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是世界格局變化大潮中的一朵浪花_風聞

一，     資本技術外流，西方相對衰落的第一步

上世紀80年代的西方如日中天，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找到了最佳和最終的模式—新自由資本主義。但好景不長，隨後而來的全球化浪潮，給予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以沉重打擊。

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最大影響是出現了這樣一條全球價值鏈：西方資本向中國投資，中國向世界出口製成品，中國用出口所得外匯向美國購買國債，向美國，日本，西歐，韓國，台灣進口技術，機器和元部件，向澳洲，中東，巴西，俄羅斯，阿根廷進口大批礦產品，農產品和能源。一時間似乎每家都從這全球價值鏈中獲利。

但是西方從這全球價值鏈中的主要得益方是資本技術寡頭和大型跨國公司而非普通民眾和政府。與全球化相對應，西方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失業和工資停滯增長，政府面臨税收減低和國家能力下降，社會面臨兩極分化。

有人把西方的衰落歸咎於中國，認為中國通過國家壟斷組織低成本生產，不實行知識產權保護，剝奪工人罷工權，導致西方國家產業凋敝和大量失業。

這是首末倒置。首先問兩個問題：第一，當今中東歐國傢俱備西方國家所要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為什麼西方資本不去投資？第二，印度和越南近來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新寵，印度的關税遠高於中國，而且有明確要求外方轉讓技術的案例；越南的政治結構和中國相似，除勞動力工資外，其他綜合投資環境不如中國，但為什麼外資仍然投向印度和越南？

答案只能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找：

第一，全球化背後資本流動的根本原因是二戰以後發展中國家全面獨立。這些國家從最初的發達國家原料基地和傾銷市場逐漸向工業化轉變，西方再也不能隨意的支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只能以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的方式進入這些國家，達到利用當地勞動力，市場和資源的目的。東西方關係從原來的西方對殖民地的巧取豪奪變為“留下買路錢”和“有錢大家賺”，這是世界發生巨大變化的基礎。

第二，資本和技術從西方流向發展中國家是資本追求盈利的本能，西方不同國籍和體系的資本和跨國公司競爭激烈，這使得轉移先進技術成為西方公司擴大在發展中國家市場份額的主要手段之一。跨國公司為了貼近市場，降低成本更是主動推進本地化，建立研發中心，這樣技術必然在當地傳播，這些是發展中國家接受外資的直接和間接的溢出效益，這些都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總結歸納出的規律，是自由資本主義綱領《華盛頓共識》中承認的。

目前美國竭力向世界描繪西方公司如何在中國受到強行的技術轉讓脅迫和“偷竊”。但問題是：難道西方公司都是傻瓜？他們不做風險評估？不做成本分析？還前赴後繼？真正的情況必然是雙方都得利，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方公司獲利更多。中國在獲利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資源代價和艱苦的勞動，而這是美國保守勢力和中國一部分公知故意視之不見的。

第三，西方國家的政治結構加速了資本的外流。西方社會是一種利益集團博弈型社會，資本的持續出走，必然導致內部各種力量博弈，並主要通過大選體現。為了大選勝利，政客們提出的政治綱領常常把黨派，利益集團，地域和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些政策常常以各種工資和福利政策的形式表現出來，推高了西方國家的生產成本，客觀上加速了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流出。

總之西方的資本和技術外流的根源是內生的，本元的，也符合當今國際發展的潮流。為什麼西方國家整體上不能從這種資本和技術流出中獲利是其制度的結構性問題，首先是資本不受國家控制，資本和國家利益和大眾利益的衝突。

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流出走出了世界東西方或南北方經濟力量對比變化的第一步（印度，越南，巴西，墨西哥，馬來西亞，印尼，南非等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國家都是南方國家）。2005年時，發展中國家佔全球GDP的20%，2014年達到30%，預計2030年達到60%。當前，西方勞動者收入佔GDP比例為55%左右，比上世紀70年代末下降了8%。

如果發展中國家在2030年真的達到世界GDP的60%，發達國家勞動者收入佔GDP比重只會下降。這種下降必定帶來一系列問題，包括世界政治經濟結構，地緣政治，社會穩定，國家和民族關係等等。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圍剿華為就是發生在這種大背景之下。

二，必然的對抗

中國和西方接觸始於70年代，80年代是蜜月期。然而西方和中國的交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被捲到一個誰也不曾料到的境地，就像一對經歷風風雨雨後的戀人，漸漸意識到有沒有未來。

中國納入全球化必然有一個將國有和集體財產逐步資本化的過程，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資本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必然分化社會。中國改革設計對資本對社會的分化作用認識不足，在引入市場化和資本化的同時，如何防止兩極分化，防止資本對權利的侵蝕，防止資本唯利是圖對社會道德的腐蝕是到目前也沒解決好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一度，中國的前景撲朔迷離，下一步往哪裏走眾説紛紜。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的普世派的主張國退民進，建立真正完整的市場經濟，政治上建立多黨民主議會政治制度。

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全面國退民進會不會又是一場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多黨制會不會演變成強勢利益集團的“元老院”？全面市場化會不會成為教育市場化和醫療市場化的翻版？利益集團為各自利益的博弈會不會導致民族矛盾上升和國家分裂？

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各國造成的混亂告誡中國人要謹慎，而普世派並不能就這些涉及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問題提供可信的回答。

18大以來，新領導層展現了一種新的路徑：堅持一黨制，通過強力反腐維持執政體系的效率和廉潔，運用政府力量通過國企發展戰略產業，推出一帶一路戰略，加強環保，大力脱貧。

18大以來的調整主要是應對國內的壓力，而且中國政府反覆聲明中國追求的是美美與共的全球利益共同體，但中國世界老二的地位決定中國的內部調整必定對西方發生重大影響。

根本上中國和西方的將來都取決於誰能控制戰略性高技術產業。誰佔據上風，誰就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利潤和税收，誰的社會就會更穩定。

中國明確表示要集舉國之力發展戰略產業，雖然發展高科技產業是中國內政的急需，是提高工資和税收，改善環境，穩定就業的基礎，西方還是認為中國發展高科技是向其發起了挑戰。對比中國和西方在過去幾十年間的發展，他們感到很可能敗給中國，因為中國有一套和西方不同的發展模式，而且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模式可能比西方模式更有效。

美國保守派，民粹派和民主派都不能容忍中國的成功。美國保守派和民粹派遏制中國是基於地緣政治，種族意識和文明衝突；美國民主派基於抗拒中國政治模式對西方民主制的挑戰。

在各派合力作用下，美國保守派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態度出乎意料的堅決，不惜動用國家力量阻止中國5G和其他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威脅使用軍事力量介入台灣和南海。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中美貿易戰已經超越貿易領域。美國不惜採用兩敗俱傷的手段強壓中國接受“苦果”，令人懷疑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引發中國內亂，從而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三，對抗的前景

面對發達國家的疑慮中國曆來主張不斷開放，在中國成為進出口大國的情況下，主動開放國內市場的確是化解西方壓力的良策。

近來黃奇帆在多次講話中指出如果中國實行“三零”（零關税，零貿易壁壘，領補貼），和當今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相當於第二次加入WTO。“三零”為代表的改善商業環境加上龐大的市場規模將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將區域總部和研發設施置於中國。中國公司和中國城市在國際服務貿易爭奪中（金融，物流，交易結算和法律服務）將獲得競爭優勢。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大力測試自由貿易政策。上海外高橋保税區已經承載了中國1/4的國際貿易。到2025年海南省將基本完成自由港系統建設（自由貿易）。

中國的不斷開放政策有可能分化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力量。美國對華打壓有四股政治力量，第一是是極端保守派和民粹派，第二是保守派中的建制派，第三是民主派，第四是資本和技術，既大型跨國公司。其中美國資本和跨國公司最為搖擺。

如果美國執意要圍堵中國，那麼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應把美國排除出去，形成對美阻隔對歐，日，韓開放的格局，例如只買空客不買波音。美國資本必然不能忍受因美國政府的政策而長期被排除在世界第二大市場之外的局面。

要分化美國對華壓力的關鍵是要讓美國人認識到打貿易戰得不償失。 “和打不過的人交朋友”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哲學。以前中方一直試圖通過讓利達成貿易協議，但現在明擺着美國保守派要扼殺中國，綏靖只會換來進一步的壓力，攤牌已不可避免。只要中國全力出戰，美國就必然得不償失，只有決心打，才有可能“和”。

中興、華為等事件告訴中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發展的階段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必須全面進入自主創新的新階段。某種程度上説，這次貿易戰對中國最大的教訓和好處是逼迫中國加大力度建立關鍵的完整的技術體系。

事實上中國目前在科學技術發展上已經進入快車道，形成了雙軌局面：首先是國家協調，國有企業參與的大型基礎研究和戰略產業發展。中國宇航，軍機，軍艦，坦克工業的發展遠遠好於走充分開放和市場化道路的汽車產業，證明在開發自主技術上，國家協調，國有企業成效顯著。

同時中國在鼓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上力度很大，各種高科技企業孵化器，科技人員技術入股的規定在西方也很少見，科技創業在年輕人中已成時尚。

中國已經有了一大批像華為，大疆一樣的優秀民營企業，相信將來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目前華為碰到的圍堵終將過去；59年蘇聯撤出專家，64年中國就爆炸了原子彈。2019年必將在中國自主技術的開發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貿易戰以來經常看到各種奇談怪論，這表明各種弊病使得中國社會不能高度同仇敵愾。因此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確是贏得貿易戰的關鍵。做好自己的事涉及面廣闊，這個話題需要一篇長文才能講清楚。這裏只能列出一些最急迫和關鍵的條目：

中國應探索如何通過加強新聞監督和嚴格實行法治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中國應繼續加大扶貧和環境保護力度。中國應推進分配領域裏的改革，（工資，税收，社保）擺正效率和公平的關係。

一個公平的，開放的社會對贏得貿易戰至關重要。這是對內爭取民心，對外爭取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黨派支持的關鍵之一，是分化對手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