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時代_風聞

那是被理想主義所迷惑的一代人，他們抱着樂觀主義的幻想，以為人類的技術進步必然會導致人類的道德同樣迅速的提升……他們相信人性會迅速和不斷提高。

真誠地相信自己這個世紀正沿着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1

創立華為30年後的至暗時刻，任正非或許會想起早年的日子。

1958年，任正非正在讀高中，中國國內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在國際上也面臨着惡劣的態勢。

那一年，在中國仍然受到美國“封鎖”的情況下，中蘇關係破裂，隨後蘇聯撤走了在華的全部專家，帶走了圖紙，並停止供應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這與華為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後面臨的困境有幾分相似。

同年8月，台海危機爆發，美國出動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

國際風雲牽動每一個人，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都可能成為激烈的民族主義者。

任正非如影隨形的危機感或許始於那個年代。2000年，華為銷售額超過200億，任正非卻在大談“華為的冬天”：“我們在春天與夏天要念着冬天的問題。我們可否抽一些時間，研討一下如何迎接危機。”

不過，對當時14、15歲的任正非來説，最大的困難是飢餓。

高中三年任正非的夢想——是能吃一個白麪饅頭。高三快高考時，任正非實在餓得受不了。

一塊小米餅救了他。臨近高考的幾個月，任正非的媽媽經常早上悄悄塞給他一個小小的玉米餅，使他安心複習功課。任正非知道，那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口糧。

很多年後，任正非都覺得無以回報：“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起了巨大的功勞。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任正非不可能去養豬或混跡街頭。書香門第自然要逼孩子讀書，何況他父親是縣城的中學校長，與那個時代的普通中國人相比，任正非的起點不低。

他求學的時候正值文革期間，其父在早期革命隊伍中較有文化，又是領導，當然受到衝擊。

任正非永遠記得父親的教誨：“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學而優則仕是幾千年證明了的真理。”“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

任正非説，揹負着這種重託，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境下，他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閲讀大學課本的程度。

別人整天鬧革命的時候，任正非已經準備好了人生的第一次躍騰。

封閉的大門即將打開。1971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兩度秘密訪華。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的中美高峯會議鋪路以及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石，結束了中美兩國間23年的敵對與隔閡。

在隨後到來的“對外開放”時代，任正非將與西方世界發生越來越緊密的關聯。

而在這之前，任正非已經接觸到了西方技術，那是他當工程兵期間的一段經歷。

1974年為建設從法國引進的遼陽化纖總廠，他應徵入伍加入承擔這項工程建設任務的基建工程兵。

任正非認為，他當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中國解決不了人們的穿衣服的問題。當時國家讓一些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到施工部隊去學習。所以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走入了這個部隊。”

這是任正非第一次與西方人接觸，他後來表示，“我跟法國很有緣分，第一個工程就是法國的……當時有400或600多個法國專家在現場指導工作，他們教了我化工自動控制。”

任正非參與的這個項目屬於“四三方案”或“43方案”。 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建議利用西方經濟危機，在今後3至5年內引進價值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通稱“四三方案”。

這次大規模引進，是1949年後中國第一次同日本、聯邦德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大規模的交流與合作，引進項目絕大部分屬於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技術，極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

任正非就是從這次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的參與人員中成長起來的典型骨幹人才。這是任正非學習西方技術、經驗的開端。

那時的任正非，也許是一名樸素的愛國主義者，迫切希望用自己所學來改變國家貧窮落後的面貌。

那是任正非的上升期，也是中國的上升期——經過十年浩劫，1978年開啓的改革開放讓中國重回發展經濟的正軌。

2

任正非當工程兵的時候，一個後來將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並影響華為的美國人，正在構建其思想體系。

這個人叫彼得·納瓦羅，1972年畢業於塔夫茨大學，隨後，他在美國和平隊待了三年。1979年，他獲得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學位，1986年又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20年後，人們會看到他扮演的角色，在幾乎所有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舉動中都可以看到納瓦羅的影子。這是後話。

説回任正非。在1983年轉業之前，他的軍旅生涯一帆風順，人生的第一個巔峯很快到來。

善於鑽研，技術能力和領導能力出眾，很快任正非就當上了副所長（技術副團級）。用他的話説，兩次填補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

1978年任正非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 6000 人的代表中，僅有150 多人在35 歲以下。那一年任正非33歲。

同年任正非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軍中取得上述成就，在無數人中脱穎而出，任正非一定有他的稟賦。

在2008年華為的一次內部交流會上，有人問任正非：20 年的軍旅生涯，你的認識和思考有着怎樣的變化？

任正非回答：這20年對我起到的作用，就是服從、吃苦和忍耐。收穫的最多的就是服從。軍人最後的結果就是服從。叫你怎麼幹就怎麼幹，錯的也得幹。

人生的弔詭就在於此。曾經引以為傲的成功，將可能導致未來的磨難。

多年後，當華為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時，其創始人曾經的軍隊背景成為西方猜疑的焦點，讓華為陷入漩渦。

3

任正非在軍隊的最後一站是一個20多人的小型建築研究所的副所長。

緊接着，隨着國家成建制撤銷基建工程兵，任職通訊研究所副所長的任正非復員轉業。

1983年，任正非來到深圳，他被安排進入南油集團下面的一家電子公司任副總經理。

同年，另外一個年輕人也辭職來到深圳闖蕩，從1983年4月到12月，短短8個月，他靠倒賣玉米賺到了300萬。300萬在1980年代是什麼概念，大家可以想象。

這個年輕人當時33歲，他叫王石。與王石相比，年長十歲的任正非顯得時運不濟。

此時的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個“冬天”：在經營中被騙了200萬鉅款，被國企南油集團除名。妻子又離婚，任正非一個人帶着老爹老孃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借錢創立了華為公司。

這是一個足夠勵志的故事：今天中國最成功企業的創始人，曾經在40多歲時被單位開除，身背200萬債務，無路可走的情況下開始創業。

聽聽任正非的講述——

“進入地方後，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我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也栽過跟斗，被人騙過。後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的。華為的前幾年是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起步的。這時父母、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的小房裏，在陽台上做飯。他們處處為我擔心，生活也十分節省，攢一些錢説是為了將來救我。”

任正非到深圳的第二年，正是窮途末路。

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遠在大洋彼岸，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對教師夫婦設計了叫做“多協議路由器”的聯網設備，用於斯坦福校園網絡（SUNet），將校園內不兼容的計算機局域網集成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的網絡。

這個聯網設備被認為是聯網時代真正到來的標誌。

這對夫婦在1984年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思科。這一年，陷入困境的任正非，或許難以想象他未來的對手會是思科這樣的西方通訊巨頭。

1986年3月，思科公司向猶他州州立大學提供了世界上第一台路由產品——先進網關服務器。思科公司1990年上市，市值在2000年一度超越微軟和英特爾，成為全球第一。

任正非的華為，起步晚了幾年。

1987年，負債200萬的任正非神奇地借到了2萬元（那個年代“萬元户”並不多），創立了華為。

彼時的王石，正為涉足房地產業籌集股金，1988年，萬科增發2800萬股票，一元一股，認購者廖廖。據説當時萬科的高管跑到蛇口菜市場去擺攤賣股票。

或許是英雄相惜，創業第二年的任正非，認購了20萬股。

這筆獨具慧眼的投資，相信獲得了不錯收益，但與華為後來的狂飆突進相比，仍然不值一提。

但凡重量級的中國私營企業家，無論是王石還是任正非，還是其他人，他們賺取的“第一桶金”多多少少都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外界始終對任正非的早期“發家史”感興趣，人們可能有種種疑問：

當普通老百姓月工資不到100元的時候，任正非能被騙200萬？任正非在軍中的關係如何助力了華為的發展？身為地方要員的岳父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了任正非？

這些問題由於年代久遠很難探尋。進一步去探秘，也不是這篇文章的本意。

在中國要成事，“獨行俠”是不可能的，這本是常識，但僅憑關係就做成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也顯然不符合邏輯。

在任正非看來，華為的發展得益於那個時代：

“華為發展的十年時間，正是中國經濟大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信息消費不斷增長的時期，這為華為提供了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離開了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環境的改善，華為縱有技術進步也難以生存。”

關於早期的華為，觀察人士也有另外的版本：

在1980年代，不是誰都能從事通訊設備的進出口，一般人無從獲得進出口批文，歐美各國本身就在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兩年之後更是直接對中國禁售此類產品。

所以，有人猜測，華為的崛起得益於非市場化的力量，否則無法解釋種種“奇蹟”：華從起步之初能拿到進口批文，1990年能拿到中西部政府的通信網絡建設項目，2004年華為突然拿到國開行的百億美元低息貸款。

這些問題很難有答案。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任正非大隱隱於市，是中國最神秘的企業家之一。

    4

歷史總有一些説不清的巧合。

任正非創立華為這一年，一個比王石更為成功的美國地產商人推出了自己的暢銷書《特朗普：交易的藝術》(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30年後，他將運用“交易的藝術”與中國大打貿易戰，而華為也牽涉其中。

也是在1987年，特朗普首次加入美國共和黨，並第一次公開表達對競選公職的興趣。他在2000年贏得加州和密歇根州的改革黨總統初選，但在早期就退出了競選。

1987年9月2日，特朗普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波士頓環球報》三家主流報紙上買下整版廣告，刊登了“一封給美國人民的公開信”。這封信開篇就表示：“幾十年來，日本和其他一些國家在佔美國的便宜。”

特朗普是否也意指中國，不得而知。一直到世紀之交，美國主流的聲音還是支持與中國接觸。

2000年春天，隨着關於是否支持中國加入WTO的國會投票的臨近，克林頓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行了一次演講，他表示，中國的加入將使北京與西方經濟體聯繫起來……

克林頓説：“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中國不僅同意進口更多的產品，還同意進口民主最寶貴的價值之一，經濟自由。”“當個人不僅擁有夢想的能力，而且擁有實現夢想的能力時，他們將需要更大的發言權。”

克林頓的理想主義言論説服了華盛頓的大多數精英，但一位被認為是保守主義者的貿易律師對此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如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重商主義中國將成為一個“主導性”的貿易國家，“（美國）幾乎沒有製造業工作是安全的。”

這名律師就是今天的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他負責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堅持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的改革。

2000年，克林頓政府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結束對中國的年度審查程序，次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入世。

入世後，中國迅速成為全球貿易大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2008年奧運會的驚豔表現讓世人耳目一新。

相比之下，美國經濟顯得停滯不前。據《紐約時報》報道，在1948年到2000年間，美國經濟以人均約2.3％的速度增長。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事情發生了變化。人均增長率平均每年不到1％，即便自2009年以來（有所上升），每年也只有1.1％。

華為的快速發展也反映了中美經濟增速的這種對比。

2000年華為銷售額達220億元，以29億元利潤位居全國電子百強首位，令思科等巨頭側目。

但此時的外國廠商仍然力壓華為，加拿大的北電網絡、美國的摩托羅拉、美國的朗訊、美國的思科網絡、法國的阿爾卡特、芬蘭的諾基亞以及瑞典的愛立信等廠商規模都遠在華為之上，單單一個愛立信，其2000年的銷售額是320億美金。

2001年入世之後，中國經濟加速融入全球化，由於之前奠定的基礎，華為作為國內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成為了這一進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接下來的十多年，華為逐漸從通訊業的追隨者變成領跑者。

華為發佈的2011年CSR報告顯示，它擁有14.6萬名員工，遍及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外籍員工佔20.19%。

華為年報顯示，2011 華為銷售收入即達到 2039 億人民幣，實現淨利潤 116 億人民幣。

在2011年華為年報的“CEO致辭”中，任正非説，“曾經有雄厚技術儲備，稱霸過世界的設備商， 居然在信息技術需求如此巨大的市場中灰飛煙滅了。”

任正非指的或許是有百年曆史的全球電信巨頭——加拿大的北電網絡。華為曾經是北電的供應商之一。

在致辭中，任正非再一次流露了他的危機感：“我們處在一個快速變動的世界，近二十年來世界的 快速變化，令人瞠目結舌……這種翻天覆地，多少人高興幾人愁，我們不知道明天會是什麼樣子。”

5

一直到2011年，任正非早早就預言的“華為的冬天”並沒有到來，不過，危機在醖釀之中。

這一醖釀過程，伴隨着美國政界、商界、學界對中國看法的急劇轉變。

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可謂典型，他曾被認為是“對華温和派學者”。

在他看來，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戲劇性地對中國打開大門之後，雖然美國國內有反對聲音，但隨着1980年代中國實現“改革開放”，“（美國）兩黨及全國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識，支持與中國的接觸。”

沈大偉曾經也是對華接觸政策的支持者。

2015年，沈大偉突然變成“中國崩潰論的先鋒鼓吹者”（《環球時報》語），他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預言“中國崩潰”的文章。

沈大偉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思考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導致了“新共識”的產生：

“奧巴馬執政期間，一種新的全國和兩黨共識不知不覺地開始在美國尤其是華盛頓的政治圈子內形成。這種新共識與美國社會許多領域越來越感到中國開始變得日益棘手有關。”

助推新共識的重要人物，顯然也包括如今擔任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任的彼得·納瓦羅。

1990年代，任正非的華為迅速崛起之際，納瓦羅三次競選公職失利，他轉而著書立説。

2006年，身為商學院教授的納瓦羅出版了《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一書，該書主要觀點是，中國的發展是對人類的威脅，將給世界帶來更多的衝突和不穩定因素。

由於該書列舉了中國的太多問題，有人評論説，“想要了解中國的問題，這是一本好書；想要了解中國，這是一本壞書。”

2011年，納瓦羅的另一本新書《致命中國》出版，他因為這本書與特朗普建立了友誼。特朗普如此評價此書：“《致命中國》一針見血。它用事實、數字和洞察力描述了我們同中國的問題。我強力推薦。”

弔詭之處在於，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納瓦羅同特朗普結緣，還是新華社“牽線”。

納瓦羅自己説，他本來不認識特朗普。2011年《致命中國》出版後，他得知特朗普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稱讚他的著作，倆人從此開始通訊，但是直到2016年總統大選時他們才第一次見面。

特朗普和納瓦羅一拍即合，納瓦羅成為特朗普的重要的經濟顧問。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發表的許多關於重振美國製造業和對華貿易的觀點都來自於《致命中國》。

2018 年6月19日，納瓦羅領導的美國白宮貿易和製造業政策辦公室發佈了題為《中國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及世界的技術和知識產權》的報告，其中認為，中國的大規模工業現代化和經濟增長是通過“不符合全球經濟規範與規則”的行為實現的，並將其稱為“經濟侵略”。

這份重要報告反映了華盛頓的“新共識”。

華為受到嚴重指控——“華為不僅是中國經濟海外擴張的先鋒，更是體現了中國全球經濟霸權的組織模式。”（美國銀行家、作家大衞·戈德曼）

此時，華為年收入已超過1000億美元（2018年），華為在5G發展的幾乎所有領域都處於全球領先行列（據數據分析公司IPlytics，截至2019年4月份）。

當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發生碰撞，華為面對的是不可承受之重。

6

2019年5月23日，任正非接受《時代》週刊採訪，將華為稱為小兔子，稱美國要有信心，華為不可能顛覆一個產業。關於華為設備的安全性，任正非表示某些國家多慮了，華為只是售賣裸的設備。

任正非坦言：“我從年輕的時候，就是很親美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親美的。”任正非説：“你把我幾十年來對（華為）公司的指導文件，細細讀一遍，可以發現，裏面全都是美國精神。”

這是很不容易説出的話。瀏覽他的大量講話，會發現，任正非此言不虛。不過，也並不完全。

從1994年的《訪美雜記》到2019年5月21日的採訪，任正非反覆強調學習美國的先進技術、創新機制，學習美國人踏踏實實的奮鬥精神。

而在政治理念的層面，至少在早期，任正非對美國和西方世界始終抱着十分複雜的心態，這在他談及美國“遏制中國”的時候，尤為明顯。

1997年，任正非曾發表了對中美俄三國關係的看法：

“美國的戰略從來沒有動搖過，包括挑動日本、遏制中國、支持台獨，製造中國威脅論，挑動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矛盾。都是它想獨霸世界的企圖體現。時好時壞的中美關係，是它的需要，並不代表它的醒悟。美國永遠不會希望中國、俄羅斯強大起來。（《走過歐亞分界線》，1997）

再如，這篇涉及香港迴歸和入世談判的講話——

再過幾天香港就要回歸了，整整過去了一百五十七年。鴉片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但鴉片戰爭的陰魂還在幽蕩。百年的屈辱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弱國永遠沒有“道理”，狼要吃羊的時候總能找到道理。君不見入世談判漫漫長路，中國入關這麼艱難，答應了一輪條件，又出來新的條件，利用了你已承諾的條件，還是讓你吃不到世貿這個蘋果。目的就是讓你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讓出市場。他們在全世界駐軍、軍事演習、簽訂對準第三國的安全條約，説是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在自己的國境內，稍稍富強一點，倒成了世界的威脅，要遏制……歷史讓我們認識到，只有國家的強大才有民族的自立。（任正非在公司研究試驗系統先進事蹟彙報大會上的講話，1997）

類似以上的很多言論似乎表明，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與很多人一樣，都曾是民族主義者，懷着讓國家強大的理想。美國，在他們心目中是一種複雜的存在——要學習，又要打敗。

1999年，任正非在IPD動員大會上的講話，生動反映了他對美國的複雜感情：

“因此我認為踏踏實實，沉下心來就是我們就穿一雙美國鞋，不要看美國很花，認為他們很霸道，他們IT，在中國關税上那麼壞，阻撓中國，但是我們向他學習，我們才能打敗他。所以説你們不想為自己的國家、民族爭點光，請他滾出去……”

隨着國際化的深入，任正非對世界的看法有了明顯改變，談到美國時，已經沒有早年的那些言論，不再公開表示激憤。

任正非談及更多的東西，涉及法治、新的心態、人類……

在2016年的一次講話中，任正非説——

四中全會的法治化、市場化的決定，是中國百年振興的綱領，我們堅決擁護。幾十年後我們會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華為的市場已覆蓋170 多個國家與地區，法律遵從是我們在全世界生存、服務、貢獻最重要的基礎。我們不僅要遵守各國法律，聯合國決議，而且在敏感地區視美國國內法為國際法。不然，我們就不可能全球化。

2016年10月，任正非在一次講話中表示，要“學習美國的精神、美國的機制和美國的視野。”他説，“在世界這個舞台上，我們還是很小很小的，實際上我們還是在跟隨。我們要以一個新的心態來改變這個世界。這個新的心態就是要向美國人學習。”

任正非有預見性地指出，華為總有一天會站到“山頂”——

“遲早我們要與美國相遇的，那我們就要準備和美國在‘山頂’上交鋒，做好一切準備，從那時起，就考慮到美國和我們在‘山頂’相遇的問題，做了一些準備。但最終，我們還是要在山頂上擁抱，一起為人類社會做貢獻的。”（任正非2019年5月21日接受媒體採訪）

這或許是策略性的表達，但任正非的這番説法，包括WTO承諾兑現問題，是他多年來公開言論中所罕見的。

他還説，國家一定要開放才有未來……一個國家強大的基礎在於文化、哲學、教育，在於人類文化素質。

這些話不過是常識，但從任正非口裏説出來，卻具有特別的分量。

知其者謂其心憂，不知其者謂其何求。

7

近一年來，向來不喜拋頭露面的任正非頻密地接受媒體採訪，華為承受的壓力可見一斑。

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演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當“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越來越強，開始在其影響力未曾到達的地區與美國發生衝突”（沈大偉語），當美國對華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大國博弈重啓，將要付出代價的不僅僅是華為。

BBC的一篇述評文章道出了中美交惡的殘酷性：

中國在崛起道路上遇逢重大十字路口：經營數十載的中美關係出現全面瓦解徵兆——當年曾相信中國能通過改革而最終融入正常社會的西方精英已鳳毛麟角；華盛頓和北京都有專家預言，貿易戰僅僅是開始，冷戰在所難免……“一帶一路”也危機不斷；全球各國在美國的軟硬實力驅動下開始“站隊”。

原美國五角大樓資深官員，現任國際著名智庫威爾遜學者中心亞洲項目主任鄧志強2018年在一次學術講演中稱：“中國爆炸性的經濟增長是過去40年發生的單一最重大和影響深遠的地緣政治事件。”

當這種“地緣政治事件”越來越被放大，曾經的樂觀主義顯得越來越輕率——和很多人一樣，任正非或許也曾真誠地相信，我們正沿着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

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必回以凝視。國家理性——這個超道德的利維坦，裹挾着一切，對中美來説皆然。

任正非仍然表示，中國要融入世界；不要煽動民粹主義，民粹害國。不能説用華為就愛國，不用就不愛國；國家未來前途在開放……

這是他的期望，也或許是其內心深處的憂慮。（END）

文| 權酋研

後記：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國際風雲也陰差陽錯地影響了父親的人生。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把國防工程建設擺在重要的戰略地位，尤其是60年代末，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向中蘇邊境增兵，中國開展了“深挖洞、廣積糧”的全國性戰備運動。

1961年，父親21歲，他參軍入伍，遠離家鄉到河北當了一名工程兵。

國防工程兵是最苦最累的兵種，説白了當時的任務就是挖山洞。一次在洞裏檢查安全，突然掉下一塊巨石，父親差點沒命。我父親眼見多名戰友在工作中殞命。

父親當了7年工程兵，多數時間都是在挖洞，常年在外，我母親一個人在農村苦守空房，父親當兵的那幾年，發生饑荒，母親在家吃樹皮度日，身體浮腫。

1968年父親退伍，兩手空空回家。那個時代就是如此——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任正非説得更狠：叫你怎麼幹就怎麼幹，錯的也得幹。）

父親出身貧寒，一生勤勤懇懇謹小慎微。拿我父親與任正非相比可能並不恰當。

但在時代的三峽裏，他們的命運又有多大的不同？我們的父輩，無論有過怎樣艱苦卓絕的奮鬥，無論他們曾經如何輝煌或卑微，都不過像激流中的石子，被裹挾，被沖刷……

我們又能好到哪裏去？聖經早就説過：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參考資料：

1、《訪美雜記》、《創新是華為的不竭動力》、《華為的冬天》等，任正非

2、《華為全球佈局背後的信息化哲學》，商業價值，佚名

3、《衰落的21世紀》，《紐約時報》中文網，戴維·布魯克斯

4、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華爾街日報》，Bob Davis

5、《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的新共識》，中美聚焦，沈大偉

6、《沈大偉突喊“中國崩潰”為哪般》，《環球時報》

7、《改革開放：讀懂中國四十年變遷的五大問題》，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