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為韓國拿下首個金棕櫚獎，韓國電影這些年是如何逆襲的？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5-29 16:51
作者：王小笨
在攝像機鏡頭面前，奉俊昊不停地展示着手裏的金棕櫚，嘴裏説“我忍不住去摸它”，像個孩子一樣。
他的電影夢也是從孩提時代就開始的。上台領金棕櫚的時候，他説，“我就是在12歲的時候下決心當導演的”，然後他摸了一下發酸的鼻子，手放在了金棕櫚獎座，“根本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親手觸摸到這獎盃”。
連韓國總統文在寅都親自發文祝賀奉俊昊，文在寅説“這是無上的榮耀，我和珍惜我國電影的國民們一同分享獲獎的喜悦。”
可是奉俊昊並沒有貪功。他想起了2006年自己去看金綺泳導演的作品回顧展，那時候他就發現有很多法國觀眾是金綺泳的影迷，所以奉俊昊會説，雖然他是第一個獲得金棕櫚的韓國人，但並不是唯一一個有資格獲獎的。
今年是韓國電影誕生一百週年。不過就國際影壇地位來説，和鄰國日本乃至中國相比，韓國電影的起點都算是低的。他們曾經是好萊塢類型片最忠實的學徒，因此長期無法獲得足夠的認可。
但在最近兩年，韓國電影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去年李滄東的《燃燒》刷新了戛納場刊歷史最高評分，今年奉俊昊就創造了歷史。
這當然是這位自稱“電影宅男，電影極客，電影怪咖”的導演個人的成功，但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韓國電影的勝利。
2018年韓國電影市場觀影總人次達到2.16億，這已經是韓國連續第6年觀影人次超過2億，考慮到韓國5100萬的總人口，這個觀影人次足以顯示出韓國人對電影的熱愛。
尤其是本土電影，觀影人次排名前十的韓國電影觀影人次均超過340萬人次，觀影人次第一的《與神同行：因與緣》更是在整個東亞地區引發觀影熱潮。
但韓國電影也曾經面臨過極其危險的境地。1998年韓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宣佈開放外國電影配額。開放配額意味着好萊塢電影將以傾銷的姿態進入韓國，沖垮韓國本土電影。後來拿到戛納影后的全度妍不無悲情地説，“以後我們還能看什麼，聽什麼，感受什麼？什麼都換不了韓國文化。”
電影人決定行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在首爾光華門前，7位導演剃了光頭，懷抱自己的遺像，以示抗議。這場行動被稱為“光頭運動”，這七位導演後來都成了韓國電影的中流砥柱，其中就有為韓國拿到威尼斯金獅獎的金基德和《燃燒》的導演李滄東。
這種反抗很快轉變成了行動。1年之後姜帝圭導演的《生死諜變》上映，這部電影成功挑起了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創造了620萬人次的觀影紀錄。它打敗的正好是1年前上映的好萊塢鉅製《泰坦尼克號》，這艘橫掃全球的電影巨輪在韓國撞上了又一座冰山。
雖然嚴格來説《生死諜變》完全照搬了好萊塢的敍事模式和動作創意，但姜帝圭在創作過程中，就帶着濃烈的復仇恨意，畢竟光頭運動中他也是7位導演之一，他曾直白地説過，“韓國電影就要死了”。
這種恨意並不獨屬於姜帝圭。恨是植根於整個大韓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徵，它來自於民族災難，亡國之恨，階級之恨，分裂之恨，種種負面情緒在韓國社會不斷累積。
後來這種恨意也成了貫穿奉俊昊所有電影的某種精神內核。
光頭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奉俊昊開始拍攝自己的導演處女作《綁架門口狗》。奉俊昊是學社會學出身的，但他後來進入韓國電影研究院深造，拍出了20世紀90年代韓國最出色的短片《支離破碎》。
2000年前後韓國經濟飛速發展，但《綁架門口狗》成功捕捉到了韓國人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之間存在的巨大斷層，直接展現出病態社會對人性的壓抑。
那時候奉俊昊有一個樸素的願望，“用現實生活作為元素，拍攝一部比類型電影還有趣，更加娛樂化的電影。”
《綁架門口狗》做到了。
1973年，為了維護獨裁統治，朴正熙修改憲法，連任總統，建立了所謂的維新政府，維新政府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加強意識形態的宣傳。
加強意識形態宣傳落到電影中就是嚴厲的審查制度。
文化部門很快行動起來，每年他們都會發布《電影政策措施》，措施的第一條永遠都是每部影片都應該宣傳維新思想。維新思想都是好詞，比如鼓勵民族認同、國家統一、愛國主義和進步思想。
但好詞不一定有好用，那時候只要是用現實主義手法表現社會的電影基本都過不了審，那個時期被稱為韓國電影的黑暗年代。
所以奉俊昊小時候其實看不到什麼像樣的韓國電影。他12歲愛上電影的時候，都是熬夜看 AFKN（為駐韓美軍播放的電視頻道）上放的午夜場美國電影，比如科波拉，比如斯皮爾伯格。
巧合的是後來昆汀曾評價奉俊昊是“70年代的斯皮爾伯格”，可見那些電影對他的影響之深。
直到1993年，時任總統金泳三在總統年度報告中提到，好萊塢大片《侏羅紀公園》的收益相當於賣出150萬台現代索納塔汽車所獲得的利潤，韓國由此引入了文化產業的概念。
那一年奉俊昊剛好大學畢業，他和朋友一起創立自己的電影社團黃門，可以説他的個人奮鬥一下子撞上了韓國電影的歷史進程。
1997年金大中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國”的策略，隨後電影審查制度就被徹底廢除，取而代之的是電影分級制度，同時電影產業成為了政府重點扶持對象，允許風投進入並享受減税政策。
這一系列舉措讓韓國電影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通道。
第二年奉俊昊就在自己結婚時所住的公寓裏，拍出了《綁架門口狗》。雖然《綁架門口狗》做到了奉俊昊想要的效果，但在韓國國內的反響並不好。
好在由於有宏觀政策的扶植，奉俊昊在拍攝自己的第二部電影時，依然能夠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於是就有了那部2003年韓國電影票房冠軍，無數人心目中的韓影歷史最佳-《殺人回憶》。
那是奉俊昊對於八十年代的印象，那時候為了防止敵人在夜晚偷襲，城市、工礦區、交通線的燈光全部要熄滅，“就像是人造的黑暗一樣”。
如果説過往的韓國電影經歷了漫長的人造黑暗時期，那2003-04年就是點亮這場黑暗的火把。
那一年，奉俊昊拍出了《殺人回憶》，樸贊鬱的《老男孩》在戛納拿到評審團大獎，金基德憑藉《空房間》獲得威尼斯最佳導演。韓國電影在國際影壇贏得集體聲望，這一批導演也被譽為韓國電影新浪潮。
李滄東曾經給戛納電影節官網寫過一篇文章，名字叫《韓國電影：阿里郎的傳人》，他講到這些韓國導演的一個共同特點，
“他們一直致力於通過影片來表達民聲和韓國民眾的情感與希望。”
奉俊昊是學社會學出身的，雖然他老是強調自己上學的時候沒有怎麼好好學習，時間都用來看電影了，但在奉俊昊的電影裏，你能很明顯地感受到他對韓國社會整體以及底層的關注，和帶有精英視角的關懷。
底層這個概念最早來自於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他在著作《獄中札記》中首次提出這一概念。底層是產生恨感情緒的首要人物，他們遠離權力，經濟困難，生活壓抑，需要藉助某種方式將恨釋放出來。
這種釋放帶來了韓國電影的另一個關鍵特徵-極端性。在接受多倫多電影節採訪的時候，奉俊昊曾解釋過這種現象。
他説韓國社會就處在不斷的動盪之中，一件件大事不斷髮生，“我們生活在如此戲劇性的環境裏，社會是混亂的，歷史又是如此的躁動，我們在無意識中就會受到現實的影響。”
他以辣醬和酒作比，他説韓國人哪怕在吃墨西哥菜的時候，也會加辣醬，“因為我們受得了這種熱辣”，韓國人還喝太多的酒，“每天都有硬核酒局”。社會中的一切都是極端的，於是電影也是極端的。
但在另一方面，韓國的文化又是極其開放的，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度在東亞各國中是最高的，民眾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甚至高達30%。這讓奉俊昊在赴美拍攝《雪國列車》和《玉子》時，也不會產生文化轉換上的不適，反而會有一種微妙的文化融合感。
就在這種極端的社會環境加上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中，韓國導演們不斷汲取新的創作靈感，創作出讓世界影壇震驚的韓國電影。
拍攝完《寄生蟲》之後，奉俊昊曾接受韓國媒體採訪，他覺得《寄生蟲》是一部充滿了韓國特色細節，非常韓國式的電影，“但同時也有全世界所處同一境地的當今時代非常普遍的問題”。這大概就是韓國電影人已經徹底摸到了世界脈搏的現實吧。
這個時候不免會想到我們自己，雖然相比於韓國，我們早在1993年就已經拿過了金棕櫚，但就看這幾年的電影發展和文化大環境，我們似乎離下一個金棕櫚已經漸行漸遠了。
短時間內韓國電影依然沒有辦法以正常的渠道進入中國，但韓國電影對於我們的影響又無處不在，只是如果一切都停留在買版權翻拍，劇本原樣複製，最後除了誕生一句“今晚全場消費由趙公子買單”這樣的網絡流行語，就什麼也留不下了。
不誇張地説，奉俊昊的《殺人回憶》是一代中國新導演的電影啓蒙，很多人憋着一口氣想在處女作就拍出自己的《殺人回憶》，但往往天差地遠。
對照一下韓國，他們有湧動的社會現實，自由的創作環境，政府全力的政策支持，完善的人才梯隊建設，對各種類型片都足夠包容的觀眾，一個個條件都擺在那裏。這些條件裏我們有什麼，缺什麼，不言自明。
所以現在你覺得我們離產生自己的奉俊昊，到底還有多遠？
部分參考資料：
《韓國電影：歷史、反抗與民主的想象》-閔應畯、朱真淑、郭漢周、金虎
《奉俊昊導演藝術研究》-朱笑顏
《“ 恨” 文化視閾下的奉俊昊電影研究》-何靜、夏穎
《奉俊昊電影的敍事與文化思索》-夏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