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農村少年：在快手App尋找虛擬流動性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社會學吧”

“你讓我在讀書和快手直播之間做出一個選擇？那當然是直播。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就不喜歡上學了……如果我會（擅長）學習，我會選擇上學，但我是班上成績的倒數……另外，快手上來錢快……並且直播相當簡單，我學了一個下午就會了，比學數學簡單多了。謝謝快手，給了我一個生活方向！”

李兵陽是山東鄒平紫園中學的學生，2018年6月，筆者在田野調查中跟他訪談時，他一邊擺弄着藏在課桌下的手機，一邊抱怨着因為每天要上學使他無法投入更多的時間經營自己的快手直播事業。在訪談中，他和他的同學多次提及“社會人”這個詞，這是2018年年初以來十分流行的網絡語詞。李兵陽説，“我願意像徐川那樣。他是一個‘社會人’，是我們班玩快手賺錢最多的人……有人説我是個社會人？我不是社會人吧，其實他們都想當社會人，當個社會人挺好的。”

根據中國教育部 最近一次公佈的數據，中國初中階段輟學率為2.62%。但有 研究發現，在農村地區，存在着大量像李兵陽一樣身體在學校但已經在精神上脱離學習的“隱形輟學者”，如果將他們納入統計，真實的輟學比例應該在14.2%到63%之間。

在當前的教育政策下，相對於城市學生，農村學生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有限，農村學校破敗，教師準備不足，教材缺乏趣味性，學校管理效率低下，地方政府參與和支持不足。於是，一些農村學生（比如李兵陽）敏鋭地意識到他們無法通過教育獲得社會的向上流動，他們試圖通過其他途徑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選擇在快手上做一個“網紅”（或者是“社會人”）成為一條看上去切實可行的路徑。

作為中國第四大社交平台，快手以直播吃飯等記錄普通人生活的視頻為大眾所知。據

公開報道中的數據，超四成的快手用户來自地級市及以下的城市和鄉村，且用户年齡、學歷及收入均較低。因此，主流話語很容易把他們想象成“低素質”的農民或農民工，許多官方報道和網絡評論也用“低俗”一詞來指責快手兜售低俗下流的內容。

在這一大的背景下，我們感興趣是：李兵陽更想成為的“社會人”是什麼樣的？以快手為代表的“社會人”文化將如何幫助他克服貧困和較差的教育帶來的社會經濟劣勢？最後，快手作為成為社會人的重要路徑與他的個人理想有什麼關係？

為此我們與36名14至16歲的紫園中學的學生進行了對話，以瞭解他們如何看待農村教育與互聯網。

“枯燥的”學校生活和想當“網紅”的學生

鄒平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個長期對美國學者開放的考察點，任柯安(Andrew

Kipnis)等著名教育學者曾在該地區進行研究。紫園中學建立於上世紀60年代，是一所僅提供7-9年級教育的鄉村初級中學。我們進行田野調查時，大約有1200名學生在該校就讀，絕大多數是農村户口。學校總共有18個班級，80多名教師和職工。

紫園中學的教學水平在鄒平市處於中等水平，但近年來，該校考試成績迅速下降。老師們將這種退步歸咎於學生的手機成癮。筆者認為，這是

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導致了他們的分數下降：這所中學的孩子們的父母多數都在工廠工作做艱苦的勞動，或耕種土地以維持生計，無力輔導孩子的學業或監管他們的手機使用；與之相對的是，富裕家庭通常利用他們的社會經濟資本將孩子送到縣城裏更好的學校，或是監管孩子們的手機使用。

在採訪中，學生對學校生活的描述是“無聊”、“枯燥”和“作業多”。產生倦怠的部分原因是教育系統主要以考試為導向，大量的筆記抄寫，以及看上去無休止的模擬考試（月考），導致了沉悶的學習環境。通用教材的編寫主要基於城市生活，與農村沒什麼關係。學生別無選擇，只能機械地學習這些內容。例如，八年級的語文教科書要求學生寫一篇關於他們週末參觀科技館的作文，但農村學生鮮少有這樣的經歷。

更讓學生們反感的是學校禁止使用移動科技，尤其是手機。農村青年嚮往城市生活，不滿於傳統農村的差序格局。這使他們他們傾向於挑戰權威，追求個人獨立和豐富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長期以來，農村青年一直被污名化，與城市青年相比，他們展示的文化被視為落後、庸俗和土氣。在這樣的環境下，移動科技尤其是手機為農村青年提供了便捷的通訊能力和展示自我的機會，這很好地規避了父母和學校教師的監督。毫無疑問的是， 移動信息技術已經深深地滲透到農村青年的日常生活中。隨着手機將農村和外部世界連接起來，農村的青少年體會到了美國學者沃利斯（Cara Wallis）所説的“虛擬流動性 ”。

然而，由於擔心手機會分散注意力，影響中考成績，紫園中學禁止學生將手機帶入課堂。田野的第一天，筆者就注意到教學樓入口處設有類似於機場安檢設備的金屬探測器，學生早上上學或者外出返校後需要接受檢查。

有意思的是，紫園中學曾經對校園內使用手機持開放態度。2017年，當地教育局呼籲教育機構採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紫園中學就鼓勵學生用智能手機閲讀教學材料，並積極推進網絡安全教育。許多學生為此購買了手機帶去學校。

面對學校政策的改變，學生使用了許多方法來規避檢查，例如偷偷將手機藏在書本或課桌下，在廁所裏偷偷使用或是在宿舍熄燈後蓋着毯子看。更有甚者故意違反學校住宿規定而被取消宿舍條件成為走讀生，以方便他們放學後在家玩手機。學校周圍的商店嗅到了商機，紫園中學周圍的商店和餐飲場所甚至可以用每月100元的價格出售手機，這筆費用可以讓學生分期付款。

受訪的學生對手機的使用描述為“有趣”、“酷”和“新生活”，這與他們“枯燥”的學校生活形成鮮明對比。張媛媛説：“比起學校，手機教會了我更多東西。” 對很多學生來説，通過互聯網成名得到財富的可能性遠高於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

這一點或許與成績有關：紫園中學學生的成績兩極分化情況嚴重——少數優秀學生要升入鄒平的重點高中很容易，但大多數學生認識到自己成績太差，畢業後襬在自己面前的出路是從事低端工作或上職校。一名女生楊青説：“我以前想當公務員，但是我的成績太差了，我放棄了。現在，我想成為一個網紅。即使我的成績很糟，我也能有機會成為一名網紅。”

畢倩倩認為只有通過互聯網獲得名氣並做互聯網生意——比如微商——才能逃避貧困：“你不能依靠傳統的幹活來賺錢。許多網紅和微商以前也是在地裏幹活的，但是一旦他們取得成功，就會帶來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互聯網才是正路……”

當筆者問及對網紅和教育的看法時，李光磊給我們展示了他在日記中記下的內容：“現在很多人想當網紅就是想要多掙些錢，過上城區人那樣的好日子，這靠學習就很難實現，快手才給我指明瞭未來的路。”

未能感受到教育帶來的希望，楊青、畢倩倩、李光磊和其他隱形輟學者視直播和快手為實現社會經濟向上流動的新場所。我們訪談的36位學生中，26位明確表示他們想成為網紅。有學生很實際地表示，他並不奢望成為擁有百萬粉絲、日收入過萬的大網紅，目前的“小目標”是每天賺上幾百元，而這對他來説已經是近在眼前可以實現的事情。

學生的衝動主要源自在玩快手時看到其他農村用户靠快手改善了生活。最受學生喜愛的播主大多看上去很普通，大部分未從中學畢業，甚至也並不長得俊美帥氣——但他們都享有高收入。快手的氛圍不同於其他的直播應用程序，比如抖音及其獨特的中產階級屬性。中上階層的局外人可能會認為這些低學歷的沒有“真本事”的高收入主播們不值一提，但這些網紅仍為底層學生們提供了內部團結的力量。事實上， 學生們渴望成為網紅，因為這些互聯網名人擁有與他們一樣的社會經濟出身背景，快手為這些底層學生提供了一種文化親密感。

農村學生嚮往的“社會人”文化

快手的使用滋生了“反學校”的情緒，對敢於公開批評學校及其老師的人，紫園中學的學生會大喊“社會，社會”、“666”、“牛逼”。在日常對話中，他們常以“大佬”、“牌面兒”或“老鐵”互相稱呼，並認為那些不是“社會人”的同學是“娘炮”。那麼，學生眼中的“社會人”到底是什麼？“社會人”與快手又有什麼聯繫？

回到概念本身，日語文化中的“社會人”是指能夠承擔長期工作和養家的成年人。而在中國，作為青年表達態度的文化產物，

“社會人”是一個超越社會規範以積累財富並以獲得社會認可為目的的人物象徵。不出所料，在中國社會人與往往與犯罪和“黑社會”聯繫在一起。但在日漸向新自由主義靠攏的當下，當家庭財富影響了教育、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的向上流動，“社會人”通過選擇另一條社會階級上升的路徑，批判了不斷擴大的收入和階級差距。快手正提供了這樣一種上升途徑：就像著名的主播MC天佑（目前已經被封殺）尚未在快手成名時也做過網管，烤過羊肉串——像李兵陽、楊青這樣貧窮的農村學生也完全可能會成為一個受歡迎的網絡主播，並獲得極高的名氣和收入。

在紫園中學，

“社會人”更現實的意義是通過暴力照顧自己的人，其形象是榮譽和恥辱共生於一體的矛盾象徵。受訪的學生承認，他們喜歡在快手上看社會人主題的視頻，也喜歡展示自己有多“社會”，比如選用“社會人濾鏡”，增添更陰鬱、堅毅的視覺效果。最敢於公開表現蔑視學校乃至整個教育體系的人是這個學校中最“社會”的人，而且最值得他/她的同學的尊重。很顯然，紫園中學的隱形輟學生們認為，社會人才能夠在一個看似殘酷的社會中生存下來。

快手上作品的截圖：在“社會人濾鏡”下，學生擺出“社會人”的姿勢。 圖片由作者提供

毫無疑問的是，正是快手製造並引導了這種“社會人”風潮。隨意打開幾個快手視頻，其間的年輕人們多以鍋蓋頭（飛機頭）、短袖、7分緊身褲和豆豆鞋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這便是“社會人”們的經典造型。甚至曾有一段時間內快手的主打藝人牌牌琦（現在已經被封殺）及其女友小伊伊便是以一種瘋狂搖動、動作單調的舞蹈“社會搖”風靡全網。

快手上“社會人”的形象被紫園的學生們模仿和借鑑，他們千方百計地在嚴格的校規下打造時髦的社會人髮型，拋棄校服穿緊身褲；九年級的陳志浩説：“在今天，如果你不會幾句社會人語錄，那你就out了。”快手使其眾多發佈者能夠將這種“社會人”文化傳遞給紫園中學的文化消費者們，這種文化獲得了與當年的古惑仔、殺馬特一般的受追捧的待遇。

極其奇怪的是，非常受歡迎的英國系列動畫片《小豬佩奇》與“社會人”聯繫在了一起。2017年年底，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在視頻中展示了小豬佩奇的大型假紋身，並製造了一句流行語：“小豬佩奇身上紋，掌聲送給社會人”。紫園中學的年輕用户們也希望在小豬佩奇中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同學們狂熱地收集小豬佩奇的紋身貼紙和糖果，並且為了買一隻佩奇腕錶而不惜借錢。通過粘貼假紋身和佩戴非常便宜的塑料小豬佩奇腕錶，學生們可以嘲笑那些真正的紋身和金勞力士手錶所代表的東西，同時與主流文化區別開來。據説，小豬佩奇這個形象本身也體現了社會人，因為她傾斜的眼睛意味着她看起來好像在蔑視別人。因此，一隻無辜的動畫豬奇怪地與流氓般的社會人和社會的粗暴方面聯繫在一起，但是小豬佩奇和她代表的無壓力童年之下，依然突出了社會人與小豬佩奇的可愛天真的反差。

在文化親密化的實例化中，可愛的文化抵消了現實生活的沉悶，到了這個時候，“社會人”一詞已經開始變異，並代表社會所提供的所有有趣的事物。就這樣， 這羣青少年在文化生產過程中，將佩奇這個普通對象轉化為風格的象徵，用於區分其使用者與主流文化社會，鞏固使用者羣體的集體認同感。

筆者還注意到，在這一波佩奇熱中，隨着佩奇原本所代表的可愛天真被重申，佩奇與硬漢社會人的關聯逐漸淡化。中國中產階層開始認同佩奇，社會上所有有趣的事物都可以形容為“社會”、“社會人”——反主流的社會人概念開始推動主流的商業銷售。

當然，儘管紫園中學學生嚮往成為“社會人”，但他們很少這樣稱呼自己。對他們來説，更叛逆的初三學生才有“社會”的資格。陳志浩向我們解釋了同學們的看法，“我們沒怎麼當真，有幾個人會真的去混黑社會？我們就是為了好玩兒唄。”

在中國，好公民應該有“正經”和“有保障”的工作，社會人從事的不光彩的工作“不正經”、“沒保障”、“沒前途”。所以，無論學生多麼欽佩社會人的勇氣，很少有紫園中學的學生真心想成為混混。

結語

作為農民和農村流動人口的子女，紫園中學的隱形輟學生已經對正規的學校教育產生了動搖。更糟糕的是，在失去曾經的廉價勞動力優勢的中國，這些年輕人會發現找到體力工作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然而，快手app通過提供一個展示自己作為社會人文化的一部分的平台，向學生們提供了一條社會流動的道路。雖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社會人，但這些隱形輟學者們通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社會人語錄和身體暴力來認同社會人亞文化。從社會階級的角度來看，社會人的形象不僅反映了農村貧困人口的困境、挫折和野心，也反映了制約農村貧困人口生活機會的結構力量。

最突出的是，主流社會已經通過快手認識到了社會人的亞文化和社會人的生活狀況。這種亞文化的在主流文化中的起伏預示着農村貧困人口的未來，現在加入社會生產隊伍的農村青少年仍然難以從更高的社會階層中獲得理解和同情。

但是，我們仍舊希望以積極的期望來結束這篇文章。作為社會人的象徵符號，小豬佩奇已經被她的顛覆性的潛力所淹沒，儘管如此，移動技術確實將中國傳統上被邊緣化的亞文化帶入了聚光燈下，隨着它們在媒體和主流話語可見度上的提高，未來積極變革的可能性將更大，他們對學校教育的不滿和對社會階層關係結構的抵抗將得到進一步的彰顯。

[文中人物和紫園中學均為化名。本文整理自學術論文“‘社會人’：論山東鄒平青少年如何使用快手短視頻分享App” （ Shehui Re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youths’ use of the Kuaishou video-sharing app in Eastern China）。論文收錄於期刊《信息、交流與社會》（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9年3月在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旗下在線學術平台Taylor & Francis Online首發。作者鄧國基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李淼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楊玉亭系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