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北上16年：當年納的投名狀，都寫了些什麼_風聞

（叉燒往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東南亞。硝煙過後，香港沒有倒下，但樓市和股市進入數年的恢復期。香港電影也在那一年迎來轉折，港片票房首次低於外片，外資紛紛撤走，演藝圈精英遠走他鄉。

徐克遠赴好萊塢，拍了一部動作喜劇片《雙重火力》，主演是動作明星尚格·雲頓和籃球明星羅德曼。

這部電影除了票房撲街，也讓玩票的羅德曼收穫了三座金酸莓：最爛新人、最爛男配、最爛銀幕組合。

對於徐克的首部好萊塢電影，美國影評人是這麼説的：“徐克不僅僅是一位動作導演，也是國際電影界偉大的幻想家之一，在中國的《蝶變》和《黃飛鴻》贏得了許多讚譽——但《雙重火力》只是個垃圾。”

與此同時，在香港呼風喚雨的周潤發也體會到了美國的苦澀。他作為男主角出演了動作片《替身殺手》，這部投資三千萬美元的電影，最終票房只有一千九百萬。

《華盛頓郵報》評價道：“除了是周潤發的好萊塢處女作之外，我對於這部電影沒有半點兒想説的。”

《替身殺手》中的周潤發

當時剛與“黃飛鴻”分手的李連杰出演了《致命武器4》，扮演片中的大反派華星。紮實新穎的武打動作，總算吸引到了美國觀眾的注意。然而，在片酬方面，好萊塢近乎“敲詐”了李連杰。

真是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本土遇冷，外鄉受挫，香港電影人對迴歸後的前路感到迷茫。為了穩定人心，香港導演工會會長吳思遠率團進京，拜會相關部門，心裏想要的就是一顆定心丸。

在座談會上，吳思遠把自己的擔心講了出來，比如內地電影審查制度會不會限制香港電影。

他得到的回覆是一切照舊。

有人乾脆直接問：“那香港還能不能拍三級片？”

領導回答道：“不光三級片可以拍，四級片也可以拍嘛！”

這句幽默的回答讓所有人都笑了，但是香港電影的衰敗，終究不是三級片可以拯救的。

六年之後，當香港電影距離萬劫不復只差一步時，當年發問的人才明白，香港電影的定心丸究竟是什麼。

2002年，張藝謀的武俠大片《英雄》上映，狂攬2.5億人民幣票房，成為首部票房過億的中國電影。兩年後，《英雄》在美國上映，最終以1.77億美元的全球票房震撼了兩岸三地的電影人。

《英雄》片場，張藝謀給張曼玉講戲

就在《英雄》上映前三個月，香港電影業迎來了最黑暗的一天。

2002年9月16日，全香港電影院的票房收入創下10年新低：140家電影院收入總額僅51.6萬港幣，平均每家影院只有三千多塊，每場電影平均只有區區13個觀眾。

到了2003年，香港電影的從業人員已經從巔峯期的2萬人減少到不足5千人，產量從1993年的242部下降到只有幾十部。電影院都被美國大片佔領，本土電影連貼張海報都要看美國片商的臉色。

導演朱延平説，當時他跟一個熟識的影院老闆求情，想給自己的電影貼張海報。老闆很為難，雖然《哈利·波特》可以貼八張，《指環王》可以貼七張，但是給本土電影貼，美國片商能叫他的影院關門。

最後，朱延平的兩張海報貼到了電梯間的地上。如果地上有錢撿，估計能被看到。

這時，《英雄》的熱映讓香港電影人達成了一致看法：要麼北上，要麼等死。

説起到內地拍電影，香港人並不陌生。

1982年，香港導演張鑫炎就帶隊北上，拍攝了火遍大江南北的《少林寺》。1983年，香港名導李翰祥也在內地拍攝了《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

《垂簾聽政》中的梁家輝

合拍片讓香港電影人實現了到祖國大山大海拍攝的願望，也讓內地電影人有機會接觸到高度熟練的電影工業。

那時候，內地和香港的電影製作差距是巨大的。

1979年，闊別故鄉二十多年的吳思遠回到大陸，參觀了北京、上海的製片廠和電影院。當時內地的電影製作和放映條件都很落後，吳思遠的幾個朋友都跟他説，自己已經十幾年沒進過電影院了。

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參觀時，廠里正在拍攝《小花》。吳思遠問：“你們一天拍幾個鏡頭？”

“我們一天拍四五個鏡頭，那你們呢？”

吳思遠回答説他們一天拍五六十個鏡頭，把北影廠的人嚇了一大跳。

而兩地演員在工資待遇上的天差地別，也結結實實衝擊了一把內地電影人。

拍《少林寺》時，李連杰的工資是一天一元。到第三部《南北少林》時，漲到一天三元。可同組的香港演員每個月能賺15萬，哪怕是扮演死屍的每天都有50元，而且吃的都是廣東菜。

相比之下，內地演員從工資到伙食都差到讓人心寒。

李連杰

李連杰急了。他每日從白天打到黑夜才掙三塊，還吃的是“豬食”，而那幫香港的羣眾演員只要站在他後面比劃兩下，就輕輕鬆鬆賺五十，還有天理嗎？！

李連杰找到導演，説給我50塊，我也要演死屍。

導演一看，已經演到一半了，李連杰又是主演，只能同意。於是，李連杰每天演完主角的戲，還要躺在地上拍幾場死屍的戲，拿兩份工資。

每天三元的工資讓李連杰衝冠一怒，區別對待的落差也讓劉曉慶委屈大哭。

八十年代，劉曉慶已經是國內影壇當紅的一姐，《芙蓉鎮》《小花》《瞧這一家子》讓她紅得發紫，到哪兒拍戲都有羣眾圍觀。

但是，拍《火燒圓明園》時，劉曉慶的待遇跟初出茅廬的梁家輝比起來，簡直是低到塵埃。

劉曉慶在《火燒圓明園》片場

梁家輝有單獨的房間休息，劉曉慶只能睡在攝製組房間的地上。開飯時，內地演員每人發一個塑料袋，裏面是兩個饅頭、一根粉腸、一個黑鹹菜疙瘩，港台演員則配備餐車，雞鴨魚肉、青菜米飯，什麼都有。

劉曉慶是重慶人，吃不慣饅頭，餓得發昏的她只能偷偷去撕梁家輝的飯票。

有一天，劉曉慶在片場大哭起來，要吃米飯和肉，製片主任趕緊過來安撫，她才終於享受到同等待遇。可是，劉曉慶想讓內地工作人員都有肉吃的要求，沒有被批准。

給一個人吃肉容易，讓所有人都有肉吃，就只能靠市場了。

二十年後，內地電影市場爆發，連羣眾演員也不愁沒有肉吃。

這時候，為吃啥而擔心的主角變成了香港。

2003年3月，香港爆發SARS疫情，幾乎沒人出門看電影，香港電影跌到谷底。為了提振特區經濟，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簽訂了《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藉着和特首董建華吃飯的機會，吳思遠建議，能不能把電影也放到CEPA裏。董建華眉頭一皺，説這可不容易，他只能盡力而為。

半個月後，吳思遠接到了董建華的電話。“搞定了，CEPA裏有電影”。

人在上海的吳思遠欣喜若狂，馬上飛回香港開記者會，還叫上時任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梅豔芳，一起向香港社會公佈這個消息。

CEPA簽訂

2003年6月，CEPA正式生效。從那個時候起，香港電影不再被列入進口片限額，只要劇情和內地有關，通過審批後就能和內地電影一樣在全國院線上映。同時，合拍片的港方主創人員數量不再受限，但要保證主要演員裏，來自內地的佔到三分之一。

香港電影的“北上”之路就此開啓。

先回來的，是年少成名的導演陳可辛。

1996年，34歲的陳可辛拍出了獨攬九座香港金像獎的《甜蜜蜜》，一時風頭無兩。隨後，陳可辛選擇去好萊塢發展，在美國拍了一部叫《情書》的電影，反響寥寥，連批評的聲音都聽不到。

2004年，陳可辛來到北京，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年底，《如果·愛》開拍。此時的陳可辛像個小學生一樣，除了導演的活兒，其他一概不管，悶頭學習在內地拍電影的規則。

《如果·愛》上映後，在內地拿下3000萬票房，奪得六項香港電影金像獎，陳可辛也獲得了繼續在內地執導商業大片的機會。

這部大片就是《投名狀》。

《投名狀》改變了陳導的北上之路。這部電影讓他明白一個道理：在內地拍電影，電影不是最重要的，看電影的人才是。

2007年12月，李連杰、劉德華、金城武主演，投資三個億的《投名狀》在內地上映。

《投名狀》

為了這部自己導演生涯投資最高的電影，陳可辛可謂耗盡心力，光是説服金城武進組就花了兩個月。劉德華也因為拍攝期間保護不夠，被真鐵鏈把一根手指夾到骨裂，氣得要投訴導演。

最讓陳可辛犯難的是武打。從沒拍過武打場面的他，要指揮資深武指程小東。陳可辛想要寫實的武打場面，要求程小東不弔威亞也不要花哨的動作，可是程小東的外號就是“威亞王”，成名作就是演員滿天飛的《新龍門客棧》。

外行指導內行的結果就是，一場劫軍糧的戲本來預計七天完成，硬是拍了一個月。不僅程小東幾乎崩潰，沮喪的陳可辛也差點向投資人請辭。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劇組裏唯一一個懂武術的演員李連杰進組了，總算能把陳可辛的要求翻譯成“人話”傳給程小東，再加上他和程是二十多年的哥們兒，實在説不服對方就關起門“打一架”。

在不斷“壓榨”演員、武指和攝影之後，一部場面震撼的《投名狀》終於完成。上映不到七天，就取得了1.8億的票房。發行方告訴陳可辛，3個億穩了。

劇組的每個人都很興奮，就等着開慶功宴。

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上映了一部電影，直接讓《投名狀》的票房“暫停”。

這部電影就是馮小剛的《集結號》。

當初定檔期的時候，陳可辛壓根沒把《集結號》當成對手。

“一部拍解放軍的電影，老百姓怎麼會認呢？而且還沒明星，從頭到尾都髒兮兮。” 他判斷《集結號》的票房最多一個億到頭。

最終，《集結號》以2.6億位列當年的票房亞軍。第一是美國大片《變形金剛》。

《集結號》上映後，《投名狀》的票房突然被釘在1.8億上不動了。陳可辛有十天時間沒有接到票房上的任何消息，等得實在沒轍了，他跑去問韓三平。

“韓總，你告訴我會不會過兩億？我只要求過兩億。”最後，《投名狀》的票房剛好過2億，雖然位列年度第三，還是以賠錢告終。

塵埃落定後，陳可辛親自去看了《集結號》。他覺得確實好看，影片後半部分簡直就是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陳可辛説他如果早知道《集結號》是這樣的，絕對會選擇排在它後面上映，而不會被“搶得後路都沒有了”。

有一段時間，陳可辛始終想不通，為什麼一個民營公司的電影也能這麼強勢，後來他終於開悟：一部好看的主旋律電影，可以得到的支持是巨大的。

2013年，CEPA簽訂十週年，北上十年的香港電影完成了從生存到適應的考驗。

這一年的金雞獎頒獎典禮上，陳可辛的《中國合夥人》勇奪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項大獎，他也成為第一個來自香港的金雞獎最佳導演。

《中國合夥人》豪取5.5億票房，陳可辛説自己幹了這麼多年電影，這是唯一一次踩中市場。當年讓他一舉成名的《甜蜜蜜》，雖然獲得了專業人士的認可，但票房只有一千多萬。

《合夥人》上映一年後，緊隨陳可辛北上冒險的徐克，也終於在試水多年之後，以一部8億多票房的《智取威虎山》捧得金雞，宣告自己寶刀未老的同時，也續訂了主打奇幻武俠的《狄仁傑》系列。

《智取威虎山》 

陳導和徐導用自己的經歷告訴後來的老鄉，在內地拍戲，有兩點最為重要：做好自己擅長的，只能帶來口碑，做好自己不擅長的，才能帶來票房。當你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時候，才算是活了下來。

這一點，一位後來的北漂導演最有體會。

六零後的林超賢在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入行，師從《逃學威龍》《武狀元蘇乞兒》的導演陳嘉上。他從學徒做起一直兢兢業業，終於幹到自己當導演的一天。 

可惜輪到自己喊“cut”的時候，香港電影已經江河日下了。 

2000年，林超賢拍《江湖告急》時，全香港只有兩部電影開工。他這部戲預算只有四百萬，還不到九十年代成龍片酬的五分之一，靠着幾位主演自降片酬才勉強開機。 

就是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江湖告急》獲得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等四項提名。憑藉一部部小成本積累的口碑，林超賢的導演功力逐漸被圈內認可。 

他需要的就是一個機會。 

當機會遙不可及時，忘掉它做好眼前的事，才是最有野心的態度。 

《證人》《線人》《逆戰》《激戰》，林超賢的電影成了最佳男主的得獎專業户，總是在二三流徘徊的謝霆鋒、張家輝都實現了演藝生涯的突破。 

成就他人的同時，林超賢也遇到了自己的貴人——博納影業的老闆於冬。 

投資《激戰》的時候，於冬沒有給林超賢任何限制，讓他“放開了玩”。確定影片方向後，一個電話都沒有給林打過。

《激戰》

於冬“賭”對了，《激戰》為博納帶來過億的票房。

2013年，於冬帶着一個新項目找到林超賢。這個故事的真實原型是“10·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事件”，如果開拍，將是國內第一部直接與公安部合作的電影。 

林超賢很猶豫。自己雖然拍過很多警匪片，但從沒涉及過公安題材，況且還是包括四個國家的真實案件。 

最讓他心裏沒底的是，自己在創作上從不妥協，只要投資方對劇本和演員提自己的要求，他就敢撂挑子不幹。 

這回如果和官方合作，他還能堅持自己的意見嗎？ 

考慮再三，林超賢還是接下片約，並且在公安部門的協助下，赴金三角地區考察，和專案組成員座談。 

這些經歷讓他大開眼界。林超賢覺得，自己聽到的這些故事，在香港拍出來觀眾也不會信，因為實在太過震撼，如果真能拍出來，警匪片這個類型都會有突破。 

但是，讓林超賢沒想到的是，從調研到開拍，中間還隔着各種大大小小的會議，只有所有人都點頭，這個戲才能開拍。 

每回一開會，來的專家就挨個對劇本提修改意見。故事精彩，但是暴露偵查手段的不能拍。突出主題，但是渲染犯罪細節的也不能拍。 

在改了二十多版劇本之後，林超賢受不了了。 

如果都按專家的意見改，電影拍出來絕對難看，藝術是需要獨斷的。

林超賢在《湄公河行動》片場

林超賢想要退出，他對於冬説：“於老闆，你不要搞我啦，這個戲我真的做不了。” 

這個時候，監製黃建新站出來，用自己的經歷勸住了林超賢。 

“幾十條意見就把你嚇住了？當年我拍《黑炮事件》的時候，幾百條批評意見我都扛下來了，別往心裏去就完了。” 

黃建新的話緩解了林超賢的焦慮。他決定先不管修改意見，按自己的感覺拍，如果不行大不了不署名。同時，於冬也找到公安部的領導溝通，雙方確定了“先開拍不行再補拍”的方案。 

有時候，你如果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別人就會認為你是錯的。 

《湄公河行動》試映時，評價不錯，林超賢説公安部門的領導很高興，因為他們從沒想過，出來的片子會是這個效果。

2016年，這部籌備三年的電影終於上映。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突破青春片的“包圍圈”，一舉斬獲11.84億票房。 

一年後，林超賢帶領團隊遠赴北非，用101天時間和導演生涯最高的5個億投資，完成了兩小時從頭打到尾的主旋律動作片《紅海行動》。 

為了對得起5個億的投資，林超賢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所有鏡頭全部親力親為，他自己能做到的才會讓演員去做。 

主演張譯説，他第一次在沙漠看見龍捲風很興奮，正看着呢突然視野裏的一輛車翻了，林超賢當時就在那輛車裏取景。 

工作人員都傻了，趕緊跑過去把車翻過來，從裏面拉出了滿頭鮮血的林超賢。林説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來，我們繼續。” 

《紅海行動》全片幾乎沒有安排文戲，軍艦、坦克、無人機，凡是能“聽響”的貴重道具都給觀眾拍了個遍。觀眾的回報也很直接，36億的票房、8.3分的豆瓣評分。 

《紅海行動》片場 

超高的票房把林超賢推上了神壇，他的名字已經和主旋律密不可分，只要他想接着拍“行動”系列，可以調動比《紅海》更多的資源。 

“成名”之前，林超賢最想拍的是《江湖告急》的續集。故事的大綱早已寫好，此前如果有人願意投資，他甚至可以把那兩部“行動”暫時放下。 

也許，每一個北上的香港導演，心裏都有一部《江湖告急》。 

就像我們每個人心裏，那個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的青春願望。

選擇北上的人，要經受風雨兼程的顛簸，選擇留下的人，要忍受叫好不叫座的寂寞。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三十多年的歷史中，只有《女人四十》和《桃姐》兩部電影創造過大滿貫（最佳電影，導演，編劇和男、女主角）的“神蹟”。它們的導演都是許鞍華。 

許鞍華電影的主角一直是香港這座城市的悲歡離合。 

當身邊的同輩後生紛紛北上時，許鞍華沒有走。有老闆拿着大製作的劇本和銀行卡找到她時，也被婉言謝絕。一直和母親住廉價公寓、出門坐公交車的許鞍華平靜地説：“那不是我想拍的電影”。 

劉德華説，不想看到這麼好的導演，如此辛苦地找錢拍電影。 

後來，堅持慢工出細活的許鞍華也接了兩部合拍片，《玉觀音》和《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不出意外，票房撲街，兩部戲加起來只有一千多萬。 

看着慘淡的票房，許鞍華搖了搖頭，説自己不是徐克，沒法用想象來拍電影。轉身回到香港後，許鞍華像一條回到水塘的魚，拍了兩部充滿生活氣息，同時橫掃金像獎的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和《桃姐》。

《桃姐》裏有這樣一個片段：扮演電影製片人的劉德華來北京開會，會上，他和徐克、洪金寶為了預算在內地老闆面前吵了一架，大有要散夥的意思，信以為真的老闆只好給項目加了錢。忽悠成功之後，吵架的三個人在北京吃了頓涮羊肉慶祝。 

扮演那個被忽悠的內地老闆的人，就是《桃姐》的投資人於冬。

叉少覺得，許鞍華想用這場戲告訴觀眾，我知道他們都在玩什麼，我只是想拍自己想拍的電影。 

許鞍華跟記者説，不要再寫她生活得有多苦了，她不想訴苦。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不會感到辛苦。

2013年，王家衞帶着籌備十年的《一代宗師》和觀眾見面。對於這位導演來説，無所謂北上不北上，因為沒有投資人和觀眾能為一部電影等十年。 

《一代宗師》裏，北方的宗師宮羽田對葉問説，拳有南北，可是國有南北嗎？ 

佛山的葉問回道，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強求全，等於固步自封。在你眼中，這塊餅是一個武林，對我來講，是一個世界。所謂“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進步。

電影上映後，有人問王家衞，如何看待香港電影的去留，王導藏在墨鏡後的眼睛閃了一下。 

“從1949年開始，香港電影就已經是全世界華人的一種娛樂。香港電影從來都是依靠外面的市場，但同時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如果香港電影本身是行的，又何止‘北傳’？”

當年，南邊的人來到北邊，帶來了專業、技術和理念，也看到了未曾見過的壯美山河，這山河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他們在舞台上演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感動、回憶和青春。

拍《新龍門客棧》的時候，張曼玉、梁家輝、林青霞被敦煌黃沙遮天的沙漠震撼，回到香港後，身上不知哪裏還會掉出沙子來。 

拍《大話西遊》的時候，周星馳每天會騎車帶着朱茵，經過銀川的朔方路，往返於酒店和片場之間。劉鎮偉後來説，他們天真的樣子讓人很難忘。

拍《如果·愛》的時候，周迅躺在安定門橋下結冰的護城河上，緊緊地抱着金城武，在零下二十度的北京，她有了不放開的理由。 

如今，香港電影人北上十六年後，兩地已經密不可分。 

就在上個月，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佈了一個消息，中央相關部委對香港電影頒佈了五項利好政策，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合拍片裏內地演員和內地元素的佔比被取消了。 

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當內地導演的《我不是藥神》等接連刷新票房紀錄時，南北影人已經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 

現在兩邊電影人能一起吃肉了，只是提供給我們的精神大餐好像越來越少。

九十年代末，當《泰坦尼克號》駛向亞洲的時候，東亞電影人都被美國大片製造的奇觀折服。我們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在電影院看到自己國家導演的奇觀。

從那之後，韓國電影奮起直追，在現實主義的路上越走越遠。日本電影不緊不慢，每隔幾年都有讓人驚歎的作品，而中國的南北影人則歷經從陌生、競爭再到攜手的轉變，蒙起眼睛跑到了距離世界第一大電影市場一步之遙的地方。

只是，電影品質和市場規模似乎不是那麼正相關。

前兩天，韓國導演奉俊昊憑藉《寄生蟲》摘得金棕櫚獎，成為韓國電影史上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去年獲獎的，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 

而早在26年前，內地和香港電影人已經通力合作，讓《霸王別姬》折桂金棕櫚。

陳凱歌與張國榮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再未有突破。**如今我們的起跑線，與同屬東亞的日韓相比，已經落後太多。 

説到底，無論是北拳南下，還是南拳北上，中國電影如果有勇氣突破自身的侷限，又何至於在一片金棕櫚前唏噓不已。

是時候停下來，好好看看我們曾經無比珍視的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