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綜述_風聞

本文是選自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編著《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綜論。作者張強，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史教授。

“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子課題研究中的一部分，任務是對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作較為全面的總結，目的是為這項系統工程提供參考與借鑑。經過近三年多的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工作，這一課題現已完成，希望對我國早期歷史的斷代研究能有所裨益。

兩河流域、北非的埃及及小亞細亞的赫梯傳統上統稱為古代近東，西方古典指的則是希臘和羅馬。年代學上言之，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在構建各自年代框架的過程中有着緊密的聯繫，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現就這些古代文明的年代學研究狀況以及所存在的問題分別擇要述之。

年代學的史料及研究方法

年代學作為一項龐雜的系統工程，舉凡考古、文字、歷史、天文等學科均可作為其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的發展則為年代的確定提供了較為有效的研究手段。就年代學研究可資利用的材料性質上看，可分為文字出現前和文字出現後兩個時期。我們所關注的是文字出現後年代框架的重建，而這一時期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料把古代紀年換算成現行的公元紀年。

1.兩河流域

古代兩河流域作為世界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很早就採用了較為成熟的紀年方法。就出土的大量泥板文書而言，其中很多王表、名年官表以及天文現象記錄等，均可作為年代學研究的重要史料。

從約公元前3300年古樸象形圖符出現到公元前323年波斯帝國的滅亡，兩河流域文明經歷了3000餘年的歷史。由於初史時期（公元前2900——2300年）研究資料的匱乏，兩河流域年代學者一般採用由文獻相對豐富的晚期（公元前1000紀、公元前2000紀）向早期逐步推進的研究方法。

（1）公元前1400——323年

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323年史為兩河流域的古典帝國時代。這一時期的年代學文獻豐富而可靠，主要文獻有《亞述王表》、《亞述名年官表》以及《托勒密國王經典》。

《亞述王表》記載了亞述早期王國到帝國後期所有在位帝王的統治年數。依照《亞述名年官表》不僅可以確定亞述帝國晚期諸王的排序和在位年數，而且可以佐證《亞述王表》的可信程度。成書於公元2世紀的《托勒密國王經典》記載了從巴比倫王那布那薩爾（公元前747年即位）到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30位巴比倫統治者的在位年數以及重要的天文現象，如發生在亞述帝國阿淑爾丹在位第10年的一次日食，經推算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以此為基點，便可推導初阿淑爾丹前後各名年官的公元紀年。

（2）公元前2000——1400年

公元前2000——1400年為兩河流域的王國時代。《亞述王表》中由於這一時期的記載出現殘缺於誤差，且無名年官表可資參考，所以年代框架的重建工作需要依靠古文獻中天文現象的記錄與現代天文學計算來修正王表之不足部分。

古巴比倫王朝第10王阿米嚓杜喀在位的第1——8年有關金星觀測記錄史確定古巴比倫時期絕對年代的關鍵所在。現代天文研究對阿米嚓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種公元年值，巴比倫王朝第六王漢謨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現了多種選擇。鑑於漢謨拉比時代豐富的史料和考古遺存以及14C研究方法的運用，為阿米嚓杜喀絕對年代的最後選定提供了相應的解決方法。

（3）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年代

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歷史為城邦時代。早王朝、阿卡德、烏爾第三王朝以及伊辛第一王朝的重要史料有《蘇美爾王表》、《伊什比埃臘（無頭）名年表》和《烏爾和伊辛名年表》。伊辛——拉爾薩時期由於與古巴比倫王國關係密切，故可根據古巴比倫王朝的年代值推導初伊辛——拉爾薩時期的絕對年代烏爾第三王朝凡108年，以色列學者通過對年名錶的研究，得出了該王朝的絕對年代，時在公元前2111年——2004年。由此賡續上溯，有關各邦統治者的記載多見於《蘇美爾王表》。但是，由於現代學者對王表理解上的不同，從而導致了對阿卡德公元元年研究上的紛爭。就目前研究而言，公元前2334年説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阿卡德王朝統一兩河流域前，為城邦爭霸時期。古巴比倫時期的《蘇美爾王表》中所記載的這一時期的統治者大多以人神參半的面目出現，且在位年限140年者有之，1200年者亦有之，所以我們只能通過考古學手段把這一時期概定為“早王朝”，分早、中、晚三個時期。

2.古代埃及

與古代兩河流域一樣，埃及年代學研究亦有着相對豐富的紀年史料，如王表、國王家譜、銘文及天象記錄等。根據這些帶有文字的古代遺存，並以第二十六王朝（后王朝時期）為基點，由後向前，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歷史沿革的年代框架。就歷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國、第一中間期、中王國、第二中間期、新王國、第三中間期、后王朝時期及希臘羅馬統治時期。

埃及年代學意義上的“王朝”是由公元前3世紀的埃及僧侶馬涅託在其《埃及史》一書中劃分界定的。後人在其30王朝的基礎上又加上一個王朝，凡31各王朝。

（1）希臘羅馬統治時期及后王朝

從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主埃及，這一時期埃及年代學資料明確而豐富，其他地區，如兩河流域、希臘羅馬等，也有着大量的相關記載，定年簡便易行。

（2）第三中間期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在位27王，統治413年。第二十二王朝始於公元前945年，是為第三中間期的一個關鍵數值。這一年代是以第二十六王朝為起點，並結合亞述與希伯來年代學研究成果而確定的。另外，多種語言文獻的出現以及波斯、羅馬等曆法的傳入，為年代的換算提供了便利。

（3）新王國

第十八至二十王朝歷14王，統治165年。新王國年代學主要的研究資料有王表及諸多官員的私人文獻。而神廟遺址之間的承接關係可以確定各王朝的起訖。天狼星偕日同升的天象記錄則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一時期的年代。

（4）第二中間期

第十三至十七王朝在位9王，統治236年，特點是幾個政權並存。帶有王名的印章、《都靈王表》以及馬涅託的記載為確定第二中間期各王朝的重要文獻。

（5）中王國

第十一至十二王朝記15王，從公元前2106年到公元前1786年統治了320年。這一時期的文字材料大多來自考古遺存，其中包括遍及上下埃及的墳墓、神廟、石碑及雕像上的銘文。第十二王朝賽索思特利斯三世治下的第7年出現天狼星偕日同升的現象對第十二王朝年代的確定有着重要的意義，但由於對觀測地不同的猜測，所得出的年代值也各有不同。

（6）第一中間期

第九至十王朝凡17王，但只有兩個國王的名字流傳下來。第九王朝前四王在位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160——2100年。第十王朝的具體年代不詳。

（7）古王國

第三至八王朝記44王，統治540年。由於這一時期在位國王較多且統治年限較長，所以國王間的先後排序及在位時間的確定便成為焦點問題。《都靈王表》和《阿拜多斯王表》與其他文獻的相關記載相悖時，只有通過帶有文字或不帶有文字的考古遺存來解決。

（8）早王朝

根據《巴勒莫石碑》的記載，第一至二王朝凡300年，時間大約在公元前3000——2700年。在位王文獻記載不一，蓋14人。

3.赫梯

與近東其他地區相比，赫梯年代學研究既沒有專門的王表，也沒有確定的紀年方法。因此，以楔形文字符號學為基礎，通過官方文獻（年鑑、條約、外交信函等）與兩河流域和埃及相關記載進行比較研究，並結合考古底層學與古器物學定年時赫梯年代學研究的一大特點。

廣義上講，從赫梯民族約公元前19世紀遷移並定居在小亞細亞半島到公元前1200年赫梯因內外部原因滅亡，赫梯的歷史不足千年。狹義上講，若從哈圖西里一世約公元前1600年在哈圖沙建都算起，赫梯歷史不過400年，分為古王國、中期赫梯及帝國三個時期，在位約12王。鑑於赫梯年代學自身的研究特點，其年代學框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需要參照近東其他地區的年代而定。

4.希臘羅馬

希臘文明對繼之而起的羅馬文明影響很大，羅馬年代學研究自然也離不開希臘年代學的傳統；在年代學的史料運用及研究方法上也有着相同之處，故在此一併述之。

同近東地區的王表、名年官表、碑刻、印章等以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為載體的考古遺存相比，希臘羅馬則以經文藝復興流傳下來的希臘、拉丁文獻為主。

就希臘早期歷史而言，大概可分為邁錫尼時代（約公元前1500——1100年）和黑暗時代（約公元前1100年-800年）兩個時期。邁錫尼時代的線形文字B是希臘已釋讀成功的早期文字，所載內容極為有限。作為西方古典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發生在公元前1250年的特洛伊戰爭是這一時期的關鍵年代。邁錫尼文明衰落後，希臘歷史進入幾無文字的所謂“黑暗時代”，有關這一時期的風俗習慣和政治制度大多源自荷馬史詩。

在年代學研究的劃分上，公元前6世紀以前的斷代歸屬於早期，因為從公元前5世紀起希臘才有較詳盡的歷史文獻傳世，其中包括對早期歷史的追溯。直到公元前3世紀，以雅典執政官年表為基本線索的雅典早期年代框架才得以建立。雅典開始實行一年一任的執政官制度之年為雅典的元年，時在公元前683年。

據古史記載，希臘古代大小城邦數以千記，各邦幾乎都有自己的紀年系統與方法，甚至同一個城邦會因時間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歷法。公元前5世紀末，出現一種以四年一度奧林匹克賽會紀年的全新體系，而第一屆賽會（公元前776年）則成為希臘正式紀年的起點，也使得執政官年表有了相對應的參照值。

崛起於西地中海的羅馬，公元前1世紀已基本統一了地中海地區。這一歷史格局的變化亦影響到紀年方法上的變化。羅馬史家狄奧多魯斯（約公元前80——21年）在其《歷史文庫》中，採用了奧林匹克賽會紀年、雅典執政官年以及羅馬執政官年的綜合紀年法，從而把希臘傳統於羅馬歷史聯繫在一起。

至於羅馬自身的紀年方法，最具年代學研究價值的當數公元前3世紀的大祭司年代記，這種逐年記事方法對早期羅馬史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羅馬史家加圖接受了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後率部到意大利建立羅馬城的希臘傳統，並把羅馬城建立定在特洛伊戰爭後的423年。羅馬建城的時間作為羅馬的元年之一，羅馬史家的記載各有不同，公元前1世紀瓦羅的公元前753年説影響最大。他採用的“自建城以來”的紀年體系時為一種相對紀年的方法。奧古斯都時代制定的卡皮託執政官表部分繼承了瓦羅年表，但在一年起止的計算上卻有着不同點。所以，如果根據執政官表紀年，公元前509年則為羅馬歷史的又一個元年。除了上述紀年外，羅馬紀年方法還有行省紀年、戴克裏先紀年以及耶穌誕生紀年。由於這些紀年的起訖各有差異，所以換算成現行的公元紀年亦有區別。

所謂的“公元紀年”，是6世紀著名宗教法規學者小狄奧尼修斯創立的。他根據羅馬的紀年傳統，推算出耶穌基督誕生於羅馬建城後的第753年，這一年即為基督元年，為公元元年。宏觀上講，亦公元為座標、一元時空意義上的西方古典絕對年代框架的建立，正是以公元元年為出發點並將羅馬儒略曆向前延至遠古時代的一種時間排序。

年代學研究的歷史及所存在的問題

兩河流域於赫梯的古文字形式是一種用削成楔形的蘆葦壓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與形、聲、意兼備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漸漸被棄用，最終成為無人知曉的“死文字”。人們對這些地區的認識與瞭解也只限於《舊約聖經》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亂，有時甚至是歪曲的記載。自上一世紀初起，隨着近東地區大量泥板文書、碑刻和紙草文書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釋讀成功，塵封了幾千年的兩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為世人所知。全方位研究這些古代文明的新興人文學科——亞述學、埃及學、赫梯學的建立，標誌着古代近東地區年代學研究的開始。

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發端較早，第一步系統的年代學研究著作是公元前3世紀末埃拉託斯特奈斯所著的《編年史》。他利用當時在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工作之便廣泛涉獵前人著述，在綜合希臘各邦不同編年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系。埃拉託斯特奈斯的後繼者們不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關希臘早期的歷史年代，而且還有所創新。公元前1世紀，卡斯托爾的年代學研究延伸到兩河流域和埃及，並把這些古老王國的歷史同希臘羅馬傳統聯繫起來。這種紀年方式在公元4世紀尤賽比烏斯的著作中表現得更加完善。

縱觀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歷史，歷代年代學學者均是採用從資料相對豐富的晚期向文明初始的早期逐漸推進的研究方法；就文明發生的時間上看，則是從羅馬希臘上溯至埃及至兩河流域。

同西方古典學相比，亞述學、埃及學、赫梯學建立伊始即面臨着對考古出土文獻的校勘與定年。隨着考古遺存的不斷增多以及科學研究手段的進步，特別是天象記載的出土發現，近東地區各文明史也在不斷改寫，各自內部的年代框架在不斷的否定與重建中逐漸完善起來。以兩河流域公元前2000——1400年王國時代的確定為例，自從1912年《金星泥板書》發現以來，亞述學者對古巴比倫第十王阿米嚓杜喀在位元年的天文研究先後得出了9個絕對年代值。

1928年，福瑟林海姆根據蘭登和肖赫推算，提出了五個不同的阿米嚓杜喀元年值，並認為最有可能的元年值史公元前1920年。若按此推算，古巴比倫王朝的末年在公元前1868年。1940年，西德爾斯基提出了公元前1702年説，把兩河流域的歷史縮短了220年。同年，温格那德也對公元前1920年説持有異議，他認為阿米嚓杜喀元年在公元前1645年的可能性最大，比福瑟林海姆的公元前1920年説晚了275年。從1942年到1972年，亞述學者有提出了公元前1581年説，而温格那德的公元前1645年説重又得到了韋爾的贊同。然而，古巴比倫王朝年代框架的建立僅僅依靠天文數據的推算史不夠的。解決該王朝的年代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對第六王漢謨拉比元年的確定。作為統一兩河流域的有為君主，漢謨拉比曾數度遠征，考古遺存較多，易於採取多種方法進行綜合研究。

事實上，對漢謨拉比元年的研究早在1888年即已開始，又公元前2394年，公元前2003年説。漢謨拉比的元年在阿米嚓杜喀元年前的146年，若根據較有可能的阿米嚓杜喀元年的4種説法（公元前1920年、公元前1702年、公元前1645年、公元前1581年），漢謨拉比的元年則分別為公元前2066年、公元前1848年，公元前1792年和公元前1728年這幾種選擇。通過對敍利亞阿拉拉遺址的地層及文物研究表明，漢謨拉比所處的年代在公元前19世紀或18世紀，顯然與公元前2066年時間上相悖。另外三個元年數值則為學界所認同，從而形成了所謂“上限、中限和下限“三個年代系統。宏觀上講，採用哪一種年代系統對兩河流域整個年代框架都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因為中限與上下限的時間差不過60幾年。但問題的關鍵史哪一種更接近史實。美國學者羅頓1958年的研究表明，中限年代具有較為合理的一面。他的具體做法是：1.用尼普爾城烏爾第三王朝伊比辛時期屋舍內與烏魯克城烏爾那穆時期廟宇內的碳塊進行14C定年；2.對《亞述王表》中殘缺的兩位國王的在位時間進行統計估算；3.利用赫梯與埃及相關資料進行比較研究；4.推究亞述王提格拉特皮萊沙一世建廟王銘中所提及的亞述國王的統治年數。羅頓的研究結果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同。當然，部分學者在著述中仍在使用上限與下限的年代系統。1987年在哥德堡舉行的年代學年會上，天文學者胡伯通過對《金星泥板文書》、古巴比倫時期和烏爾第三王朝每個月份的天數以及日食、月食資料的記載研究，完全否定了阿米嚓杜喀元年的中限與下限年代值，認為絕對正確的應為上限。

這種上下限年代系統的選定，同樣表現在埃及年代學研究的過程中中。發生在中王國與新王國天狼星偕日同升的兩次天象記錄是確定這兩個時期乃至整個埃及年代框架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觀測地點的不同（據猜測發生在底比斯、埃及南部的埃裏芬汀和孟菲斯附近），從而導致了上中下限三個不同的年代值。而任何一種年代系統的選定，均會影響到整個年代框架的前移和後推。

鑑於年代學研究資料來源與古代近東的差異，西方古典學者在古籍整理與校勘過程中，對晚期文獻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記載始終面臨着“信古“與”疑古“之爭。這種學術分歧在特洛伊戰爭的確定及定年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關於特洛伊戰爭的記載最早見於荷馬的《伊利亞特記》。什裏曼根據史詩中的描述，從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先後在小亞細亞西南部一處被土耳其人稱之為希薩利克的古代要塞遺址進行了六次較大規模的發掘，並稱他在那裏找到了荷馬筆下希臘聯軍的遠征地——特洛伊。繼什裏曼之後，對特洛伊的考古發掘不斷深入。著名考古學家布利根通過對特洛伊遺址地層的重新分期，認為特洛伊VIIa的遺存正是特洛伊古戰場的所在，時在公元前1250年，等同於希羅多德的最早定年。除希羅多德外，其他古典史家及銘文的記載説法不一，大多集中在公元前13世紀到公元前12世紀。鑑於荷馬在其史詩中未言明特洛伊戰爭發生的年代亦未論及特洛伊地在何方，考古發現又均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的遺存，所以現代學者往往人言言殊。自本世紀出瑞士學者福勒撰文稱他在赫梯泥板文書中釋讀出阿卡亞人及荷馬筆下特洛伊戰爭希臘諸英雄的名字起，“信古“學者對特洛伊戰爭爆發時間與地點又找到一個有力旁證。

但是，以芬利為代表的“疑古“派，基於缺乏直接的原始記載，全盤否定特洛伊戰爭的歷史真實性，並以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法國的《羅曼羅蘭之歌》以及前南斯拉夫有關科索沃戰爭的史詩為例來證明史詩作為史實的不可靠性。1964年的《希臘研究雜誌》同期刊登了有關特洛伊戰爭的專題討論文章，”信古“與”疑古“兩派爭論激烈，迄今未息。

18世紀以來，為數不少的學者對羅馬早期歷史傳統也持懷疑態度，但是，考古研究成果如今已基本證明了羅馬早期歷史傳統真實性。古代傳統並非空穴來風，無所依據，無論在古代近東史還是西方古典歷史的研究過程中均證實了這一點。

就目前年代學研究而言，年代學者對個文明地區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資料相對豐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會因記載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種選擇而無所適從，往往只能以“c.”（拉丁文“circum”之縮寫，意為“約”）或“？”等字符來表示某一絕對歷史年代的不確切性以及年代學研究上的無奈。從年代學發展角度來看，這種尷尬的局面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考古材料的新發現以及自然科學研究手段的不斷進步而得以改觀。歷經幾代人的努力，我們對幾千年以前的歷史年代畢竟有了選擇，即使有時是無奈的。

亞述學、埃及學、赫梯學在我國的研究剛剛起步，對西方古典的研究也相對滯後，而作為歷史學輔助學科的年代學研究與介紹更顯薄弱。我們希望以“夏商周斷代工程”為契機，加強該領域的研究與介紹。有理由相信，我國早期歷史斷代研究的途徑和手段對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也將會有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