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困窘：看我“七十二變”（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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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誰都無法阻擋。

周秦之變之2：記憶變臉

一百多年後，劉邦的曾孫漢武帝，高舉的卻是曾祖父的死對頭秦始皇的那面旗，他是始皇帝遺志的堅定繼承者。

“百代皆行秦政法”，漢武帝豈能例外。

巡行、封禪、統一思想，秦始皇走過的足跡，漢武帝重走了一遍；

打擊諸侯王、削弱相權，秦始皇沒做過的事情，漢武帝也做了個遍。

共同的目標，是讓郡縣取代分封，從而建立一個皇權統攝之下的大一統帝國。

“有亡秦之失，而免於亡秦之禍。”亦步亦趨的結果，讓漢武帝差一點重蹈了秦始皇的覆轍。

秦始皇和漢武帝，分別屬於不同的朝代，彼此相距也有一百多年，後世卻將兩人並稱為“秦皇漢武”。兩個人被捆綁在一起，硬按在同一個歷史單元內，貼上相同的標籤，不是沒有道理的。

秦皇漢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一個小鬼，掐成的兩截。這並不只是兩人在習性上的驚人相像，而是反映了“周秦之變”的時代趨勢。

 

被歷史捆綁在一起的“秦皇漢武”

政治強人，是帝國崛起的呼喚，是大一統帝國的政治需要。

時勢造英雄。大變局塑造他們——塑造了他們相同的面相和人格，甚至也塑造了他們在歷史上的英雄地位。

英雄也造時勢。他們也主導大變局——他們的政策，導致了社會的大變革。他們的時代，也發生過大沖突。他們的存在，也因而引發了大爭議。

或褒或貶，臧否不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是歷史大變局中，手持操控鍵的關鍵人物，他們是改寫歷史的人。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改寫歷史的人，有時也被歷史改寫。

生前，秦始皇是如假包換的暴君。死後，暴君的惡諡依然如影隨形。千百年來，暴君秦始皇是一樁鐵板釘釘的歷史公案。

可是，一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這一商量，歷史的這樁公案、鐵案、定案，就被翻了案——連秦始皇自己都未必能夠想到，被時光風乾了二千年多的鹹魚，竟然翻了身。

千古一帝遭遇“千古奇冤”，秦始皇像不知受了多少委屈似的？大秦帝國的孟姜女們知道後，不知又會哭成什麼樣子？

秦始皇陵上的草木，黃了再綠，綠過又黃。兩千多年後，皇陵中的秦始皇，終於等來了他想要的那副面具。

秦始皇陵

漢武帝則要複雜得多，生前身後，暴君聖君，他的是是非非，被反反覆覆地評説。

漢武帝像個兩面人，他一生雄才大略，開土拓疆，又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他將凡人與君王、智者與戰士、蕩子與情人、藝術家與偏執狂、狂放與冷酷、偉業與罪孽集於一身……

翻過來看，他是聖君。掉過去看，他則是暴君。

在他還活着的時候，一位以血作墨，用生命書寫歷史的史官，冒着掉頭的危險，“實錄”下當朝聖上的所作所為。

封禪祭祖、求仙問道，攻伐殺戮，酷吏弊政、任人失當……不一而足，哪一條都是“亡秦之失”。

這位不為當朝聖上歌功頌德，不幹那些“貓蓋屎”勾當的史官，就是偉大史學家司馬遷。

晚年的漢武帝，也正視並認識自己的失誤——這一點，也恰是他的偉大之處。他用罪已詔校正“亡秦之失”，從而“免於亡秦之禍”。

但是，在罪已詔羅列的罪過中，漢武帝忽略了一個最小，也是最大的錯誤——他不幸地閹割了這位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當年的廟堂之上，司馬遷為李陵辯誣，直言觸怒了龍顏。史官與帝王，雖然實力懸殊，但是君臣二人的相遇，不失為偉大與偉大的狹路相逢，註定是一場電光火石的碰撞。

那個時候，處於事業巔峯的漢武帝，讓勝利衝昏了頭腦。一言九鼎的漢武帝，一言不和就變臉。皇帝一拍腦袋，便給臣子下了宮刑。

這一刀乾淨利落，幾乎要了司馬遷的性命，也完全摧毀了太史公的尊嚴。

遭遇李陵之禍，受到宮刑的太史公，仍不墮凌雲之志，苟活着，卻不苟且。他用實實在在的生命，成就了屬於他的另一種意義的江山。

在《匈奴列傳》中，這位響噹噹的硬漢子，仍然連用兩句“唯在擇任將相哉”，擲地有聲的句子，是對漢武帝不知擇賢、任人失當的指責與批評。

如此不留情面，直陳當朝皇上之失，已是大寫的“差評”了。司馬遷的筆下，當朝皇帝，其實就是個“暴君”，當然，這是一位偉大的“暴君”。

有時候，筆比刀更有力量。

不到二百年，另一個版本——班固版的漢武帝，就變臉了。他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十足“聖君”。

自負的班固對太史公頗為不恭，對老前輩的《史記》也不以為然，他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他“撥亂反正”，在《漢書•武帝紀贊》中，對漢武帝不惜溢美之辭，稱其 “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以及吳裕垂《歷朝史案》……暴君聖君，聖君暴君，反反覆覆，複復反反，漢武帝政治面相，一次次地“變臉”。

及至近現代的史家，仍然眾説紛紜。翦伯贊筆下的漢武帝，是這般模樣：

“

説到漢武帝，會令人想到他是生長得怎樣一副嚴肅的面孔？實際上，漢武帝是一位較活潑、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歡窮兵黜武以外，還喜歡遊歷，喜歡音樂，喜歡文學，喜歡神仙。

漢武帝是軍隊最英明的統帥，又是海上最經常的遊客，皇家樂隊最初的創立人，文學家最親切的朋友，方士們最忠實的信使，特別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決不是除了好戰以外，一無所知的一個莽漢。

”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

“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捨我其誰、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漢武帝，註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

漢武帝像一位川劇變臉藝術家，他一次次變與被變，不斷地修改人們的歷史記憶，成為歷史上最存爭議、最被誤解的謎一般的君王之一。

什麼是歷史虛無主義？按照尼采的説法，就是最高價值的喪失。暴君和聖君，竟然集於一身，歷史的價值在哪裏？它真是讓人無所適從。

在大國崛起的語境下，在帝王崇拜、帝國崇拜還沒有走出人們的頭腦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包括那位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又將變成塗滿金身的一尊尊偶像。

 

帝國崇拜還沒有走出人們的頭腦時，秦皇漢武註定是塗滿金身偶像

但是，如果從良知而不是從權謀，從人文主義而不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來評價秦皇漢武這類帝王，恐怕會有另外的結論。

一代有一代的史學，一代有一代的歷史闡釋。一代代有專業素養和職業操守的史官，尚且很難達成共識，遑論一般的歷史愛好者，甚至是非歷史愛好者。

正如梁啓超在《李鴻章傳》中所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

所以，常人在論非常人，甚至在論史時，如果缺乏歷史的識見、科學的方法及哲學的思考，歷史不過是舞台劇中的橋段，或者只是川劇中的變臉——而那一張張變來變去的“臉”，只不過是一張張歷史的“假面”。

大變局之變，是時代之變。秦始皇、漢武帝之變臉，是又一種“變”，既關係對他們的評價，也牽涉進多少讀史與不讀史之人，喋喋不休，置喙其間。

三千年之變：文明變局

一劍西來，千巖拱裂。

“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古老帝國，其一切節奏，都被一位不速之客，強行地打亂了！

這位不速之客，即西方文明。

它們強勢闖入，破了百代的“秦政法”，也破了二千年的“局”，從而開啓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個什麼“局”？

像漢武帝翻來覆去的那張“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知。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言：

“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

李鴻章還是有眼光的，最早提出了“大變局”之説，但也有很大的侷限。遭此之變，這位大清國的重臣，仍是天朝大國的滿滿自信。

他認知世界中的“大變局”，雖然“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是“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但也只不過是來自更遙遠的蠻夷，他們所要求的，也不過是“互市”“通商”而已。

在李鴻章的眼中，雖然他們遠道而來，但與歷朝歷代所遭遇的周邊的南蠻、北狄、東夷、西戎，又有何異？

那時候，朝野內外很少有人明白，此次外來的異質文明，將是有史以來中華民族遭遇到的最嚴峻地挑戰。

 

1898年法國《小巴黎人》畫片，刻畫列強瓜分中國的醜態

當局者迷，肉食者鄙。局內人為局所困，因為他們只有這麼大的格局，還能指望他們提起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

擅長糊弄的裱糊匠李鴻章，自然也不例外。這個號稱大清國最清醒的人，尚且是如此的識見，遑論其他一腦袋漿糊的滿朝文武官員。

無可奈何花落去。積重難返的大清大局已定，風燭殘年的帝制大勢已去。與西方文明一交手，即丟盔棄甲，敗下陣來。

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對決，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降維打擊。

七十多年前，雷海宗即以歷史學家的高度，對兩個文明的碰撞，講過一段很深刻的話。

他説，中國過去所遭遇的外敵，一種是像佛教那樣，有文明而沒有實力。另一種是像北方遊牧民族那樣，有實力而沒有文明。這些都好對付。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所出現的西方，既有實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國要高級，於是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

雷海宗所言極是。秦政“法”如鐵桶，帝制“局”似鐵幕，作為入侵的“外敵”，西來的佛教，成了專制的幫閒，如胡適所謂的讓人跪着的精神鴉片；北方的遊牧，則作了專制的俘虜，它們反而入鄉隨俗，也行起了百代皆行的“秦政法”。

只有西方文明是個例外。它居高臨下，以入侵者的隆隆之勢，一路所向披靡，碾壓過來。

它是個攪局者，攪動着千年不變的歷史之局。

它也是個破局者，打破了秦政法千年不死的神話。

這個來自西方的“既有實力，又有文明”入侵者，這羣文明的野蠻人，摧毀了五千年的自尊，讓中華文明尷尬。

它們攜帶的文明衝擊波，讓天地之間，風起雲湧，也讓老邁帝國，煥然一新。

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破局後中國，東漸之西學，野蠻地生長起來，從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

對金髮碧眼的異質文明，我們情緒複雜：一腔的愛恨交加，滿腹的五味雜陳……

這場被稱為“古今之變”的“大變局”，真的不同於以往，果然名副其實！

恐懼、焦慮、抗爭、轉型……

應對、應變、蜕變、新生……

從晚清到民國，破局中的中國，一切都處於劇烈的變化之中。

雖然，慈禧太后一言九鼎，也曾定下了“四個不能變”，即三綱五常不能變；祖宗之法不能變；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自己的最高皇權不能變。

但她死後僅僅三年，一切都變了。

大清的新軍，在武昌兵變。慈禧的懿旨，所謂的“四個不能變”，結果一個不剩，全都變了。

 

人民英雄紀念碑“武昌起義”浮雕

​

北宋的拗相公王安石曾説過“天變不足畏”，而這場大清的“天變”，或曰“變天”，卻正是他們最擔心、最害怕的。

變，誰都無法阻擋。

或瞬息萬變，或千年一變。不是不變，只是時機未到而已。在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沒有不變的道理。

四個不能變，像個笑話，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世易時移，唯變不變。這風雨飄搖的年頭，更是應了那句顛覆不破的老話。

清醒的人，裝睡的人，都被浩蕩的歷史潮流裹脅着、簇擁着一路向前，向前……

十幾年後，大變局中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去世。他的革命盟友蔡元培奉上一副輓聯，上聯是：“是中國自由神，三民五權，推翻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

輓聯一語中的。作為顛覆大清、締造民國、促成歷史劇變的革命家，孫先生破的是“數千年專制之局”。

這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歷史性轉折。

這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使中國人走出了朝代更迭的歷史困局。

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得正是這樣的“大局”。

此“變”一開，像多米諾骨牌，一系列的演變、衍變、小變、大變，便接踵而至。

走馬燈城頭換旗，像是家常便飯。

易服、作揖、放足、剪辮子，改風易俗，價值劇烈地翻轉。

從東亞一隅，到全球範圍，中國人心中的地理格局由小變大了。

從華夏中心，到人類世界，中國人眼中的歷史視野由小變大了。

從傳統到現代的時代轉折，由君權到民權的觀念躍進，都在這一百多間跌宕。

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從此變得“面目全非”了。

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得還不夠大嗎？

當下，依然處於大變局的變動之中。“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雖然它時快時慢，走走停停，但尚未走出歷史的迷宮。

正像蔡元培送給孫先生輓聯的下聯，“願吾儕後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孫先生已死，“後死者”還活着。孫先生的“未竟之功”，仍然任重道遠，路漫漫其修遠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