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競選村幹部，第2次落選了曾經的本家兄弟都成了政敵，他很苦惱_風聞

二叔是我遠房家的，從我記事起，他就是村裏的能人。雖身為農民，但一直在市裏做了個小包工頭，過着富裕的小康生活。

前年，我在被譽為九朝古都的豫西某座城市工作時，他突然打來了電話，讓我回村裏參加選舉（04年我從學校離職後，把户口遷回了村裏），目的在於讓我投他一票，這是他第二次參選村委會主任，第一次以三票之差敗北。我藉口工作忙，委婉回絕了。

拒絕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深刻的吸取了我父親的教訓。

老父親48年生人，70年入的黨。退休之前，一直在市醫藥公司工作，所以黨員關係就一直存放在醫藥公司。退休後，葉落歸根吧，他有事沒事經常回老家居住。時間長了，本家的另一位叔叔，也是黨員，還曾經做過一屆村支書，就勸説他把黨員關係轉回村委會。

我知道這個事後，極力勸導老父親不要這樣做。奈何人老了比較固執，面情也薄，就把黨員關係轉了回去。

從此，老父親的尷尬生活開始了，因為他介入了村裏的選舉，讓他把關係轉回村裏的那位本家叔叔想再一次參選村支書。近幾年黨的政策好，做個村支書、村長，都是有月薪的。所以做個村幹部既有面子也有裏子，大家都趨之若鶩，歪好有一些能耐的，都想去參加競選試試。是黨員的，想當支書；是村民的，想當村長。

説實話，這些村幹部們如果是全心全意為老百姓做事情，我心裏是自有一杆秤的。可大家走馬燈式的換來換去，你方唱罷我登場，村裏的各項事情一點沒見起色。

所以老父親很為難，既然關係轉回了村裏，你參選不參選都是錯，選這個不選那個更是錯。自此，老父親內心失去了平和。

現在這種境遇又降臨我頭上，我只有逃之夭夭，我的原則是絕不參與，根本就不開這個頭。

進行農村基層選舉，是黨和國家的既定方針和政策，可為什麼到了基層，卻把經給念歪了？今天咱們來聊聊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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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豫西的一個偏僻小山村，現在統計的總人口380人左右，由於是山區，所以從我記事起，整個大隊就分為四五個小隊，零零散散的分佈着。

我外公在世時是鄰村的大隊支書，印象中他一直就是他村裏的支書，好像從來沒變過似的。我伯父呢，我小時候也一直在我老家村裏當支書，也一直幹了好多年。也許是當時老百姓比較淳樸，沒有經歷過基層選舉的方式，反正村民對他們的評價都比較高，口碑都不錯，他們呢，也確確實實給鄉里鄉親做了一些實事。

上世紀改革開放以後，八十年代中期國家開始了農村基層選舉的嘗試，至今經歷了三個階段，98年到現在這二十年左右為第三階段。在98年的11月頒佈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核心是村民自治，主要包括四項內容，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也基本上是從上世紀末開始，由於老家自然條件惡劣，沒有可發展的支柱產業，青壯年勞動力紛紛離開老家進城務工，然後又紛紛在市區或市區近郊落户。到現在為止，沒有離開老家或者又返回老家居住的（過不慣城市生活）都是一些老年人，總共有30多人，成了名副其實的“空心村”。

平常冷冷清清的小山村，每逢選舉時候可真是熱鬧非凡，有選舉資格的村民要麼開車，要麼坐中巴車（好像是有實力的村幹部包租的）返回村裏進行投票。

所有亂象都有可能發生。不同姓氏分為不同幫派，同姓的由於親疏遠近、矛盾摩擦也分為不同幫派，投票時干預選舉的主要方式是拉票賄選。據我瞭解，支委選舉支書時，每個黨員如果選某人，就會獲得500元紅包（這兩年應該是到了1000元）。普通村民選村主任，以前是發煙發酒，現在也發展到給紅包，每人50--100元。

結果就是選上的春風得意、趾高氣揚，落選的垂頭喪氣、權財兩失。普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分為不同幫派，互相攻訐，經常抓住對方的小辮子，然後去鎮裏或市裏去告黑狀、上訪。我老婆娘家村微信羣裏，落選的人憤憤不平，竟然直接在羣裏開罵，問候了不少人的祖宗三代。

每年清明時節，我都會回去老家上墳，能看到家鄉農村日新月異的變化。説心裏話，國家的政策確實好，對最基層農村的基礎設施投入確實大，通路通水通電、通移動通信。可離開家鄉的鄉親們本應該在異鄉守望相助、相愛相親，現實呢？真令人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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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説到這裏，大家可以聯想一下，現在的農村選舉像不像西方的選舉制度？本意是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令人滿意的帶頭人帶領大家努力拼搏，發家致富，過上幸福生活，結果呢？

“民主”一詞來源於希臘語，原義是由人民執掌權力、治理國家，按中國人的説法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按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教授王紹光的研究，民主這個詞自誕生以來，含義的發展變化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公元前500左右直至1945年左右，在這大約兩千年的時間段裏。在西方，民主一直被看成不好的東西。西方所謂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指出，為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一切職位都由抽籤決定，任職的人對他任上所做的一切負責，而一切意見均交由人民大眾加以裁決。”

大家看清楚了，對的，是抽籤。在當時人們的理解中，民主的實現方式就是抽籤。

平民大眾怎麼可能去當家作主呢？他們當家作主了，那些統治階級怎麼辦？所以那些西方的哲人們、思想家、政治家為了統治需要，從來沒有認可過“民主”一詞。他們對人民的稱呼是“烏合之眾”與“羣氓”。

第二個階段，經過1800年到1945年前後這150年對民主的污名化、重新改造後，1945年至1975這30年間，民主的含義被重新定義，有了“代議民主”、“憲政民主”、“自由民主”的一些新稱呼。

這其中，對民主理論重建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一位經濟學家熊彼特。其論點的基本理論假設是：精英統治不可避免。其後又出現一系列民主理論，實際上都是對熊彼特理論的修補，這時的新説法就是隻要多元，就是民主。這些説法和提法都避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含義。

我們現在國人所熟悉的民主理論，就是熊彼特改造過、加工過的民主理論。

第三個階段就是1975年至今，西方實施的代議民主（就是以議會為國家政治活動中心，由少數代表通過討論或辯論進行主要立法和行政決策的政治制度和證券組織形式）作為唯一的民主形式引起了人們的質疑，人們重新開始探尋實現民主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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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選舉有三種預設：人是理性的、權力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可美國的調查結論是，早期説選民不夠理性，後來是選民缺乏理性，再後來發現選民根本就是非理性。正如王紹光老師所説，理性要求佔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知識，缺一不可。

可從中國農村基層選舉的現狀來看，就拿我老家的村民來説，真的沒有一個人能稱得上所謂的“理性”二字，參選的人衝着每月的薪水，貧困村拆遷的補償款而去；老百姓衝着家族觀念，小恩小惠而去。哪一個人關心當選的幹部是否真正為村裏的長足發展和為人民服務。

再來看我國採取了選舉制的台灣省。兩蔣父子逃台之時，把大陸不多的黃金儲備全部運走，並痛定思痛，反省了在大陸失敗的原因，在台灣島內實行土地改革，並抓住了美國產業轉移的大好機遇，政治上實行一黨執政，台灣在短時間內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可晚年的蔣經國糊塗呀，看不準人，把老謀深算、隱藏極深的日本人李登輝選為了接班人，從此開始了台灣的衰退之旅。

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兩黨競選更是加深了台灣經濟的衰退。每一個候選人為了獲取選票，把選舉搞成了娛樂節目，花樣百出；採取卑劣手段打擊對手，抹黑抹紅對方、、、陳水扁為了再一次當選，上演了“兩顆子彈”的鬧劇，種種亂象真是不勝枚舉。可島內百姓生活每況愈下，否則藍營的韓國瑜也不會在綠營大本營的高雄市當選市長。

再放眼世界採取了選舉制的各國，美國選出了房地產商總統特沒普；大英帝國的全民公投使整個國家陷入兩難，脱歐還是不脱都是問題；更不用説，步入西方制度陷阱的拉美地區，完全是一副失敗國家的模樣。

我家二叔還是沒能當選。村裏新當選的村幹部，仍然是沒有作為，尸位素餐。台灣和很多國家也還在亂着、、、、

最後，説句政治不正確的話，選舉制就是個屁，我國農村也不要採用了。好在廟堂之上的當家人們是清醒的，在高層採取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成功的，所以我天朝在如今的亂世可謂一枝獨秀，繼續堅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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