爭戰略，而國防科技博弈則是其核心內容。

新“抵消戰略”中國防科技博弈的核心思路是“以快制慢”

核心思路發生轉變。美軍第一個（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和第二個“抵消戰略”（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核心思路均為“裝備技術差異化”，分別通過“以核制常”和“以信息化對機械化”構建針對蘇聯的非對稱戰鬥力。新“抵消戰略”的核心思路則轉變為“以快制慢”。美軍認為，是否能快速引入新技術並生成戰鬥力將決定新“抵消戰略”的成敗。2014年11月“國防創新倡議”出台時，美國防部常務副部長、倡議落實負責人沃克明確指出：“美國的採辦和需求制定體系必須在對手跟上來之前就將先進技術用於部隊……否則我們將不斷地敗退”；2015年1月主管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韋爾比又強調：“國防部必須成為商用技術的快速追隨者，若不能跟上商業世界的步伐，第三個‘抵消戰略’將會失敗。”

思路轉變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美軍仍佔有明顯的裝備數量質量優勢，無需刻意差異化。前兩個“抵消戰略”均針對蘇聯的常規力量優勢，但當前美軍對中俄仍佔有明顯優勢：國防預算遠超中俄之和，擁有核動力航母、隱身轟炸機等獨有裝備，信息獲取與對抗飛機、加油機、運輸機、核潛艇等裝備規模超過中俄之和……因此，美軍無需刻意尋求差異化，新“抵消戰略”針對的重點也被定為所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目標則是確保美軍能向全球任何地區投送力量並在戰區內自由行動。二是環境變化，難以再依託少數領域的差異化長期享有決勝戰局的非對稱戰鬥力。美軍認為先進科技和裝備全球擴散、商用技術快速發展和中俄等國的能力日益增強構成了挑戰性環境。美國防部高官指出：具有潛在軍事效用的商用技術天生擴散且快速演進，“當國防部更新一代技術時，商業世界已更新三代”；並稱“大國對手不止能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還能很快複製出實物”。因此，美軍認為新“抵消戰略”很難像前兩個一樣，依靠某個或少數領域的裝備技術差異化發展來獲得長期軍事優勢。

美軍正在系統性地採取多項舉措來加強和加速新技術的引入

為確保引入新技術並生成戰鬥力的速度始終領先於中俄等國，美軍正採取以下四項主要舉措。

1．靈活獲取商用新技術，擴展技術選擇

一是建立國防創新諮詢委員會，提供決策支持。美前任國防部長卡特在2016年3月宣佈建立該委員會，職責是識別新興技術和推廣創新文化，為美國防部與高科技企業的合作提供建議。卡特選擇谷歌母公司的執行主席施密特擔任首任主席，至當年7月已任命包括施密特、亞馬遜公司主席、聯合技術公司主管科技的副總裁及沃頓商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哈佛法學院教授等在內的全部15名成員。截至2017年1月已召開2次會議，提出任命國防部首席創新官（模仿谷歌等企業）、創建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中心、評估先進武器的網絡脆弱性等14條建議，大多被採納。

二是建立國防創新實驗單元，實現靈活獲取。美國防部已分別於2015年8月、2016年7月和9月，在硅谷、波士頓和奧斯汀各成立一家“國防創新實驗單元”（DIUx），職責是從三地高科技企業靈活獲取並驗證前沿技術。在硅谷首家DIUx運行經驗的基礎上，美國防部曾迅捷調整推出DIUx 2.0版，具備直接向部長彙報、擁有預算資源、可簽訂和管理合同、採用扁平的合夥人體制等新特點。美國防部在2017財年預算中為DIUx編列3000萬美元，在2017年5月23日出台的2018財年預算中編列4500萬或5400萬（美國防部預算要求材料同時提供了這兩個數據）；美國會特別通過法律條款，允許DIUx在收到提案後僅60天內就投資。截至2016年9月，DIUx已授出12份合同（3630萬），資助了高速無人機、自主、網絡安全、無線技術等領域的原型化工作。

2．大力推行原型化策略，加速技術成熟

一是在採辦倡議中力推擴大原型化，並建立管理機制。美國防部已在《更佳購買力3.0》採辦倡議中提出擴大原型化應用，並已將國防部研究與工程署的快速部署辦公室更名為“新興能力與原型化”（EC&P）辦公室。為實施管理，該辦已提出多輪原型化科研活動分類，目前將其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原理驗證型原型化，其經費一般少於1800萬，實施週期是1～3年；另一類是工程研製前的原型化，其經費一般少於1億美元，實施週期是1.5～4年。

二是針對部分重要科研項目，大膽採用原型化策略。根據美國防部指令，國防預先研究計劃局（DARPA）正領導美空、海軍實施“航空航天創新倡議X”（AII-X）項目，發展兩型下一代戰鬥機技術演示驗證機。DARPA還通過原型化策略發展了AGM-158C“遠程反艦導彈”，在2016年將成果轉移給美海、空軍，將在2～3年內形成作戰能力，使美軍快速形成在GPS降級／阻斷環境中識別並遠程打擊特定艦艇目標的戰鬥力。DARPA還正以該策略實施戰術級高超聲速巡航彈和滑翔彈等新的“填補空白”型科研項目，一旦成功，美軍可能再次在短時間內將成果快速轉化為實裝、生成戰鬥力。

3．實施採辦流程機制改革，加速技術物化

一是改革國防採辦程序，突出快速採辦。美國防部於2015年1月頒佈的新版國防採辦程序徹底突破了原有采辦程序框架，突出了快速採辦，這是美國防採辦程序的一次顛覆性變革。新程序的最大特點是在6種採辦模型中納入了“漸進式部署軟件採辦模型”和“快速採辦模型”，分別用於可在1～2年內有限部署的商用軟件及可在2年內完成的緊急需求採辦，將為美軍更多、更頻繁地快速發展並部署新技術、新裝備提供便利。

二是加強或建立快速能力採辦機構。美國防部逐年加大對“戰略能力

辦”（SCO）的投資，該辦通過創新裝備用途、發揮集羣作用、融合軍民技術3條途徑，開展週期不超過4年的戰鬥力快速創新，已實施包括“標準”6防空導彈反艦、“灰山鶉”無人機蜂羣在內的數十個項目。該辦成立以來預算連年增長，在2017年5月23日出台的2018財年預算中編列12億美元。此外，美空軍賦予其2003年建立的“快速能力辦”（RCO）更多職責，將2015年進入工程研製的B-21轟炸機項目交該辦管理。美海軍在2016年2月成立“海上加速能力辦”（MACO），將MQ-25艦載無人機和AGM-158C導彈項目交該辦管理。美陸軍在2016年8月初建立“陸軍快速能力辦”（ARCO），重點促進網絡、電子戰、定位和授時對抗等能力發展。美海軍陸戰隊在2016年9月建立“快速能力辦”（RCO），作為從軍種內部所有層級吸收革命性創意的工場。

4．推廣開放系統和通用化，加速技術插入

一是通過“未來機載能力環境”（FACE）等標準實現軟件模塊複用。該標準的開放程度高於商用安卓系統，符合標準的軟件模塊可在不同的航空裝備之間複用，支持美軍從體系層面破解裝備軟件開發難、成本高、難複用等問題。美軍已確定為下一代航空裝備全面採用該標準，美空軍C-130H運輸機、美陸軍UH-60直升機和美海軍陸戰隊AV-8B戰鬥機等裝備在升級改造中也採用該標準。

二是通過“開放式任務系統”（OMS）等標準實現任務載荷快速移植。符合標準的任務載荷可在軍機或其他裝備“即插即用、即插即戰”，裝備可根據使命任務的不同便捷地更換任務載荷，或將任務載荷在不同裝備間快速移植。美空軍已對數十種符合標準的任務載荷進行演示試飛，涉及平台包括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和無人機等。從最新報道看，該標準也適用於機載控制軟件。

三是通過“通用武器接口”（UAI）標準實現機載武器的快速綜合。UAI為平台、武器和任務規劃系統提供標準化的可複用軟件接口，可大幅度節約軍機綜合新武器時的成本和時間。美空軍的實驗證明：利用UAI可將武器綜合週期由3～5年減至3個月，成本由2000～8000萬降至250萬。美軍已將該標準推廣至轟炸機、戰鬥機、無人機、空地彈等裝備；北約組織已在此基礎上制定了“北約組織通用武器接口”（NUAI）標準並推廣，意味着美軍軍機將來還可快速綜合其盟國的武器。

結束語

美軍新“抵消戰略”中“以快制慢”的國防科技博弈思路和舉措，是根據對中俄弱點的長期分析，瞄準非對稱戰鬥力生成，從技術來源、技術孵化、體制機制和系統設計這些方面“多管齊下”，全面破除持續、快速、大量引入新技術的束縛，形成美軍依託全國以至全球科技進步、持續不斷地引入新技術滾動提升戰鬥力的“新常態”，使美軍引入和應用新技術的節奏一直領先於對手，對“強敵”持續形成“出敵不意、日新月異”等戰鬥力競爭效果。

若我們在思考國防科技博弈、研究應對新“抵消戰略”時只考慮各項技術本身，將只能看到與美軍之間的技術儲備和水平差距；若進一步考慮到美軍“以快制慢”的核心企圖，那麼我軍今後面臨的不僅是技術差距，而可能是多領域、多維度、高動態的“技術突襲”。因此，我軍固然要關注美軍在新“抵消戰略”中的重點技術選擇及其發展，關注美軍其他對我具備優勢的技術，但更要對其“以快制慢”的核心思路及其落實成效予以密切關注，並儘早應對。

第三次抵消戰略：一種思維模式

編譯：賀宇/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來源：美國《空軍雜誌》2016年8月刊

本文主要引述國防部主管研究和工程的助理部長兼國防部首席技術官史蒂芬·韋爾比關於第三次抵消戰略的相關講話，主要涉及：面對對手技術和能力快速發展的局面，如何通過第三次抵消戰略保持美國的優勢；第三次抵消戰略在技術開發和利用方面遇到的困難，如何把尖端技術儘快轉化為部隊的實際能力等。文章全文編譯如下：

近年來，國防部領導者們多次警告説，美國在很多領域的軍事領先地位正在逐漸喪失。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低技術的反叛亂作戰時，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等對手已經掌握了先進能力，美國曾依靠這些能力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之後的巴爾幹戰爭中獲得優勢。這些對手正在設法弱化美國的軍事優勢，建立對等能力。

這些對手正在列裝先進的武器系統。

國防部採購、技術與後勤主管弗蘭克·肯德爾（Frank Kendall）四月份會見智庫的研究人員時曾説，對手技術進步的速度“讓我無法安睡”。

國防部的對策是“第三次抵消戰略”。這個術語2014年由國防部常務副部長羅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提出，指為了超越對手採取的一系列舉措。這些對手已經掌握了那些曾讓美國在過去40年裏維持軍事優勢的技能和技術，包括：隱身、先進傳感器、電子戰、太空和網絡。

沃克的這個術語源於之前實施的兩次抵消戰略。第一次抵消戰略是在1950年代，當時美國依靠龐大的核武庫，不對稱地威懾蘇聯強大的常規力量。第二次抵消戰略始於1970年代，美國利用高技術常規武器系統抵消對手的數量優勢。

沃克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已經兩年，對這個術語的誤讀仍然存在。這不是人手一套最新版巴克·羅傑斯（Buck Rogers）兵器（譯者注：指採購新型武器裝備）的緊急方案。相反，第三次抵消戰略高度關注技術——還有組織模式和新戰術——盡一切可能擴大美國在諸多領域的優勢。關鍵是能否快速列裝並恢復與對手的“不對稱”。

國防部主管研究和工程的助理部長史蒂芬·韋爾比（Stephen P. Welby）説：“第三次抵消戰略不會有專制者”。在《空軍雜誌》的一次採訪中，兼任國防部首席技術官的韋爾比説，第三次抵消戰略基於一個簡單的道理，即“沒有永恆的強者”，任何軍事優勢都可能被超越。

“隨着時間的推移，別人遲早會趕上來”，他説。

第三次抵消戰略是“國防部的集體智慧”，他接着説，“關鍵是我們如何建立機制，並以新的思路設想未來”。

今天所稱的第二次抵消戰略在當時有明確定位，就是“大規模的實驗……，涉及技術開發、軍種內部和聯合層面的組織體制”，韋爾比説，“我們希望第三次抵消戰略也能如此”。

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B. Carter）二月份告知國會，國防部在2017財年為第三次抵消戰略相關工作申請36億美元。在未來幾年的國防計劃（FYDP，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中，這些工作將共需要180億美元。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大。在未來幾年的國防計劃中，用於“研究、開發、測試、評價和獲得適當的技術和能力，使我們的軍隊在未來能夠建立威懾，並在必要時打贏全譜衝突”的總預算是9510億美元。相比之下，180億美元只佔其中很小一部分。卡特在國會撥款委員會預算聽證會上如是説。

刻意隱去

在預算中可以發現第三次抵消戰略的一些投資領域，“但是，部分投資領域在預算中被刻意隱去”，韋爾比説。國防部不想和盤托出，也不想暴露自己的王牌。

國防部擅長把實用的計劃儘快轉化為實際的能力。很多能力起源於廣為人知的先進概念技術演示（ACTD，Advanced Concept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s）項目，例如：E-8聯合監視與目標攻擊雷達系統（JSTARS，Joint Surveillance and Target Attack Radar System）戰場監視飛機、RQ-4“全球鷹”（Global Hawk）噴氣式高空偵察無人機，MQ-1“捕食者”（Predator）中空偵察無人機等。

這些裝備提供了非凡的新能力，但是快速列裝也帶來了問題，主要是如何建立相應的後勤保障系統。“全球鷹”的花費一度非常高，空軍甚至計劃砍掉這個項目。

“不要指望‘好產品自然有客户’”，韋爾比説。“我認為我們的一些先進概念技術演示項目已經做得很好，它們真正實現了列裝，也真正對戰爭產生了重大影響——影響大到我們已離不開它們”。

國會對國防部的先進概念技術演示並不十分支持。但是，將那些剛剛走出實驗室的技術投入實戰，確實是又花錢又冒險，韋爾比説。“我們剛剛意識到”，理想的方式是使先進概念技術演示與部隊常態任務相結合，“我們應當努力使這些項目常態化”。

“現在我們有了新的辦法”，包括“最大程度地利用商用技術和商業供應鏈，而不是建設軍隊專用的能力”。

他舉例説，“蘋果”iPhone的系統能夠無縫地向上和向下兼容，用途不斷拓展，而且升級換代的成本很低。這種商用系統與軍隊專用系統完全不同。“軍隊專用裝備一旦列裝，每個用户都將得到同樣的產品並接受同樣的訓練”。

“我口袋裏的iPhone沒有壽命週期保障計劃”，韋爾比説。使用商用設備並減少軍隊專用能力，“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實現“計劃性報廢”（planned obsolescence），“只要價格和性能合適，就使用新產品，而且不用重建維修保障鏈”。

韋爾比想把這種思路用於武器裝備，希望有一天達到“木彈（“wooden rounds”）”的標準——“在其被淘汰之前無需太多關注和維護”。

在科學與技術的競技場上，有17個領域正在加速進行實驗、原型化和列裝。這些領域包括：先進電子設備、網絡、電子戰、飛行平台推進器、傳感器、空間、武器、生物醫學和材料科學。這些技術的應用領域“橫跨”各個軍種。

“我們要先於別人找到困擾自己的癥結所在”，韋爾比説。

對會商的要求

“依靠21（Reliance 21）”是一個多軍種、多機構的論壇，韋爾比藉助這個論壇將國防技術專家召集到一起，掌握解投資組合的情況，“某些時候”還對技術專家提出質疑，協調實施科學技術方面的投資。

這個論壇的名稱意味着各個軍種必須相互依靠。這個論壇讓與會者發表見解，指出哪些領域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或者哪些機構藩籬阻礙了進步。韋爾比説，他和其它高級領導者的任務是“幫助他們統一認識”。

這個論壇能夠提高投資組合的適應能力。17個興趣社區今年會有所調整——韋爾比沒有説明具體增加或減少哪些——因為情況在不斷變化。

“我們一度在應對簡易爆炸裝置（IED）方面投資很大”，他説，這是由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威脅決定的。“這方面的投資是增長、持平還是減少？我們需要進行會商”。

韋爾比説，科技企業很“幸運”，在一個財政緊縮的時代，它們的預算沒有減少。

“我認為，在當前的預算環境下，‘持平’就是‘增長’”，他説。在這種環境下，必須慎重確定投資組合，優先考慮那些能夠獲得最大回報的項目。

韋爾比説，自主技術是“我們非常關注”的領域，也是空軍特別感興趣的領域。五月份的時候，空軍首席科學家格雷格·扎卡賴亞思（Greg L. Zacharias）在空軍協會（AFA，Air Force Association）所屬的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發表講話説，自主技術有很廣闊的應用領域，從“大數據”到可以自己飛行的飛機，還有飛行員用以評估態勢和選擇行動過程的顯示器。他還説，空軍要求工業界進行所謂“忠誠僚機”的概念演示，即：自主的無人飛機與有人駕駛作戰飛機聯合編隊飛行。這項演示將在2020至2021年之間實現。

自主技術對美國空軍非常重要，扎卡賴亞思的前任邁卡·恩茲利（Mica R. Endsley）為此專門設立了空軍總體年度技術研究（entire Air Force yearly technology study）項目。扎卡賴亞思希望在今年秋天啓動“自主技術遠景”第二階段研究，第三階段研究將於明年啓動。

有的軍種原本就在某些領域領先——例如，海軍在水下技術方面，空軍在高超聲速方面——各軍種都將不同程度地參與集中式的科學技術研究。

自主“首先是一個形容詞，然後才是技術”，韋爾比説。當自主用於海上領域時，海軍就是主導。空軍“在空中平台方面經驗豐富，在這一領域提出了一些極具新意的計劃”。

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地面車輛領域具有核心能力”，但這兩個軍種“界限不清”，他説。自主技術將對後勤、計劃制定系統、網絡產生巨大影響，並將“涉及每個軍種”。

類似的，高超聲速和定向能技術也很受重視，被國防部官員看作是尖端能力的典型。

“空軍和國防先進研究項目局（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在高超聲速方面的投資顯著增加”，韋爾比説，“這印證了這個領域的重要性”。

電子戰是每個軍種和聯合層面的必備能力，韋爾比説。每個軍種應當及時瞭解其它軍種的進展，因為一個領域的技術突破“可以用於其它軍種”，也可以用於聯合層面。

前任空軍採購主管威廉·拉普蘭特（William A. LaPlante）經常批評他所稱的“死亡之谷”，這是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一側是前途光明的實驗或原型，另一側實現列裝的預算限制。

韋爾比説，國防部領導者已經敏鋭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並盡力讓實驗室的成果能夠有機會實現部署。

韋爾比説，第二次抵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緣於嘗試新方法。

他説，1980年代“進行了大量的裝備實驗，這相當於發酵劑”，例如遙控駕駛飛機（RPA,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和作戰隱身。“這些計劃的本意不是讓技術成熟化”，而是“瞭解我們如何利用新裝備作戰”。這轉而催生了需求，促進了計劃的發展。他説“這種做法跨越了鴻溝。新裝備不再是技術專家眼裏的亮點，而是作戰人員眼中的需求”。

實驗是第三次抵消戰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將新技術和現有系統相結合的途徑，因為“我們不會在一夜之間更新全部裝備”，韋爾比説。空軍的戰略靈活性傾向於整合新技術，而不是等待下一場變革的發生。

卡特在預算聽證會上説，“武庫飛機”（arsenal plane）概念將與新的防區外發射彈藥相結合，後者已經用於現有的多型作戰飛機。新舊武器的組合運用將給對手帶來壓力。

卡特部長計劃在2017財年投入第三次抵消戰略的資金“很多將用於作戰實驗”，韋爾比説，“這些新系統要與現有系統競爭，藉此發現新系統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能力”。通過實驗、原型化和演示，國防部應當成為“信息更加靈通的買家”，這一點很重要。

對速度的要求

速度在這一過程中非常重要。在“空中優勢2030”（Air Dominance 2030）研究中，空軍提出，如果用一個為期20年的計劃去研製F-22的後續機型，“來不及”滿足近期的戰場需求。為了在空中作戰中保持技術領先，應當採取漸進式的技術改進。

“我在國會上説過，我不希望再有長達20年的開發計劃”，韋爾比説，因為“在我們形成能力之前，對手有20年的時間採取反制措施。我們必須設法儘快把技術列入開發計劃”。

他説，國防部在調整採購策略、縮短採購週期和提高經費效能方面做得還不夠好。

在採購領域，“人們對現在的情況仍缺乏瞭解”，他説。“坦率地講，我們在大型項目採購方面有很大突破，而且是前所未有的”。項目在成本和進度方面創造了記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更佳購買力（Better Buying Power）倡議。卡特接任肯德爾之後，繼續推動和改進這項倡議。

韋爾比説，更佳購買力3.0計劃是為創新採購系統“量身定做”，主要是為了“消除官僚習氣和官僚機構”，加快從實驗室到列裝的速度。通過技術嵌入、模塊化，以及更多地使用商業產品，力求“把能力盡快交付給用户”。

很多實驗都通過技術與合同方式實現，旨在“縮短合同履約的過程”。通過合同條款激勵提高速度，韋爾比説。

空軍去年秋天簽訂的B-21轟炸機開發合同就非常強調速度。空軍採購副主管阿諾德·小邦奇（Arnold W. Bunch Jr）中將説，如果合同按時完成，可以為諾斯羅普·格魯曼（Northrop Grumman）公司帶來豐厚的回報。如果合同不能及時完成，回報就會縮小甚至“歸零”。

在制空權2030研究中，空軍探索大量使用廉價的、可重複使用的遙控駕駛飛機執行電子戰、打擊和誘餌等任務。它們的數量很多，即便損失了一些也沒關係。同樣應為數量太多，全部摧毀它們的任務量和成本都令對手無法承受。

這個概念“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韋爾比説，“在這個領域正在進行有趣的實驗”。這是與對手的“成本交換”。

“今天，隨着自主技術和廉價網絡的發展，把眾多廉價系統組合起來的效能要大於單個系統效能的簡單累加”。諸多廉價、小型系統“協同工作，可能比一個昂貴平台的能力更強”。這些小系統分佈在廣闊的空間內，追蹤單個目標非常困難。

“它們具有很好的自恢復能力，即便損失了一部分，也能重新組織起來並繼續作戰”，韋爾比解釋説。

沃克、肯德爾和其它人認為，在軍事技術的某些領域無法維持40年的領先——全球變革的速度使得保持絕對優勢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國防科學委員會（Defense Science Board）去年開展的一項研究表明，對手在某些領域可能已經領先，例如電子戰。但是韋爾比仍然持樂觀態度。

“我不確定我們是否還能領先40年”，他説，“但是我確信有10年的優勢”。美國的“天然優勢”是“經受過世界上最佳訓練和最佳演習的部隊，這種優勢是任何技術無法取代的”。這使我們“對對手形成‘超研發’態勢”，左右他們的“OODA循環”，即觀察、定向、決策和行動（observe,orient, decide, and act）。韋爾比説，僅僅擁有“銀彈”是不夠的，“銀彈”必須分發給“訓練有素的、創造性的操作者”。

他承認，對手追得很緊。美國首次使用精確制導武器已經過了較長時間，相比之下，對手用了很短時間就知道美國利用遙控駕駛飛機實現“實時連續態勢感知”，並迅速認識到該技術的優勢。

然而，“我們過去經歷過這樣的情況，我們的不對稱優勢曾經喪失，我們又想法打破了對稱”。韋爾比説他很“高興”看到國防部“完善了機制，並看到了更長遠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