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枝煌：謹防中國陷入高端技術危機_風聞

楊枝煌：謹防中國陷入高端技術危機

  筆者在《中美貿易戰的分級分類推演應對及終結之道》指出，一要打好持久戰，因為攸關國運；二要打好精準戰，因為攸關民生；三要打好攻堅戰，因為攸關產業；四要打好突圍戰，因為攸關科技；五要打好超限戰，因為攸關金融；六要打好輿論戰，因為攸關道義。美國能夠祭出科技戰這樣的大殺器，正是因為美國技術壟斷和先進性，能夠主宰整個產業發展。美國用一台發動機就能掣肘中國製造特別是控制國產大飛機和殲擊機關鍵核心零部件；美國用互聯網主機、服務器、IP地址空間分配等權限就能控制全世界的網上數據，只要美國關掉針對中國的主機，中國的運輸系統和計算機網絡將可能瞬間癱瘓；美國用一塊芯片就能遏制中國智造，從華為手機到巡航導彈的控制器，這些半導體多半來自美國，而且美國通過《瓦森那協定》聯合其他國家對我們進行封鎖，並且嚴禁中國企業收購美國半導體企業。對於美國挾持技術壟斷進行的新戰術，我們有必要全面梳理一下，中美關於技術領域摩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更好地做好預判和應對。一、美國對華技術封鎖的具體表現

  （一）美國對華技術封鎖是長期策略。美國或者美國人骨子裏就害怕其他國家崛起，害怕其他國家技術超越。二戰時期，美國就千方百計破壞希特勒的原子彈研發，最終在德國之前研製出原子彈。冷戰期間，1955年就千方百計阻止錢學森等科學家離境，最後為了聯合中國遏制蘇聯，1979年與中國建交，渡過了近40年的蜜月期。但是2007年6月就曾經公佈管制清單規定，激光器、航空發動機、先進導航系統、光學纖維、水下攝像機及推進器、先進複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器材等20個大類的美國高科技產品不得向中國出口。2012年還從輿論上打壓中國技術創新，妖魔化中國為“創新重商主義”（見筆者文章《美國妖魔化中國創新重商主義的實質》）。

    2015年以來，全球貿易摩擦呈現向新興技術領域擴大的趨勢，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從各個方面加強對我國投資、貿易等方面的安全審查。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來，一是奪數據所有權和控制權。先是施壓我國修改《網絡安全法》，再是上訴WTO，後是在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力主數據自由流動；二是嚴格審查我國對美技術併購。2017年以來，在半導體和信息通信領域封殺我國企業擬收購的9個項目，螞蟻金服收購美國匯款公司、TCL收購美國移動熱點業務以及華芯收購美國半導體測試公司等，都遭到審查延期、多次遞交申請未通過等問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還針對我國國有企業的併購進行特別風險審查，包括核心技術轉移、強化軍事力量等風險。美國國防部委託製作的新白皮書聲稱，要授予外國投資委員會更大的權限，對我國企業在具有潛在軍事應用的尖端技術領域投資美國初創公司進行更嚴格的審查。美國此舉不僅對我國正常的對美投資構成障礙，而且產生了惡劣的示範效應。在美國帶動下，2017年德、英等國也紛紛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我國海外技術併購收緊審查；三是發動多起“301調查”。2017年8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決定對我國發起“301調查”，重點是通信設備、集成電路、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高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轉讓。USTR認為，我國可能存在強迫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的行為，聲稱中國鼓勵美國企業將研發活動本土化以及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削弱了在華美企對自身技術的控制力。如果USTR認定我國有“不正當”做法，美國可能採取徵收懲罰性關税等報復性制裁措施，這樣引發貿易戰的可能性就極大；四是繼續實施嚴格的對華技術出口管制政策。從2007年開始，進一步擴大對華軍事用途出口許可證商品範圍，涵蓋到航空發動機、水底照相機、激光器、貧鈾、機牀、高性能計算機等20種產品；五是建立出口管制實體企業名單。2018年開啓中美大規模關税戰的同時，製造了“中興事件”“福建晉華事件”“華為孟晚舟事件”，並將中國44個企業加入了出口管制的實體名單，主要涉及航天科工及中國電科旗下部分企業；六是出台新興技術出口管制體系。2018年11月19日，根據2018年國會通過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要求，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出台了一份針對關鍵技術和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體系框架，並對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技術等14類代表性的新興技術徵求公眾意見。其中，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技術包括11種具體技術應用。人工智能產業是美國在2008年以來尋找到的破解國際金融危機的新興技術，而且是中國目前有可能異軍突起的產業，為了獨享這一技術紅利，美國出台管制措施圍剿中國人工智能產業。  

   （二）美國對華技術封鎖有固定制度。美國的出口管制制度是冷戰思維的產物，其所指向的是美國認為對其安全有危險的國家，美國出台的技術出口管制舉措，都有國內法律支撐。

    美國出口管制的內容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用於軍事和防務目的的產品和技術；另一類是軍民“兩用”產品和技術。前者有國務院根據《武器出口管制法》、《武器國際運輸條例》、《原子能法》等一系列與武器及其技術出口管制相關的法律直接負責，所有從事軍用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出口、中介等行為的個人或企業都必須經美國政府註冊。美國政府還會視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動而制訂新的法律作為出口管制的依據。如1976年，美國為了應付緊急情況的需要和保障國家安全，國會制訂了《國際危機經濟權力法》，該項法律授權總統在美國面臨危急情況下或受到非常威脅時，實施出口管制或貿易禁運等措施的權力。後者的法律依據主要以1979年《出口管理法》（EAA）和1988年《出口管理條例》（EAR）為代表，另外還有一部分行政令和總統文件以及與其他出口管理法規有關的法律規定作為補充。美國商務部下設“產業和安全局”（B Industry and Security），負責根據《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理條例》對兩用物項的出口實施管制，包括受理出口許可申請，審查出口物項、許可例外、最終用途和最終用户、參與交易的各方情況，簽發出口許可證，執法和受理申訴等。對最終用途（End-Use）和最終用户（End-User）的管制，由商務部牽頭會同國務院和國防部（必要時加上財政部）等部門的代表組成“最終用户審查委員會”，確定是否將有關實體列入名單或從名單中移除。如擬將有關實體列入名單，大多數委員同意即可，如擬將其從名單中移除，則需要所有委員的一致同意。

    另外，還有全流程貿易環節管制。美國出口管制的環節以從美國境內向境外的出口為主，同時還包括視同出口、過境出口、轉運出口、再出口和相關中介活動。“視同出口”是指美國人在美國境內向外國人泄露受管制技術或軟件的行為，視為向該外國人所屬的國籍國出口。例如，外國人在美國境內對美國原產設備和設施進行現場參觀和考察，美國人在美國境內與外國人口頭交流受管制的技術等形。“再出口”是指從美國出口至進口國的管控物項，從進口國再次出口至第三國。中興通訊公司被美國政府處罰的原因就是違反了美國再出口管制的規定。此外，財政部還有一個《特別指定國民名單》（SDN List），其中也列出很多被禁個人和實體名字，例如朝鮮、伊朗、俄羅斯。由於國際貿易中流通貨幣是美元，某銀行若與SDN名單上國家或機構有業務往來並協助它們進行技術出口走私，將註定會受到美國製裁。必須強調的是，美國有清晰明確的管制清單。美國出口管制的重點物項是軍品、軍民兩用品和技術，並分別制訂了詳細的軍品和軍民兩用品清單。軍民兩用品清單主要包括10個大類，分別為：核材料、設施與設備；材料、化學、微生物、生化毒素；材料處理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通訊與信息安全技術；傳感與激光技術；導航或航天技術、海洋探測技術；推進系統、空間探測技術及相關設備。兩用品管制清單基本上與“瓦森納安排”的9類平衡，但增加了核材料、設施及設備；包括了“澳大利亞集團”清單中的材料、化學、微生物、生化毒素。“商品管制清單”共有472個出口管制分類編號、約2400個物項，其中，有158個出口管制分類編號與“瓦森納安排”的管制清單中的物項相同；有97個出口管制分類編號與“核供應國集團”的管制清單中的物項相同；有108個分類編號與“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管制清單中的物項相同；有16個分類編號與“澳大利亞集團”的管制清單的物項相同。

   美國單邊控制是139個物項。根據美國《出口管理條例》的規定，出口管制清單內的產品或技術都會涉及出口許可證問題。管制清單中的物項依性質分組歸類。在每一組中，每個出口管制分類編號都有相應的管制理由。《出口管理條例》有11個管制理由，分別是反恐、生化武器、控制犯罪、加密物項、導彈技術、國家安全、核不擴散、地區穩定、供應短缺、計算機和重要物項。多數物項有多個管制理由。例如，幾乎所有受不擴散或國家安全原因管制的兩用物項，也都受反恐原因管制。管制清單還列出了與出口管制分類編號管制理由相對應的包括196個國家和地區的“商品國家圖表”。

    美按照擴散風險的大小及其安全關切的程度將出口目的國分為A、B、C、D、E五個組別，A組有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法國等，B組包括智利、希臘、南非等國家，C組為空白，D組有中國、白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家,E組包括古巴、伊朗、朝鮮、蘇丹等國家。此外，出口許可證也有寬嚴不等的類型。簡而言之，美國是按照其控制清單，根據受控原因和國家圖表判定某項出口是否需要許可證，及應申請何種許可證。  

   （三）美國對華技術封鎖是統一行動。

    第一，美國出口管制有鮮明的三大原則：（一）國家安全原則。即限制會加強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軍事潛力的貨物或技術出口，並且這種出口證明對美國安全有不利影響。

   （二）外交政策原則。即為進一步加強美國對外政策或履行所宣佈的國際義務而必須限制的貨物與技術出口。如對伊朗、古巴、朝鮮、緬甸等國的出口禁運，對利比亞實行特別出口管制。禁止出口和再出口那些因國家安全、防止核擴散及犯罪管制原因而被管制的來源於美國的商品及軍事或治安用途相關的資料等。

   （三）短缺供應與抑制通貨膨脹原則。主要是對部分貨物的管制。

    第二，美國的出口管制有強力的執行機構。美國的民用技術和軍民兩用技術主要由商務部負責管制，軍用技術則主要由國務院會同國防部進行管制。核技術管制主要由“核管制委員會”與能源部負責。在出口許可證審批方面，一般由“窗口部門”如國務院、商務部負責接受申請，實行跨部門審查制度。在出口管制的執行方面，美國的各部門、海外代表處、甚至國內情報部門（如CIA、FBI）也會參與進來，形成一個以商務部為主導的嚴密網絡共同執行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美國商務部是《出口管理法》指定的出口管制部門，有權對民用和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進行終裁。商務部產業安全局專職處理一切出口管制業務。BIS業務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負責擬定出口管制政策，二是負責出口管制執法工作。BIS編制約為400人。在具體執法過程中，BIS會與國務院、國防部、能源部等部門保持溝通與合作，特別是在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審查方面，國防部有權對“由於國家安全目的而對向其出口進行管制的國家”的任何許可進行審查。軍用技術的出口直接由國務院頒發出口許可證，但國防部在軍用技術的出口審查方面擁有很大的發言權，可以直接參與軍用、軍民兩用技術出口的審查，並負責或參與制訂有關軍用和軍民兩用技術出口的政策方針、管制清單和審議機制。  

   （四）美國對華技術封鎖伴隨人才封鎖。長期以來，錢學森事件一直在上演。2014年美國氣象局專家陳霞芬無端被捕，最終被無條件釋放；2015年美國天普大學原物理系主任郗小星教授被以涉嫌向中國泄露由美國公司研發的超導技術為由逮捕，三個月撤銷指控；2015年天津大學教授張浩應邀赴美開會被美國警方“釣魚執法”以經濟間諜罪收押，最終無罪釋放；美國還禁止中組部聯繫的各種人才、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門評定的人才到美國訪學；近年來還禁止生物、化學、醫學等基礎研究和機器人制造應用、航天航空等屬於“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核心領域招收中國留學生。通過一系列的無端迫害華人華裔科學家來製造恐怖，防止科學家同中國合作。

二、美國對華技術封鎖的背後意圖  美國的霸道行為背後都有自己的戰略，自己的意圖，自己的目標，而最實在的就是所謂美國利益，美國第一，美國優先。  

   （一）遏制世界老二。美國好不容易通過100多年的悶聲發展，在一戰前實現了世界第一。為了永遠保持世界第一，美國戰略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打垮世界老二。二戰時，讓蘇聯、德國、英國、日本、中國等潛在對手互相爭戰，然後坐收漁翁之利，大發軍火財、戰難財，最後宣佈參戰實施馬歇爾計劃，控制歐洲大部分地區；蘇聯成為老二時，通過軍備競賽與和平演變，最終瓦解蘇聯這個競爭對手；日本成為老二時，通過廣場協議精準打擊日本金融，從而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現在中國成為世界老二，於是開始出台針對中國的打壓政策。  

   （二）保持絕對領先。技術出口管制是保護美國敏感技術的重要方式。任何能讓美國在軍事上、情報上保持領先地位的技術，都不能放過。因此，美國充分利用強大的世界第一市場、高效的激勵約束制度、頂尖的科研院所吸引全世界資本、人才、技術，造就了華爾街的金融集羣，百老匯和好萊塢的文化殖民高地，硅谷的創業天堂，哈佛、麻省理工、芝加哥大學等著名學府和研發中心，從而控制了世界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最高端，從而主導了國際分工與合作，進而保障了美國的絕對第一和高額利潤。一是擁有超級跨國巨擘和國際品牌。美國佔據多數的世界五百強、世界品牌五百強。2015年世界五百強美國有128家，中國106家；世界品牌五百強美國有228個，中國僅31個。《福布斯》雜誌發佈了“2018年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百強榜單”。其中，美國公司有51家上榜，佔榜單的一半，中國公司和日本公司有7家上榜。中國與美國創新差距可見一斑，我們應該扶持更多類似熊貓那樣中國獨有的企業、產品、技術，從而確實提高我們的技術話語權和產業鏈掌控力。二是擁有最強大影響力控制力的輿論體系。美國擁有最多的理論創新、技術原創，從而能夠為世界最早提供新理論新話題，吸引全球眼球聚焦，從而操縱國際輿論，打敗競爭對手。三是擁有最終最強的制度性話語權。迄今為止，歷史上只有美國是貿易強國，其他曾經輝煌的國家只是貿易大國，如，鴉片戰爭以前的古代中國，以及一定歷史時期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因為只有美國能夠自由自主自覺地通過操控國際組織、世界貨幣匯率來主宰全球經濟貿易，這才是真正的貿易強國。例如，操控主要國際組織，主導貿易談判，能夠定規則，定標準，定議題，定價格，定官司；擁有國際硬通貨，能夠通過操縱匯率影響全球貿易；通過交易所交易中心來確定貿易價格；擁有世界最先進的智庫體系和教育系統來提供國際貿易理論，引領貿易發展模式；擁有華爾街和百老匯等創新中心作為世界經濟發展引擎，週期性推動經貿轉型升級；控制全球貿易主要通道，隨時可以影響馬六甲海峽等運輸通道。美國管理體系，對內能夠合法合規支持國內產品甚至進行各種財政補貼，能夠制裁海外賄賂；對外能夠利用國際規則進行貿易保護，製造貿易摩擦和設置貿易壁壘，能夠通過域外長臂管轄原則制裁相關國家、企業和個人。其實，以上這些背後都攸關制度建設，因為雖然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是生產關係也就是制度反過來對生產力也有決定性作用。我國應該在國防、貨幣、輿論、企業和制度等方面，努力建立起與美軍美元美媒美企美製相匹敵的戰略體系。  

   （三）確保軍事第一。保障美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軍用技術封鎖，無非就是要確保美國軍事第一，保障美國能夠隨時監視全球，隨時可以打敗潛在敵人，隨時干預世界事務。美國的海陸空傳統軍事力量雄踞全球第一，在網絡部隊、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部隊等新型軍事力量更是遙遙領先，還有能夠時時監控世界的五角大樓。美國軍隊是當今世界上武器裝備相對最先進、後勤保障相對最完善、訓練相對最有素、經費相對最充足、信息通訊水平相對最發達、綜合作戰能力相對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保障美元有強大的軍事背書。強大的軍事後盾，使美元最具有硬通貨性質，使美國貿易最具有發展韌性，使美國具有最穩定預期。美元曾經等價於黃金，然後又與黃金脱鈎，但是又與大宗商品掛鈎，成為石油美元。美元已經成為大宗商品計價貨幣，貿易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甚至是利益分配貨幣，成為人人認可、每個國家接受的全球硬通貨。保障最有效的軍事經濟發展互動機制。保證美國能夠怒則必戰，戰則必勝。美國軍工產業可以時常找藉口通過戰爭實現更新換代，例如美國通過兩次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等軍事行動，實現了軍工產品的消費和去庫存，同時有效推進軍民融合實現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經濟發展。戰爭成為美國高效解決庫存、科技轉型升級、產品更新換代、維持經濟增長的最大法寶。我們在此次五大戰區改革基礎上，推動軍民雙方互動融合，不僅僅軍用技術民用化，還要推動部隊吸納獨立自主的民族技術，當然也包括跟蹤吸納國際先進技術為己所用，最終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國防力量，為我國外貿發展保駕護航。保障美國有堅固穩定的雙多邊聯盟。美國正是擁有眾多支持者和追隨者，才在國際事務上所向披靡。雙邊關係上，建立美英、美日等聯盟。多邊上，倡議建立、主導控制全球性國際經貿組織。例如，控制聯合國、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倡議建立、主導控制區域性國際經貿組織。例如，控制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美共同市場、亞洲開發銀行、OECD、TPP、TTIP、TISA、BIT2012等。同時，對新興國際組織如G20和APEC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三、美國對華技術封鎖的客觀影響  如果説2018年8月份美國對中國44家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涉及我國武器裝備研製生產、信息安全建設等核心領域，影響還不夠深刻。因為，雖然我國部分高端元器件仍需進口，但涉及關係國家安全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均有嚴格的國產化率要求，相關企業應有一定預期及準備應對此類事件；更重要的近年我國核心產品、技術進展明顯，核心器件國產化率穩步提高，我們認為此次事件對企業影響有限。而且2018年8月份美國製定的針對最終用户和最終用途的詳細實體名單長達114頁，包括了世界多個國家眾多企業。但是2018年11月19日美國針對人工智能等14個“具有代表性的新興技術”的出口管制清單，將對中國產生深刻危害。  

   （一）美國對華技術封鎖更加專業化。2018年11月份美國公佈的出口管制清單，涵蓋人工智能、微處理器技術、先進計算技術、機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進材料和生物技術等領域。這是一種典型的“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這意味着在這14個領域，其他國家都將中斷髮展，或者另起爐灶，或者技術路線實現突破，否則永遠受制於美國。因為，美國對軍民兩用和較為不敏感的軍品出口進行監管，主要甄別涉及國家安全和高技術範疇的出口，旨在確定“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新興技術和基礎技術。  

   （二）美國對華技術封鎖更加高端化。美國可以依靠技術優勢佔據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最頂端，實現源源不斷的壟斷利潤。2018年8月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署（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將中國44家企業加入《出口管理條例》的實體名單。今年10月29日，美國又將中國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現在，美國又計劃將最新14類技術納入“出口管制”範圍，中國將受較大影響。例如，在生物技術領域，中美排名差距40名將繼續擴大；在AI基礎研究和人才領域，美國基礎層人才數量是中國的13.8倍；量子技術領域，雖然中國在量子計算和量子通信有所突破，但是美國在量子信息科學領域一直佔據統治地位；在腦機接口領域，美國早就在1989年提出全國性的腦科學計劃，旨在探索人類大腦工作機制、繪製腦活動全圖、推動神經科學研究、針對目前無法治癒的大腦疾病開發新療法。美國政府自2013年公佈“腦計劃（US BRAIInitiative）”啓動資金逾1億美元，12年間將投入45億美元。中國在此領域起步晚，投入少，再加上美國管制，將受到極大制約。  

   （三）美國對華技術封鎖更加損己不利人。一是美國技術市場份額將急劇減少。美國禁止出口人工智能技術，其他國家會反制，這意味着美國公司無法進入某些市場，反倒會讓其他國家的公司暢通無阻，從而出現“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現象，美國退出的市場恰好被其他國家填補。從以往的事實也可以説明，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最終將損害美國公司的利益。2001年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佔當年中國高科技產品進口總額的18.3%，2006年降到9.1%，説明6年間美國總共因出口限制損失了700多億美元的貿易額。相反，美國的對手歐洲和日本對華高科技出口將呈增長態勢。二是美國高科技公司股票將出現暴跌。限制高科技清單發佈後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蘋果公司股票收跌4.78%，內存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股票下跌約2%。資本市場信心不足，將形成不穩定預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三是美國將出現技術閉關主義和喪失科技領先地位。新的出口管制將給技術領域帶來巨大改變，許多歷史上從未受到類似管制的科技公司如生物技術公司等，以後將在融資、對外技術合作和產品出口等方面被束縛手腳。新措施旨在嚴格限制外國企業和投資者獲取美國新興和關鍵的技術，以維護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但實施該措施的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例如將阻礙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研發所需的國際合作。神經網絡、深度學習和遺傳算法等人工智能技術開發依賴開源研究，對此進行出口管制只會使美國放棄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地位。總之，“人工智能民族主義”將嚴重損害美國本土研究人員的能力，對保護美國利益也沒有作用。

四、美國對華技術封鎖的應對建議  （一）提高市場吸引力和經濟反制力。通過提高整體社會福利和發展吸引力成就世界市場。對於成本而言，可以通過税費減免、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住房、免費生育等社會主義福利，加快刺激社會消費推動經濟內循環，培育世界第一大市場。對於環保而言，政府可以集中建立綠色低碳產業園，實現所有企業集中處理廢水廢氣廢料，切實保障青山綠水藍天。對於貿易投資而言，穩步推進三零三停工作。即逐步實現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停止知識產權盜竊，停止強制技術轉移，停止嚴禁外國人在華擁有公司。對於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大金融產品和服務供給；建立實體經濟走出去和外資金融引進來的格局，補齊金融發展短板。對於社會成熟度而言，要堅決防微杜漸堅決杜絕文革式的集體狂歡與集體非理性。首先培養個人理性，然後再培養組織理性，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理性，最終實現決策的科學理性，建立守法、包容、安全、穩定的社會秩序。對於整體營商環境而言，營造公平競爭、穩定寬鬆的政策環境，優化具有競爭優勢的要素環境，打造互聯互通、高效便捷的政務環境，完善公正公開透明的法治環境，創建“放活、管好、服務為主”的監管環境。通過豐富創新工具箱提升經濟反制力。總結以往經驗，特別是總結通過檢驗檢疫措施限制菲律賓水果進口,中止與挪威自貿協定談判,減少赴韓國旅遊人數等成功反制經驗，不斷積累集聚反制能力。強化反制體系，建立外交部、商務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防部等涉外部門聯席機制，成立中央反制委員會，進一步加強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經濟反制協調和決策機制。完善我經濟反制法律體系,使我國反制和管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為反制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豐富經濟反制手段,打造貿易、投資、金融、援外反制工具箱,形成“組合拳”,實現精準打擊;進一步構建貿易救助機制,科學評估貿易戰影響,及時出台相關措施緩解企業受到的衝擊。在增強國家反制力的同時，要提高企業應訴能力，提升貿易報復威懾力，也就是要確實能夠威脅美國國家利益、決策者的政治利益、美國企業的經濟利益。另外，反制力可以屬地化。我們應該科學分析總統代表的行政系統、佩洛西代表的民主黨、華爾街代表的金融勢力、還有各種利益分化的企業等各種利益集團，利用好與我具有利益一致性的政治勢力，建立院外遊説機構或通過外部進行適當遊説公關，通過議員向政府施加壓力。  

   （二）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雙輪驅動。通過健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提升科研獨立自主性。中國依賴美國的根本不是經濟而是發展的原創驅動力，就是開創全新科技、全新產業、全新商業模式，開闢全新生存空間的能力。中國手機支付抄的paypal、百度抄襲google、阿里抄襲亞馬遜、騰訊抄襲臉書、華為抄襲思科和高通，這些事實才是中國依賴美國的具體體現。美國能夠享受高水準生活，靠的不是什麼石油美元，也不是什麼美軍，而是美國源源不斷的從無到有開創新世界的能力。因此，我們要學習美國真正重視人才，重視無形資產保護，真正重視制度建設，真正加大基礎科學教育和科技研發，從而增強科技創新的獨立自主性，從而實現產業經濟發展的獨立自主性。通過里程碑式制度創新提升對外開放性。出台取消外資法、出台自由港法、加入《政府採購協定》等外資新政，全面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加最短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着力建設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市場環境;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全面放開製造業,紮實推動服務業開放；出台高新技術及產品進口零關税等外貿新政，全力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和廣交會，積極主動擴大進口；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三）建立堅強穩固的雙多邊聯盟。一是加強與歐盟合作。歐盟作為一個理性經濟體，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國。歐盟有很多技術，可以同中國市場進行有機結合。但要吸取導航系統合作失敗教訓，建立中國與歐盟科技聯合攻關聯盟。二是與科技先進國家進行技術合作。中國可以吸引俄羅斯、以色列、日本、韓國等國家進行科技交流合作，還可以考慮到獨聯體及以上國家引進退休人員，實現科技突破。三是加強高校等民間交流。一百多年前中國進行了民主與救亡的啓蒙，但是科學和文化的啓蒙還需重新開始。因此，需要走出去提升思想啓蒙，培育科學精神。思想矇昧和科學精神的缺失將使得中國重新回到科技落後的狀態。四是分化美國三大勢力。中美貿易談判為何多次胎死腹中，正是因為美國其實有三股勢力在背後角逐。華爾街代表的金融勢力，中國企業客户代表的產業界，以及特朗普代表的美國政治勢力，而美國政治勢力又有共和黨和民主黨，黨派之內又有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因此，我們可以針對這種格局做一些努力，打入美國建立合作共贏聯盟，進而建立對我有利的局面。  

   （四）搶奪國際技術話語權。中美貿易戰已經從簡單的關税戰升級為科技封鎖戰，也就是圍繞未來經濟增長主導權和經濟利益分配權的爭奪戰。因此，我們應該關注中美貿易爭端中的科技創新因素，由重視商品貿易領域的爭端轉為更加重視對數據、新興技術以及新興產業的爭奪，爭奪5G等高新科技領域的標準制定權，同時關注經貿規則調整對科技創新發展的影響，加強國內政策的協調，建立經濟、科技等部門的協調聯動機制，共同應對我國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的國際化問題。繼續引領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基因編輯、幹細胞、納米材料和超材料、3D打印、風力、太陽能發電等若干前沿技術領域，繼續打造一批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線娛樂、共享單車、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等領域的創新型領軍企業，繼續創新數字經濟、分享經濟、平台經濟等新經濟商務模式，從而引領一些國際技術標準和貿易規則的制定。注重發揮民間資本和民間龍頭企業在推動全球創新創業、整合利用國際創新資源中的排頭兵和先鋒隊作用，調動民間聯盟、協會以及科技企業、科研院所的積極性，在國內政策制定、國際貿易談判中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發揮外資研發機構在創新體系國際化中的紐帶作用，規避發達國家對我國國有企業和政府有關投資的壁壘。適應我國科技創新國際地位的變化，謀劃面向未來的全球經濟和創新治理格局，發揮好龐大的內部市場作用，圍繞新技術、新產業發展加快制定以我為主的國際規則，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國際創新創業和研發投資的便利化，擺脱被動應對的局面。  

作者：楊枝煌，北大經濟學博士，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