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西周墓出土的龜形基座到底是什麼東西？_風聞

　　2007 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 是一處規格很高的西周封國家族墓葬羣。共發掘墓葬千餘座，出土了數量眾多價值較高的精美文物， 其中在M1 東部二層台上發現有手作持物狀的漆木俑兩個， 這在以往發現的中原地區西周墓葬中所未見。目前對漆木人俑的族屬、功用、性質等的探討尚沒有定論。

更為有趣的是， 該漆木俑“雙足站立於漆木龜上”（圖一）。這種以龜為基座的形象，在我國古代的器物中經常出現，但是據目前所知，這裏應系首次使用。這為研究西周時期喪葬制度、禮樂宗教等制度、以及與後世的淵源關係等提供了難得的材料。

本文即擬以大河口出土漆木龜形基座為研究對象，結合相關文獻及考古材料，試圖探尋瞭解其產生的文化緣起， 並藉此對以龜為基座這一形象的流傳做一簡要梳理。

一、大河口龜形基座基本情況

　　這兩個漆木龜形基座所出土的大河口M1，墓主屬伯一級的規制，可能為男性。發掘者推斷“根據遺蹟和遺物推斷，墓葬的時代為西周中期偏早”。這兩個漆木龜形基座， 與其上站立的漆木人俑一起出土於大河口一號墓東側的熟土二層台上， 位於墓主人腳端，面朝墓主人的方向。

　　兩漆木龜座形制接近，均系一塊整木雕琢而成，從底部觀察木質紋理較粗，底髹黑漆。背部髹紅、黑漆色漆，圖案已不明。明顯可見有頭、尾，四足呈半圓形。其中1 號龜座頭至尾長57.6（頭長10.5、尾5）釐米，寬39.3 釐米。2 號龜座頭至尾長55.2（頭長11、尾長6）釐米，寬39.5 釐米。龜座上暴露出明顯的兩道長方形卯槽， 與漆木俑的腳下的兩道長條形榫突相合，榫突恰好卡入卯槽中（圖二）。

二、流傳研究

　　中國人對龜的喜愛及崇敬由來已久深具淵源，龜被推封為鱗介之首與龍鳳並稱， “鱗、鳳、龜、龍謂之四靈”。並被認為具有通靈的能力，可給予人們神示，謂其“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

　　古人對龜推崇備至， 最能體現這種對龜的崇敬的大概就是各族爭相以龜作為祖先圖騰。人們熟知黃帝號軒轅氏，即天黿（大龜），發祥於中原天黿山；禹的祖先顓頊族的圖騰也是龜，傳“（顓頊）取（娶）鄒屠氏……，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周王室姬氏，也自稱是龜的傳人，《國語·周語下》有： “我姬氏出自天黿。”足可見古人對龜的崇仰之深。

　　從考古發現來看， 在早在距今7000 年~8000 年的賈湖文化、及其後大汶口文化的諸多新石器時代史前墓葬中，隨葬有相當數量的龜甲遺存。如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江蘇邳縣劉林遺址、山東鄒縣野店遺址、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山東兗州王因遺址、山東荏平尚莊遺址等等。

這些龜甲伴隨出土於墓主人的身旁、腳邊等位置。另外在其他一些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墓葬裏，如江蘇圩墩馬家浜文化遺址、山東兗州西吳寺龍山文化遺址、河南淅川下王崗仰韶文化遺址、陝西高陵楊官寨廟底溝文化遺址、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遺址等處的墓葬中，也被發現有龜甲出土。

　　對這些隨葬龜甲及部分甲內所附石子的用途、含義，學術界有不同認識，如“龜甲響器”説， “甲囊”説，“卜筮”説等，更多學者還是認為是屬於龜靈崇拜，即“龜甲在七千年多年以前已被賦以神秘的意義”。但是無論怎麼釋讀總不能排除對龜甲的使用可能源於古人認為其吉祥、通靈的良好寓意。

　　另據考古發現， 在全國各地不同文化的史前遺址中還出土有一定數量的玉龜、陶龜、石龜等（如安徽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址， 遼寧朝陽牛河梁、阜新胡頭溝紅山文化遺址， 浙江餘杭良渚文化遺址等遺址中出土了不同形象的玉龜；山東鄒平丁公、濟南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甘肅臨洮馬家窯文化遺址和浙江南河浜崧澤文化遺址等遺址中出土了一些陶龜；以及北京平谷上宅文化遺址的石龜）。這些不同質地的龜形器物， 往往被認為是實物龜甲的擴展及延續，其性質或與實物龜甲相同。

　　這些材料似乎有力地證明了， 在中國漫長的史前時期，人們對龜的喜愛是具有跨時代、跨族屬、跨地區的普遍性的。這就可理解大河口龜形基座的產生絕非突現。

　　進入歷史時期， 人們對龜通神屬性的利用莫過於灼燒龜甲占卜以測吉凶。如《史記·龜策列傳》記載： “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考古發現的卜甲遺存最早大概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如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山東禹縣邢寨汪遺址以及河北邯鄲澗溝遺址等處都有較為原始的零星出現。

到了早商，用龜甲占卜在工藝及卜法上均已成熟，龜甲會經仔細修磨且已同時具備了鑽、鑿、灼過程，這種卜甲在如藁城北龍宮遺址、泗水尹家城遺址和大辛莊遺址等處都有出土。卜甲的使用到晚商西周時達到頂峯，可以説諸事皆卜。兩漢後雖此風漸衰，但一直到隋唐時期，宮中仍設有專用於占卜的“太卜署”，可見其流傳之久。

　　除占卜外，源於對龜的崇敬和喜愛，使用龜形紋飾及以龜為形象的器物也在各時期普遍出現。比如商周時期青銅器上， 龜形紋飾及銘文的數量多得幾乎可與鳥形堪比。時代約相當於商代時期的武夷山百越族船棺中出土的木龜盤（圖三），及成都三洞橋戰國銅勺上表現巴蜀文化崇拜的龜形圖案，或可輔證這種龜崇拜廣泛性的持續存在。

　　自漢代起， 龜形器物甚至成為皇室或身份的象徵。如鑄龜鼎以象徵皇位，高品級官員的印鈕鑄成龜形，即所謂“龜鈕之璽賢者以為佩”。到了唐代大概是一個崇龜的小高潮， 其時五品以上的官員皆需佩龜袋， 吏者競相穿着龜服， 皇帝御賜功臣龜帶等等。

　　利用龜的形態作為器物基座的現象也多有出現。除了傳統的取其靈性外，更多的方面，是考慮到龜背平，重心低，且能負重的自然屬性。文獻裏有很多以龜來負天、負山、負文等的傳説。如人們熟知的女媧斷龜足以補天， 《楚辭·天問》中“鰲戴山抃，何以安之？ ”等等。

　　大河口西周墓出土的這兩個龜形的人俑基座，大概是目前所知考古發現最早的以龜為器物基座的形象了。這種器座曾在後世廣泛流傳， 深受人們喜愛。例如東周兩漢之時，出現了很多以龜形為基座的器物，如鼓架、香爐和燭台（圖四、圖五）。

　　在漢畫像石中， 仙人乘龜而行的形象也頗為常見，仙人或坐或立，而其所乘騎的神龜的形象清晰可辨（圖六、圖七）。

　　另據考古發現， 在漢晉時期的墓葬中還有用小石龜或小銅龜作為棺柩支撐物使用的現象。在武威雷台漢墓中曾出土龜形石墊四個，其出土時系“兩兩相背，分別支墊於兩棺首尾（圖八）”。在甘肅省敦煌縣七里墩魏晉墓中出土有銅龜四個，“龜作昂首爬行狀，眼平視，口微張，前足略短，後足用力蹬地，尾作矛榫形，龜背甲飾長方形及三角形雷紋。”

也是支墊棺牀所用的。另外在四川雅安點將台東漢墓亦出土有石質龜形棺礎一枚（圖九），與上兩例有所不同的是，該墓中出土棺礎石並非四枚均為龜形，而是龜與力士、子母虎、天路辟邪各一枚。這種龜形棺墊雖然目前所知發現不多，但十分有趣，其在墓葬中使用的性質似也與大河口西周墓中龜座有幾分雷同。

　　而自北朝隋唐起，以龜形為基座的碑碣的“龜趺螭首”，更是成為高品級的標準定式，一直沿用到明清。

三、文化淵源

　　結合文獻和考古材料， 分析中國古人喜歡龜形可能有以下幾個文化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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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大概由於龜的形象符合古人樸素的宇宙觀。其“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回趾運轉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睛）象日，右精（睛）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知存亡吉凶之變。”

　　另外，龜很長壽，在古人的心目中龜壽數動輒千歲，如“龜生三百歲大如錢……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而“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可見，壽長便可通神，東漢班固《白虎通義》即有： “乾草枯骨，眾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

　　加之龜行動緩慢與世無爭， 能長久不食而又十分長壽，頗有世外長者之態，既見多識廣博古通今，又很是有幾分仙氣。其這種習性又恰與後世流行的道教思想相符，受歷代崇仙學道者的追捧。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大概是龜會冬眠， 人們見它入土多日後又能破土而出，遂認為其能涅槃重生，作為陰之代表，自由出入幽冥之屆。所謂“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大河口西周墓出土的這兩個漆木龜的文化屬性，筆者認為也是與其通神及能涅槃有關。墓葬發掘者謝堯亭在描述墓中出土的漆木人俑時指出“事實上他們並非殉人的替代品”， “這兩個人像或者就是通天地的巫覡， 在兩個人像的旁邊隨葬有其他的漆木器，可能都與這兩個巫覡有關。把他們埋葬於霸國國君的墓葬中，就不能僅僅理解為陪葬的人俑，也許與接引墓主的靈魂昇天有關……”。筆者基本同意這種觀點，自上古顓頊帝“絕地天通”之後，民眾只有通過巫師才能與神交通， 在墓中陪葬代表巫覡的人俑其意不難理解。

　　那麼隨之出土的漆木龜座， 其作用我認為是與人俑相一致的。據卜甲及《禮記·郊特牲》“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用龜作敬奉社稷祖宗之祭品等現象可知， 在商周時代人們已非常善於利用龜的神秘屬性了。如同在戰國帛畫中表現的，墓主人在龍、鳳等神話動物的引導下飛翔升騰， 用來表示死者靈魂的升遐一樣，在這裏，墓葬設計者或可認為試圖用能通神且能涅槃的龜形為人俑基座， 目的是可以幫助其所負巫覡上達天聽， 去一起完成引導墓主人的靈魂昇天重生的美好意願。

四、結語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一號墓二層台上發現的這兩個上負漆木人俑的龜形基座， 是目前所知考古發現所見最早的以龜形為器物基座的形象。它們的出現並非工匠偶然為之， 而是應受源遠流長的文化信仰中認為龜通靈、長壽、且能死後涅槃等文化思想指引。並被廣泛的考古發現證實，這種對龜的喜愛與崇敬是早在史前文明中就跨種族、跨地域、跨時代的普遍存在的。

　　而據考證，這種形象在其後被非常廣泛的沿用，無論是燈座、燭台、棺柩支座還是普遍流傳的龜形碑趺，都可看作是其流傳的體現。特別是畫像石中多有出現的仙人乘龜的形象， 或可提供給這裏龜所負的漆木人俑巫覡的性質判斷以輔證。大河口的這次發現可以説具有承上啓下的關鍵作用。

　　致謝：本文在寫作中所用到的大河口墓地出土漆木龜座的照片及數據，得到項目主持人謝堯亭先生惠允，在此特別鳴謝！

（作者：王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