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還是文明的衝突？直到“中美之爭”才揭開後冷戰時代的全部政治哲學意義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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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焦點都在中美之爭。大家應該有注意到在談判徹底破裂之前，一位黑人大媽在美國智庫的論壇上，搬起了“文明衝突論”為中美之爭做註腳。這是否可以被認作是美國事先發出的決裂信號呢？

身為一名出身哈佛的非洲裔女性，斯金納的表述顯示其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定位和認知，基本上全盤接受了2017年以來前白宮幕僚長斯蒂夫·班農在多個場合的極端保守主義右翼的觀點：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包含三個層面，其一，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挑戰；其二，是非基督教-猶太教文明對基督教-猶太教文明的挑戰；其三，是非白人族裔國家對白人族裔國家的挑戰。

儘管不符合政治正確的“文明衝突論”和種族主義言論足夠令人震驚，但在沈逸老師上面的總結中，還是排在後面。沒錯，最核心的內容只在第一條，中美製度間的競爭。而後兩條都是假的，只是美國玩弄美國式統一戰線的伎倆。

中美製度間的競爭，雖然核心競爭力體現在內部因素，但務必要看清楚引發中美之爭不是國內製度之爭，而是由國內製度外化的國際制度設計之爭。所以“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挑戰”也不是完全正確的，第一條應當改寫成國際間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挑戰。

同時，在後面深入的分析中會展現，美國的世界金融資本主義不光對外部肆意破壞，對內部也是橫徵暴斂，導致了美國人也反對美國。但美國人的反抗運動在美國內部強悍的國家機器鎮壓下又無法有效組織起來，反而可能會在“文明的衝突”的包裝下淪為美國破壞外部世界可利用的炮灰。這種將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簡單歸納為種族不同帶來的矛盾的思想，歷史上叫做“法西斯納粹”。

由此，第二條不會是非基督教-猶太教文明對基督教-猶太教文明的挑戰。我們中國人主要是無神論者，我們的文化也建構在絕對的世俗實用理性基礎之上的。對上帝間的爭鬥沒有興趣。就算有衝突，那也只會是，（願意同所有文明為友的）包容性文明，同某一個排他性文明間的衝突。

第三條不會是非白人族裔國家對白人族裔國家的挑戰，只會是（世界上所有願意平等待人的）正常人，同某一些法西斯種族主義分子的衝突。

後兩條本質上都是虛假的，被誤導出來的。最後也就是演化成各自統一戰線上的鬥爭。

只有第一條，國際間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世界金融霸權主義的挑戰，是本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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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只有制度之爭是本質矛盾？制度之爭似乎在冷戰快結束時候就終結了，而冷戰後的大多數衝突都明顯帶有“文明衝突”的痕跡，符合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觀點。

但我要説的是“文明衝突論”看上去是符合現實的，但其根源上分析完全是錯的。在亨廷頓對錶象的扭曲解釋下，根本無法通過表象探索內在規律以及預測未來。這有可能是亨廷頓出於不可説的原因而故意為之的誤導，因為亨廷頓自己都説別把“文明衝突論”當成社會科學理論對待。

而相對的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現實中確實沒有完全兑現，但是其理論根源卻是有很深的政治哲學思想。事實上也一直在潛移默化的發揮作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都回避制度競爭這個話題，直到中美之爭的開啓，制度競爭才重新回到國際政治話題的中心。之前制度競爭從未離開，只是一段時間內（從中國改革開放和蘇聯戰略收縮之後）蟄伏了起來。

作為福山老師輩的亨廷頓，難道不知道“歷史終結論”揭示的制度競爭才是國際政治的主題嗎？顯然不是那樣的。事實上，亨廷頓為代表的美國國際政治圈內核心人物，對“歷史終結”於民主制度這一條，也是深信不疑的，這充分體現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既然蘇聯和東歐被第三波民主浪潮所席捲，那麼之後的第四波、第五波浪潮自然能橫掃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嗎？亨廷頓此時肯定也是作如是想的。

然而僅僅事隔兩年，亨廷頓就一改初衷，關注點從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的暢想，轉變為對美國和世界現狀的深度的恐懼。從《歷史的終結？》到《文明的衝突？》，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上圖來自李慎之對《文明的衝突？》的解讀文章《數量優勢下的恐懼》

已經過世的李慎之老先生，一個來自中國的相信普世價值觀的理想主義自由派知識分子（同時也是黨的高級幹部），對一個來自美國的現實派戰略學者的反對普世價值觀的文章進行解讀，這種拿錯劇本的囧象，在20多年前難得一見。而現在似乎也成了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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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不在別的地方，就隱藏在亨廷頓的書中。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第一部分，亨廷頓描述了冷戰後的混亂世界，其中提到

儘管他描述這些內容的目的是為了提出他所謂的用“文明”取代“意識形態”來解釋新的衝突，同時他反對用完全的混亂來解釋，但是這部分內容無意間暴露了這些冷戰後新衝突的實質，不是他編織出來的“文明的衝突”，而主要是冷戰結束之後自然發生的續集故事，包括勝利者的窮追猛打和失敗者的潰不成軍。

一方面，作為勝利者的美國要用“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價值觀”，橫衝直撞的碾壓整個世界。於是製造出了一個個碎片。比如伊拉克。

另一方面，作為失敗者的蘇東集團，分裂成一個個碎片。這些碎片大體上會重新拼接成不穩定的民族國家。

最後是，以前在兩大集團中間還能保留一些所謂的不結盟國家，現在失去了兩大集團間的互相牽制帶來的掩護，也完全暴露在美國“普世價值觀”的衝擊下，分裂成一個個碎片。比如南斯拉夫。

這些碎片處於不穩定狀態，還沒有形成穩定的共同體。既非以前的意識形態結盟下的國家集團，也非更早之前的民族國家。這些碎片需要重新組合成為穩定的共同體，需要某種符號作為號召，於是找到了更古老的宗教、文化和種族符號（在亨廷頓心裏是三位一體）。這些符號被亨廷頓美其名曰“文明”，實質不過是從現代退化到了古代而尋求重新進化的碎片。

當然還有一些碎片是陳年老賬。非洲部落被劃分歸入一個個後殖民地“國家”，這些並沒有建立國家認同的後殖民地，一直處於碎片狀態。

同這些碎片並不一樣的是，中國在啓動改革開放時，就主動（暫時）放棄了意識形態的制度競爭，暫時用文明（亨廷頓使用的文明定義是文化的實體）作為安身之所，實際上是為了在“普世價值觀”衝擊下，守住民族國家的底線。相似的還有伊朗，用獨特的宗教派別守住民族國家的底線。也許還應該包括印度。

這幾個國家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一方面放棄了制度競爭，消解下壓力，另一方面又要嚴守民族國家的底線，避免碎片化。於是或主動偽裝成，或被動解釋成了“文明”。但如果真的要將其解讀成“文明”，用其古老傳統來解釋現代發展，那多半是緣木求魚，只會得到些大而無當，空洞無物的神秘學觀點。觀察者網某些大佬在用“文明”解釋中國上中毒過深了。

對以上兩部分，亨廷頓實際並不在乎。在大多數的解讀中，他之所以要強行將冷戰後世界解釋成多文明的世界，不管是碎片還是國家都歸為，什麼都可以裝進去的“文明”大鍋，是因為他在乎的第三部分——美國內部。

持續的冷戰在美國內部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失去了主要敵人之後，美國內部也形成了碎片化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日益明顯。因為這些碎片都在美國內部，沒法切割，碎片化趨勢一旦難以逆轉，美國就是想守住民族國家的底線都是困難的。

亨廷頓為了讓美國守住民族國家的底線，苦口婆心規勸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要放棄“普世主義”，放棄對全世界的進攻，因為接下來不存在制度競爭，只有“文明衝突”，而文明之間是誰也無法改變誰的（書中用歷史證明此觀點）。為了讓美國守住民族國家的底線，規勸美國當政者要重視內部碎片化問題，對少數族裔的融合問題要上心，為了不觸犯政治正確而掩蓋其中的種族主義，才不得不指鹿為馬説成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世界哪有什麼“文明的衝突？”啊，只有作為上一輪制度競爭（冷戰）勝利者的美國，在“普世價值觀”指導下對全世界發起的瘋狂進攻。説到底問題還是“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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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終結”實現了嗎？冷戰終結之時，這不是一個問題。就算在當時的中國，也沒有多少人還對制度競爭抱有信心。而現在，這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

蘇聯輸了，這是毫無疑問的。蘇聯從一個高級的“理想國”退化成了俄羅斯這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強人政權（僭主國家）。只有經受住考驗，完成一次順利的交接，才知道俄羅斯是否形成了穩定的民族國家。俄羅斯是否會在後普京時代再次分裂出一個個碎片，我至今對此抱有疑問。當然以中國的立場，不希望俄羅斯再次分裂。

但是，蘇聯輸了，美國未必就贏了。冷戰作為一場制度競爭（兩種主義的競爭），是以實現本方的“普世主義”為標準的。形象點説，就是要吞下全世界。然而，實際的結果是美國吞不下。於是冷戰的真實結果是，蘇聯輸了，美國沒贏。

美國不光沒贏，更糟糕的是美國的破壞性造成了全世界的混亂，這種混亂通過移民等途徑也反饋到了美國內部。同時，在失去制度競爭對手之下，美國統治集團也開始肆無忌憚的不再在乎內部民眾的利益訴求，對民眾下手。這些通通都是由美國高能耗的制度本性造成的。

高能耗的制度即便打敗了競爭對手，但也無助於實現對全世界的治理。所以結果只能是，蘇聯輸了，美國沒贏。

於是，“歷史的終結”尚未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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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福山庸俗的給出了有問題的答案，連這個問題都應該是拾人牙慧，但把問題擺在了公眾面前，也算是有貢獻的吧。

很多比福山更庸俗的反對者連問題都沒有明白，更別説解答和反駁了。

“歷史的終結”到底説的是什麼呢？為什麼美國和蘇聯的制度競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制度競爭，其結果會被絕大多數政治學者看作是“歷史的終結”呢？而中國歷史中的王朝更替，西方歷史中的大國興衰卻從來沒有。

這絕不僅僅是現代人對現代發生的事的過分看重帶來的錯覺。其主要的根源在於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國家的建國曆史，和以往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政權都不一樣。這兩個都是先建立在“哲學家的頭腦”中，再在現實中實現的“理想國”。建立在理想之上的國，柏拉圖預言的“理想國”。

以往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政權都是自然形成的。其創造者在不受控制的歷史中，因緣際會，脱穎而出，建立起了可能自己都不會想到的豐功偉業。從黑格爾哲學角度看，這樣子的政權只是自在的。從中國歷史的實際案例看，中國的王朝往往要到第二代之後才建立起穩定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比如在漢朝是漢武帝，在明朝是明成祖。先有政權，後有制度。

美國是在之前沒有建立過長久的高級政權的政治史一片空白的新大陸上，由一羣建國者經過開會討論後建立起來的國家。是先建立在美國建國者羣體的頭腦中，再經過實踐轉化出來的。那些建國者的頭腦就好比是思想實驗室，美國先經過了實驗室的實驗發明，然後變成了現實。這樣子建立的政權，從黑格爾哲學角度看，就是自為的了。通俗點説，這是兩個“人造”的國家。

蘇聯，儘管建立在沙俄帝國的地域框架內，基本繼承了沙俄帝國的版圖。但是建國理念和統治方式卻同沙俄幾乎是完全斷裂的。這比美國同沒有美國之前的十三殖民地的跨度還大。而且蘇聯還歷史性的放棄了俄羅斯這個地域標誌，成為唯一一個不帶地域標誌的國家。並且以一種全新的加盟共和國形式組織國家。這是一次人類歷史的大實驗。同樣是首先在建國者頭腦中進行實驗，再放到現實中進行實踐的國家。

柏拉圖預言的“理想國”一定是由哲人王統治的，精通政治哲學的政治家。顯然美國和蘇聯的建國者羣體中都不乏這樣的人，甚至都在其內部互相爭鬥了一番，從哲學到政治。

我們的“新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三個“人造”的“理想國”，歐盟是沒有完全成型的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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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現在的國家大體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最高層次是“理想國”。

中間層次是民族國家。

最低層次就是所有形形色色的不穩定的碎片。

成為碎片的原因有很多。

有的是蘇聯失敗後退化形成的，比如現在分裂的烏克蘭。

有的是原本的民族國家受到了美國的攻擊而裂解出來的，比如伊拉克。

有的是殖民時代的遺產，一直都沒有形成國家意識的後殖民地國家，大多數非洲國家。

還有如拉登的基地組織，美國支持的落後制度政權（不算是，或者是很差的民族國家）下的較為覺醒的“革命”人士組成的反對所有世界霸權（“理想國”）的恐怖組織。先反蘇，後反美，還反中，一點都不奇怪。儘管恐怖組織還沒有國家樣子，也不大會有成長空間，但多少有點“理想國”的影子的。也是先在頭腦中實現。“理想國”和其他“理想國”必定是有衝突的。

亨廷頓將這些所有層次的國家，都納入了什麼都能裝進去的“文明”系統。“理想國”是文明，民族國家是文明，碎片也是文明。反正就那麼幾個主體，凡是衝突都是“文明的衝突”。

此外，美國國內各部分（潛在的碎片）也可以歸為不同的“文明”。他甚至還創造發明了一個黑人文明，為非洲裔美國人量身定做的。

但是，他這樣做倒不是居心不良拉仇恨，反而有些良心發現，主動規勸美國要放棄對全世界的瘋狂進攻。看看《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大綱，多少能體會他的良苦用心。

第一部分説，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這就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區別。現代性是個一般性，西方性是個特殊性。儘管有很多非西方社會（比如日本）實現了現代化，但沒有一個非西方社會歸化成了西方。這很有道理。

第二部分説，其他文明在用文明符號重新定義自己，並且實現擴張。按照我的解釋，實際上卻是在普世主義的巨大壓力下，非西方國家為了嚴守自己的民族國家底線採取的防守策略。

第三部分説，文明間不能改換門庭。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文明永生，不可能有勝利者，也不可能有失敗者。現在社會下，種族滅絕是不可能的。潛台詞就是，普世沒用。

第四部分説，“沒用”的只會製造問題的普世主義會造成“文明的衝突”。按照我的解釋，普世主義當然會製造衝突，但這個衝突不是文明的衝突，而就是“普世的衝突”。比如亨廷頓認可的西方文明內部，就沒有衝突了嗎？美國和歐盟為了爭奪後冷戰時代的世界金融霸權，不是一直在衝突嗎？

第五部分説，拋棄制度競爭，西方要在“文明”的旗號下團結起來，保衞西方。這不就是在學習中國嗎？用“文明”的偽裝，守住民族國家的底線。

可是美國既然是“理想國”，而“理想國”是自為的，不會滿足於自身發展，要將自身外化到外界去。於是，亨廷頓對其設定了一個外化的邊界，就是西方世界。實際的組織就是北約。用北約保衞西方世界。

然而在“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操縱下，美國是不可能放棄對全世界的擴張的。成為“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倀鬼而捨生忘死是美國必然的結局。

如果真要守住民族國家的底線，那就需要像毛澤東所説的那樣，美國人民要站起來鬥爭，要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需要他們首先放棄依附壟斷資本為虎作倀獲得的種種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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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