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種族歧視_風聞

從法國“黑背心”抗議談起

5月19日，近來一直被“黃背心”示威所困擾的法國巴黎出現了數百名“黑背心”，他們聚集在“法國的門户”——巴黎戴高樂機場，揮舞標語，高呼着“法國是法國人的，但不只是法國人的”、“人人都有權待在法國”口號，引來各國旅客和聞訊趕來記者們聚攏圍觀和紛紛議論。這些“黑背心”要求會見法國總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和法國航空公司“大官”，並威脅“如其不然就讓機場癱瘓”。最終“黑背心”抗議在警察催淚瓦斯的驅趕下作鳥獸散，但法航迫於形勢，仍然派員和“黑背心”們進行了結果未曾公佈的會晤。

“黑背心”是由民間組織“小禮拜堂”（La Chapelle Debout）所組織的，這是一個同情移民的團體，他們的訴求中有一些很難得到大多數法國人的共鳴，如要求被暫扣在戴高樂機場的非法移民獲得合法移民身份等，但“即便符合合法移民條件的難民也被驅逐”等訴求，在法國社會卻的確引起廣泛共鳴。

今天的法國是一個以歐洲裔為主、外來人口成分逐年增加的社會。截止最新（2013年）人口統計，法國本土總人口約637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出生在法國的人。自2004年起每年湧入法國的移民總數約20萬，其中一半為歐洲裔，1/3為非洲裔。本土新生嬰兒方面情況也大抵如此：以2010年為例，當年法國本土新生兒總數約80.2萬，其中80.1%父母都是法國人，而父母都不是法國人的比例則僅有6.6%。

僑民、非法移民和難民方面，獲得登記的僑民、非法移民和難民不到400萬，其中近50-%來自歐盟國家；宗教信仰方面，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居民佔總人口（包括公民和僑民，不包括非法移民和難民）81.4%，穆斯林為第二大宗教團體，佔比7.5-9%，其它宗教和無宗教信仰者佔比微乎其微。

很顯然，法國並非如某些政治家、如極右翼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父女（Jean-Marie et Marine Le Pen）所渲染的“正在被少數族裔改變顏色”：二戰後法國外來人口湧入的高峯並非現在，而是上世紀60年代法國-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大批被稱作“黑腳”（les Pieds noirs）的親法國阿爾及利亞人為躲避新獨立的阿爾及爾當局可能的“清算”而紛紛移民“宗主國”法國，法國迫於“宗主國義務”不得不大包大攬。如今在法國巴黎、馬賽等主要城市落地生根的北非社區，真正成形就在這一時期。

近年來法國發生了一系列和阿拉伯裔移民有關的暴恐事件，如導致12死11傷的2015年“1.7”《查理週刊》總部遇襲案、導致137死、368傷的2015年巴黎“11.13”連環恐怖襲擊案等，這讓勒龐等人的極端排外話語得到了更多喝彩聲。但絕大多數法國社會學家指出，即便是最“不安定”的阿拉伯社區，絕大多數移民及移民後裔也仍然是循規蹈矩、渴望融入法國這個“新家”的，其中那些來自前法國殖民地國家的移民、難民因語言相通、文化習俗相近的關係，對法國的認同感反倒更加強烈。

儘管如此，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仍然受到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種族歧視。

大多數時候標榜“族裔平等”的前巴黎市長、前法國總理和總統希拉剋在上世紀90年代法國經濟不景氣之際就曾拒絕讓阿拉伯裔選民參加自己的競選活動，並在《巴黎人報》上公開表示“能理解法國人為何不願和移民居住在一起”；本身也是個移民後裔（匈牙利裔）的前法國總統薩科齊在擔任戴高樂總統內政部長時，公然稱北非裔聚居的大巴黎東北郊“93省”等社區為“問題社區”，將這些北非裔移民（他們絕大多數是合法移民，許多就出生在法國）公開稱作“社會垃圾”。2005年10月27日，薩科齊主導下的“掃蕩問題社區”行動在大巴黎東北93省Clichy-sous-Bois鎮釀成慘禍，3名阿拉伯裔男孩在被警察追捕後躲入一座變電站，結果兩人被電死，一人重傷，事件引發了持續3周的巴黎大騷亂，耐人尋味的是，騷亂髮生後勒龐和法國國民陣線的支持率大增，事件直接責任人薩科齊反倒在幾年後當選了法國總統。這位因禍得福的總統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族裔話題操作正確”，隨後在自己任期內發起了諸如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驅趕羅姆人（即吉普賽人，大多在東歐劇變和歐盟成立後從羅馬尼亞、捷克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遷徙而來，因為他們是歐盟公民，理論上有權無限期在法國居住）等新的爭議性、帶有族裔歧視色彩的政策措施。

“93省事件”和隨後在英國倫敦托特納姆區發生的2011年“托特納姆事件”（當年8月6日29歲黑人青年達根（Mark Duggan）被警察槍殺，引發以托特納姆社區為核心的移民羣體在倫敦的大騷亂）被認為是歐美“多元文化”政策的重大轉折點，法國、英國、德國、加拿大……許多曾標榜“多元文化”，甚至將之堂皇奉為“國策”的歐美國家開始驚呼“多元文化已死”。

殊不知“多元文化”在歐美社會從來都只是“看上去很美”的東西：法國巴黎大學（原第六大學）課題組曾做過一個社會調查試驗，他們杜撰了258個法國求職者的履歷，向用人單位遞交了求職信，結果大多數使用典型法國人姓名、地址在“高尚社區”的“求職者”得到積極回覆，而使用典型阿拉伯人姓名、地址在大巴黎東北等典型移民社區的“求職者”則往往得不到任何迴音。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試驗是上世紀90年代做的，當時諸如“《查理週刊》事件”甚至“93省事件”都還未發生。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曾指出，《費加羅報》等一些法國主流媒體經常在報道甚至代表媒體意見的社評中，把“法國的社會問題”歸咎於少數族裔、移民和少數宗教，甚至指名道姓地認為“移民和族裔、教派問題是一切災害之源”，指責法國政府“未盡全力解決這個災害之源”，對此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曾尖鋭指出，儘管部分少數族裔的確存在上述種種問題，但很多情況下是因為在求職、融入社會等方面處處感到受歧視、被排擠，在社會中處於被邊緣化的地位，在對前途絕望的情況下走入歧途，如果繼續對這些實際上早已是“法國人”的少數族裔進行排斥、歧視和孤立，只能令他們的絕望感變本加厲，從而陷入危險的惡性循環。

2018年5月，包括前法國小姐羅蘭（Sonia Rolland）、著名喜劇明星海依達拉（Eye Haïdara）、當紅影星賽亞（Assa Sylla）和梅加（Aïssa Maïga,）等在內的16位黑人和混血女演員集體為梅加領銜撰寫的一本旨在抨擊法國電影圈“潛在種族歧視”的書《黑膚色不是我的職業》（Noire n’est pas mon métier）站台，她們指出，儘管已是21世紀，但法國電影裏仍然“充斥着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彷彿從另一個時代繼承而來的陳詞濫調”，在法國影視劇中，有色人種角色總是被作為“花瓶”、“添頭”隨意安置，他們形象刻板，地位卑微，在作品中處於聊勝於無的狀態，且動輒成為被侮辱調侃的“砸掛”對象。梅加指出，這些留給有色人種的角色是如此“僵硬”，以至於哪怕影視劇中隻字不提他們的膚色、族裔，觀眾仍然會一眼認出他們“理應是個黑人”，並挑剔角色扮演者“皮膚怎麼不夠黑”、“這傢伙要不是長得夠像一個有色人種怎可能撈到這個角色”，而對這些演員的演技、敬業程度等更重要的因素視而不見。對此戛納電影節組委之一弗萊莫（Thierry Frémaux）和美國著名導演庫格勒（Ryan Coogler）等表示認同，弗萊莫指出，在汗牛充棟的美國英雄類影片中，以黑人為主角的似乎寥寥無幾。

“偽多元文化”不僅在法國

事實上，正如弗萊莫和庫格勒等所言，“偽多元文化”現象並非僅僅出現在法國。

歐美國家中第一個把“多元文化”、“調色板文化”立為國策的加拿大，最新統計（2017年10月）顯示，全國有21.9%的居民出生在加拿大以外，如果算上第二代及第二代以上移民後裔，“有外國背景”人口比例事實上早已過半。1871年加拿大第一次人口普查時，83.6%的外來人口來自英國，來自美國的佔10.9%，來自歐洲其它地區的佔4.8%，來自亞洲和非洲的都是零，而2016年移民中來自亞洲的佔比竟高達48.1%，亞洲和非洲（佔比8.5%）相加已佔移民總比例一半以上，而來自歐洲的移民佔比則僅有27.7%。同一統計顯示，加拿大15歲以下兒童中有近220萬父母中至少一人在外國出身，佔比高達37.5%，據加拿大統計局預測，這一佔比至2036年將高達39.3%至49.1%。

然而如此眾多的移民和少數族裔（包括同屬少數族裔的加拿大原住民）的處境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美”：世紀初的人口普查曾顯示，49%的移民子女和34%的少數族裔子女長期處於貧困線以下，儘管10多年來歷屆加拿大聯邦政府都強調“努力改善”，但實際情況卻是更糟，2015年安大略省統計顯示，加拿大最大城市、新移民定居人數最多的多倫多，46%新移民生活在貧困縣以下，而同期全市貧困線以下居民比例則不到30%（成人20%，未成年人25%），2017年的一項類似統計顯示，過去5年間抵達多倫多定居的新移民未成年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比例幾乎佔50%。

許多社會學家指出，移民、尤其新移民的普遍素質通常較高，其中的技術移民都是各國同行業的專門、優秀人才，而投資移民在原籍國都是收入較高者。但他們抵達加拿大後卻受制於當地苛刻的“本地工作經驗”准入尺度，而在招聘過程中則存在明顯的“種族篩選”痕跡，造成“某種職業固定為某個族裔所佔據”的奇怪現象（如在大温哥華地區，開大卡車、公交車和出租車的幾乎都是印度裔，開酒吧的多為意大利裔，開餐館的多為華裔，等等）。加拿大不同職業、專業職位和普通職位間收入和待遇相差懸殊，如此設定自然令許多移民家庭陷入不利境地。不少觀察家指出，加拿大政府一方面為移民設置種種“高大上”的專業准入標準，一方面又利用“本地工作經驗”的“一刀切”，把通過篩選進入加拿大的各國中高級人才，趕到俗稱“累脖工”的小時工和底薪非專業工作領域，不僅是極大的不公平和浪費，也認為造就了他們的“二次貧困”。對此自上世紀末，每屆加拿大聯邦立法選舉時，“移民學歷及工作經驗資質認證提速”都會被候選人們高調炒作一番，但隨後並無下文——2019年10月又將舉行新一屆聯邦立法選舉，“移民學歷及工作經驗資質認證提速”又被幾個黨當作“政綱要點”提出，正如不少觀察家所諷刺的“這意味着過去幾年在這方面什麼也沒幹”。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2010年委託Environics Research Group進行過一項民意調查，，以考察加拿大全國範圍內的種族歧視問題。

調查發現，約1/3的受訪者認為，原住民和穆斯林在加拿大受到歧視；28%的受訪者認為東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受歧視；20%認為黑人受歧視。

被認為受種族歧視較少的少數民族為猶太人和華人，只有略微超過10%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受到歧視，這個比例和認為説英語的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法語區——魁北克省受歧視的比例相當，而認為説法語的魁北克人在魁北克以外受歧視者比例最低，只有9%。該調查的正負誤差為2.2%。

針對原住民的歧視則是另一般光景。

加拿大原住民總人口約113萬人（2006年人口普查數據），佔總人口3.8%，一般被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紐特人（Inuit）、梅蒂人（Métis）。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由於這些原住民不喜歡“印第安人”這個被認為帶有歧視性的名稱，因此二戰後逐漸在官方場合被“第一民族”（意即最早在加拿大定居的民族）代替。“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2006年人口普查時有69.8萬人。

因紐特人即中國人所熟知的“愛斯基摩人”，因為“愛斯基摩”的意思是“吃生肉的人”，被因紐特人認為是歧視性語言，因此近代以來他們一直自稱“因紐特”，意思是“人”，這個名稱也漸漸成為正式的族裔名稱。因紐特人分佈廣泛，在加拿大境內僅5萬人左右。

梅蒂人較為特殊，他們是殖民時代早期由法國移民和原住民通婚形成的、按照原住民部落形式組織、生活的混血民族，總人口2006年人口普查時有近39萬人。

 “第一民族”、因紐特人和梅蒂人在加拿大聯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務部登記立案的部落約600個，原住民語言53種，原住民保護區2250個，72%左右的原住民居住在這些保留區內。

加拿大原住民是這片土地上本來的主人，1500年時，他們擁有超過35萬人口，分為北極族、東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羣，大族羣下又分為無數個小族羣，擁有語言近百種。

直到17世紀初，才有成批的歐洲白人遠渡重洋，來到加拿大冰雪覆蓋的土地，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爭霸的局面，1760年，英國戰勝法國，獨霸加拿大，開始逐步蠶食原住民的領地。英國人把天花等疾病帶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遭到慘重傷亡，通過巧取豪奪，他們更攫取了大片原屬原住民的土地，並殘殺了許多原住民。據文獻記載，由於殖民活動、種族衝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許多部落不復存在。

到了19世紀下半葉，羽翼豐滿的英國殖民者和加拿大當局開始通過一系列法律，試圖對剩餘的原住民進行同化，根據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須居住在貧瘠、狹小的2250個“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稱為“不合作者”，被剝奪了理應享有的公民權。

即使對於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當局也並未放過。在白人優越論思想的指導下，政府公然通過了“土著同化”原則，主張通過文化隔絕和毀滅，在數代人之內，將原住民“徹底融入主流社會”。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自1870年開始，在當局的鼓勵、資助甚至強制下，教會在全國各地設置了數以千計的“原住民寄宿學校”，將原住民學齡兒童強行帶離家庭，剝奪其父母和家庭對他們的監護權，而將之交給教會。孩子們被送入寄宿學校隔絕起來，被勒令不許講民族語言，不許保留本民族的宗教與習慣，而只能説英語或法語，並“培養和保持符合文明規範的言行”。

由於白人優越論思想的作祟，寄宿學校對這些原住民子弟採取了諸多粗暴手段，敢於抵制其文化洗腦的孩子會遭到各種各樣的體罰、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對或表示不滿，當局就會以“違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將他們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學校的管理者出於所謂“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原則，對這些原住民孩子進行了一系列荒唐的醫學試驗，如電擊、飢餓試驗，甚至強迫絕育和“優生試驗”。

據不完全統計，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學校誕生，到1996年最後一所關閉，共有超過15萬原住民兒童被強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據信超過5萬，另有5.5萬混血兒被強制送給白人家庭寄養。對於孩子們的家庭而言，他們的子女無論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裏，甚至連音訊都杳然。

由於這種“斷子絕孫”的文化滅絕政策，加上對原住民經濟的扼殺、土地的掠奪，原住民不但人口減少，而且經濟命脈斷絕，前途渺茫，許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習慣，更加劇了自身和民族命運的悲慘。

對此加拿大當局熟視無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醫生比利.布萊斯如實反應了原住民寄宿學生死亡率高（50%）的現象，結果被免職。直到1984年當局才承認這種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後一所寄宿學校才關閉，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應該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2007年，英國拯救兒童組織對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進行了長時間探訪，結果發現情況“令人沮喪”，由於缺乏經濟來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設施殘破，住房簡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殺率高達0.13%（比全國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於無力撫養，多達2.7萬兒童被寄養他處。

2016年年1月22日，薩斯喀徹温省北方小鎮拉羅什發生全國27年來最嚴重校園槍擊案，8分鐘內8死9傷，兇手年僅17歲，拉羅什正是一個原住民社區，由於傳統的伐木業衰退，這裏一個半封閉的、近乎與世隔絕的社區，缺少投資者和就業機會，人們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心情也十分沉重壓抑許多年輕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去外地尋找機會，並且很少回來，而另一些不敢、不願或找不到機會的年輕人則沉湎於酒精和毒品，希望通過自我麻醉來緩解痛苦。由於偏僻閉塞的緣故，這裏缺少教師和醫生，更缺少心理輔導者，2007-2008年度拉羅什所屬衞生區的報告稱，在拉羅什所在的薩斯喀徹温省西北部高緯度原住民聚居區，自殺率三倍於該省平均水平，許多未成年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家庭悲劇而不得不成為被收養者，一些孩子甚至在短短几年內多次變更收養家庭，由於缺乏幫助和心理輔導，自殺和兇殺暴力成了家常便飯。許多知情人表示，“拉羅什現象”在加拿大全國各地的原住民社區十分普遍。

今年5月底，原住民籍的聯邦政府海洋漁業和海岸警衞隊部長圖圖亨特.圖圖突然辭職養病，後來人們得知，他是因為嚴重酒癮不得不去封閉治療，他本人談及酒癮時無奈地説“在我們那個原住民社區成年男子許多都因生活和環境從小沾染了酒癮”。

不僅如此，歷史上原住民被剝奪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極小的“保留地”，即使這樣，這些保留地還不斷受到政府侵奪，讓原住民雪上加霜。對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實則漠不關心，據報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聯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案就高達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決的每年不超過20件，即使解決，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勝訴，但政府拒不歸還被侵奪的佛雷澤河谷，而是試圖將一塊荒涼的沼澤地塞給原住民，遭到拒絕後又換成一塊遍佈爆炸危險品的廢棄靶場。

加拿大聯邦政府固然作出了遲到的道歉，但僅限於口頭，在阿爾伯特省，石油公司採礦污染了原住民阿薩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礦業公司開採鉑礦侵佔保留地，政府都視若無睹。不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對原住民撥款，反倒廢除前任自由黨政府和原住民簽訂的基諾納協定，取消每年對原住民社區的50億加元撥款。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原住民權利宣言》，其中規定尊重原住民的個人和集體權力，尊重、維護和加強其民族文化認同，強調在保護其自身需要和尊嚴前提下追求發展，這一重要的宣言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贊同和響應，144個表決國，反對票只有4張，而其中一張反對票，竟赫然是標榜“多元文化”、3個月前剛剛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

儘管在各方努力下，“尊重第一民族”漸漸成為加拿大的“政治正確”，但這在很多時候只是表面文章：2010年温哥華冬奧會，加拿大第一民族議會首腦、加拿大3大原住民民族的象徵性領袖方丹大酋長被邀請坐上了開幕式主席台，坐在了加拿大總督和總理身後，但場地上表演的開幕式主題表演，卻在“野生動物”後直接引入了歐洲人的一片白帆，直接跳過了漫長的加拿大原住民歷史；2017年9月初，安大略省企業主出身的加拿大聯邦參議員林恩.貝亞克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稱“寄宿學校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善意”，詆譭原住民保留象徵原住民身份證是“罔顧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釁般地要求原住民“交出身份證以換取公民權”。迫於輿論和公眾壓力，她刪除了公開信，但並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甚至一如《麥克琳》雜誌上一篇文章所言，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錯在哪裏，更可怕的是，加拿大還有無數像她這樣自居精英、身處高位者，在原住民問題上和她一樣既無知又狂妄。

近年來，加拿大屢屢發生原住民婦女失蹤、被殺案，而案件調查始終難有進展，不少原住民部落抱怨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在調查過程中存在種族主義傾向和行為，且這種傾向和行為已嚴重影響了案件調查進程。原住民社區和聯邦政府間矛盾日趨尖鋭，最終導致原住民社區在2017年7月1日，即加拿大建國150週年慶典的“大日子”把象徵原住民家園的獨特帳篷——“梯皮”安放在國會山莊廣場一角。這些原住民表示，所謂“150週年慶典”對原住民而言實際上毫無可供慶祝的理由，因為“這實際上是殖民者的節日、我們的難日”——而對此標榜“和解”的加拿大警方卻以“有恐怖隱患”為由，幾次試圖強行驅逐廣場上的原住民。雖然最終這起事件以妥協告終，但正如社會學家所評述的：這耐人尋味的一幕正是加拿大原住民問題的現狀——不缺乏話題、熱鬧和轟動效應，但總是雨過地皮濕。

在德國、意大利，尤其在東歐，“地中海難民”的源源湧入讓當地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主義甚囂塵上，東歐社會已成為新納粹和排外主義最猖獗的地區之一，其影響力已從最初的原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擴展到烏克蘭、俄羅斯，甚至中國的近鄰蒙古國。南歐的意大利，人氣最高的足球聯賽也被種族歧視所污染，羅馬的拉齊奧俱樂部，多個“死忠球迷會”是公認的種族歧視羣體，他們曾公然在看台上行早已被禁止的法西斯禮，向客隊黑人裔球員扔香蕉（侮辱他們是“猩猩”），而一些同樣帶有種族歧視情緒的球員竟在場內和這些“球迷”熱烈互動，為此曾多次遭到國際足聯和歐足聯的處罰卻執迷不悟。因為支持和反對種族歧視，拉齊奧隊和帶有強烈左翼民粹色彩的利沃諾隊每次比賽，都會演變成一次激烈的“種族歧視大博弈”，看台上下、場內場外，旗幟招展，口號橫飛，宛如戰場一般。

族裔歧視最嚴重的，是公然強調“熔爐政策”的美國。

“白人警察槍殺黑人被輕判”的案子早已見怪不怪，被槍殺的黑人既有的確有“案底”的釋囚、皮條客、癮君子，也有非常明顯的無辜者，如2014年在克利夫蘭一遊樂場被以“非法持槍”理由擊斃的12歲少年塔米爾.萊斯（所持為玩具槍），和被警察以“懷疑從口袋裏掏槍”為由打死的鳳凰城34歲黑人盧曼.克里斯本（其實他正在掏一個處方藥瓶）等，而涉案的警察幾乎清一色白人。

在美國職場，“玻璃天花板”現象普遍存在且十分嚴重，而這個看不見摸不着卻切實存在的“天花板”，對於不同族裔卻有迥異的高度差：新移民和亞裔頭頂上的“玻璃天花板”，往往是最低、最結實的一塊。

今年4月27日是猶太教傳統節日——逾越節慶典的最後一天，就在這一天，美國加州聖迭戈南部猶太教堂chabad de Poway遭到一名持AR15半自動步槍暴徒的突襲，1名年長女性當場喪生，包括1名教士在內3人受傷。

當時網絡風傳“發生恐怖襲擊”，但隨後警方消息顯示，嫌犯是一名年僅19歲的本地少年，他曾多次在網上發表針對少數族裔的極端種族仇恨言論，肇事前更在網絡社交媒體發表了一封充滿種族仇恨色彩的公開信。

這種帶有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色彩的“國內恐怖主義案件”絕非個案：美國東部時間5月8日，美國眾院國土安全委員會（HCHS）專門為此舉行了一次聽證會，與會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高級官員麥加里蒂（Michael McGarrity）表示，FBI目前正接手調查的、涉嫌“帶有白人至上色彩國內恐怖主義”的案件，約有850起之多。

正如麥加里蒂等人所指出的，這類由白人至上論者發動的“國內恐怖主義襲擊”近年來愈演愈烈：2018年共有6起類似案件造成人員死亡，死者多達17人；2017年這一數據則分別為5起和8人。

歷史上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及其所掀起的暴力仇殺曾造成社會割裂等嚴重後果，著名的3K黨全盛時期曾號稱信眾六百萬，動輒對有色人種和主張種族平等人士展開暴力威脅、甚至“私刑”，直到上世紀60-70年代才在社會進步浪潮衝擊下走向邊緣化。但近年來隨着美國社會、經濟矛盾日趨突出，部分美國白人保守派將這一切歸咎於“有色人種的增加”（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當時全美3.08億人口中1.11億是少數族裔，佔比36.3%，較10年前增長5.4%，2015年6月美國人口調查局（Census Bureau）發佈人口估算稱，出生於1982-2000年間的一代人中少數族裔比例高達44.2%，5歲以下兒童中少數民族佔比更首次突破半數，達到50.2%），白人至上主義言論和基於這種謬論的極端暴力行為也因此明顯抬頭，並引發廣泛關注和憂慮此次國土安全委員會的聽證會正是在此背景下召開的。

問題在於，儘管美國號稱“最重視反恐的國家”，儘管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白人至上主義引導下的“國內恐怖主義”行為對美國社會的威脅，不亞於原教旨主義等國際恐怖主義所造成的威脅，但對付“國內恐怖主義”的難度甚至較對付“基地”、ISIS等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有過之無不及——儘管後者武裝到牙齒，而前者的裝備並不比擁有持槍權的普通美國公民好到哪裏去。

奧妙就在於，美國政府、執法機構和整個社會，尚未就“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國內恐怖主義”究竟是否屬於“恐怖主義”範疇、是否應動用反恐機制加以應對，達成普遍的共識。

沒錯，美國將約60個團體定義為“恐怖組織”，其中既有“基地”這種公認的國際恐怖組織，也有伊朗革命衞隊這類充滿爭議的“歸類”，但這些法定恐怖組織絕大多數和伊斯蘭原教旨有關，且全都是境外組織。正如麥加里蒂等人所指出的，當類似聖迭戈猶太教堂襲擊案之類白人種族主義者發動的“國內恐怖主義”襲擊發生後，執法者突然發現自己無所適從：這些發動襲擊組織在法理上並非“恐怖主義組織”，因為包括著名的《愛國者法案》在內，所有反恐法案、授權所針對的，都是來自境外的原教旨極端組織和個人，當這些恐怖襲擊者是本土白人至上論者中的極端分子時，一切反恐機制都失靈了。

根據一些人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解讀，白人至上主義者組織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信仰，但偏偏不是恐怖組織”。沒錯，《愛國者法案》中提到了“國內恐怖主義”，也因此FBI才能以此立項展開相關調查，但即便這部法律也僅僅賦予了針對“國內恐怖主義”的調查權，並未賦予有關機構對“國內恐怖主義”提起刑事指控的權力。

儘管“國內恐怖主義”襲擊正造成越來越多美國人的傷亡，並越來越嚴重地傷害着美國社會的平等、團結和相互間安全感、信任感，但相關執法機構推動國會立法應對“國內恐怖主義”的努力卻遭遇強大阻力，即便一些整天大談“平等、博愛、寬容”的民權組織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也對這種努力不以為然，認為“白人至上主義只是一種思想”、“錯誤的思想也只是思想，不能為思想定罪”，而在美國政府、國會和思想界持類似看法者同樣大有人在，同是在前述聽證會上，當主張“應立法應對國內恐怖主義”的司法部官員魏格曼（Brad Wiegmann）闡述自己觀點後，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眾議員、眾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麥克考（Michael McCall）立即表示異議，並將魏格曼的主張稱之為“令人好奇的意見”。

只要美國朝野仍然將“恐怖主義”和“國內恐怖主義”區別對待，仍然將“恐怖暴力危險”視作“境外專利”，仍然不把已造成眾多美國人傷亡的、基於白人至上主義的“國內恐怖主義”當成一種威脅，一種需要打擊和消滅的恐怖主義，這種“腹心之疾”註定難以消除，甚至會愈演愈烈。

華人並不能獨善其身

令人憂慮的是，一些年輕華人（包括居住在國內和海外的）經常站在種族歧視的一方隨聲附和，甚至頻頻對其他族裔發出帶有典型種族歧視色彩的雜音。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華人在歷史上是種族歧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1882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一一項法案，規定禁止華人新移民進入美國，並不允許已在美國生活的華僑加入美國國籍。這項歧視性法案直到1943年二次大戰期間，才由於中美同為反法西斯同盟成員國的關係而廢除。直到2012年6月18日才得到美國眾議院的決議道歉。

19世紀後半葉，美國開始大規模開發西部，由於勞動力缺乏，他們曾大規模招募華工參與西部大開發。當時中國已被列強入侵，門户開放，一些沿海貧困民眾憧憬温飽生活，帶着簡單的行囊踏上開往北美的輪船，還有一些中國人則是被人蛇或綁架、或欺騙運到北美，他們參與了“淘金熱”和橫貫北美大陸的幾條鐵路線修建，為美洲西海岸的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然而當美國作為一個“從海洋到海洋”的整體，一個新生霸權崛起後，處於統治地位的白人開始恐懼華人的勤勞、家庭觀念和“可怕的繁殖力”，惟恐華人社區壯大將反客為主，便開始採取各種手段排擠、限制華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除了這部全國性的《排華法案》外，各州、郡和市還通過了五花八門的限制華人條款，包括不允許華人擔任公職，不許擁有房地產，甚至不允許華人作為證人出庭。一些市鎮制訂規則，不許將門面房屋租給華人，一些地方行業協會、商會甚至要求屬下成員單位，不得接待華人顧客，在20世紀初，美國西海岸不少城鎮的理髮店、餐館、商店和劇場都公開打出“華人不得入內”的標記。

更有甚者，美國聯邦移民法一度禁止華人女性進入美國領土，並禁止非華人婦女與華人男子通婚，其用意不言而喻，即通過這種方法逼迫華人要麼滾蛋，要麼自生自滅。

不僅美國，加拿大也不顧華人在興建太平洋鐵路、維護加拿大統一方面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於1885年通過“人頭税法案”，規定華人必須繳納50加元人頭税方得入境，後來又漲到100、500加元，相當於華工當時兩年工資，1923年更通過《強化排華法案》，和美國一樣規定女性華人不得入境，這實際上中斷了華僑、華人在加拿大繁衍生存的血脈，這一極不公平的法案居然延續了25年之久。除此以外，加拿大聯邦和省還禁止華人進入除新西敏、維多利亞、温哥華等少數地區在內的加拿大領土和原住民地區，一度限制華人入籍、限制華裔加拿大公民的公民權，並和美國一樣禁止華裔女性入境。一些市鎮更變本加厲，如華人聚居最早的新西敏市，1860-1926間通過了許多針對華人的歧視性法規，如剝奪華裔公民的市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允許當地人將房屋租給華裔，以“整頓”為由強拆華人住房、商户，不許任何商家僱傭華裔，甚至不允許政府機關從僱傭華裔員工的商家採購，在這種歧視和排斥下，曾經擁有10000以上華裔居民和北美最古老華埠之一的新西敏，華埠居然在二戰前夕消失，華裔也成批遷走，1941年全市華裔僅剩下不到400人。加拿大聯邦政府就“人頭税”對華裔社區的官方道歉，是2006年6月22日才姍姍來遲的，而新西敏市的道歉則還要再等3年多（2010年9月19日）。

然而法律意義上的平等、平權得來不易，社會上隱形的、“透明”的種族歧視更如心中之賊，絕難根除淨盡。

前述2010年CBC調查曾顯示，華裔加拿大人“受歧視感相對較少”，理由是一方面由於華裔吃苦耐勞且不喜歡“惹是生非”，較容易與其他族裔和平共處，另一方面，華裔在商界、學界成績斐然，社會形象較好。

但這種所謂“歧視較低”只是相對而言，在加拿大，有形無形的歧視依然存在，華裔升值、加薪，加入當地工會，都可能遭逢較當地西人更多的阻力。儘管加拿大各大聯邦政黨都熱衷於在華人社區“拜票”，卻很少兑現選舉承諾，動輒採取“空降”候選人的辦法吸票，這也表明，政黨、政客對華人社區的“重視”，有時仍停留在較低的層面上。

2016年11月17日，全北美華裔人口比例最多的列治文市赫然出現公開散發直接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傳單事件，此前列治文市曾多次出現明顯帶有歧視華裔侮辱性語言的塗鴉，甚至有該市居民公然將針對華裔的侮辱性口號寫在私家車上招搖過市（諷刺的是這名居民是越南裔），警方對塗鴉和侮辱性口號不聞不問，卻“嚴厲警告”了試圖抹去侮辱性口號的華裔居民，引發大温許多華裔民眾的羣情激憤，並在其他少數族裔社區的聲援下進行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抗議。

當時一些本地學者將問題歸咎於“特朗普上台後的連帶影響”，對此筆者曾引用事實加以駁斥：2016年歧視性傳單中最令人髮指的口號“Step Aside Whitey！The Chinese are taking over”和2007年列治文地方小報《The Richmond Review》上署名“Robert Friedland”的那聲“中國正把列治文變成國中之國”、被CNN等知名國際媒體傳播得舉世皆知驚呼如出一轍（有知情者透露“可能根本就是同一個人寫的”並曾向筆者親手指明瞭那名到華人示威現場“辯論”的疑似撰寫人），而辱華廣告、塗鴉僅筆者直接留下記錄的，就有2010年（列治文帝國中心）、2011年（列治文兩所小學操場、列治文公眾市場）、2015年（某越南裔私家車、River Road夾Lynas Lane河堤扶欄）……其中最後一例，塗鴉寫的是“To make the fight fair, The chinks showd declare war”，和2016年歧視性傳單的口吻同樣似曾相識。

加拿大最著名的雜誌《麥克琳》曾刊出長篇文章，指責華裔學生“死讀書”、“不參與社會活動和社團”，質疑“大學裏華裔是否太多”，引發華人廣泛抗議，許多政治家和大學校長、教授也對這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言論加以譴責，但事後該雜誌卻拒絕為這一明顯失實的論斷道歉。

在美國，以“反種族歧視”、“族裔平等”為標榜的各類聯邦和地方“平權政策”卻將亞裔當成了政治犧牲品：在許多州和知名高校，儘管華裔考生成績和綜合表現更加優異，但他們往往會在不聲不響、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下，為成績和表現差得多的非洲裔或拉美裔考生讓路。

在法國大巴黎地區，華人社區常常成為族裔間暴力的針對對象和犧牲品，2010年，華裔集中的巴黎美麗城社區，一些歹徒公然在華裔婚禮上搶劫，警察卻遲遲不到，一名華人忍無可忍開槍驅散盜匪，遲遲趕到的警察逮捕了開槍華人，卻將被華人抓住的盜匪放走，引起美麗城華人的公憤，在短短12天內組織了轟轟烈烈的“反暴力，要安全”大遊行，當時引起許多法國名人、政要同情，市政當局承諾“認真對待”，但時隔六年巴黎東北郊奧拜維耶又因“張朝林事件”引發上千華裔的“光明行”示威，口號和訴求如出一轍。2010年華裔示威時，當地媒體《巴黎人報》曾撰文抨擊華裔“非法移民多，沒有合法證件，法語不好，沒有工作，喜歡帶現金”，暗示這些“華裔自己的問題”才是癥結所在，引發廣泛批評，但6年後“光明行”之際，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又在報道中拿出了和6年前《巴黎人報》幾乎一模一樣的解讀（華裔非法移民多、習慣帶現金、法語不好……），被當地華裔和同情者諷刺為“記吃不記打”。

2017年12月30日，一名巴黎市民將一張巴黎奧拜維耶某幼兒園散發的、帶有明顯侮辱性、種族歧視性語言的兒歌《張，我的中國小矮子》（Chang le petit chinois）送到《20分鐘報》，並憤怒指責“這是種族歧視”（這位市民非華裔）。媒體調查發現，這首兒歌在當地幼兒園居然流行了十多年，而奧拜維耶則是巴黎華裔聚居的三大社區之一。這一方面表明針對華裔的族裔歧視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部分海外華人社區在辨別種族歧視、維護平等權益方面任重道遠。

傳統上，海外“老僑”習慣於隱忍、自省，這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影響所致，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頭”的想法，就以“Chinaman”（“中國佬”）而言，是典型的蔑稱，和“黑鬼”（blackman）在歷史上同樣臭名昭著，但與黑人早早起來抗爭不同，北美華裔長期敢怒而不敢言，以至於美國規模最大的“美式中餐”連鎖外賣店曾長期使用“Chinaman”作為送餐盒和送餐廣告的主題詞，竟然也無人抗爭。除此之外，諸如“眯眯眼”的手勢、“ching-chong-yang-wah-ah-soh”的“口頭禪”，都是由來已久、約定俗成的辱華“招牌符號”，也曾長期被海外華人隱忍。

近年來這種情況有了明顯改善：2003年用“ching-chong”調侃姚明的“大鯊魚”奧尼爾在輿論壓力下公開道歉，前述巴黎幼兒園歧視性兒歌在2018年第一個工作日被叫停，亞馬遜英國和eBay英國一名兜售“中國男童喜愛服飾”的網上賣家配發了一名用雙手食指指着自己眼角的白人男童照片（即“眯眯眼”手勢），在“典型種族歧視”的輿論壓力下很快以刪帖、產品下架告終。

近年來排華、辱華問題的密集曝光，首先是華人地位提高後維權意識的增強，和當地社會以更正面、積極和重視的態度對待華人的訴求。

其次，媒體資信、尤其網絡的發達，讓辱華和抗爭的聲音都能更快、更廣地傳播出去，並形成聯動效應，產生巨大影響。幾十年前海外的辱華、排華即便性質惡劣，但影響往往侷限於有限範圍內，而如今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辱華T恤，也很可能在某個契機下，成為引燃全球華人怒火的導火索。

第三，隨着華人維權意識的提高，一些以往見怪不怪的辱華線索、現象，如今被視作不可容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國幼兒園的那首辱華兒歌，那首將中國人影射為“身材矮小、眼睛眯縫、語音古怪，飲食離奇”的兒歌在那家幼兒園裏教唱了十多年，直到近期才被新一代華裔和其他族裔家長認定為“辱華”，並迅速上升到種族歧視高度，引發各界廣泛重視和快速回應。

第四，資信的發達和海內外華人互動的增加，讓一些早已有之、但原先內地並不知道是“經典辱華行為”的符號被更多華人知曉，增大了辱華現象被曝光的幾率。如文章開頭提到的“亞馬遜手勢”，去年初在中國河北華夏幸福俱樂部踢球的阿根廷球星拉維奇也曾做過，當時很多國內球迷並不清楚，這在美洲是個流傳逾百年、侮辱華人“眯縫眼”的“經典辱華手勢”，而不到一年後，同樣的手勢所引發的當地華裔不滿，已能立即引發各地華人的廣泛共鳴。

第五，中國和華人地位的提高，社會和時代的進步，讓公眾人物更重視糾正自己在這方面的無心之失，如奧尼爾和科爾在遭到輿論廣泛批評後，都迅速公開進行了道歉，此後也多次向姚明本人和華人社區示好。這些從另一側面讓“辱華問題”無形中得到更多關注機會。

但如前所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枱面上的“平等”固然來之不易，打破族裔歧視“潛規則”則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