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為韓國拿下首個金棕櫚獎,韓國電影這些年是如何逆襲的?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5-29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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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笨
在攝像機鏡頭面前,奉俊昊不停地展示着手裏的金棕櫚,嘴裏説“我忍不住去摸它”,像個孩子一樣。
他的電影夢也是從孩提時代就開始的。上台領金棕櫚的時候,他説,“我就是在12歲的時候下決心當導演的”,然後他摸了一下發酸的鼻子,手放在了金棕櫚獎座,“根本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親手觸摸到這獎盃”。
奉俊昊有理由如此激動。他憑藉《寄生蟲》拿到的這座金棕櫚,是韓國在72屆戛納電影節歷史上拿到的第一座,此前林權澤憑藉《醉畫仙》拿到的最佳導演和樸贊鬱憑藉《老男孩》拿到的評審團大獎,是最接近的兩次。
連韓國總統文在寅都親自發文祝賀奉俊昊,文在寅説“這是無上的榮耀,我和珍惜我國電影的國民們一同分享獲獎的喜悦。”
可是奉俊昊並沒有貪功。他想起了2006年自己去看金綺泳導演的作品回顧展,那時候他就發現有很多法國觀眾是金綺泳的影迷,所以奉俊昊會説,雖然他是第一個獲得金棕櫚的韓國人,但並不是唯一一個有資格獲獎的。
今年是韓國電影誕生一百週年。不過就國際影壇地位來説,和鄰國日本乃至中國相比,韓國電影的起點都算是低的。他們曾經是好萊塢類型片最忠實的學徒,因此長期無法獲得足夠的認可。
但在最近兩年,韓國電影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去年李滄東的《燃燒》刷新了戛納場刊歷史最高評分,今年奉俊昊就創造了歷史。
這當然是這位自稱“電影宅男,電影極客,電影怪咖”的導演個人的成功,但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韓國電影的勝利。
文在寅總統的文章裏有一句話説得很對,“珍惜我國電影的國民”。
2018年韓國電影市場觀影總人次達到2.16億,這已經是韓國連續第6年觀影人次超過2億,考慮到韓國5100萬的總人口,這個觀影人次足以顯示出韓國人對電影的熱愛。
尤其是本土電影,觀影人次排名前十的韓國電影觀影人次均超過340萬人次,觀影人次第一的《與神同行:因與緣》更是在整個東亞地區引發觀影熱潮。
但韓國電影也曾經面臨過極其危險的境地。1998年韓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宣佈開放外國電影配額。開放配額意味着好萊塢電影將以傾銷的姿態進入韓國,沖垮韓國本土電影。後來拿到戛納影后的全度妍不無悲情地説,“以後我們還能看什麼,聽什麼,感受什麼?什麼都換不了韓國文化。”
電影人決定行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在首爾光華門前,7位導演剃了光頭,懷抱自己的遺像,以示抗議。這場行動被稱為“光頭運動”,這七位導演後來都成了韓國電影的中流砥柱,其中就有為韓國拿到威尼斯金獅獎的金基德和《燃燒》的導演李滄東。
7位導演光頭抗議的畫面,成為韓國電影崛起的標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象徵了世界各國抵抗好萊塢,捍衞民族電影的決心。
這種反抗很快轉變成了行動。1年之後姜帝圭導演的《生死諜變》上映,這部電影成功挑起了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創造了620萬人次的觀影紀錄。它打敗的正好是1年前上映的好萊塢鉅製《泰坦尼克號》,這艘橫掃全球的電影巨輪在韓國撞上了又一座冰山。
雖然嚴格來説《生死諜變》完全照搬了好萊塢的敍事模式和動作創意,但姜帝圭在創作過程中,就帶着濃烈的復仇恨意,畢竟光頭運動中他也是7位導演之一,他曾直白地説過,“韓國電影就要死了”。
《生死諜變》
這種恨意並不獨屬於姜帝圭。恨是植根於整個大韓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徵,它來自於民族災難,亡國之恨,階級之恨,分裂之恨,種種負面情緒在韓國社會不斷累積。
後來這種恨意也成了貫穿奉俊昊所有電影的某種精神內核。
光頭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奉俊昊開始拍攝自己的導演處女作《綁架門口狗》。奉俊昊是學社會學出身的,但他後來進入韓國電影研究院深造,拍出了20世紀90年代韓國最出色的短片《支離破碎》。
《綁架門口狗》
2000年前後韓國經濟飛速發展,但《綁架門口狗》成功捕捉到了韓國人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之間存在的巨大斷層,直接展現出病態社會對人性的壓抑。
那時候奉俊昊有一個樸素的願望,“用現實生活作為元素,拍攝一部比類型電影還有趣,更加娛樂化的電影。”
《綁架門口狗》做到了。
只不過在韓國,拍社會現實並不是一直被允許的。
1973年,為了維護獨裁統治,朴正熙修改憲法,連任總統,建立了所謂的維新政府,維新政府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加強意識形態的宣傳。
加強意識形態宣傳落到電影中就是嚴厲的審查制度。
文化部門很快行動起來,每年他們都會發布《電影政策措施》,措施的第一條永遠都是每部影片都應該宣傳維新思想。維新思想都是好詞,比如鼓勵民族認同、國家統一、愛國主義和進步思想。
但好詞不一定有好用,那時候只要是用現實主義手法表現社會的電影基本都過不了審,那個時期被稱為韓國電影的黑暗年代。
所以奉俊昊小時候其實看不到什麼像樣的韓國電影。他12歲愛上電影的時候,都是熬夜看 AFKN(為駐韓美軍播放的電視頻道)上放的午夜場美國電影,比如科波拉,比如斯皮爾伯格。
巧合的是後來昆汀曾評價奉俊昊是“70年代的斯皮爾伯格”,可見那些電影對他的影響之深。
甚至在奉俊昊的青少年時期,韓國電影銀幕上佔據主流的一度是情色電影,因為1983年韓國政府廢除了對公開表現性內容影片的審查。食色性也這些人本需求,一下子激發起了韓國觀眾對國產片中情色內容的好奇心。
直到1993年,時任總統金泳三在總統年度報告中提到,好萊塢大片《侏羅紀公園》的收益相當於賣出150萬台現代索納塔汽車所獲得的利潤,韓國由此引入了文化產業的概念。
那一年奉俊昊剛好大學畢業,他和朋友一起創立自己的電影社團黃門,可以説他的個人奮鬥一下子撞上了韓國電影的歷史進程。
1997年金大中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國”的策略,隨後電影審查制度就被徹底廢除,取而代之的是電影分級制度,同時電影產業成為了政府重點扶持對象,允許風投進入並享受減税政策。
這一系列舉措讓韓國電影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通道。
第二年奉俊昊就在自己結婚時所住的公寓裏,拍出了《綁架門口狗》。雖然《綁架門口狗》做到了奉俊昊想要的效果,但在韓國國內的反響並不好。
好在由於有宏觀政策的扶植,奉俊昊在拍攝自己的第二部電影時,依然能夠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於是就有了那部2003年韓國電影票房冠軍,無數人心目中的韓影歷史最佳-《殺人回憶》。
《殺人回憶》裏很重要的一部分場景是燈火管制。
那是奉俊昊對於八十年代的印象,那時候為了防止敵人在夜晚偷襲,城市、工礦區、交通線的燈光全部要熄滅,“就像是人造的黑暗一樣”。
如果説過往的韓國電影經歷了漫長的人造黑暗時期,那2003-04年就是點亮這場黑暗的火把。
《殺人回憶》
那一年,奉俊昊拍出了《殺人回憶》,樸贊鬱的《老男孩》在戛納拿到評審團大獎,金基德憑藉《空房間》獲得威尼斯最佳導演。韓國電影在國際影壇贏得集體聲望,這一批導演也被譽為韓國電影新浪潮。
李滄東曾經給戛納電影節官網寫過一篇文章,名字叫《韓國電影:阿里郎的傳人》,他講到這些韓國導演的一個共同特點,
“他們一直致力於通過影片來表達民聲和韓國民眾的情感與希望。”
奉俊昊是學社會學出身的,雖然他老是強調自己上學的時候沒有怎麼好好學習,時間都用來看電影了,但在奉俊昊的電影裏,你能很明顯地感受到他對韓國社會整體以及底層的關注,和帶有精英視角的關懷。
底層這個概念最早來自於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他在著作《獄中札記》中首次提出這一概念。底層是產生恨感情緒的首要人物,他們遠離權力,經濟困難,生活壓抑,需要藉助某種方式將恨釋放出來。
這種釋放帶來了韓國電影的另一個關鍵特徵-極端性。在接受多倫多電影節採訪的時候,奉俊昊曾解釋過這種現象。
他説韓國社會就處在不斷的動盪之中,一件件大事不斷髮生,“我們生活在如此戲劇性的環境裏,社會是混亂的,歷史又是如此的躁動,我們在無意識中就會受到現實的影響。”
他以辣醬和酒作比,他説韓國人哪怕在吃墨西哥菜的時候,也會加辣醬,“因為我們受得了這種熱辣”,韓國人還喝太多的酒,“每天都有硬核酒局”。社會中的一切都是極端的,於是電影也是極端的。
但在另一方面,韓國的文化又是極其開放的,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度在東亞各國中是最高的,民眾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甚至高達30%。這讓奉俊昊在赴美拍攝《雪國列車》和《玉子》時,也不會產生文化轉換上的不適,反而會有一種微妙的文化融合感。
就在這種極端的社會環境加上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中,韓國導演們不斷汲取新的創作靈感,創作出讓世界影壇震驚的韓國電影。
《寄生蟲》
拍攝完《寄生蟲》之後,奉俊昊曾接受韓國媒體採訪,他覺得《寄生蟲》是一部充滿了韓國特色細節,非常韓國式的電影,“但同時也有全世界所處同一境地的當今時代非常普遍的問題”。這大概就是韓國電影人已經徹底摸到了世界脈搏的現實吧。
這個時候不免會想到我們自己,雖然相比於韓國,我們早在1993年就已經拿過了金棕櫚,但就看這幾年的電影發展和文化大環境,我們似乎離下一個金棕櫚已經漸行漸遠了。
短時間內韓國電影依然沒有辦法以正常的渠道進入中國,但韓國電影對於我們的影響又無處不在,只是如果一切都停留在買版權翻拍,劇本原樣複製,最後除了誕生一句“今晚全場消費由趙公子買單”這樣的網絡流行語,就什麼也留不下了。
不誇張地説,奉俊昊的《殺人回憶》是一代中國新導演的電影啓蒙,很多人憋着一口氣想在處女作就拍出自己的《殺人回憶》,但往往天差地遠。
對照一下韓國,他們有湧動的社會現實,自由的創作環境,政府全力的政策支持,完善的人才梯隊建設,對各種類型片都足夠包容的觀眾,一個個條件都擺在那裏。這些條件裏我們有什麼,缺什麼,不言自明。
所以現在你覺得我們離產生自己的奉俊昊,到底還有多遠?
部分參考資料:
《韓國電影:歷史、反抗與民主的想象》-閔應畯、朱真淑、郭漢周、金虎
《奉俊昊導演藝術研究》-朱笑顏
《“ 恨” 文化視閾下的奉俊昊電影研究》-何靜、夏穎
《奉俊昊電影的敍事與文化思索》-夏穎