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箱盛飯，鋼盔打菜，解放上海就是這麼剛！_風聞

被譽為“東方明珠”的上海是近代亞洲最大的城市，也是當時中國重要的經濟、金融和國際貿易中心。據新華社1949年5月27日電，當日上午九時許，戰鬥全部結束，上海完全解放。這座中外馳名的大都市是國際觀瞻要地，各方勢力盤根錯節，具體情況紛繁複雜。如何順利接管，是共產黨人需要運用智慧和經驗來應對的挑戰。獲得人民的支持、發動人民的力量至關重要，但不少上海市民對共產黨缺乏直接的觀感，新聞報刊中的隻言片語並不足以拼湊出一個鮮活的共產黨人形象。那麼，對於上海市民來説，從誰身上可以直接獲得對共產黨人的初步印象呢？當然是那些闊步挺進上海市區的解放軍戰士。

軍紀代表形象

1949年4月，第三野戰軍渡過長江以後，勢如破竹，迅速解放了南京、杭州、無錫、蘇州等江南重要城市。有了接管這些城市的經驗教訓，陳毅強調接管上海必須嚴格遵守入城紀律。在他看來，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起點，也是和上海市民的見面禮。紀律搞得好，對於後續政策的執行大有裨益。華東局、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前委還制定了更為詳細的入城指南，形成了《入城守則》、《城市紀律》、《外交紀律》等文件下發部隊，指導戰士們學習。凡此皆為解放軍進駐上海打下了基礎。

解放軍是炮火停歇後上海市民最先見到的紅色勁旅，其形象將成為不少上海市民對共產黨人的初步印象。一支軍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軍紀方面，嚴明的軍紀是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形成外界良好觀感的保障。5月27日，解放軍戰士以昂揚的鬥志挺進上海，部隊軍紀嚴明，匕鬯不驚。硝煙散去後的清晨安寧靜謐，剛剛甦醒的上海市民，推開門窗後無不感到震撼。成百上千的解放軍戰士露宿街頭，絲毫沒有驚擾百姓。時值雨季，市民們邀請戰士進入屋內休息，並送來慰問品，但均被部隊婉言謝絕。社會各界為此頗為感動。

是時，宋慶齡先生的美國友人瑪麗·巴雷特女士正供職於總部在上海的知名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她在該報上刊登了《上海解放》一文，其中寫道：“所有人都為他們的紀律、禮貌以及對革命的堅定意志大為讚歎。紅軍的‘美德’是出了名的，當然，這依據的是從解放區傳來的帶有同情和中立色彩的所有報道。現在，上海的人們可以親自看一看了。戰士們精疲力盡，他們背靠着樓宇坐在人行道上，在他們所待的地方睡着了。週日晚上下過雨，很多戰士沒地方躲雨，身上都濕透了。但他們拒絕索要乾衣服、食物、茶甚至是熱水，説是不可以從人民手裏拿走東西。唯一批評的聲音是，這些戰士太清苦了，對自己過分苛刻。”

據《第9兵團進入上海的政紀檢討》記述，進入上海後，解放軍戰士們的生活十分艱苦，除了露宿街頭外，由於物資匱乏，有時只能用子彈箱盛飯，用鋼盔打菜。每天清晨，連長帶着全連集體跑步前往黃浦江邊解手。由於路遠、找不到廁所，有些戰士甚至半路上就拉在褲子裏了。

國共軍紀反差

解放軍嚴明的軍紀給上海市民留下深刻印象。瑪麗·巴雷特在《上海解放》一文中提道：“所有人都可以分享一下對解放最初幾日的粗淺印象。首先，沒有發生搶劫讓人鬆了一口氣。那是一種真實的恐懼，牢固上板的商鋪和辦公大樓就是例證。”人們為何如此擔心遭到搶劫呢？這便不得不提國民黨軍隊敗壞的軍紀了。駐守上海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所部。時任“代總統”的桂系將領李宗仁曾在蔣介石面前公開批評湯：“湯的為人，性情暴戾，矯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軍紀蕩然。抗戰期間，河南民諺曾有‘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的話。”可見，軍紀的敗壞就是對駐地普通百姓直接的傷害。

台北“國史館”蔣介石檔案中有兩份電文，頗值得拿來探討。一份是1948年12月25日時任徐州“剿總”督察組戰場視察官的龔厚齋致蔣介石的電文，其中提到被俘官佐逃回後説，共產黨罵國民黨失敗根本原因在不要民眾。龔感慨道：“現糧盡彈缺，空運亦杯水車薪，無補事實。故民間糧食、牲口殺光吃光，房屋因構築工事多被拆光，軍紀蕩然，言之心痛。”另一份電文則直指湯恩伯所部軍紀敗壞。1949年2月7日，侍衞長俞濟時代蔣介石致電湯恩伯，電文中指出：“聞上海與杭州及滬杭路軍風紀甚壞，尤以上海閘北與虹口一帶散兵遊勇更多。杭州各種殘餘部隊幾乎無人管理，且皆佔住民房，購物吃餐皆不付錢。滬杭為中外觀瞻所繫，紀律敗壞至此，為何不嚴厲懲治？令人民對我軍更加輕視，並啓以兵變為憂也。此乃令各有關，望切實負責整頓，並限期奏效為要。”可見，國民黨軍隊軍紀之敗壞，已積重難返。

湯恩伯所部多數被殲滅，也有一部分從黃浦江口的吳淞港撤退。這些殘兵敗將很快便撤到台北。蔣介石在日記中幾次提到來自上海和青島部隊的軍紀問題。1949年6月12日，蔣介石寫道：“台北自青、滬各部來到後，殺人越貨，而且搶劫美僑住室，情勢之亂，無以復加。”次日又提及“近日滬、青撤來部隊之軍紀敗壞，台北秩序紛亂”之事，當月反省錄裏也寫道：“總之，軍紀之敗壞，已成不可收拾之勢。”瑪麗·巴雷特的《上海解放》一文指出：“國民黨兵在撤退或投降之前搶劫了駐地的眾多樓宇”，可見，這絕非虛言。外國記者的觀察與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的描述能夠相互佐證，國民黨駐滬部隊軍紀敗壞是不容置喙的事實。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解放軍戰士對於上海的建築表現得很愛惜，攻打上海一役被形象地描述為“瓷器店裏捉老鼠”。三野向上海市區發起總攻時，國民黨軍隊依靠百老匯大廈、郵電大樓等高層建築形成居高臨下的封鎖之勢。解放軍戰士們十分焦慮，期望軍部下令使用炮火攻擊。一線指戰員還非常憤怒地質問時任軍長的聶鳳智道：“是愛無產階級戰士，還是愛資產階級的樓房？”聶鳳智解釋道，必須要記住把人民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他説：“戰士和樓房我都愛！我跟大家一樣，愛惜戰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一樣，愛惜人民的財產。”

仁義之師得勝

共產黨人向來注重軍隊的思想和作風建設，強調軍民魚水情。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主席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從此，內容統一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所有解放軍戰士奉行的準則。“不拿羣眾一針一線”是“三大紀律”之一，只有這種擁有鐵的紀律的軍隊才能真正做到秋毫無犯。從解放上海一役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廣大人民心中還是國際觀瞻方面，解放軍都贏得了良好的聲譽，為順利接管上海打下一定基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義之師最終取得勝利是多方面“合力”的結果，尤其要強調的是人民羣眾在歷史發展重要關口所做的抉擇。

書法家沈尹默先生在上海解放十週年時曾寫下一首追憶詩：“秋毫無犯取名城，大炮昂然未許鳴。曉起居民始驚動，紅軍街宿到天明” ，以此來讚揚解放軍軍紀嚴明。參與過解放上海的郭化若將軍回憶道：“有位戰士寫了一首槍桿詩，説：‘想上海，進上海，進了上海得到兩條麻布袋。又有鋪，又有蓋，晚上睡覺怪涼快！’” 這首小詩可謂是當時實況的一種反映，解放軍不驚擾百姓的所作所為着實令人感動。上海解放當日，報紙上便刊登出一封署名為靳東生的致解放軍的慰問信，其中感慨道，國民黨“用了多少年的功夫來誹謗你們，侮辱你們。然而在幾小時之內，你們就贏得了全體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上海迎來解放後不久，人們便熱情投入到各種形式的慰勞解放軍的活動中，比如有工商業義賣、體育界名將勞軍獻技義賣、文藝界勞軍義演、一日捐獻活動、勞軍挑戰競賽、三輪車伕義踏、青年界勞軍晚會、勞軍宣傳造勢等等，對於解放全中國起到了一定的支援作用，也很好地體現了軍民之間的魚水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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