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到底做對了什麼？_風聞

文 | 孫不熟

這兩天，深圳接連榮登全國輿論場的C位，讓人目不暇接。

先是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的“地球經濟中心論”，然後是粵海街道辦的突然走紅，最新是政府出錢給高科技人才補貼個税，符合條件的緊缺人才，百萬年薪有望少交30萬税。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們還發現清華、北大、復旦、交大、浙大等頂級學府的畢業生，第一就業選擇往往都是華為、騰訊、招商銀行、萬科等深圳企業。

深圳之所以受到輿論的如此厚愛，最根本的原因是自主培育了一大批世界級的本土企業。

我們不禁想問，為什麼這些優秀的企業像螞蟻一樣扎堆出現在只有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

區區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有着怎樣的魔力？

深圳到底做對了什麼？

回顧深圳的城市發展史，我粗淺地總結出這樣幾個東西，它們對深圳企業的發展來説，可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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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深圳最早給予了中國人創辦企業的自由。能夠自由地創辦企業、自由地選擇職業、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了。正因為這個簡單的理由，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才能夠吸引到一大批像任正非、馬明哲、王石這樣的優秀企業家。

任正非、馬明哲、王石原本都成長於體制內，在上世紀80年代那種社會風潮下，如果沒有深圳這個“不一樣的地方”，這些創業家至今可能仍在體制內過着普通人的生活。能夠自由地創辦企業，在當時那個年代就最大的制度紅利，最大的風口。

王石剛到深圳時，做的最大一筆生意是倒賣玉米。1983年，赤手空拳的王石來到深圳後發現，由於航道運輸問題，當時的玉米市場存在價格扭曲現象，於是他當上了大連到深圳的玉米中間商，靠着這個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任正非創業之前，是一家過期的中層幹部，創業時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公司做什麼業務才賺錢，他甚至研究過減肥藥這樣的生意。198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任正非經人介紹，開始代理香港鴻年公司的電話交換機產品，才算踏入了電信行業，這個業務一開始和王石倒賣玉米是一個性質。

馬明哲創辦平安，也離不開深圳的支持，如果不是在深圳，這家企業很可能就做不起來。馬明哲18歲高中畢業，下鄉當知青，回城後，他先被分配到陽春市八甲水電站，後被調到蛇口，從勞動人事處做到社保公司的經理助理。

工作期間，馬明哲建議成立一支工傷保險類的基金作為職工的保障，這個提議得到了袁庚的認可，但馬明哲低估了這個行業的准入門檻，一位銀行副行長告訴他：工傷保險屬於商業保險，要做得成立新公司、申請牌照。馬明哲這才知道這建議“玩大了”，在當時那個年代，這樣的牌照極少，想創辦一家商業保險公司也是極難的。

但馬明哲的這個建議獲得了袁庚的大力支持，在袁庚的幫助下，馬明哲前往北京，單槍匹馬“走審批”。2年後的1988年，平安保險正式成立，這家公司帶有顯著的蛇口“改革”氣息，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保險公司。多年後，它和招商銀行一起，成了袁庚履歷表上最輝煌的“作品”。

現在覆盤來看，無論是倒賣玉米、倒賣交換機，還是創辦商業保險公司，這類“不務正業”的生意在當時只可能出現在深圳，只有深圳才允許、支持人們創辦這樣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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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深圳最早出現了現代公司治理體系。深圳雖為經濟特區，但既非匯聚一省資源的省會城市，也不是位高權重的直轄市，並不擁有多少壟斷性的、排他性的資源，唯一的優勢就是市場化的營商環境，鼓勵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先富起來。

在這座城市創業，不要指望“批條子”和“特許經營”這種捷徑，從來都只能自力更生，按照市場的規則辦事情，有問題“找市場”，而不是“找市長”，這一點可以從眾多深圳企業獨特的股權結構可以看出來。

觀察平安、華為、騰訊、萬科、招商銀行、中興、金地等深圳企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裏面除了騰訊，其他幾個企業的“老闆”，幾乎從未出現在媒體熱議的富豪榜上。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供應商，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險集團，萬科是全球最大的地產商，招商銀行是中國最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但這些企業的創始人或者CEO並沒有因此成為富可敵國的大富翁。

他們只佔據公司極少量的股份，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工資與分紅，與其説是“老闆”，不如説是高級打工仔。他們所在的公司也沒有一個絕對控股的大股東，也沒有實際控制人。

股份分散成為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跡。即便是後起之秀騰訊，創始人馬化騰也只佔據10%不到的股份，其對公司享有的是控制權，而不是控股權。這種獨特的股權結構，推動平安、華為、萬科等企業建構了一套現代化的公司治理體系，這個體系的好處就是讓企業適應市場環境，培養市場意識，增強市場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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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圳最早堅持創新發展的模式。今天的中國，“科技強國”已成為基本國策，人人皆談創新，人人都深知創新的重要性，但這個認知並非一蹴而就的，中國人集體談創新，也就是最近五年多的事情。

十年前的中國，有一個十分熱門的詞彙，叫做**“山寨”，那個時候的深圳就是“山寨”的代名詞，人們對華強北的山寨產品嗤之以鼻，殊不知十年之後的今天，“山寨”這個詞已經很少有人提及了**，深圳也從“山寨之城”，搖身一變，成為國人心服口服的“創新之都”。

深圳的轉型升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在各大城市熱衷於賣地造城、招商引資的風口上，深圳就明確提出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主導產業來發展。

到本世紀初，深圳就率先提出創建創新型城市，2006年，國家發改委正式發文，批准深圳成為全國第一各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的試點。把創新列為“一號工程”的城市，深圳是頭一個。

在此背景下，深圳的產業政策非常成功，通過大力扶持高技術企業，培育了一大批本土創新企業。有人説，整個深圳市的發展模式，就是風險投資模式，狼性十足，敢於冒險，敢於對賭新興產業，哪怕成功率只有1%，也勇往直前。

深圳市政府的創新發展理念，深深地影響了這座城市的企業，華為、平安、騰訊、萬科紛紛成為中國企業創新發展的榜樣。華為是今天中國研發投入最高的企業，每年用於研發的資金超過銷售額的10%，比清華北大一年的科研經費總和還要多，超過A股400家上市公司研發費用的總和，其每年申報的PCT國際專利穩居世界前列。

平安、招商銀行等金融企業，在創新上也毫不示弱，近年來大力推動“金融＋科技”的雙輪驅動戰略，每年用於研發的投入超過百億元，是中國金融巨頭中最重視創新的兩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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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為什麼如此成功？按照我的粗淺理解，一言以蔽之，永遠對企業家友好，永遠歡迎那些有志於創造財富的人，永遠狼性十足，永遠對外開放，永遠擁抱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