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擊大腦戒毒 中國能做不能説？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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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去哪了？

5月11號《參考消息》選摘了一篇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報道，題為“上海試驗腦手術戒毒癮”。

“一號患者”身材消瘦，多年的吸毒史讓他妻離子散、家財散盡、尊嚴掃地。去年10月，上海某醫院的外科醫生在他的顱骨上鑽了兩個小孔，將電極植入其大腦深處，以期這項技術熄滅他的毒癮。

根據報道描述，腦手術治療毒癮效果明顯，風險不高，大有前途。但這麼一件連CBS都關注報道的事件，在國內卻沒有一家主流媒體跟進。過了幾個小時，參考消息在自己的網站上刪了相關新聞，若非我手裏拿着一張實體報紙，恐怕都不會相信這篇報道存在過。

用“腦手術”、“治毒癮”等關鍵詞搜索相關報道，筆者發現了參考消息的操作有歷史淵源：

**第一：**搜出來的報道數量有限，而且在時間線上斷斷續續。

**第二：**大多數報道對開顱手術治療毒癮普遍評價不高。有的聲稱實際效果沒有宣傳的那樣好，有的認為損毀成癮者大腦神經風險太高，而且違背醫學倫理。

遮遮掩掩，褒貶不一的報道説明，雖然戒毒腦手術已經在國內實踐多年，眼下卻仍不是可以大張旗鼓宣傳的成就。

但是，在毒品日趨氾濫、吸毒人羣不斷增加的今天，電擊戒毒似乎又是唯一有希望的治療路線，總是諱莫如深也不是個辦法。無論如何，在做出取捨決定之前，首先我們得知道電擊戒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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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癮的確是“腦病”

毒癮之所以難以戒斷，在於它利用了每個人都有的生理機制“缺陷”。

現代醫學已經發現，人類藥物成癮，源於大腦的“中腦——邊緣獎賞系統”（也被稱為犒賞迴路）。這一系統是哺乳動物前腦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中腦腹側被蓋區、伏隔核、杏仁核等腦區。

每一代生物的大腦，都是在前輩基礎上略加修改，而不能徹底推翻、重新設計，所以總的趨勢是新一代腦器官包在原有大腦的邊緣、外側，形成更理性、更聰明的思考機器。胚胎的發育過程為我們重現了這一過程。

具體到毒品問題，“中腦——邊緣系統”這一區域處於“本能腦”和“情緒腦”的交界處，“本能腦”來自爬行動物祖先，“情緒腦”是哺乳動物才出現的結構，這兩部分大腦的互動，是在哺乳動物剛出現的時代就已經固化的機制，已經有了起碼上億年的歷史。

在這一系統中，伏隔核是大部分神經纖維的匯聚處，同時也是多巴胺和內啡肽釋放、傳遞的樞紐。多巴胺帶來渴望和動力，促使人為追求幸福而努力；內啡肽則讓人對當下的狀況感到幸福和滿足。

多巴胺和內啡肽聯手起作用，形成了“動機——行動——獲得滿足”的正反饋循環，最終讓哺乳動物佔領了整個地球，讓人類爬上了食物鏈頂端，但這一機制也導致了人類的藥物成癮。

伏隔核的位置與多巴胺在大腦中的傳遞路線

人在吸食毒品時，類多巴胺（冰毒）和類內啡肽（鴉片、海洛因）物質進入腦部，比人類日常分泌的多巴胺、內啡肽濃度高上千倍，迫使大腦神經元生出大量多巴胺和內啡肽受體突觸，讓吸毒者感受到無比的快樂。

而一旦停止吸毒，過多的突觸會破壞大腦原本正常的“動機——獎賞”機制，從而帶來對成癮物質的更多渴求和難以忍受的戒斷反應——冰毒的戒斷反應體現為抑鬱，鴉片類的戒斷反應則體現為對正常生理活動感到痛苦不堪，這是一個必然會毀掉人生的惡性循環。

我們大腦巨大的靈活性不是無限的。相反，它會隨着突觸的形成被無情地、永久地用盡——這是經驗本身帶來的結果，這也是學習發生的方式，而成癮其實就是一種扭曲的學習。突觸的靈活性要麼在從兒童到成年的健康成長中用盡，要麼在藥物成癮的重複循環中用盡。塑造突觸的不僅僅是自我提升和自我強化這樣的螺旋式上升，還會因為強烈的情緒帶來的能量而加速。成癮性藥物之所以讓人成癮，是因為它們釋放的強烈情緒，這些情緒戰勝意義和價值，從一個場合到下一個場合，結果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的反饋迴路：我們對於世界的感受被窄化，導致了我們積極感覺的受限，這又進一步導致了我們的目標和行動更加受限，世界對我們的反應也被窄化了。沒有人喜歡成癮者，哪怕是其他的成癮者也一樣。積累的絕望導致了唯一的解決途徑，就是讓情緒之輪再多轉一圈，把我們大腦中已有的凹槽刻得更深。

我還知道自我控制是種脆弱的技能，由一羣位於前扣帶回的和其他細胞一樣需要營養的細胞支撐着。如果我們對這些細胞要求太多，強迫它們抵制誘惑太長時間，而沒有環境或一段關係來支持它們，也沒有一種哲學、信仰或故事來應對一部分壓力，它們的營養就會枯竭，而自我控制也會隨之失敗。成癮者的人生就是一個溶解、分裂的過程：喪失自我感，感覺失去了自己在這個充滿了他人的世界上所適合的位置。前扣帶回不得不持續地抵抗誘惑，直到意志最終精疲力竭，就像腳手架無法支撐大壩。諷刺的是，儘管成癮者總是被認為缺乏勇氣和決心，但實際上，他們往往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在維持一種極為困難的平衡。

——《瘋狂成癮者》（Memoirs of An Addicted Brain），作者：馬克·劉易斯

在人類對大腦生理結構和活動日漸清晰的今天，毒癮應該被明確地定義為一種生理性、器質性的病變，是一種反覆發作的腦病。毒癮患者儘管明知吸毒的嚴重後果，但依然不斷尋覓毒品,這種病必須得到治療，至少也要強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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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叫停的“開顱治毒癮”

但是，認識到毒癮是一種腦病，並不等於找到了治療毒癮的方法。

在腦組織和腦部毛細血管網之間，有一層由星形膠質細胞構成的血腦屏障，能夠將絕大多數大分子隔絕在腦組織之外。血腦屏障一方面保持腦組織內生化環境的穩定，但另一方面也妨礙了我們以藥物手段治療腦病。所以，絕大多數健腦食品或藥物都是智商税，而少數真有效果的，危險程度也可能不遜於毒品。

開顱手術雖然成本和風險都很高，但卻是很多情況下治療腦病不得已的選擇

前面提到，伏隔核是毒癮形成的關鍵部位，而研究者很早就發現，電擊損毀動物部分伏隔核,能顯著削弱獲取毒品的慾望。這既證明伏隔核是導致成癮機制的關鍵部位，也為手術治療毒癮提供了思路。

損毀部分伏隔核，本質上是為了消除毒品製造的新增神經突觸，讓我們的潛意識“忘掉”毒品。不過，神經元突觸太小了，人類眼下還做不到精確手術切除。因此腦手術戒毒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藉由破壞吸毒者的部分腦組織，來切斷吸毒者大腦中被毒品控制的“動機——獎賞”迴路。

對人類大腦組織進行不可逆的毀損，聽起來就很可怕，很多報道因此把這類手術跟臭名昭著的腦白質切除術相提並論。但相比於更加可怕的毒癮，各國還是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開顱手術治毒癮也從實驗室走向了臨牀實施。

1973年，Müller和Balasubramaniam等人率先實驗，通過立體定向，毀損人的下丘腦和扣帶回部分，治療藥物成癮。

1998年，俄羅斯醫生嘗試用立體定向扣帶束切開術削弱吸毒者對毒品的心理依賴。從1999年開始，俄羅斯聖彼得堡腦科研究所使用這項技術，一共為335名吸毒人員做了腦部戒毒手術。2002年該技術被俄羅斯政府叫停，但之前俄國人已經完成了超過2000例開顱戒毒手術（一説為500多例）。

中國的治毒癮腦手術開始於1997年，少數醫院嘗試使用伽馬刀毀損扣帶回和杏仁核來治療毒癮。再後來，第四軍醫大學高國棟教授提出了雙側伏隔核毀損術。到2004年，全國開展手術戒毒的醫院已經達到20多家，手術超過500例。

然而就在手術戒毒在國內遍地開花之時，中國衞生部辦公廳於2004年11月2日發出通知,宣佈暫不允許腦科手術用於戒毒治療。

發出通知前，衞生部就腦科戒毒手術召開了專家論證會，結論是腦科手術戒毒在毀損位點、技術要點、適應症、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沒有定論，只能科研探索，不能成為臨牀服務項目。

因此，開顱治毒癮在國內目前依然只停留在醫學試驗層次，不可大規模推廣。

CT掃描下的吸毒者腦部的毒品渴求區圖像，集中於伏隔核附近

上圖為開顱戒毒手術流程示意，在顱骨上鑽兩個直徑不到1cm的小孔，各插入一根電極（直徑1~2mm），測試單個細胞的電信號，進一步確定靶點精確位置。然後再通過在電極上通電生熱或者導入冷凍液（如液態丙酮），對靶點處的組織核團進行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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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與未來

當前國內學術界和社會上對於腦手術戒毒的爭論，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

一是戒毒腦手術是否真的能有效戒毒？

二是為了戒毒，對大腦進行不可逆破壞，醫學倫理上怎麼説？

單純從療效來看，即使採用最不利的數據，國內接受過腦手術戒毒的患者的術後復吸率也低於40%，相比於傳統戒毒方法高達80%-90%的復吸率，可以説是巨大進步。

但同時，的確有個別手術者在術後性格改變、情緒失控、失憶、抑鬱，甚至有人在復吸後表現出更加強烈的毒癮，其中的問題也不得不防。

從原理上説，開顱手術戒除毒癮，無非是企圖切斷毒品成癮的神經獎賞迴路。但腦內的獎賞環路不僅與成癮相關,還與認知、情感、本能反應等各種正常生理功能密切相關。另外，單個神經元雖然不可再生，但大腦卻可以通過本身的調整，重建神經迴路，替代原有的缺損功能。

以人類現有的技術手段，對腦內的幾處區域進行物理破壞,既要消滅造成毒癮的神經元，又要避免傷害其他正常腦組織，顯然不現實。

更何況，當年國內很多醫院的戒毒腦手術項目並非出於科研精神，而是為了經濟利益強行上馬。這些手術往往技術不精，論證不足，既未安排對照實驗，也缺乏事後跟蹤。再加上傳統戒毒方案也有大批利益相關者，戒毒腦手術動了他們的奶酪，引來否定和質疑並不奇怪。

至於醫學倫理方面的爭議，筆者認為，主要原因還在於當代社會在對待吸毒者的問題上缺乏共識。

現代醫學人體實驗的倫理源自二戰後對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以及由此產生的《紐倫堡法典》。後來又有進一步發展的《赫爾辛基宣言》。

其中《紐倫堡法典》首次提出了醫療實驗的三項必要條件，即知情、自由意志和有能力（拒絕），這其中，病人的自主權是所有權利的核心。

《赫爾辛基宣言》第8條：

雖然醫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新的知識，但該目的從來不應優先於個體研究受試者的權利和利益。

《赫爾辛基宣言》第9條：

在醫學研究中，醫生有責任保護研究受試者的生命、健康、尊嚴、完整性、自我決定權、隱私，併為研究受試者的個人信息保密。保護研究受試者的責任必須始終由醫生或其他健康保健專業人員承擔，而絕不是由研究受試者承擔，即使他們給予了同意。

也就是説，即使吸毒者自願接受戒毒手術，因為這類手術目前風險不可控，傷害不可逆，醫生仍然有違背醫學倫理的嫌疑。

現代醫學倫理的誕生自然有積極意義，但問題是，被毒品影響了大腦的吸毒者，能否還能按照傳統倫理，定義為完整的、有自主能力的“人”？問題延伸到這一步，恐怕就要探討自由意志和人類的定義了，而這個哲學問題並沒有讓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當然，不能説不等於不能做。全世界目前共有8個電擊大腦治療毒癮的公開醫療機構，其中6個都在中國。很多中國家庭把吸毒的家人送去接受手術，就是因為寧可供養一個白痴，也不想和癮君子相處。

本文一開始的報道中所提到的腦部電刺激手術（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已經是一種改進版的戒毒腦手術，它不再通過強烈電擊來摧毀腦結構，而是在大腦中植入電極，對伏隔核區域進行低強度的電刺激，避免永久性地殺傷腦細胞。

從目前來看，其他戒毒方案都很難在短期內解決復吸率問題，腦部電刺激手術很可能是未來戒毒治療的主流方向。這篇外媒報道，恰好説明了美國人也很關心中國的研究進展。

報道中還提到：今年2月，美國食藥監局已經為國內的DBS試驗開了綠燈，類似的試驗和治療即將在美國國內展開。

筆者在CBS網站上找到了報道原文，和《參考消息》的轉載相比，原始報道果然多了一些內容。

CBS原文報道鏈接：

https://www.cbsnews.com/news/china-tests-experimental-brain-implants-to-treat-opioid-addiction/

美國人其實早就對DBS感興趣：  

“研究領導的調查人員告訴美聯社，至少有兩家美國實驗室放棄了DBS治療酗酒的臨牀試驗。”

但這並不是因為擔心試驗設計和試驗結果不理想，而是因為：

“雖然美國的醫生有興趣使用DBS治療成癮，但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資助的工作仍然集中在動物實驗上，而不是人。”

雖然談的是美國毒品和醫療技術問題，但美國還是想讓中國也承擔一部分責任。

“截至2017年的十年間，超過50萬美國人因藥物過量而死亡，其中死於來自中國的合成阿片類藥物的人越來越多。”

既然“貿然推廣這個想法會帶來很多風險”，且“我們必須深入探討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科學理解閾值才能設計出有效的道德實驗”，**那麼一邊要求中國分享實驗數據和治療經驗，一邊繼續站在道德高地上抨擊中國漠視吸毒者的人權，**當然就成了美國人的最佳選擇。

（作者：Harry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