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露出猙獰的獠牙：1941年，一場決定國運的談判_風聞

1941年7月，日本大軍不顧英美反對，強行接管了印度支那南部，控制了西貢機場。日軍戰機可以藉此輕而易舉地掃掠南洋航道和馬六甲，日相近衞文磨高呼，“此乃皇國榮耀之體現。”

然後英美卻對此陷入了恐慌。到了8月1日，美國突然宣佈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9月，英美宣佈斷絕與日本的任何貿易，這使得日本決策層陷入震恐之中。

日本決策層的震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根據他們的過往經驗，西方几乎不可能如此強硬。1936年，日本先後退出《倫敦海軍協定》和《華盛頓海軍協定》，重啓海軍競賽，西方忍耐了；1937年，攻打南京的日軍轟炸了美國軍艦，美國忍耐了；1939年，日軍攻克了海南島，破壞了西太平洋的海洋現狀，英美忍耐了；1940年，日軍進軍印度支那北部，英美忍耐了。英美忍耐了這麼多回，為何日軍進軍西貢，威脅了南洋航道，英美卻突然暴跳如雷呢？

二戰中的日本神風隊，在巨大的技術差距下，憑藉無比堅定的信念，如撲火的飛蛾般衝向強大的美國軍艦，以生命捍衞着日本民族的尊嚴

“日本戰機進入西貢，威脅南洋航道，則如尖刀頂在合眾國的喉嚨”——美國國務卿赫爾

而且，通過日美貿易，美國獲得了巨大的順差，羅斯福不是要標榜重振經濟嗎？他為何還要與自己最重要的客户開戰？這是當時日本決策界人士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

戰後，日本右翼報紙《讀賣新聞》編著《戰爭責任檢討》，回溯日本帝國滅亡的教訓，裏面集中強調進軍印度支納南部，威脅南洋航道和馬六甲，導致了與英美的決裂，乃是日本二戰外交犯下之最具決定性的歷史錯誤。

“當我看到軍部決定進軍西貢時，我就知道，對美外交算是完了，我曾不顧危險設法排除這種可能性，但終歸失敗。一些人總是執着於眼前的利益和個人的得失，卻忽略了長遠的危險和國家福榮，我知道這在外交上意味着什麼，但真不曾想到結果是那麼的殘酷。”

——日本大外交家、前外相、前首相畢原喜重郎回憶錄中關於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南部和日美決裂

不過，儘管不理解，但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還是設法與美國進行談判，試圖與美國取得諒解。

這場談判持續了三個月，日本帝國自身在談判中面臨着三個困難。

第一，日本的民意極為強硬，提出不理智訴求。日本民眾長期接受軍國主義教育，視日本帝國為世界頂級強權，認為美國人缺乏戰爭意志，不值一提，當日本民眾得知美國對日決裂後，強烈要求日本對美宣戰，這一點，可以從當時的日本媒體看出來。畢竟，愚昧不堪的日本民眾並不清楚，對美決裂意味着什麼？日美差距不是海軍軍艦數量的對比，也不是國民意志的對抗，而是技術和組織的全面失衡，是一種國與國的降維打擊。

第二，在對美妥協條款的落實中，日本政府各個部門都不願意犧牲自己的部門利益。在對美談判中，美國要求日本控制海軍軍備，並從中國撤出陸軍，結果遭到了日本海陸兩個部門的堅決反對。日本政府深知美國實力的恐懼，屢次試圖妥協，但每次妥協的主張都遭到了這兩個實力部門的抵制而未能成功。最終，談判日益遷延反覆，美國國務卿赫爾終於失去了耐心，他對美國海軍司令表示，“日美問題已經不再需要我，該你上了。”

第三，關鍵時刻，日本決策者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承擔對美妥協的責任。談判僵局持續到10月份，日本首相近衞文磨不敢擔責，被迫離任，陸軍出身的東條英機上台，東條原本試圖妥協，但遭到強硬軍人抵制後，最後唯有訴諸天皇裁決，裕仁天皇深知美國實力強大，以及妥協對日本的重要性，但他不敢做出不受歡迎的決定，只是含糊其辭地寫下御批“四海之內皆兄弟，為何風雨亂人間”，這句話顯然不能扭轉乾坤。在沒有任何人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情況下，日本就這樣稀裏糊塗地走向了對美戰爭。

我無數次地閲覽當年日美談判的進程，品查當事人的回憶錄，事後不得不承認此乃日本國民和日本外交的極端愚昧無知所致：

1、日本決策者事前高估了日美貿易的重要性，低估了南洋航道對美國的意義，最終輕忽了美國的決裂意志；

2、日本談判者忽略了羅斯福美國的對日立場並未有所言之強硬，不過是一種談判策略，談判具有很大的迴旋空間，就像赫爾所言——日本從中國撤軍可以緩行（時間足夠日本解決中國問題），美方核心訴求是日軍需要從印支南部迅速撤軍；

3、日本政府竟然因為恐懼妥協的名聲，使得整個民族因此走向自我毀滅的戰爭，這與明末崇禎一樣愚蠢可笑。

美國國務卿赫爾事後表示“我們原本只是告訴日本人不要縱火，結果沒想到對方竟然選擇了自焚”

至於這種愚昧的後果，沒有什麼比日本外相梅津美治郎説得更好了。到了1944年，當美國的新型轟炸機飛臨日本上空後，日本竟沒有任何一種武器真正威脅對方，這是一種何等令人絕望的技術差距啊，面對鋪天蓋地的無差別轟炸，梅津美治郎哀嘆“我們（日本）生活在地獄裏。”

總之，一場失敗的談判，最終永久改變了日本、中國、美國三個民族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